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靖國神社，一直供奉著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戰死的軍人，絕大多數都是在二戰中犯下罄竹難書罪行的日本兵，不過，在這裡卻與眾不同的“供奉”著一個印度人，這也是靖國神社中唯一的一尊為外國人樹立的紀念碑。按理說，在整個二戰中，印度作為英國的殖民地，與日本、納粹等軸心國應該是對立面，日本為何還要這麼敬重一個外國人呢？
他叫拉達賓諾德·巴爾，是印度的一位法學者。1945年二戰末期，他還只是一個已經年過半百、名不經傳的律師。可就在日本投降後，他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1946年1月，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部根據莫斯科會議的決議，成立遠東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不過，就在組建法官代表團時，英國為了增加自身在國際上影響力，堅持要求自己的殖民地印度參與此次審判，不過這卻遭到其他國家的反對，尤其是美國。美國方面表示，既然要加入印度法國，那必須也要加入菲律賓籍法官。就這樣，雙方一直僵持到開庭前的一週，最後雙方各自都得到了滿足，本來的9人法官，一下子擴大為11人。
而巴爾就是在此時“榮幸”的當選為印度方選派的法官代表。按照常理，巴爾作為一名普通的律師本沒有資格，但印度政府卻以“法官缺員”來搪塞，最終將巴爾推舉出來。等到巴爾急匆匆的趕到東京時，也已經是庭審開始後的半個月了。當然，不少人以為印度只是充充數目，並不能左右局面。可讓人沒想到是，這個印度法官一到庭審現場，就大放厥詞，儼然變成了一個親日派。當時遠東軍事法庭對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等28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了審判，其他法官頂多是對某些情節提出異議，而巴爾則全盤否定所有罪行，成為全場最為另類的法官。
在他1235頁的意見書中，他堅持所謂的“全員無罪論”，聲稱“國際法僅僅適用於國家，侵略戰爭也是國家行為，而不是針對個人。”在對南京大屠殺慘案的主要策劃人松井石根的審判時，巴爾再次成為“日本戰犯的護法”，他認為松井在日軍進城之前已經重病，活動能力有限，此後還被替換送回日本。根本應該定性為戰犯，“理應”輕判。巴爾荒唐的言論遭到了其他法官的當場否決。
也許是因為巴爾在東京的行為過於另類，就連印度外交部都感到十分難堪，他們簽署了一份文件遞交給盟軍統帥部，否定了巴爾的行為，並表示巴爾的一切作為均不代表印方。印度總理尼赫魯也親自致電巴爾，要求他與其他法官合作，不要再製造事端，讓印度在國際上形象受損。可惜，巴爾充耳未聞，依然我行我素。
對於巴爾為何會如此追捧日本人，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不過，日本人卻利用這一點，再一次添油加醋將日本偽裝成二戰的受害國，和平時期日本首相岸信介還曾主動邀請巴爾前往日本到處宣揚“日本無罪”，並授予他一枚勳章以此感謝他為“和平運動做出的貢獻”。
1967年，這個臭名昭著的印度法官因病去世，日本再次借題發揮，為其在靖國神社樹立功德碑。恐怕巴爾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死後依然淪為日本推脫戰爭、洗刷罪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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