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聽到“湖廣填四川”這個說道，它是指發生在清朝時期以湖廣行省為主的老百姓大規模向四川移民以填補該地區人口極度凋敝的群體遷徙行為。雖說除了“湖廣”以外，還有江西、福建、兩廣等十多個其他省份，但是湖廣人最多，所以歷史上仍習慣叫作“湖廣填四川”。
“湖廣”最早是元朝設立的省級行政區域，全稱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老百姓嫌麻煩，就簡稱“湖廣行中書省”、“湖廣行省”、“湖廣省”或乾脆叫“湖廣”，轄長江以南、湖北、湖南大部、廣西、海南全省、貴州大部、雷州半島等地。
到了明朝，沿襲的正式名稱叫“湖廣承宣布政使司”，但在簡稱上和元朝幾乎沒有區別，只是轄區變小了，為湖北、湖南和河南小部分。
這些簡稱在清朝仍在沿用，不過清朝設湖廣總督（又稱兩湖總督），把元朝、明朝的一個省級行政區域“湖廣行省”以洞庭湖為界劃分為湖南、湖北兩個省級行政區域，但是統一由湖廣總督管轄，駐節武昌府。
很多人一看見“湖廣”兩字，馬上聯想到“兩廣”，其實到了明、清兩朝，“湖廣”與廣東、廣西沒有半毛錢關係，只是歷史上的“湖廣行省”這個稱呼人們還習慣沿用，所以最高長官自然而然就叫“湖廣總督”。
清朝還有一個與“湖廣總督”類似的“兩廣總督”，管轄的就是廣東和廣西。諺語“湖廣熟，天下足”就是說“湖廣行省”（湖南、湖北）盛產稻米，兩湖豐收，全中國的糧食就很充足了。顯然，廣東、廣西從來就不是中國的稻米主產區，自然不能囊括到“湖廣”之中。
那麼，為什麼要組織湖廣行省為主的十多個省份的老百姓大規模地去“填充”四川省呢？原因很簡單，主要是元、明、清三朝，特別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兩個階段，四川出現了長時間、大規模的戰亂以及後來的瘟疫、疾病等災害讓四川人口極度減少，需要補缺和“填充”。
古代四川（含現在的重慶）雖然偏處西南一隅，但巴蜀盆地地勢獨特，軍事上山險坡峻，交通阻隔，自古就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說法。經濟上，高達十六萬平方公里的盆地中，適合農耕的川西平原就有兩萬多平方公里，所以四川一向被稱為“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具備易守難攻和糧草充足的軍事、經濟優勢。
基於其獨特的戰略地位，每當上一個王朝行將崩潰之時，這裡的起義和割據就聞風而動，紛紛易旗立寨，宣佈自治或獨立；而當天下將定、硝煙欲散之時，這裡往往依然戰亂頻仍，尚未統一。
一般到大局已定的時候新的統治者才最後舉全國之力來收川入囊。所以歷史上常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也就是說四川相對於中國其他地方，戰亂的頻次、規模往往更多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其實，“湖廣填四川”在清朝只是最集中和高峰階段，這項運動更早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紅巾軍農民起義將領——湖北隨州人明玉珍率領十幾萬湖北籍農民軍及大量失去土地的湖北籍農民進入四川。
紅巾軍是元末明初起來反抗元朝統治的主要農民起義軍隊伍，後來大名鼎鼎的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從紅巾軍北方郭子興這一支系得勢的，而明玉珍屬於紅巾軍南方徐壽輝這一支系的重要將領。後來明玉珍率軍攻入四川，以後在重慶自稱隴蜀王，再改元稱帝，他建立的“大夏”政權經過兩世9年後被朱元璋所滅。
所以“湖廣填四川“是開始於元末的明玉珍，經歷了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兩個階段的歷時近百年的人口與文化的大融合，對巴蜀歷史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那麼我們再探討一下為什麼恰恰是這兩個階段呢？
早在宋金戰爭時期，四川就受到戰爭荼毒。一般人受《岳飛傳》等評書、演義小說的影響，印象中宋金戰爭主要發生在朱仙鎮、伏牛山等黃河流域的核心地區，其實宋金戰爭持續百年之久，金人在軍事上往往利用騎兵飄忽迅捷的優勢，採取多路突進、重點進攻的戰略，實施大縱深、大迂迴的戰法，多次深入南宋川陝地區肆虐廝殺，四川軍民堅持長期抗金，做出了巨大犧牲，最終阻擋金兵於四川盆地之外。
宋金戰爭之後川人又在四川盆地內部擺開戰場堅持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抗蒙戰爭。蒙古軍隊曾先後三次侵入成都，而身為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孫、拖雷長子的蒙古大汗孛兒只斤·蒙哥也在平川戰事中受傷而死（一說暴病死）於合州（今重慶合川區）釣魚城下，可以想象戰爭之慘烈，長期的拉鋸戰造成四川人民生命財產的極大損失。
另外，將要崩潰的宋朝在川官軍中也有不少軍隊在戰亂中趁火打劫，殘害百姓，有“兵匪合流”的趨勢。南宋時四川有近一千萬人，四川對金兵、蒙元軍隊相繼進行了長期、頑強的抗戰後，特別是在抗蒙戰爭中遭到元軍最猛烈的報復後，人口由1000萬銳減到60萬。
元朝由於持續對外用兵，擴張不斷，且政治腐敗，對漢族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後期又政變頻繁，可以說政治上始終未走上正軌。所以，在元朝將近100年的統治期內，官方壓根兒就沒有采取有組織移民的措施，四川的人口和勞動力一直未能得到較明顯的恢復。
直到上文提到的元末紅巾軍將領明玉珍率領不少湖北軍民入川，開創“大夏”政權，四川人口才得到一定增長。明初朱元璋滅夏後，明朝政府組織移民，所以就有了“湖廣填四川”這項移民運動在元末明初的小高潮。
到1401年，也就是明朝第五代皇帝宣宗朱瞻基即位不久才基本停止，四川才恢復到約400萬人。此時四川差不多都換成了湖北、湖南之人，十之八、九已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廣移民的後代。
從明末甲申年（1644年），即崇禎皇帝在歪脖子松樹上吊死的那一年起，整個四川又經歷了歷史上的空前劫難，這就是明末清初的四川亂戰。整個巴蜀大地，長期處於大規模的戰亂之中。
明末農民領袖張獻忠攻入四川並建立“大西政權”，短期內處於主導地位，於是當地地主武裝、清軍、南明弘光政權軍一起群毆起義軍。次年十一月，張獻忠在西充鳳凰山與肅親王豪格統帥的清兵發生遭遇戰時陣亡；1647至1650年，川內名義上效忠南明永曆政權的各路軍閥，互相之間征戰不休，爭權奪利，戰火不斷。
張獻忠犧牲後，其養子平東王孫可望、 撫南王劉文秀率餘部進入四川，在川北與和清軍激戰；1660至1664年，清軍鎮壓原李自成大順軍餘部聯合張獻忠餘部及地方武裝三方發展起來的夔東十三家義軍，搜捕明軍殘餘分子；1673至1680年清軍平西王吳三桂叛亂，攻入四川，其叛軍與清軍經歷了歷時七年的“ 三藩之亂”拉鋸戰。這些戰爭持續達三十多年，地主殺起義農民，農民殺反動地主，滿人殺漢人，漢人殺滿人，“殺得雞犬不留”。
在這30多年的大規模的戰亂中，不斷地輪番拉鋸廝殺。四川成了四戰之地：明軍濫殺，清軍濫殺，地方豪強濫殺，鄉村無賴邀功濫殺。特別是對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直到現在四川老輩人還記得所謂“八大王（張獻忠自號）屠川”的傳說，他被描繪成嗜殺成性的殺人魔王，清史記錄就有所謂“張獻忠屠盡四川人”的說辭。張獻忠殺了很多四川人基本是事實，但是把四川人口銳減全部推給他，則是歷史的謊言。
滿清入關後第三年，張獻忠就已戰死，並宣稱四川“平定”。然而事實是滿清真正平定四川是在十三年後的1659年才攻陷渝城（重慶）。也就是說在這十三年中，清軍難道是在同“鬼影”在作戰？可想而知造成大量人口銳減的主要原因應該是清軍入川時四川人民和清軍的殊死搏鬥而引發的清軍的血腥屠殺。
滿清一方面宣傳：“（張獻忠）是一個瘋狂的殺人魔王。四川交通可達的人煙稠密之處，差不多被他殺絕”，另外一方面，“彌望千里，絕無人煙”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何需清兵們花費十多年時間去平定？
從清軍在鎮壓四川人時自己發的一些通告中也可以初露端倪，如“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又清軍入川時遇到極大的軍需補給困難，一向作為“仁君”形象的康熙竟然下了一道“就地打糧”的上諭：“惟蜀路運糧，最為重要，宜於所復城池，村落，遍訪賊積米穀，悉行察收。”這實際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軍，可以隨便肆無忌憚的搶掠財物、荼毒百姓。
長期大規模的戰亂之後，屍橫遍野，鼠疫、瘟疫等疾病隨著戰亂接踵而來。“ 大頭瘟”、“馬眼睛”、“馬蹄瘟”等瘟疫及天災一宗接著一宗，還有饑荒、人吃人、匪患、虎患等。所以在明末清初整個四川只剩下8-9萬人了。對比當今重慶直轄前的四川上億的人口，簡直讓人瞠目結舌。
清朝建立後，滿清政府從順治起至嘉慶止，其間順治六年頒佈《墾荒令》，康熙的《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詔》都是對四川組織大規模的移民做出的“最高指示”，掀起了“湖廣填四川”的高潮。
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內，包括湖北、湖南在內的十餘個省的移民相繼到四川定居墾荒，其中來得最多的是“湖廣”（湖北、湖南）人，填滿四川各個角落，並在嘉慶年間發展到2800萬人。
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佔居重要地位。素有“湖廣填四川，麻城過一半”之說，所以才有上文的廣安鄧家與湖北麻城的歷史淵源。
如果把“湖廣填四川”這項跨度百年的移民運動看作一首歷史大合唱的話，其中還夾雜著伴奏曲。首先有“湖廣填四川”之後的“湖廣填陝南”。
陝西的漢中、安康、商洛等南部地區自古就和川、鄂聯繫緊密。明末張獻忠、 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興起與失敗、明末政權的垂死掙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亂，陝南都被殃及。陝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過之而無不及。
湖廣地區因兵禍連年，災荒不斷，災民成群結隊尋找適宜的土地安家立業，當時的清政府也因勢利導及時給予了政策引領，內拉外推之下，繼“湖廣填四川”之後，終於促成了清朝“湖廣填陝南”的移民浪潮。
“湖廣填四川”還有一前奏曲就是“江西填湖廣”。元朝末年，兩湖是紅巾軍與元朝軍隊以及朱元璋廝殺拉鋸的主要戰場，社會動盪使人口銳減。朱元璋統一長江流域之後，於洪武年間下令組織人多地少的江西人遷往湖南、湖北。
如今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之人的生活習性特別是飲食習慣差別不大，兩湖人一看見江西人就善意地戲謔稱呼其為“江西老表”，就是基於這一歷史淵源把江西人看作親戚的意思。
另外，湖南、湖北、江西至今一些地方還把上廁所稱為“解手”，這個名詞也與“江西填湖廣”有關。相傳當年很多江西人故土難離，是被清政府強迫、捆綁著押運到“湖廣”的，以防他們中途逃跑。路上要方便時，他們必須向押送官兵報告：“老爺，請解開手，我要方便”。次數多了，這種口頭請求就簡單化成：“老爺，解手”，即要“出恭”。此後，“解手”便成了便溺的代名詞，一直沿用至今。
總的看來，不管是“湖廣填陝南”也好，還是“江西填湖廣”也好，它們都只是“湖廣填四川”這項目偉大的人口與文化融合運動的“插曲”。這項政策的實施收到了顯著效果：它造成了人口的快速增長，調動了移民農桑生產的積極性，耕地面積迅速恢復擴大，糧食生產直線上升。到康熙朝中期，四川一躍成為米糧大省，川糧源源不斷地外調給他省並供應軍隊，可以說為“康乾盛世”的到來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同時，“湖廣填四川”使長期淪陷於戰亂與苦難中的“天府之國”在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快速復興，促進了四川人口繁衍和人種優化，近代四川名人輩出或許與此有關。它促進了楚文化與巴蜀文化的大交融，是中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對四川歷史發展產生的影響無論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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