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元泉：疏浚府河三太守

浙東運河在紹興府城內的一部分叫府河。府河跨山陰、會稽兩縣，其縱者自府城江橋至南門，北至昌安門；其橫者自府城都泗門至西郭門。中間支河很多，都通舟楫。河道並不寬闊，加上居民任意糟蹋，隨意搭建水閣、木橋、條石，河水嚴重汙染，行舟困難。歷來主政紹興者，大都重視府河的疏浚，有“太守明，府河清”的民諺。這裡介紹一下明清的三位太守疏浚府河的事蹟。

南大吉手書“大禹陵”字碑

南大吉（1487～1541），字元善，號瑞泉，陝之渭南人。明正德辛未（1512）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嘉靖二年(1523)，以部郎出任紹興府知府。據《越中雜識》記載：（南大吉）“鋤奸興利，政尚嚴猛，善任人事，不避嫌怨。每臨重囚，必朱衣象簡，秉燭焚香，洞開重門，令眾見之，人鹹以為神人不可犯。屬吏有被誣者，必為洗雪；郡有大盜，素為郡要所庇，悉置之法。有學士侵吞王右軍、謝太傅故地，悉剖歸其主；郡河、運河為勢家侵佔者，治其罪而復之。”

“善治越者以浚河為急”是南大吉的名言，他遵循歷代先賢前仆後繼的足跡，不忘治水之本。紹興郡城的運河、府河、學河等河道，歷來是山陰，會稽兩縣賴以灌溉、飲用的主要水源，也是航運、防洪、消防的重要工程設施。由於府城沿岸商旅雲集，人煙稠密，豪商巨戶紛佔河架閣，“日規月築，水道淤溢；蓄洩既亡，旱澇頻仍”。南大吉把疏浚河道，興修水利作為首要任務。嘉靖三年（1524）起，主持對紹興主要河道進行全面疏浚和整修。其中，城內府河加以拓浚，“決阻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盡撤沿河水閣及阻水廬舍，河面拓寬達六尺許。據《康熙會稽縣誌》卷四“官河”條記載：對於南大吉的府河疏浚“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守瞿瞿（令人驚悸），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老百姓卻歌頌道：“旱之熇矣，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霪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鱉矣。我輸我獲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活兮，維南侯之流澤矣。”又於嘉靖四年（1525）主持上灶溪修浚工程，溪上修建石橋，訂立日常歲修規章，並刻石立碑引為成例。在其主持下，境內各主要渠、溪、堰、浦均得到了疏浚和整修，共計長達二百餘里。南大吉在任紹興府三年中，敢於觸動豪強利益，故遭之報復，“騰謗遍及京師，終招致獲罪而罷免”。當南太守卸任告別之際，紹興士民垂淚揖別，彷彿失去了嚴父慈母一般。

俞卿所立東漢會稽郡守馬公墓

俞卿，字恕庵，號元公，雲南陸涼州人，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月由兵部侍郎出知紹興府。時正值風潮大作，連壞山陰、會稽、蕭山、上虞等縣海塘，田廬漂沒，民不聊生。俞卿旋即主持了歷時十年之久的越中海塘修築工程。共築石塘5700餘丈，土塘11000餘丈，又修麻溪壩及山西閘，越地從此無水患。

俞卿到任後，見紹興城河因一些居民常投汙穢物於其中，堆積、汙染並淤塞河道，以致“一月不雨，則驟涸，舟載貨物，用力百倍，入夏尤艱苦”。是年冬俞卿組織民眾對城河進行疏浚。開始時，對如何清淤缺少經驗，挖掘之土隨意堆棄兩岸，到第二年汛期河水高漲，兩岸堆土又重新滑落河中，出現了邊浚邊淤的狀況，收效甚微。俞卿通過實地查考，總結失利原因，又佈置新的疏浚辦法，規定挖河必須深三尺，寬則及於兩岸，河道開挖始於各小門，逐段推進，以一里為程，在起止處各築土壩阻水，完工驗收後開壩進水。為清除淤泥，用船將淤泥運到城外的深淵處，也有的由沿河居民挑倒到一些空曠低窪之地。挖河的費用，挑挖由官府出俸銀，運土的船，則借於鄉間，各地須出船若干艘，並須配有船伕一人，這樣做，不逾月就完成了疏浚。

又有城河沿岸居民因貪圖便利，常有架水閣、木橋於河上，以致河道閉塞，影響水上交通。俞卿親自調查沿河設障情況，召集城中父老說：越地文明舊盛，於今少衰，府河淤塞，害處實多，因此不可不急以疏浚。架閣者速毀爾閣，爾民敬聽勸告，不要阻梗！俞卿導之以義，曉之以理，恩威並舉，於是政令一出，沿河橋閣沒幾日盡被拆除，雖大戶之家也不敢落後。

為使保護城河形成制度，俞卿又於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立《禁造城河水閣碑》，分別位於城中府儀門和江橋張神祠，碑中首先說明立碑目的、紹興城河地位，以及汙染阻塞河道的危害。更難能可貴的是，俞卿在認識上高人一籌，對於治水意義有精闢的理解：“當念河道猶人身血脈，淤滯成病，疏通則健，水利既復，從此文運光昌，財源豐裕，實一邦之福，非特官斯土者之厚幸也。”治理水環境不但要統一集中治理，還要有長效制度管理，依法嚴厲處置侵佔河道、汙染環境的行為：“倘日後仍有自私圖便、佔河架閣等弊，許鄰佑總甲指名報官，以憑按律究治；若扶同容隱，察出並罪。各宜永遵，毋得玩視。”此碑為古代紹興著名的水利規章之一，對後世治水產生了積極影響。

俞卿為治水嘔心瀝血，成效明顯，還多次為治水捐俸祿，得到紹興人民的肯定和擁護。

李亨特主編的紹興府志

李亨特，奉天正藍旗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出任紹興知府。據《越中雜識》載：“嘗微行城鄉，體察疾苦，凡有民瘼者，罔不為除剔整頓之。”他上任不久，就把水利放在重要地位，整治河堰陂塘，建樹頗多。

俞卿疏浚府河後70多年後，由於管理上的放任廢弛，在河道阻塞和汙染上又出現嚴重問題。為整治府河，李亨特對紹興城內河道進行全面考察，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商賈幅輻輳，市民惡其地狹，架水閣於河上，舟行幾不見日月，或時傾汙穢濺人，往來者苦之。”（《禁造城河水閣示》碑）；發現從郡城張神祠至南門止，共有違章建築水閣74座、石條4座、木橋8座；更為嚴重的是環境影響人文：“茲河為郡城血脈，淤塞不通，故閭閻凋瘵，文明晦而科甲衰。”（同上）。於是設立《禁造城河水閣示》碑，要求杜絕上述破壞府河的惡劣行為，限令在一個月內自行完成清除水閣等障礙，倘有敢於違抗者，除官府派員隨帶工匠押拆外，還將違禁令人嚴拿，按侵佔罪論處。府城內的居民見後都迅速清障，連鉅富、土豪也不敢違拗。清障後，李亨特又組織對城河進行疏浚，於是河水為之一清，舟楫往來順達，水城更顯盛世景象。

此外，李亨特還組織對城河的水則、橋、巷口、坊口、寺、廟口、軒亭口等35處的水深進行探測，為後來者治河留下了依據。同時，李亨特還著力整治城內街面路口，使城中街道暢通無阻，恢復了“天下紹興路”的美景。

作者：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文化研究者 馬元泉

本文為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的："我身邊的運河故事"（浙江段）徵集發佈活動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