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二震 戴 翔

南京大學經濟學院

安徽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

摘要：對中國發展開放型經濟問題的認識上，學術界和實際經濟部門都存在一些誤區，亟須在理論上予以澄清。加入WTO以後，中國經濟已經是開放型經濟，而不是“出口導向型”經濟。以中國對外貿易不平衡發展為主要表現的全球經濟失衡，實際上是源於全球南北經濟發展差距這一最大的不平衡，其實質是全球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實體經濟的動態均衡的結果。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深入演進的背景下，內需和外需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發展開放型經濟與擴大內需並不矛盾。

JEL分類碼：E00；F00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開放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在學術界和實際經濟部門引起了關於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討論。頗具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這場危機也暴露了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脆弱性；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表現是中國的雙順差和美國的雙逆差，中國應該改變原來外向型發展模式而採取以內需為主導的發展模式。這一觀點已經開始影響中國

一、中國經濟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嗎？

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據有關統計數據，自1994年以來，除個別年份外，中國對外貿易的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一直為正且較高，出口貿易在中國經濟增長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很多專家學者將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稱為“出口導向型”。由此引發出許多關於中國“出口導向型”戰略是否可持續的熱烈討論。我們要討論的首要問題是，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是“出口導向型”嗎？

“出口導向型”戰略，是發展中國家繼“進口替代”戰略之後提出的一種外貿發展戰略，通過鼓勵和採取優惠政策，提升本國工業製成品和半製成品的國際競爭力，使本國的工業生產能夠面向國際市場，其根本目的就是利用擴大出口來積累資金，帶動本國工業化發展。從中國對外開放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的確存在著“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的發展階段。在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推行的是進口替代和鼓勵出口並舉的貿易發展戰略。進口替代政策的根本目的在於，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實現工業消費品的進口替代，促進本國工業化發展，推動本國工業化進程，以技術設備為主的進口商品結構充分反映了這一政策傾向；鼓勵出口的政策目的，初期主要是為了解決外匯短缺問題。然而，從實際效果來看，推動中國工業化發展的主要部門是出口部門，而不是進口替代部門。而且，在進口替代部門中，真正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是受到較少保護的行業，如彩電、冰箱、洗衣機等；而那些獲得大量保護的行業，卻並沒有真正發展起來，汽車工業就是其典型。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特別是1992年中國確定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明顯加快、力度明顯加大。基於20世紀80年代出口部門的優異表現，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轉向實施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和貿易政策，並且把出口導向戰略實施的重點放在了引進外資上。利用外資帶動出口，成為中國開放政策的核心。利用外資的“出口導向型”貿易發展戰略，對引進外資方面給予了多種優惠的“超國民”待遇，更重要的是，對外資的產業方向和內銷比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控制，引導外資流向出口部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相對便宜的土地、較低的能源資源成本和社會成本、以及政府的各種優惠政策，在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外資企業大規模進入中國，其主要投向是出口部門，帶動了出口貿易和出口導向型工業的迅速發展。中國對外貿易的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主要來自於外資企業的“淨出口”。應該說，這一時期的引資策略和貿易發展戰略，的確具有“出口導向型”特徵。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利用國際產業分工和重組的歷史性機遇，發揮勞動力稟賦優勢，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構築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平臺，通過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融入產品內分工的國際分工體系，成為全球製造業加工製造基地，在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網絡中充當了價值增值地和全球出口平臺。因此，中國出口貿易的迅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直接投企業推動的。但隨著加入WTO，中國對外開放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中國既不具備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客觀外部環境，也沒有采取“出口導向”的主觀政策措施。

進入21世紀，特別是加入WTO以後，中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由主動開放和政策性開放轉變為被動開放和體制性開放，原有意義上的“出口導向型”也就不復存在了。在加入WTO前，中國在對外開放的步驟安排上、在開放時序的把握上、以及在開放程度的掌握上，都由我們自己決定，或者說開放的主動權主要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可以稱作為主動開放。與主動開放相聯繫，中國對外開放具有明顯的政策性開放特點，主要體現在地區開放的政策傾斜方面、在外貿權限和外資審批以及引進外資政策等方面。但是加入WTO以後，中國經濟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對外開放發生了質的變化。作為WTO的正式成員國，中國必須遵循WTO為國際貿易所制定的並被各成員國普遍接受的規則，例如非歧視性原則、更自由、可預見、鼓勵競爭等原則，逐步消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推動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金融等領域的自由化，按照多邊自由貿易框架的規定開放市場。即便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仍能享受一定的優惠待遇而對國內產業提供適度保護，但也只能侷限於WTO框架內進行，而不能“自行其是”。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的對外開放已經轉變為被動開放。與此同時，由於原先的政策性開放顯然與WTO框架下的國民待遇等多邊國際貿易規則不相符，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隨即從政策性開放向體制性開放轉變，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完善各種法律法規、創造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建立既符合WTO運作機制要求又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點的

就主觀需求而言，中國也沒有必要採取“出口導向型”政策，因為“出口導向型”貿易政策的主要目的無非就是解決外匯短缺和推動工業化發展。目前，外匯短缺問題早已不存在，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3.2萬億美元，；從工業化發展角度來看，中國製成品出口主要還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在某些行業甚至存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以“出口導向”政策來推動這些行業的發展沒有必要。就開放實踐的具體措施而言，中國也沒有采取“出口導向”型政策措施。比如，就人民幣匯率而言，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經累計升值近30%；就出口退稅政策調整而言，自2007年7月1日起，中國調整2831項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其中取消553項產品出口退稅，降低2268項商品出口退稅率。如果說，目前中國仍然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話，但是上述具體實踐措施與“出口導向型”戰略所要求的應有措施卻是完全相悖的，這一點顯然無法令人理解。與此同時，開放國內市場方面，中國已經按照“入世”承諾，自2002年起逐年調低進口關稅，並於2010完全履行了“入世”降稅承諾，不斷擴大開放包括服務業在內的各種領域。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屬於開放型經濟，而不是所謂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期望學術界和實際部門對此有正確的認識，不要自己給自己帶上“重商主義”的帽子，避免授人以柄；更要避免引起政策偏差，妨礙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

二、全球失衡的本質是什麼？

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導致貿易順差快速增長，已經成為所謂“全球經濟失衡”矛盾的核心和焦點之一，引起了國內外理論界的極大關注。美國等發達國家將所謂的“全球經濟失衡”歸咎於中國。代表美國等發達國家利益的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的貿易和資本項目雙赤字和中國的雙順差，是全球經濟失衡的集中表現，是美國與中國貿易、匯率的多種爭端的根源。這種似是而非的觀點，把中國對全球經濟發展的貢獻說成是所謂“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當然是不科學、不符合實際的。但是，這種觀點竟然得到不少中國學者的贊同。頗具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中國外貿失衡不僅導致了所謂“全球經濟失衡”，同時也帶來了貿易摩擦加劇、國內流動性過剩等損害國民福利的後果，具有不可持續性。因此，應採取“壓順差”和“減順差”的政策措施，“糾正”中國外貿失衡問題從而實現平衡發展。

將所謂“全球經濟失衡”歸咎於中國對外貿易不平衡發展，除了是因為部分西方學者出於意識形態考慮而別有用心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於沒有從本質上理解全球經濟失衡。近年來，在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下，中國一直致力於擴大進口以試圖平衡貿易發展，但是收效甚微，這充分說明傳統國際經濟理論對外貿失衡產生原因及影響的分析已經無能為力。對全球經濟失衡本質的分析，必須從國際分工出現的新特點、新趨勢和新變化的角度進行認識。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產品內分工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國際分工形式。所謂產品內分工，是指以生產要素為界限，按照同一產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進行的分工，是最終產品的價值鏈分工，其實質是跨國公司進行的全球要素的整合。產品內分工的發展，使傳統的國際產業轉移相應地演進為產業鏈條、產品工序的分解與全球化配置，國際產業轉移由原先的產業結構的梯度轉移演化為增值環節的梯度轉移，國與國之間按價值鏈實行不同環節的分工。在產品內分工中，每個生產加工環節都會發生增值，承接中間環節加工的國家必然形成貿易順差。從上述意義上來看，全球經濟失衡，只不過是虛擬經濟所表現出來的幻象而已，從本質上看，實際上是全球資源優化配置的結果，是實體經濟的一種動態均衡，是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使然。中國對外貿易的不平衡發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在產品內分工中，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主要憑藉勞動力相對豐富的比較優勢，吸引了發達國家轉移過來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組裝環節，融入了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中，其外在形式表現為外資主導的加工貿易的發展，並引致加工貿易順差和外資企業順差。與產品內分工環境下全球經濟失衡表象相伴隨的另一個必然現象，就是外貿依存度的提高。這是因為，在產品內分工情況下，為了完成最終產品的生產，中間產品要經過多次跨境流動，或者說國際生產網絡的發展必然帶來中間品往返貿易的增加，這是生產國際化的要求和必然結果。對於承接中間產品加工的國家來說，融入國際分工必然面臨著“大進大出”的問題，其結果必然是外貿依存度出現“虛高”。在這種新的國際分工形式下，“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已經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因對外部市場過度依賴而面臨著巨大風險。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全球經濟失衡表現為諸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出現長期貿易順差呢？從更深的層面看，這實際上是在南北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必然結果。長期以來，全球經濟發展始終處於非均衡的狀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南北發展的不平衡。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南北國家優勢要素的結合使得世界總供給快速上升；另一方面，由於舊的、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成果並未按照內在需求實現人類共享。發達國家總是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有利條件，最大限度地佔有貿易和投資利益，甚至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謀求更為有利的貿易條件，經濟全球化紅利越來越集中於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卻獲益甚少，甚至出現所謂“貧困化增長”現象。由於南北差距的擴大，導致發展中國家需求不足，世界經濟增長不得不倚重發達國家的消費，世界總供給大於總需求，全球經濟失衡應運而生。因此，全球經濟失衡本質上是南北發展失衡問題，是南北發展失衡的外在表現。

南北發展的不平衡，既是經濟全球化發展至今的累積結果，也是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的桎梏。在以全球生產網絡為載體的產品內國際分工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每一個國家都是生產某一產品的特定生產環節和階段，因此，最終產品的生產能否順利實現，取決於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上每個生產環節的生產可持續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相對落後的發展水平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瓶頸，全球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及其可持續性必然要求後起國家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增長，以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實現與發達國家之間共同、協調發展，破解“瓶頸”約束。

全球經濟失衡的表象，正是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深入發展受到南北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的制約而表現出來的一種自我修正機制和結果。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全球經濟最大的失衡，在於南北國家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在國際分工深入演進和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的大背景下，解決所謂全球經濟失衡，根本出路在於縮小南北發展差距的不平衡。只有深入到全球失衡的本質，我們才能夠正確地理解和解決中國對外貿易的不平衡發展問題，才不至於制定錯誤的政策措施，才不至於錯失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的重要機遇。

三、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應該轉為內需主導型嗎？

近十幾年來，中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在全球貿易中所佔的比重也不斷提高，在學術界引起了有關“中國貿易量增長之謎”廣泛探討。在這一背景下，很多學者認為，在中國經濟規模和貿易規模都已經位居世界前列的情況下，中國外貿增長勢必對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產生重大影響，甚至可能對世界市場供需平衡關係造成嚴重衝擊，從而引發劇烈的貿易摩擦。與此同時，中國高速增長的出口貿易也面臨著一系列現實約束，如能源和資源約束日益嚴峻、環境責任日益加重等等，使得中國外需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續。特別是在本輪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之下，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外需減弱，對中國開放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不少學者認為，這次危機也充分暴露了中國“外需拉動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脆弱性，應該改變原來外向型發展模式，採取以內需為主導的發展模式。

我們認為，正確認識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內需和外需關係，應該從下述兩個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外需”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是否仍然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是真的不需要“外需”了；第二，“外需”和“內需”之間是並行不悖的協調關係還是相互衝突的矛盾關係。

先看“外需”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從總需求角度，構成經濟增長的四大因素分別為消費、投資、政府支出以及淨出口。前三項加總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國內總需求或曰內需，淨出口即為出口總額與進口總額之差，其中出口即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外需，也就是總需求中的出口需求部分，表現為一國商品向國外出口的部分。當其它因素保持不變的時候，外需增加也即出口增加，對一國經濟的增長具有拉動作用，這對於任何國家和地區在任何時期來說都是成立的。但是，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其意義卻不盡相同。

美國的發展經驗表明，進出口貿易是美國實現工業化的重要手段。從1870年至1914年，除了個別年份外，美國進出口持續增長，其製成品出口在全球貿易中所佔比重持續提高，最高的年份在1900年達到15%，在20世紀初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基本上維持在13%左右。可以說，出口貿易的持續增長在美國的工業化進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當前，中國仍然處於工業化發展階段，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是中國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必然結果。更重要的是，隨著國際分工的演進，出口或者說外需的內涵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在當前以要素流動和產品內分工為主要特徵的國際分工形式下，“出口”或者說“外需”的意義已經超出了國民收入恆等式中表面的統計意義。在傳統的產業間和產業內以“產品”為界限的分工和貿易形式下，外需主要是通過跨國交易而實現商品價值，進而刺激產出擴大和經濟增長；在以要素流動和產品內分工為主要特徵的國際分工形式下，外需則成為“全球生產”得以順利進行的一種保障和表現形式，因為完成最終產品的生產之前，會要求中間產品進行多次跨國流動，而且最終產品是面向全球的需求。此時的“外需”絕不是什麼內需不足所致，而是一國參與全球生產分工體系的必然表現。如果忽視“外需”，實際上就是輕視參與國際分工和利用全球資源對本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就是放棄經濟全球化給各國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發展中國家所帶來的發展機遇。

從內需與外需的關係上來看，刺激內需與穩定外需並不矛盾，二者之間具有協同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在受到金融危機的短期衝擊、國際市場需求下降時，我們採取擴大內需的手段來緩解金融危機的影響，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改變發展開放型經濟的大方向，轉向“內需為主導”的發展模式。不可否認，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國內市場龐大，需求層次也很明顯，不少產業依靠國內市場能夠達到規模經濟要求。但我們絕不能因此將擴大內需與發展出口對立起來，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看，兩者都並非是對立關係，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促進的關係。

中國已經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僅僅停留在產出擴大的層面上，更為重要的是，中間產品流動和要素流動帶來了更強的知識、技術、觀念等溢出效應，加強了產業間的關聯性，促進了企業的技術改進和效率提升，推動了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全面參與跨國公司主導的產品內國際分工形體系，符合中國現實的比較優勢，極大地增加了低技能勞動力的水平。就業增加了，勞動者的收入水平相應也就提升了，內需也就自然擴大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通過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改善和大幅度提高，這正是“外需”促進“內需”的最好說明。實踐已經證明，發展出口貿易有利於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加快經濟發展。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繼續穩定並促進“外需”的進一步增長，對於有效擴大“內需”也是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的。

同時，“內需”的增長對“外需”也有促進作用。“內需”對出口的重要性或者說對“外需”的促進作用，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早有深入分析。瑞典經濟學家林德的偏好相似論認為，潛在出口是由國內需求決定的，更準確地說，使一種產品成為潛在出口產品的必要條件是該產品必須是國內消費品或投資品（資本品），即產品存在國內需求，這種國內需求通常被企業家稱為國內市場支持（the support of the domestic market）。理由有三：第一，企業家得到的有限信息，將阻止他們察覺本地現在不消費的那種物品潛在的需求；第二，即使企業家準確地預見到國外對一定質量的產品的潛在需求，但是由於不熟悉這種需求，也將妨礙企業生產出適銷對路的產品；第三，即使生產出了基本合適的產品，但由於遠離市場，使得企業為了取得商業上的成功而不斷調整產品質量的工作變得很困難，並且代價太大。正是由於上述原因，生產開始是面對國內市場，只是到後來才有一部分產品開始出口，即出口總是以國內需求作為基礎的。邁克爾·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認為，國內需求對產品的出口競爭力是至關重要的，老練挑剔的國內買主可以迫使廠商提高產品與服務質量；國內領先的需求可以促使廠商在國際上率先進行新產品研發、擴大生產規模；國內需求的增長和獨立的買主數量可以給廠商提供多元化的決策信息等等。

擴大內需與穩定外需並不矛盾，不能將擴大內需與發展出口對立起來。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看，兩者都並非是對立關係。應當看到，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內需和外需都是一國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二者相輔相成並行不悖。所謂“外需”主導抑或是“內需”主導或者是所謂“需求主導轉型”的提法是不準確。我們應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市場，把擴大“內需”作為長期戰略方針，堅定不移地實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加快形成“內需”和“外需”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

四、簡要的總結

總結以上討論，我們認為：第一，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發展開放型經濟，對外貿易所表現出來的“出口導向型”表象、較高的外貿依存度以及對外貿易的不平衡發展，其實都是當代國際分工深化的結果，是全球資源優化配置的結果，與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和全球價值鏈分工密切相關。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是“出口導向型”經濟，較高的外貿依存度也並不意味著面臨外部風險增大，對外貿易不平衡發展也正是源於全球南北經濟發展差距這一最大的全球失衡。第二，在要素流動和產品內分工下，“外需”的含義已發生本質變化，對於中國當前經濟的發展階段而言，穩定和提升外需的意義，不僅在於擴大就業，更有利於促進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因此，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大勢，繼續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拓展對外開放空間以及優化對外開放環境，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不斷提高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抓住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發展所帶來的重要機遇，應該成為我們發展開放型經濟的基本戰略。

參考文獻

[1] Cao Xiao’lei. 2010.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Domestic Demand and Foreign Demand:a Visual Angle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Future and Development, (1):49-53.

曹曉蕾.2010. “國際金融危機視角下中國內需與外需的關係研究.”決策與發展，第1期, 第49-53頁。

[2] Ren Ze’ping and Zhang Bao’jun. “ The Compare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in China:Domestic Demand and Foreign Demand.” Reform, (2):14-20.

任澤平、張寶軍. 2011. “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比較:內需與外需 .” 改革，第2期,第14-20頁。

[3] Yao Yang and Yu Miao’jie. 2009. “Labor, Demography, and the Export-oriented Growth Model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9): 1-13.

姚洋、餘淼傑. .2009. “勞動力、人口和中國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 金融研究，第9期，第1-13頁。

[4] Yu Yong’ding. 2010. “Witness imbalances——Twins surpluses, Renminbi Exchange Rate and the Dollor Trap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5):7-44.

餘永定. 2010. “見證失衡——雙順差、人民幣匯率和美元陷阱.” 中國市場， 第5期，第7-44頁。

[5] Zhang Er’zhen. 2010.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the Adjustment of China’s Opening-up Strategy.” 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 (12): 1-5.

張二震. 2010. “戰略機遇期與中國開放戰略的調整.”南京社會科學，第12期，第1-5頁。

閱讀更多 中國經濟學人 的文章

關鍵字: 能源 投資 高能小子終極裝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