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國聖當時的世界觀、價值觀中，金錢，是“仕途上升”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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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重慶市紀委監委發佈了重慶市潼南區政府原黨組成員、副區長袁國聖案件警示錄，題為《仕途“不順”奔“錢途”》。
該份警示錄還公佈了袁國聖被“雙開”的通報：經查，袁國聖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金；違反生活紀律；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定，違規辦理虛假出生醫學證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袁國聖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在他的這份警示錄中，帶有一段袁國聖懺悔的視頻。
“（違紀）應該是忘了初心吧。”他說，“忘了自己來自何方、應該到什麼地方去。”
“工作以後，因為我來自農村嘛，當初也是比較質樸的、純潔的一個青年，為了理想、為了父母的期望，在工作中也很上進、勤奮、敬業。因為工作比較勤奮，所以得到了組織的認可，也不斷提到領導崗位去。”他在視頻中說。
“工作以後，我也沒有加強學習、沒有進行自我錘鍊，忘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漸漸迷失了自己，忘了我們的宗旨，把個人的利益看得太重，把個人的私心、個人的私念，凌駕於組織的要求之上，所以就一步一步的，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迷失了自己，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他說，“我想這是我今天走到這一步的根本原因，怪自己。”
據公開資料，袁國聖生於1970年10月，四川西充人，曾任重慶渝隆資產經營集團董事長、總經理，2013年起援藏3年，任西藏昌都市類烏齊縣委常務副書記、常務副縣長，2016年7月調回重慶，任九龍坡區副廳級幹部，2016年11月任潼南區副區長，半年後，2017年6月，袁國聖落馬。
“2017年6月14日，我被重慶市紀委宣佈立案審查！那一刻，我的政治生命畫上了句號！我的人生被徹底改寫！我從一個副廳級黨員領導幹部淪為被審查對象，淪為人人不恥的腐敗分子，淪為被人唾棄的犯罪分子！”22日公佈的懺悔錄中，袁國聖如此回憶被查當日的感受。
他自稱，早年在渝隆資產經營集團工作時，曾提醒自己切莫腐敗。
“剛到渝隆集團工作時，針對當時全國頻發的交通廳廳長受賄案，我曾反覆告誡自己，要以這些案件為鑑，切莫掉進‘交通廳廳長魔咒’之中，切莫在油多的地方滑倒，要戰勝人性的弱點，把握住自己的底線，不要讓渝隆集團成為我的滑鐵盧！”他說道。
袁國聖在該集團任職的時間為2005年至2013年，曾長期擔任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而據他自述，當初他是“帶著情緒”去的：“當初組織上安排我到渝隆集團工作時，因為知道集團困難多、壓力大，本不想去，去了也是帶著情緒去工作。”
據公開資料，渝隆集團成立於2002年，為重慶市九龍坡區政府所屬融資平臺。在袁國聖到來後，該集團資產迅速擴大，從2005年的60億，至2009年猛增至122億。
重慶紀委對其此前的工作予以認可：他在渝隆集團擔任黨委書記、董事長期間，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帶領企業走出困境，成為在全國區級政府平臺公司中發行10億級債券的第一家；援藏工作期間，為當地爭取到了大量的建設資金。
而袁國聖則自述，期間，他一直想要離開渝隆集團，並開始“怨恨組織不公”。
“後來要求離開集團的願望沒有得到滿足時，乃至後來晉升副區長失敗後，心裡的天平開始失衡，認為老實人吃虧，怨恨組織‘不公’，為自己‘抱不平’，我逐漸不相信組織，覺得信組織不如信自己、信關係、信金錢，決定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出路’。”他在懺悔錄中說，“認為既然升不了官，那就開始發財，人生必須擁有一頭。”
在此期間，袁國聖開始收受錢財、紅包禮金，“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進行權錢交易。”
2012年，袁國聖調離的願望再次落空，為了升遷，他報名援藏。
“2012年區縣換屆時，
我以為自己能穩操勝券，當上副區長，結果未能如願，就對組織心生不滿。”“為了獲得廳局級幹部級別，2013年，我報名援藏，當作了自己職務升遷的跳板。”2013年7月，袁國聖援藏工作，到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現昌都市）類烏齊縣，任縣委常務副書記，後兼任常務副縣長，升任副廳。2016年回到重慶後，在重慶九龍坡區工作5個月後，當年11月調任潼南區副區長。
如願以償當上副區長後，袁國聖仍心懷不滿。
“援藏回來後，組織安排我到潼南區任副區長。按理說，我應該感恩組織的培養和重用，但我不僅沒有感激，反而心懷不滿，認為自己剛從西藏邊疆回來，又被安排到重慶的‘邊疆’，援藏三年苦算白吃了。”他在懺悔錄中說。
事實上，他口中的重慶“邊疆”潼南區，位於重慶西北部，距離主城不到100公里。
不滿之下，袁國聖剛剛到潼南區僅2個月，就收受了超過10萬元的財物。
2017年1月，重慶市紀委開始查辦袁國聖嚴重違紀案。紀委發現，該區有15名區管領導幹部、1名企業負責人向袁國聖贈送了紅包禮金，共計人民幣8.3萬元和20張價值共計2萬元的提貨卡。
據重慶市紀委通報，當時，該區15名幹部分別以感謝關照、春節拜年、看病慰問等為由，在不同時間場合，向袁國聖贈送金額不等的紅包禮金。此後，這15人分別被予以嚴重警告、行政記過、誡勉談話、批評教育等處分。
在袁國聖當時的世界觀、價值觀中，金錢，是“仕途上升”的保障。
“我錯誤地認為，要在政治上更上層樓，必須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作保障，即使今後離開官場，也要及時利用手中權力積累雄厚的經濟基礎。”他在懺悔錄中反思。
新京報記者 許騰飛 校對 範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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