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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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天涯》2002年第6期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的文化觀察
程光煒
對中華民族來說，“１９４８”堪稱是一個有特殊歷史記憶的符號。１９４８年元旦上午，蔣介石親率文武百官拜謁中山陵墓，他在《對全國國民廣播詞》中聲稱：“我們當前剿匪的軍事就是救民與害民的戰爭”，是“自由對奴役的戰爭，光明對黑暗的戰爭”。但就在一年之後，他被迫宣佈下野，露出氣數將盡的頹敗之象。恰好在這一天，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同時播發和發表了毛澤東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中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以他極具個性色彩的話語方式宣告了國民黨統治的終結：“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不是毛澤東本人想當然的預言。因為誰都明白，國、共兩黨經過二十多年的生死廝殺，中國歷史的天平開始向著中國共產黨一方大幅度地傾斜。１９４８年，是國民黨全面腐敗和最不得人心的一年，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對其發出了憤怒指責，表達了徹底的唾棄。儲安平在發表在《觀察》上的《中國的政局》中指出：“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員、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現在這一批人，沒有對南京政權有好感。國民黨的霸道行為作風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惡痛絕。”出於這種失望，這一時期大中城市被社會現狀所激怒的學生運動，也發展到無法控制的地步：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９日，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於子三被害，浙大校長竺可楨在現場“睹此慘狀，立即暈了過去，注射強心針後，始能起來，立即嚴詞質詢”；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９日，同濟大學、交通大學、聖約翰大學、大夏大學等校徒手請願的學生，在上海美其路遭到鎮壓；當年６月９日，北大、清華、燕京、南開、中法學生為援助上海學運，發起總罷課；幾乎同時，昆明三萬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美扶日大遊行；８月１９日，南京各大報紙披露了首都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傳訊和拘捕的“匪諜分子名單”，其中學生竟有一百六十三名……在現代中國近百年的空間中，上述現象不單意味著國民黨政權政治上的死刑，而且更證實了毛澤東對轉折的非凡預見。１９４８，在這裡實際超出了紀年的含義——因為，它向人們推出了拋棄與選擇的深刻文化命題。是的，在此大時代背景中，誰又能夠真正超然物外，而不作出自己的“抉擇”呢？
《觀察》與儲安平。
公開的表態
１９４８年元旦，流寓香港的郭沫若、茅盾在華北和東北大地傳來的隆隆炮聲中迎來了這非同尋常的一年。《大公報》、《華商報》等報刊對時局的報道，為我們勾畫了兩位作家當時真實的生存環境。１月８日，《大公報》在第二版以“平保線臨決戰階段”、“保定西郊北郊激戰進行”為題，傳達了空前激烈的前線戰況；２月１日，該報告傳出“關外戰事向錦州逼近”的緊張消息；又據《華商報》１月１０日消息，國民黨精銳之師“新五軍兩師覆沒”，“蔣介石將飛沈召開會議”；３月７日，該報又傳“上海米價奔騰不已躍升一二六零萬”的驚人新聞；５月６日，繼而報道：“豫西南全線大戰蔣軍連失兩城”。這些跡象表明，解放軍在戰場上已經完全佔據了主動，國民黨軍隊的全面失敗指日可待。此時，民盟、民革、民主促進會、農工民主黨、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人民救國會等反對國民黨的政治勢力紛紛雲集香港，他們大量發表痛斥國民黨、贊成共產黨的言論，明白無誤地從道義上和政治上拋棄了國民黨。
左：郭沫若，右：茅盾。
民主黨派在香港這個中國的政治集團一時難以控制的彈丸之地，聚集成聲勢浩大的反蔣統一戰線。而郭沫若、茅盾就是他們中的一員。被普通人看作民主人士的郭、茅二人，應該是中國共產黨早年的參加者和忠實追隨者；然而，在中國共產黨人眼裡，他們卻往往被看作可以倚重的民主人士。如果說，報刊營造了人們生存的政治生態，那麼它們同時也可以披露出郭、茅二人敏感而微妙的雙重身份——他們參加的絕不只是民主黨派的反蔣大合唱。歷史之所以有意味就在它有巧合——在中共香港文委控制下的《華商報》、《大眾文藝叢刊》上，郭沫若、茅盾開始發表諸多日益激進的文章，他們在徹底斬斷與國民黨的關係並拋棄了後者的同時，宣佈了對共產黨的公開擁戴和忠誠。茅盾在該報著文《祝福所有站在人民這一邊的！》，他興奮地預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業，有在本年內完成的希望了”，為此他號召說，“革命事業，這次必須一氣完成，我們要有決心。革命事業如果為了缺乏決心而不能在我們這一代徹底完成”，“那麼，我們將是歷史的罪人。”１月８日，郭沫若在一篇題為《我為什麼離開上海》的文章中宣稱：“住在上海，也就和十年前住在日本一樣，一切自由都被剝奪了。我只卑鄙地在那兒呼吸著血腥的空氣”，“因此，我感覺著：我多留在上海一天，便對中國人民多犯了一天的罪。”在那個非常的時代，罪人的所指不僅是一種精明兼而謹慎的政治心態，它更像是一個形象的心靈表白。《華商報》的讀者範圍在華南一帶，但細心的讀者當會發現，它的作者們其實是寫給遠在西柏坡的讀者看的。因為，就連宣稱是中國“第三條道路”的眾民主黨派也一邊倒了，在縱橫交錯而又無比複雜的政治遊戲中，又為什麼不允許我們的作家作出明智的選擇呢？
１９４８年的香港文壇，“表態”的另一姿態是“大批判”。在某種意義上，本年度姑且可稱作香港文學的“大批判年”。有趣的是，郭沫若沒有像邵荃麟、喬冠華、胡繩、林默涵把批判鋒芒指向同屬左翼文藝陣營的胡風等人，而是指向了自由主義文人。據蕭乾夫人文潔若說，郭沫若在批判中連帶到蕭乾是因為他１９４７年《大公報》一篇抨擊“稱公稱老”的社論而引起的，“四個字恨上一輩子”。但聯繫激進主義文藝思潮與自由主義文藝思潮的傳統積怨，它顯然又不是一樁簡單的文壇筆墨，卻與１９４０年代末知識分子陣營的大抉擇有著更深廣的聯繫。在《斥反動文藝》中，郭沫若開門見山地指出：
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勢力與反人民的反革命勢力作短兵相接的時候，衡定是非善惡的標準非常鮮明。凡是有利於人民解放的革命戰爭的，便是善，便是正動；反之，便是惡，便是非，便是對革命的反動。
他首創出幾個形象性的形容詞：紅、黃、藍、白、黑。紅、黃色是指沈從文，藍色指朱光潛，黑色指蕭乾，犀利而尖刻地為他們畫了像。他說：“什麼是黑？人們在這一色下最好請想到鴉片，而我想舉以為代表的，便是《大公報》的蕭乾。”“作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如沈從文的《摘星錄》、《看雲錄》”，“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勢力而活動著。”而所謂朱光潛的藍，是因為“人們在這一色下邊應該想到著名的藍衣社之藍，國民黨的黨旗也是藍色的”。在嚴重而峻急的政治形勢下，尤其是個人與命運之關係猶如以卵擊石的背景中，郭沫若的現實比喻絕非是一時戲言，他的批判可以說是既格外逼真，又扣人心絃。誰都知道，在歷史關頭，它發揮的是一石兩鳥的作用。也許正因為如此，有人敏銳地發現，郭沫若這篇檄文才會“寫得如此激烈”。這一動機，就連外國學者也洞若觀火，認為那絕非一般的意氣之爭，而是在有意識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常識’”肅清“自由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為新的時代清理障礙。
“表態”當然還會有另外的表現，例如“歌頌”解放區文學。與郭沫若、茅盾倆人在各種慶祝、團拜場合頻頻出場恰成同趣的，是他們對歌劇《白毛女》、小說《小二黑結婚》的高度讚揚。１９４８年５月至１１月，隨著共產黨軍隊在戰場上明顯佔據主動，香港左翼文藝界興起了“白毛女熱”和“小二黑熱”。５月２５日至２７日，《華商報》連續推出劉尊棋和歐陽予倩的文章《〈白毛女〉在解放區》、《祝〈白毛女〉上演成功》。當月２９日至６月９日，由建國劇藝社、中原劇藝社和新音樂社聯袂的歌劇《白毛女》在九龍普慶戲院聯合公演，一時盛況空前。看過演出的郭沫若當即指出：“《白毛女》這個劇本的產生和演出”，“標誌著悲劇的解放。這是人民解放勝利的凱歌或凱歌的前奏曲。”他特別提醒人們，“單是欣賞故事的動人或旋律的動人，是不夠的。故事固然動人，但我們要從這動人的故事中看出時代的象徵。旋律固然是動人，但我們要從這動人的旋律中聽取革命的步伐。”茅盾則鮮明地使用了《讚頌〈白毛女〉》這種政治意味濃厚的標題。在文章中，他一反常態地運用了三個排比句，稱讚說：“《白毛女》是歌頌了農民大翻身的中國第一部歌劇。這是從一個十七歲佃農女兒的身世表現出廣大的佃農階層的冤仇及其最後的翻身。這是從一個地主的淫威表現了封建剝削階級的反動，無人性，及其蹂躪人民，出賣祖國的滔天罪行。”另外，作者還對懷疑《白毛女》不是中國歌劇的說法進行了辯解。對小說《小二黑結婚》的現實意義，郭沫若進行了有意識的擴展。他表示，“故事雖出在北方，但中國的封建社會，無分南北，都是一樣。我們倒希望南方的無數小芹，與小二黑都得憑集體的力量來獲得人生的自由，欣欣向榮的永遠的春天。”在《新社會的新社會人物》一文中，茅盾不單指出了小二黑不同於五四以來文學形象的時代意義，還把這種新的美學原則、創作模式作為新的事物來提倡。
正像這兩部作品一開始就不是按照純粹的文學作品來創作，而是為了形象地演義中國革命的歷史一樣，郭、茅的文學評論當然也不是純粹的文學評論——是不能過於當真的。在某種意義上，《白毛女》和《小二黑結婚》是一種解放區式的政治性寫作，是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寫作。作為中共早期黨員和中國革命“同路人”的郭沫若、茅盾，幾乎不可能不亮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其實，在１９４８年之際，無論你是擁護也好，批判也罷，無論你是讚頌也好，附和也罷，你都無法真正超出時代的轉折，自由地安排個人的命運。有意思和值得考究的，倒是蕭乾在《擬Ｊ·瑪薩里克遺書》中對郭沫若等的回應與譴責。他說：“現在整個民族是在拭目抉擇中。對於左右我願同時盡一句逆耳忠言。縱使發洩了一時的私怨，恐怖性的謠言攻勢，即便成功了，還是得不償失的，因為那頂多造成的是猙獰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為了不替說謊者實證，為了對自己忠實，為了爭一點人的骨氣，被攻擊的人也不會抹頭就跑的。你們代表的不是科學精神嗎？你們不是站在正義那面嗎？還有比那個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嗎？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則，從長遠說，還值得保持。”這些道理，在郭、茅二人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們同樣是深受中國傳統士人精神教化的知識分子，有自己靈魂的底線。但作為左翼作家中人，他們與自由主義作家的差異即在於——更懂得自己所處的時代——他們是精神上的浮士德，但又是腳踏實地的務實的戰士。更確切地說，他們有他們獨特的經世致用的準則和行事方式。
遲疑與展望
老舍此時正在美國紐約那座“園林極美、地方幽靜”的作家書屋雅鬥。兩年之前，他和曹禺應邀來這裡訪問和寫作，時間為一年。曹禺後來按期回國，老舍因為要寫《四世同堂》和《鼓書藝人》和其它原因滯留下來，直到１９４９年底才回北京。解放後的研究著作通常喜歡把這一時期的老舍描繪得非常苦悶，恨不能立刻回到新中國的懷抱。但近來翻看《老舍自傳》，發現情況並不完全如此。１９４８年２月４日，他在致友人高克毅的信中說：“‘四世’已快寫完，因心情欠佳，殊不滿意。定於三月中回國，是否能按時回去，當不可知。”３月４日卻致函高道：“我又申請延展留美六個月，尚無迴音，假若得不到允許，即將回國了。”兩封信，等於否定了急盼回國的臆測和主觀想象。此時，老舍一方面麻煩纏身，另一方面也想在這裡，或者其他地方——有所發展。心情欠佳的直接原因是《駱駝祥子》的譯者、美國人伊文·金不僅曲譯和隨意刪改原作，而且拒絕付給老舍應得的版稅；“延展”則為繼續尋找《離婚》的譯者，並促成電影《駱駝祥子》拍攝，擴大自己作品在美國的影響。對此，替老舍打抱不平的沃爾什夫人（即著名美國女作家賽珍珠），在給老舍作品版權新代理人勞埃得的信中有更具體的解釋：
親愛的勞埃得先生：
目前，他正在創作一部長篇小說，名字叫《四世同堂》。由於下面一些原因，他的事情正處於混亂狀態。或許，我最好先給你簡單談一下問題的癥結所在。
他的作品的譯者伊文·金（筆名），在沒和他打招呼的情況下，翻譯了《駱駝祥子》，該書經雷諾和希契克公司出版後，你可能也知道，入選為‘每月佳書’。但在相當一段時間裡，舒先生沒有收到任何報酬。我猜想，當時他可能不知道那本書取得了這麼好的效果，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這本書已經出版了。後來，還是在朋友們的幫助下，他才百分之五十的版權稅。
去年，林語堂的二女兒林太乙想翻譯舒先生早期的一本小說《離婚》，因為約翰德不知道他們此舉和舒先生與雷諾和希契克公司的出版計劃相沖突，結果這一設想流產了。與此同時，伊文·金返回中國後生了一場大病，在住院恢復期間，他著手翻譯了《離婚》。開始的時候，翻譯工作似乎進行得還順利，他好像也很為舒先生著想，但後來，使舒先生十分不安的是，他發現伊文·金的譯文有許多重要方面大大偏離了原著，結尾則和原著完全不同。事實上，他對伊文·金在翻譯《駱駝祥子》時擅自進行改動本來就十分不滿。因此，當他發現伊文·金又故伎重演時，他感到無法容忍這件事，並且拒絕承認伊文·金的工作。伊文·金先生變得極為粗暴，他告訴舒先生他（伊文·金）有權獲得全部版權收入。他還說，照他看來，要不是他在翻譯過程中對原著做了進一步完善，舒先生的著作根本一文不值。他還通過律師恫嚇過舒先生。……
沃爾什夫人的親筆信為我們研究老舍的心態和處境提供了一個特殊視角。如果往下讀《老舍自傳》，還會有更重要的收穫：我們發現，他１９４８年４月６日到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２日間致代理人勞埃得及友人高志毅、樓適夷的信，幾乎全與“翻譯”、“與譯者商討稿酬”和“電影拍攝”的事有關，國內震耳欲聾的槍炮聲，似乎對這一切毫無影響。例如，他原打算就給《四世同堂》譯者浦愛德小姐“百分之十五的分成比例”，但當對方堅持“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時，便做了讓步；又例如，為打贏與伊文·金的“奧林匹克賽”，出一口惡氣，他安排郭小姐出任《離婚》的翻譯，併為終於贏得保護原著版權的法律協議而興奮不已；他還在文中盛讚雅鬥這座各國作家寫作的天堂，稱讚它“園內有松林、小湖、玫瑰圃、樓館，與散在松蔭下的單間書房”的幽雅環境，以及“下午四點，工作停止，客人們才到一處，或打球，或散步，或划船”的閒散和優越的生活。多年前，他就坦然聲稱道：“我自幼貧窮，做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遠不和目前的事實相距很遠。”由此，我們可以理出一條大致的線索：假如不是簽證到期、周恩來這時盛情相邀，老舍說不定還會像這樣漫遊下去。因為儘管他時常抱怨美國“不太舒服”，但他畢竟在生活上是個現實主義者，理想永遠不和目前的事實“相距很遠”；更何況國內的戰亂剛剛結束，誰知道是否還有雅鬥這樣好的寫作環境？老舍畢竟是老舍，沒有郭沫若、茅盾那種自覺的黨派意識和政治參與意識，他只是一個自由主義作家，一個比較純粹的寫家而已。因此，像大多數中國自由主義作家一樣，他這時對精神自由尚朦朧地抱著不切實際的奢望，雖然他的觀望中，未必就沒有一般知識分子對“革命後”的隱憂。
左：老舍，中：巴金，右：曹禺。
巴金也是一個對政治缺乏敏感的書生。１９４８至１９４９年初，當國、共兩黨交火的炮聲已經震耳欲聾，他依然在唱著他那“詛咒舊時代”的老調，埋頭而盡心盡職地做他的文藝雜誌編輯。因此，他關注的社會現實是：“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婦在跟賣西瓜的人高聲論價，一個女性的帶病的聲音在乞討殘飯，一個老年人在咳嗽吐痰”；影響他此時思想判斷的是“寒夜”式的眼光：“今天天氣的確冷得可怕，我左手邊攤開的一張《大公報》上就有著‘全天在零度以下，兩天來收路屍一百多具’的標題”；巴金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仍然是俄國革命黨人和法國民主知識分子反抗王權與爭取個性自由的思想傳統，“誰都知道主要的鬥爭是為了‘權力’，‘權利’和‘階級’的利益。”他甚至宣稱：“一部法國革命史實際上就是一部爭取自由的歷史。”而絕沒想到，即將到來的大革命與他期待的大革命，到底有什麼相似之處。１９４８年前後的上海，為讀者攝下的是巴金全身心投入雜誌編輯和校對工作時的身影。他留在歷史鍵盤上的聲音，也是巴金所獨有的，帶有巴金式的姿態和氣味：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９日，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說：“現在上海很少有書店願意接印新稿（要是長篇，趙家璧還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書，難有賺錢希望。肯出適當價錢買版稅的，可說是沒有。”５月５日，在致沙汀的信中說：“您問起去年二月以後您的版稅結過沒有，這事情我已打電話到書店去查問過了。據說您的書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稅是舊版書的最後一次版稅。《淘金記》、《還鄉記》都是去年年底重印的。書店會計部另有回信寄給您。”７月２５日，致信範泉說：“收據寄上，請查收。原稿收到，謝謝。要是方便，請您再寄一本刊載《懲戒室》的那期《文藝春秋》。”８月１４日，在信中告知敬之：“版稅這期有四十多萬，已囑書店通知重慶分店轉匯。”１０月２６日，又告訴敬之；“我已與會計科講好，預支版稅五十萬元，由渝轉來，今天同時寄一信給濟生，請他照辦。”１２月２１日，對來約稿的《文藝春秋》雜誌主編範泉“訴苦”道：“近日仍忙著看校樣，新春隨筆之類無法寫，請原諒。稿費當於見面時奉還。”１２月２９日，接著告知敬之：“版稅已囑書店早匯，大概仍由重慶分店劃付，不過書店辦事難免不拖幾天”；再查巴金１９４９年６月至８月的書信，向人告知的也多是編輯、寫作與人事方面的苦惱。如６月１０日致作家田一文書：“我一直忙，《安娜》也有幾十頁待ＯＫ。房子問題弄得我頭痛。我實在無法寫信給你。”又如８月２９日致友人書：“我去北平前幾天朗西夫婦約了幾個朋友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應回滬後辦交代。現在是康嗣群做總經理，朱洗做董事長。我無權請你回來了。”……“敬之”是作家沙汀在四川安縣家鄉隱居時的化名，他當時用岳母黃敬之的名字與人通信，包括向巴金催要版稅。
縱觀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難免給人世俗的、然而也非常真實的印象。全中國那場決定著民族生死命運和前途的戰爭，對巴金好像沒有太大的影響。當上海已經“城破”，濃厚、刺鼻的硝煙還在街道上瀰漫時，他關心的卻是文學作品的出版問題，是版稅、寫稿、人事糾紛和其他一些看似瑣碎的編輯業務。不過，它們卻透露出了一個重要信息：１９４８年前後的巴金，仍然是一個視文學如生命的作家。事實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個勤奮的作家和態度誠懇、負責的編輯的形象，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厚厚的大書中的。這是他給自己、也是歷史給予他的定位——只不過在１９５０至１９７０年代暫時偏離了一段時間而已。當然這是後話。我們關心的仍是：巴金這時的真實心態和處境，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他是怎樣安排與籌劃自己的文化命運的。而這種安排與籌劃，他對現實所採取的應對態度，對一代作家未來的命運究竟會意味著什麼？巴金當時是自覺地投入大革命的懷抱，真心誠意地選擇了歷史的嗎？如果不是，那它又顯示了怎樣一種思想命題？等等。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今天重新去思考和研究。讓我們再把鏡頭搖回到１９４８年。需要指出的是，他畢竟不是一個悲觀的宿命論者，“早給千百萬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歲。如果人生以百年計，無疑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齡。”而且與魯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相比，巴金為人和作文都要單純得多。解放軍進入市區之前，有人勸他移居海外。但當年５月的某天，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來，無意中卻調整了巴金稍感不安的心靈的天平：“有個戴著眼鏡穿著解放軍制服的中年瘦個子來霞飛坊五十九號，他徑自跑到樓上巴金家中，用雙手緊握住巴金的手不放。原來他不是別人，正是巴金在一九三四年認識的在魯迅身邊工作過的黃源。”黃源抗戰中參加新四軍，他現在的身份是上海軍管會文藝處的負責人。如果說巴金對經過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從山溝裡走出來的中國共產黨還比較陌生的話，那麼他卻非常熟悉老朋友黃源。在某種意義上，黃源對於巴金就是１９４８年的中國共產黨人，他是一個既具體、又親切可信的存在。他就是一個無形的資信。正如魯迅是通過瞿秋白、馮雪峰、胡風等左翼文人認識了中國共產黨一樣，巴金也通過文壇老友黃源認識了一個新時代。翻讀巴金這一時期的文章，這一漸漸形成的信任感，給人留下了十分觸目的印象。在《一封未寄的信中》，他第一次稱那些黨員作家為“朋友”，他說：“我稱你們做朋友，你們也許不認識我”，“雖然我叫不出你們每個人的名字”，“可是站在你們旁邊，我沒有一點陌生的感覺。”他學會了用這樣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感情：“我從中國的上海來。上海，這個國際聞名的城市，有人稱它是罪惡的城市，有人稱它是冒險家的樂園”，“在這裡小孩捱餓，婦女受辱”，“勞動力毫無原因地被浪費，被糟蹋。這就是帝國主義一百年來的成就。”他甚至還勸老友與人談談自己的“思想問題”。顯然，從一個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作家和編輯到這麼一個轉變，是快了一點，中間幾乎沒有什麼過渡和鋪墊。像他筆下的覺慧一樣，巴金胸無城府，心靈有如藍天一般透明；又像他的沒有審視距離、也不懂得敘述遊戲的小說，他的愛和恨，對人都不設防。
在《〈雷雨〉序》中，曹禺曾這樣分析自己：
我不知道怎樣來表白我自己，我素來有些憂鬱而暗澀；縱然在人前我有時也顯露著歡娛，在孤獨時卻如許多精神總不甘於凝固的人，自己不斷地來苦惱著自己，這些年我不曉得“寧靜”是什麼，我不明瞭我自己，我沒有希臘人所寶貴的智慧——“自知”。
這段話，是作者為什麼要寫這個劇本的註腳，但不妨說也是他對自己內心世界的真率剖析。在熟悉曹禺的人眼裡，“膽小怕事”和“惶惶不安”其實是他性格中的一個側面，其中，還夾雜著某種“自卑感”，和“自暴自棄的思想”。然而作為現代話劇的大師，曹禺又是舞臺上的強者，是左右並安排他人物命運的藝術主宰。戲劇與生活，是曹禺必須面對、卻是兩重完全不同的世界——也就是說，在戲劇中他永遠是“主動”的、出擊的，而在生活面前卻總是被動的，恰如他自己所說：“我不明瞭我自己”。
大概是因為這種被動性，１９４７年初，剛從美國返回、應邀任上海實驗戲劇學校教授和上海文華影業公司編導不久的曹禺，就受到了舊日學生兼秘密地下黨員劉厚生、方倌生和任耀德的“包圍”：“他們關心著他們所敬愛的老師，這一方面是師生的情誼，同時，也是接受了黨組織交給他們的任務。”由於抗戰時期在重慶時就與南開中學校友周恩來相識，他對共產黨並無惡感；由於目睹國民黨那些接收大員以接收之名大發橫財的種種劣跡，出於知識分子當時那種普遍的義憤，他甚至還接受了學生們兩週一次在育才中學參加政治學習的建議，讀的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和其它革命書刊。正如他在回答為什麼執導電影《豔陽天》的問題時所說：“中國人有一副對聯，叫做‘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橫額：‘莫管閒事’。這，我認為不對。我們必須明辨是非，必須懇切做事，不怕麻煩，不怕招冤。”但從《豔陽天》的導演意圖和劇情看，曹禺在藝術世界中又是相當自覺和清醒的：主人公陰兆時是一個明辨是非且敢於為弱者打抱不平的律師。魏卓平所辦的孤兒院因為靠近碼頭，而且比較偏僻，被當過漢奸的鉅商金煥吾看中，並強行收買做了秘密倉庫。陰兆時明知金煥吾有錢有勢，但不畏強暴，挺身而出，起而為魏卓平辯護。因魏卓平已被迫在契約上簽字，事情已無法挽回。不久金煥吾因囤積居奇被人揭發，秘密倉庫遭到查封。他遷怒於陰兆時，指使惡人在陰四十壽辰當天毆打了他並在其家中大砸一通。最後，經陰兆時激烈抗爭，法庭判決金煥吾犯漢奸罪，孤兒院房產也完璧歸還。劇情一波三折、波濤洶湧，由於有著名電影演員石揮（飾陰兆時）、李健吾（飾金煥吾）、崔超明（飾楊大）、石羽（飾魏卓平）等“加盟”，影片打出“好人沒有活路”的鮮明主題，電影一開演即在國統區各大小城市引起了轟動。
1947年下半年，曹禺接受了文華影片公司的聘請，寫作了電影劇本《豔陽天》，並親自擔任導演，用了將近四個月時間，拍攝成影片。
影片上映已是１９４８年的春天，這是曹禺對這個兵荒馬亂的年頭的特殊獻禮。“我不明瞭我自己”，但又希望在時代的抉擇中有所行動，這種矛盾與期待相摻雜的行為模式，不是曹禺一個人，也是他所屬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在１９４８年前後的真實寫照。在分析老舍思想的矛盾時，有人曾指出：“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對國民黨失望，同時渴望共產主義的那種自由才去投身革命，他渴望著一種個人精神自由也才去參與共產主義運動。”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曹禺每到晚上偷偷收聽解放區的廣播，對戰場上的勝負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為此，他還與老同學和朋友孫浩然做過一次嚴肅的長談。據孫浩然追憶，“他說，他經過多年的探索，逐漸明確了一條道路，那就是共產黨才真正是為人民的，他要走這樣一條為人民的道路。他說：‘我要走了！’希望我留下來，等待全國解放的到來。他談得很深，也很嚴肅，他同地下黨的關係，主要是由金山負責聯繫的，他去香港的票，也是金山為他搞到的。”然而，在根本的意義上，無論是戲裡戲外也好，被動與主動也罷，決定著曹禺去留的，很大程度上還是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義感、道義感。如前所述，１９４８年的蔣家王朝早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由於全面地貪汙腐敗、連年征戰不止，它不光在廣大知識分子心目中，更在廣大民眾心目中失去了最後一道光環，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受到了普遍的質疑與顛覆。“道”與“勢”儘管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選擇中經常處於激烈的衝突之中，但知識分子以“道”自重依然是歷史上一種普遍的現象，曹禺自然也不例外。知識分子之所以受到尊重，基本上是由於他們代表了“道”，而政治權威多少都要具備某種合法性（或曰“合道性”），“合道”可以說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權都必須遵守的通則。也許正因為如此，１９４０年代末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持“道”來批評政治的，他們把“弘道”的擔子完全放到了自己肩上——曹禺的思想行為應該說就是這一偉大傳統的真實體現。１９４８年前後，在歷史最後謝幕之前，曹禺的黃泛區之行，是其中一個耐人尋味的插曲：應當時救濟總署之邀，他與著名電影導演張駿祥乘飛機視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黃泛區，對當地老百姓瀕於生存極限的生活狀況十分驚訝。出於義憤，曹禺對同行的美國救濟分署官員當面予以了譴責，原因就是後者用糧食支持蔣介石打內戰。顯然，曹禺對國民黨政權的遺棄，是一種“道義”上的遺棄，而不像郭沫若、茅盾那樣是政治上的遺棄。這一點，決定了他與郭、茅不同的思想出發點，也預示了與後者雖然殊途同歸然而卻稍有差異的命運。
南渡與北遷
如果說１９２６年的南遷是現代中國作家的第一次遷移，１９３７年是第二次遷移，那麼１９４９年初前後將意味著是第三次遷移的開始。而這最後一次遷移，深刻刻劃了現代中國文學和作家的歷史歸宿及其命運。據《胡適傳論》作者介紹，這時中國共產黨方面已在暗中做胡適的工作，條件是隻要他不離開，將保證北平解放後仍讓他繼續任北京大學校長和北京圖書館館長。但胡適登上了國民黨派來的專機，臨行前拋下了三句話：“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幾乎同時，陳寅恪也乘國民黨的專機南飛，不過他不像胡適去了美國，而是留在了北京與美國之間的廣州。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義作家、學者梁實秋，乘火車離開北平，選擇臺灣作為他最後的棲息地。在此前後，共產黨地下黨也加大了把大批民主人士和著名作家轉移到解放區的力度，他們似乎與國民黨展開了一場雖然激烈、卻沒有裁判的競賽。而就在這場勢均力敵的大決賽中，郭沫若、茅盾、曹禺等人再次成為引人矚目的主角。
左：胡適，右：陳寅恪。
１９４８年末某夜，香港碼頭風急浪高。郭沫若化名丁汝常，與一批民主人士登上中華輪秘密離港北上。他明確表示：“決心摒除一切的矜驕，虔誠地學習、服務，貢獻出自己最後的一珠血，以迎接人民的新春。”１２月１日，輪船抵達丹東石城島。這是郭三十五年前留學日本時的途經之地，睹物懷舊，不免感慨萬端且想象豐富，一時興起，居然與人結伴到西郊的五龍背溫泉大洗了一番。五天後，改乘火車安抵東北解放區首府瀋陽，受到優厚的接待。在中共東北中央局主持、各界參加的盛大歡迎會上，郭沫若放聲朗誦了親撰的詩，其中有“我來彷彿歸故鄉，此日中行亦似狂”的誇張句子，表示要“以毛澤東主席的意見為意見”，“決心為實現人民的公意，爭取真正的和平”云云。此間，淮海戰役告捷和國民黨軍隊主帥杜聿明被生擒、天津解放、蔣介石下野等震撼人心的消息頻繁傳來。１９４９年剛剛翻開新的一頁，又傳來北平守軍放下武器接受收編的新聞，郭沫若當即與李濟深、譚平山、茅盾、許廣平等聯名致電毛澤東、朱德，並告知行蹤：“同人等已先後進入解放區，迭奉捷音，不勝振奮。竊願竭力追隨，加緊團結，為中國之建設奮鬥到底。”毛、朱隨即也發來唱酬式的電文，上雲：人民解放軍之所以進展順利，與“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一致奮起，相與協力”關係甚大，表示歡迎諸公前來解放區。從１９２５至１９４９年的２４年間，郭沫若給世人留下的始終是“在途中”的深刻印象：１９２６年以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隨大軍北征，一路上，他對中國這場新式革命不遺餘力地熱情鼓吹；一年後，卻寫下駱賓王聲討武則天的檄文那樣大膽激烈的文章《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因此不得不逃亡日本隱居十年；１９３７年，他返國與蔣介石“握手言和”，出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之職，幾年後又與蔣鬧翻，創作出露骨的諷世之作《屈原》，令共產黨大為快慰而國民黨方面恨之入骨……然而，由於近代以來中國政治舞臺鬥爭的錯綜複雜和殘酷性，郭沫若以文人形象參與政治的人生道路又是艱險崎嶇、一波三折的。在中國現代作家的眼裡，他是精明強幹且能適應各種政治風雲的政治家；而在各類政治寡頭心目中，他不過是一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那種手無縛雞之力、酸腐誇張的文人而已。這注定了他在政治與文學之間極其尷尬的處境，某種程度上，也暗示了他走進新中國之後的“開局”與“結局”。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邁進新時代的“歷史瞬間”時受到的禮遇甚高。１９４９年２月底，他與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等三十五人到達北平，中共數名高官前來迎接，計有林彪、羅榮桓、董必武、聶榮臻、薄一波、葉劍英和彭真等。半個多月後，又赴西苑機場迎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並隨同檢閱了十萬解放軍將士。只見西苑機場上禮炮隆隆，萬馬嘶鳴，情形頗為壯觀。
查《周恩來年譜》，周恩來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５日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電，責成分局和錢之光在“十二月內”務必萬無一失地將李濟深、郭沫若、馬敘倫、彭澤民、李章達、馬寅初、孫起孟、茅盾、張炯伯、陳嘉庚等幾十名重要人士轉移到解放區，並對沿線的安全措施做了周密佈置。茅盾在眾多“重要人士”中列名第八，可見他在高層人物心目中的特殊分量。查國華所編《茅盾年譜》證實，茅盾起程日期當在１９４８年底，稍晚於郭沫若，同行者有二十餘人之多。為迷惑國民黨方面，掩護行蹤，行前大家還參加了《華商報》的“元旦簽名團拜，全部簽名刊於當日的《華商報》”。據茅盾回憶，“我們於１９４８年除夕秘密上船，在北行的船上迎來了新的一年。元旦那天，李濟深在我的手冊上寫了這樣的一段話：‘同舟共濟，一心一意，為了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李任公這段話道出了我們共同的心意。”從香港登船到大連，茅盾時年五十三歲。在中國人的生命觀念中，此時已步入老年階段，所謂“五十知天命”也。這個年紀的中國男人按講不應該過於張狂的，何況茅盾素來性靜，一向以穩重見於世人。但中國還有“老夫聊作少年狂”一說。我們注意到，茅盾這一時期的文章中非常罕見而頻繁地出現了這樣一些極具心理特徵的字眼，例如“春天”、“新中國”、“新時代”等等。他寫於１９４８年末的短篇小說《春天》描寫了一個“未來的故事”：全國解放後，某農場場長、原國民黨起義將軍鄭洞國忽然“青春煥發”，決心在人生的“春天”裡全身心地投入“為人民服務”的工作當中。當時日本評論界認為這是一篇“幻想小說”，茅盾則不以為然，堅信它是“我的‘預言’”。在《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國》一文中，他十分抒情地寫道：“新中國誕生了，這是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的第一件喜事，這也是亞洲民族有史以來的第一件喜事！”而“中國人民渴望這樣一個新中國，差不多有百年之久了，中國人民為了新中國的誕生，曾經犧牲了無數寶貴的生命”。他甚至放言說：“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將是一個獨立、自主、和平的大國，將是一個平等、自由、繁榮康樂的大家庭。”事實上，建立在進化論思想基礎上的時間觀，即直線向前的時間觀，不僅僅是茅盾本人，也構築了整個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狀態和行為模式。這種觀念，不僅深刻支配著他們的思想追求，同樣也影響著他們的生活與創作。從這個意義上看，確如茅盾所說，它不是“幻想”，而是“預言”中的“現實”。茅盾和他的同時代人，都是為了“預言”而生活和奮鬥的，他們後來的悲劇大約也源於此。在這一角度上看茅盾的香港—大連—北平之行，我們可以斷言這其實是現代中國一部分作家人生歷程中的必由之路，在某種意義上，它更是昭示了自晚清以來中國思想先驅者們的歷史歸宿。為便於討論上述問題，我們把茅盾下面的行程和活動列於如下：１９４９年１月７日，輪船抵達大連，張聞天親往迎接；２月１日，出席東北各界歡迎大會，發表題為《打到海南島》的講話；當月２６日，應邀出席北平歡迎到達解放區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大會；３月２２日，與郭沫若、曹禺、柳亞子、鄭振鐸等人共同發起組織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在此前一篇文章中，他對自己的要求是：“我們個人的生活也應當努力‘除舊佈新’，‘跟上時代’”，為此，必須注意克服阻礙知識分子進步的兩個缺點：一、優越感；二、幻想太高。二者表面上看似矛盾，實際上卻是高度智慧的整合。
離開香港經山東煙臺去解放區的曹禺，可以說“秘密”中再夾雜點“狼狽”。許多年後，當時的情形仍舊曆歷在目：“在香港通過地下黨員的安排，我們坐了一條北歐的船回國。我們這批人裡頭有老一輩的葉聖陶、馬寅初，不過十來個人，還有新聞界的趙超構。我們上船的那天晚上，換了六七家旅館，躲避國民黨特務。我們都穿唐裝，英國海關問是誰，帶路的地下黨員就說都是做買賣的，塞了二百元港幣給他，就‘好、好、好’。”但狼狽中又帶了點“特殊”，當輪船駛出香港，便有國民黨的炮艦在後尾隨，輪船隻得改道駛向韓國，再經韓國去煙臺。自十五歲起，曹禺就登上舞臺扮演角色，他演戲、導演戲然後又寫戲，與現代話劇結下了不解之緣。然而在生活中遭逢這種戲劇性，在他還是頭一遭——雖然此行充滿了神聖的意味。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運氣不佳但最終有驚無險的華中輪靠近煙臺港，前來迎接的是當地解放軍某部賈參謀長。次日，中共華東局秘書長郭子化、宣傳部副部長匡亞明特地從青州遠道趕來，到曹禺等人的住處看望。晚間，又召開歡迎大會，其間還有京劇演出。這讓半生都與戲打交道，而從未與兵打過交道的曹禺不免感到陌生和新鮮。後來有人問他對“新局面”有什麼感想時，曹禺答曰：“那真是高興。知道國家站起來了。”正如前述，中國知識分子的“弘道意識”和由此延伸出來的國家至上主義觀念，對曹禺這代作家的思想世界有著支配性的影響。作為五四精神的後繼者，新與舊、前進與倒退、封建與反封建、專制與民主的二元對立模式，根深蒂固地決定著他們的人格操守和人生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曹禺的煙臺——解放區之行與其說是現實的，莫如說更大的帶有象徵的味道；說它包含有特殊的政治含義，毋寧說也有寓言的意義。誠如傑姆遜斷言：“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們應該把這些本文當作民族寓言來閱讀”，這是因為，“他們執著地希望迴歸到自己的民族環境之中。他們反覆提到自己國家的名稱，注意到‘我們’這一集合詞：我們應該怎樣做、我們不應該做些什麼。”但值得注意的是，傑姆遜是從西方的他者視角討論問題的，這一視角容易忽略的是研究對象個人的文化語境和深切的歷史感受，而這恰恰是我們今天討論曹禺思想選擇的主要著眼點。正是由於這種中國式的觀察，才使我們討論的那一代人的思想遺產生髮出更深刻的意義，使得問題轉向了深入。沿著這一思路，就不難理解，當曹禺一行由濰縣改乘火車到濟南，受到解放軍高級將領許世友、姚仲明設宴招待，鄧穎超親自從北京趕來迎接時，他為何這麼感動，視之“難忘的日子”了。曹禺在否定了國民黨的政治“道統”之後，重新認同了中國共產黨政治的“道統”，從而恢復了精神追求的完整性，建立了新的文化信仰。而且，“他離開北京十五年了，如今又回到她的懷抱，怎能不使他激動萬分！”北京是曹禺讀書求學的地方，他在那裡寫出了成名之作《雷雨》，從而確立了人生追求的目標。北京不是簡單的“舊地”和“第二故鄉”，而是曹禺生命的出發地，也將是他生命的歸宿。
實際上，在民族的大亂或大治之際，中國的知識者早就形成了自己所獨有的“南渡”、“北遷”的傳統。隨著女真貴族的入侵，北宋滅亡，大批慷慨激昂的中原志士仁人南渡長江。他們面對慘痛的現實，無力迴天而且性命難保，只能委婉隱晦地表達壓抑的憤恨與家國之思、黍離之悲，在悲憤慷慨之外，又形成了悲哀沉痛的主調。明代即亡，顧炎武、黃宗羲等士人或蓄髮明志，一直潛蹤息影，輾轉於太湖沿岸，晚年終於北遊，決心“篤志經史”，或是與義師紛起，挺而抗爭。他們以銜木填海的精衛自況，發出了“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的吶喊。誠如有人評價的：“晚明的經世思潮，是一個旨在挽救社會危機的學術潮流，它具有日趨鮮明的救世色彩。因而一時學術界中人，無論所治何學，救世都成了一個共同的論題。”１９４０年代末現代中國文人集團的分化與重新組合，同樣出自上述的大背景之中。他們雖然政見不同、心態各異，但身上濃厚的救世色彩卻是無可非議和不能否定的。“南渡”或“北遷”都是一種尋找，一種對人生價值的浮士德式的大膽探尋，其中所包含的巨大的精神意義，值得今天的人們特別地珍惜與討論。我們注意到，晚年的胡適、郭沫若、茅盾和巴金有一種共同回到五四的思想傾向，他們似乎開始由各自的歧路回覆最初的思想起點，而這一起點正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成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根本理據。據唐德剛的《胡適雜憶》，“骨子裡他同周作人一樣厭惡古老中國的‘非人文學’”，認為“《紅樓夢》、《水滸傳》所刻畫的中國社會都是極不人道的”，因此堅持標榜個性解放與個性自由的精神。１９７３年前後，茅盾以舊詩詞針砭現實，坦率地流露了對“文革”的不滿。而他的諸如《讀〈稼軒集〉》中“浮沉湖海詞千首，老去牢騷豈偶然”的句子，起源於傳統知識分子的救世傳統，在這裡參照的卻是五四時代的批判精神。巴金晚年以五卷本厚重的《隨想錄》而名世，公然宣稱：它“不是我個人的私有物”，而是一座鮮血淋漓的“‘文革’的‘博物館’”。由此可見，儘管他們經歷了時代的亂離和個人的戲劇性劇變，卻始終未離救世與堅持批判精神這條思想的主線，而對個性自由思想的極力維護和張揚，恰恰說明了他們仍然是五四中人，是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傳統中人。在此意義上回到“北上”的話題，我們不由得對當年的郭沫若、茅盾和曹禺表現出一種少有的理解，同時我們更願意把其中所隱含的沉重而深遠的話題，奉獻給今天年輕的讀者。
程光煒，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艾青傳》、《中國現代文學史》、《雨中聽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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