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震 戴 翔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摘要：对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问题的认识上，学术界和实际经济部门都存在一些误区，亟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已经是开放型经济，而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以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为主要表现的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是源于全球南北经济发展差距这一最大的不平衡，其实质是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实体经济的动态均衡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深入演进的背景下，内需和外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发展开放型经济与扩大内需并不矛盾。

JEL分类码：E00；F00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开放型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在学术界和实际经济部门引起了关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这场危机也暴露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性；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中国的双顺差和美国的双逆差，中国应该改变原来外向型发展模式而采取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一观点已经开始影响中国

一、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吗？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据有关统计数据，自1994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对外贸易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为正且较高，出口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很多专家学者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称为“出口导向型”。由此引发出许多关于中国“出口导向型”战略是否可持续的热烈讨论。我们要讨论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是“出口导向型”吗？

“出口导向型”战略，是发展中国家继“进口替代”战略之后提出的一种外贸发展战略，通过鼓励和采取优惠政策，提升本国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使本国的工业生产能够面向国际市场，其根本目的就是利用扩大出口来积累资金，带动本国工业化发展。从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的确存在着“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发展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推行的是进口替代和鼓励出口并举的贸易发展战略。进口替代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实现工业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促进本国工业化发展，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以技术设备为主的进口商品结构充分反映了这一政策倾向；鼓励出口的政策目的，初期主要是为了解决外汇短缺问题。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推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部门是出口部门，而不是进口替代部门。而且，在进口替代部门中，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是受到较少保护的行业，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而那些获得大量保护的行业，却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汽车工业就是其典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1992年中国确定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力度明显加大。基于20世纪80年代出口部门的优异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转向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和贸易政策，并且把出口导向战略实施的重点放在了引进外资上。利用外资带动出口，成为中国开放政策的核心。利用外资的“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战略，对引进外资方面给予了多种优惠的“超国民”待遇，更重要的是，对外资的产业方向和内销比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引导外资流向出口部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便宜的土地、较低的能源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以及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主要投向是出口部门，带动了出口贸易和出口导向型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对外贸易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主要来自于外资企业的“净出口”。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引资策略和贸易发展战略，的确具有“出口导向型”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利用国际产业分工和重组的历史性机遇，发挥劳动力禀赋优势，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构筑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平台，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融入产品内分工的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制造业加工制造基地，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中充当了价值增值地和全球出口平台。因此，中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直接投企业推动的。但随着加入WTO，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既不具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客观外部环境，也没有采取“出口导向”的主观政策措施。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主动开放和政策性开放转变为被动开放和体制性开放，原有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型”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加入WTO前，中国在对外开放的步骤安排上、在开放时序的把握上、以及在开放程度的掌握上，都由我们自己决定，或者说开放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可以称作为主动开放。与主动开放相联系，中国对外开放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开放特点，主要体现在地区开放的政策倾斜方面、在外贸权限和外资审批以及引进外资政策等方面。但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外开放发生了质的变化。作为WTO的正式成员国，中国必须遵循WTO为国际贸易所制定的并被各成员国普遍接受的规则，例如非歧视性原则、更自由、可预见、鼓励竞争等原则，逐步消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自由化，按照多边自由贸易框架的规定开放市场。即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能享受一定的优惠待遇而对国内产业提供适度保护，但也只能局限于WTO框架内进行，而不能“自行其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转变为被动开放。与此同时，由于原先的政策性开放显然与WTO框架下的国民待遇等多边国际贸易规则不相符，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随即从政策性开放向体制性开放转变，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创造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既符合WTO运作机制要求又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

就主观需求而言，中国也没有必要采取“出口导向型”政策，因为“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的主要目的无非就是解决外汇短缺和推动工业化发展。目前，外汇短缺问题早已不存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从工业化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制成品出口主要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某些行业甚至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以“出口导向”政策来推动这些行业的发展没有必要。就开放实践的具体措施而言，中国也没有采取“出口导向”型政策措施。比如，就人民币汇率而言，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累计升值近30%；就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而言，自2007年7月1日起，中国调整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其中取消553项产品出口退税，降低2268项商品出口退税率。如果说，目前中国仍然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话，但是上述具体实践措施与“出口导向型”战略所要求的应有措施却是完全相悖的，这一点显然无法令人理解。与此同时，开放国内市场方面，中国已经按照“入世”承诺，自2002年起逐年调低进口关税，并于2010完全履行了“入世”降税承诺，不断扩大开放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各种领域。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属于开放型经济，而不是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期望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对此有正确的认识，不要自己给自己带上“重商主义”的帽子，避免授人以柄；更要避免引起政策偏差，妨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

二、全球失衡的本质是什么？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导致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所谓“全球经济失衡”矛盾的核心和焦点之一，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的极大关注。美国等发达国家将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中国。代表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益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贸易和资本项目双赤字和中国的双顺差，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集中表现，是美国与中国贸易、汇率的多种争端的根源。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把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说成是所谓“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当然是不科学、不符合实际的。但是，这种观点竟然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赞同。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外贸失衡不仅导致了所谓“全球经济失衡”，同时也带来了贸易摩擦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等损害国民福利的后果，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应采取“压顺差”和“减顺差”的政策措施，“纠正”中国外贸失衡问题从而实现平衡发展。

将所谓“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除了是因为部分西方学者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别有用心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没有从本质上理解全球经济失衡。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下，中国一直致力于扩大进口以试图平衡贸易发展，但是收效甚微，这充分说明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对外贸失衡产生原因及影响的分析已经无能为力。对全球经济失衡本质的分析，必须从国际分工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和新变化的角度进行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产品内分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分工形式。所谓产品内分工，是指以生产要素为界限，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进行的分工，是最终产品的价值链分工，其实质是跨国公司进行的全球要素的整合。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使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相应地演进为产业链条、产品工序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国际产业转移由原先的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演化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国与国之间按价值链实行不同环节的分工。在产品内分工中，每个生产加工环节都会发生增值，承接中间环节加工的国家必然形成贸易顺差。从上述意义上来看，全球经济失衡，只不过是虚拟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幻象而已，从本质上看，实际上是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是实体经济的一种动态均衡，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然。中国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在产品内分工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凭借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融入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其外在形式表现为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的发展，并引致加工贸易顺差和外资企业顺差。与产品内分工环境下全球经济失衡表象相伴随的另一个必然现象，就是外贸依存度的提高。这是因为，在产品内分工情况下，为了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中间产品要经过多次跨境流动，或者说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必然带来中间品往返贸易的增加，这是生产国际化的要求和必然结果。对于承接中间产品加工的国家来说，融入国际分工必然面临着“大进大出”的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外贸依存度出现“虚高”。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下，“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已经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因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而面临着巨大风险。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出现长期贸易顺差呢？从更深的层面看，这实际上是在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始终处于非均衡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南北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南北国家优势要素的结合使得世界总供给快速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旧的、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并未按照内在需求实现人类共享。发达国家总是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占有贸易和投资利益，甚至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谋求更为有利的贸易条件，经济全球化红利越来越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却获益甚少，甚至出现所谓“贫困化增长”现象。由于南北差距的扩大，导致发展中国家需求不足，世界经济增长不得不倚重发达国家的消费，世界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全球经济失衡应运而生。因此，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南北发展失衡问题，是南北发展失衡的外在表现。

南北发展的不平衡，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的累积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在以全球生产网络为载体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每一个国家都是生产某一产品的特定生产环节和阶段，因此，最终产品的生产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上每个生产环节的生产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瓶颈，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及其可持续性必然要求后起国家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与发达国家之间共同、协调发展，破解“瓶颈”约束。

全球经济失衡的表象，正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受到南北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制约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自我修正机制和结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全球经济最大的失衡，在于南北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在国际分工深入演进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大背景下，解决所谓全球经济失衡，根本出路在于缩小南北发展差距的不平衡。只有深入到全球失衡的本质，我们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解决中国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发展问题，才不至于制定错误的政策措施，才不至于错失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转为内需主导型吗？

近十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在学术界引起了有关“中国贸易量增长之谜”广泛探讨。在这一背景下，很多学者认为，在中国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增长势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对世界市场供需平衡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从而引发剧烈的贸易摩擦。与此同时，中国高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实约束，如能源和资源约束日益严峻、环境责任日益加重等等，使得中国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特别是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外需减弱，对中国开放型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危机也充分暴露了中国“外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应该改变原来外向型发展模式，采取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我们认为，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内需和外需关系，应该从下述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外需”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否仍然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真的不需要“外需”了；第二，“外需”和“内需”之间是并行不悖的协调关系还是相互冲突的矛盾关系。

先看“外需”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总需求角度，构成经济增长的四大因素分别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前三项加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内总需求或曰内需，净出口即为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之差，其中出口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需，也就是总需求中的出口需求部分，表现为一国商品向国外出口的部分。当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时候，外需增加也即出口增加，对一国经济的增长具有拉动作用，这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在任何时期来说都是成立的。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意义却不尽相同。

美国的发展经验表明，进出口贸易是美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手段。从1870年至1914年，除了个别年份外，美国进出口持续增长，其制成品出口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持续提高，最高的年份在1900年达到15%，在20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基本上维持在13%左右。可以说，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是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随着国际分工的演进，出口或者说外需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当前以要素流动和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形式下，“出口”或者说“外需”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国民收入恒等式中表面的统计意义。在传统的产业间和产业内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和贸易形式下，外需主要是通过跨国交易而实现商品价值，进而刺激产出扩大和经济增长；在以要素流动和产品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形式下，外需则成为“全球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一种保障和表现形式，因为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之前，会要求中间产品进行多次跨国流动，而且最终产品是面向全球的需求。此时的“外需”绝不是什么内需不足所致，而是一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必然表现。如果忽视“外需”，实际上就是轻视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全球资源对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就是放弃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从内需与外需的关系上来看，刺激内需与稳定外需并不矛盾，二者之间具有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受到金融危机的短期冲击、国际市场需求下降时，我们采取扩大内需的手段来缓解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改变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大方向，转向“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不可否认，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国内市场庞大，需求层次也很明显，不少产业依靠国内市场能够达到规模经济要求。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将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对立起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两者都并非是对立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仅仅停留在产出扩大的层面上，更为重要的是，中间产品流动和要素流动带来了更强的知识、技术、观念等溢出效应，加强了产业间的关联性，促进了企业的技术改进和效率提升，推动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全面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形体系，符合中国现实的比较优势，极大地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水平。就业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相应也就提升了，内需也就自然扩大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过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和大幅度提高，这正是“外需”促进“内需”的最好说明。实践已经证明，发展出口贸易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经济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继续稳定并促进“外需”的进一步增长，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同时，“内需”的增长对“外需”也有促进作用。“内需”对出口的重要性或者说对“外需”的促进作用，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早有深入分析。瑞典经济学家林德的偏好相似论认为，潜在出口是由国内需求决定的，更准确地说，使一种产品成为潜在出口产品的必要条件是该产品必须是国内消费品或投资品（资本品），即产品存在国内需求，这种国内需求通常被企业家称为国内市场支持（the support of the domestic market）。理由有三：第一，企业家得到的有限信息，将阻止他们察觉本地现在不消费的那种物品潜在的需求；第二，即使企业家准确地预见到国外对一定质量的产品的潜在需求，但是由于不熟悉这种需求，也将妨碍企业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第三，即使生产出了基本合适的产品，但由于远离市场，使得企业为了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而不断调整产品质量的工作变得很困难，并且代价太大。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生产开始是面对国内市场，只是到后来才有一部分产品开始出口，即出口总是以国内需求作为基础的。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国内需求对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老练挑剔的国内买主可以迫使厂商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国内领先的需求可以促使厂商在国际上率先进行新产品研发、扩大生产规模；国内需求的增长和独立的买主数量可以给厂商提供多元化的决策信息等等。

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并不矛盾，不能将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对立起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两者都并非是对立关系。应当看到，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内需和外需都是一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所谓“外需”主导抑或是“内需”主导或者是所谓“需求主导转型”的提法是不准确。我们应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方针，坚定不移地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快形成“内需”和“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四、简要的总结

总结以上讨论，我们认为：第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对外贸易所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型”表象、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以及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发展，其实都是当代国际分工深化的结果，是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密切相关。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也并不意味着面临外部风险增大，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也正是源于全球南北经济发展差距这一最大的全球失衡。第二，在要素流动和产品内分工下，“外需”的含义已发生本质变化，对于中国当前经济的发展阶段而言，稳定和提升外需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就业，更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继续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拓展对外开放空间以及优化对外开放环境，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重要机遇，应该成为我们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基本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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