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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最好的科學教育
許多名垂青史的人物從小就失去了至親。但是，大部分罪犯也出生在單親家庭裡。這是為什麼？如果能挺過人生的艱難，一個人會有更大的收穫。學習本身也是這樣。
編譯 七君
9歲時的一天，當後來成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索尼婭·瑪麗亞·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在學校上學時，腦袋裡突然閃過了她那個酗酒自殘的父親的朦朧身影。後來，她發現她的父親在附近的醫院裡奄奄一息。
那天下午，她的父親就因為酒精中毒去世了。她回憶道，自己衝回家裡，躺在床上大哭，對自己說“索尼婭，你現在是個大姑娘了，你要堅強。”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婭·瑪麗亞·索托馬約爾
紐約市市長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的故事也差不多。他的父親也酗酒，脾氣也不好。在他18歲時，他的父親自殺身亡。後來，白思豪就徹底把父親的姓從自己的名字裡剔除，直接用了母親的姓。
歷史學家 Lucille Iremonger 發現，從19世紀開始到二戰開始，67%的英國首相在16歲之前失去了雙親之一。
無獨有偶，到目前為止45位美國總統中，12位，也就是27%的總統（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斐遜，詹姆斯·門羅,安德魯·傑克遜，安德魯·約翰遜，盧瑟福·海耶斯，詹姆斯·加菲爾德，格羅弗·克利夫蘭，赫伯特·胡佛，傑拉爾德·福特，克林頓和奧巴馬）也在小時候失去了父親。
美國心理學家 Marvin Eisenstadt 也對這件事感到非常好奇，他檢索了《大英百科全書》中描述超過半頁，並且找得到父母死亡時間記載的人的記錄。
他發現，在符合這個標準的573個人裡，“有四分之一的名人在10歲前就失去了至少雙親之一。”到了15歲，這個比例達到了34.5%；到了20歲，這些人中有45%沒有了爸爸或者媽媽。即使考慮到過去人的壽命更短，這些數字也是驚人的。
後來的一些研究也發現，不少著名科學家和著名的詩人也往往在年輕時失去了雙親之一。
失去父母對於年幼的孩子來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但是，殺不死你的會讓你更堅強。
牛頓是遺腹子，母親在他小時候再嫁，牛頓被寄養在外婆家。他因為不喜歡繼父而對母親懷有敵意。
《紐約客》雜誌撰稿人及暢銷作家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2013年的《大衛與歌利亞》（David and Goliath）一書中指出，失去父親或母親也能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推動劑，促使孩子變得更堅強、更獨立、更具有創造性。格拉德威爾把這類單親家庭中成長的成功人士叫做“傑出的孤兒”。
格拉德威爾因此認為，弱者的確值得同情，但是他們也有向死而生的利器。
比如，閱讀障礙就可以被視為一種這樣的利器。格拉德威爾表示，有許許多多企業家從小就有閱讀障礙，但他們並不把這種認知殘疾看作是自己的汙點，反而把它看作是一種可以接受的個人特質。
不過，上面這些數字本身僅僅表明了相關性，它們並不能說明失去父母一定能讓人更加成功。對於一些人來說，缺乏的父母的愛和支持不但會成為日後成功的阻礙，還會把他們送入監牢。
美國大部分囚犯都生長在沒有父親的家庭環境中。有不少學者認為，美國上世紀80-90年代的犯罪率高發就和單身母親人數的增長脫不了干係。
比如，1987年美國司法統計局的“少年犯調查”（Survey of Youth in Custody）發現，70%青少年犯罪者出生在單親，或者父母都缺失的家庭裡。1994年的對威斯康辛州少年犯的研究則得出了更加驚人的數字：只有13%的少年犯生長在父母雙全的家庭中。
從事單親家庭研究的元老級學者、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人口學教授 Cynthia Harper 和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家 Sara McLanahan 認為，“排除掉家庭收入和其他因素後，父親缺失的家庭（包括只有母親、母親再嫁，或和親戚生活）里長大的孩子被收押的概率遠超在父母雙全家庭里長大的孩子。”
與此相呼應的是，為了控制犯罪，美國首都華盛頓有著全美最高的人均警察數量，但同時這個城市也有著美國最高的單親家庭率。
這些研究和統計數字提示我們，失去至親的痛苦或許是一種促進兩極分化的催化劑，把孩子朝社會的兩端推搡，使他們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如果越不過這個坎，一個人或許會徹底沉淪下去。但是如果能翻過這座大山，一個不幸的人的人生又會煥然一新。
這個看法也符合新出現的學習理論。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心理學家 Robert Bjork 和 Elizabeth Bjork 認為，有時為了成功，反而需要製造一些必要的障礙（Desirable difficulties）。
他們從學習理論的角度來解釋這種為了成功而設置的困難。
比如在學習的過程中，如果你遇到的問題都很簡單、沒有什麼挑戰，你雖然能夠很輕易地完成它們，取得一些成就，但是你卻不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因此也就無法突破自我。
傳統的循序漸進法的學習法也會讓學生產生過度自信的假象——慢慢來的話，學生可能會高估自己的學習能力和對知識的長期掌握情況。
反之，有時候為了收穫更多知識、突破自我，需要去挑戰一些特別困難的任務，這從長遠來說反而有助於學習。當然了，從表面上看，必要的障礙法對於學生來說肯定比傳統方法要難，可能會打擊學生的自信和成就感。
對此，Bjork 雙人組舉了個研究的例子：如果投沙包的孩子挑戰一開始很難射中的目標，那麼最後經過這樣訓練的孩子的準確率反而比那些被要求只要射中固定的目標的孩子高。
讓跑步運動員揹著沙袋跑步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另外，Bjork 雙人組認為，讓孩子重複地做一件事，比如不停地刷某一類的題不如讓他們交錯地做難度不同的任務得到的效果好，因為這有助於孩子把知識融會貫通。當然了，這對學生來說更難，也容易打擊他們的自信。
獲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最佳剪輯、最佳混音三個獎的2014年電影《爆裂鼓手》講的就是一個用必要難度訓練天才鼓手的故事。男主尼曼的許多同學都在老師佛列契的地獄式訓練中崩潰了，甚至退出了音樂界，但尼曼反而越挫越勇。
Elizabeth Bjork 和 Robert Bjork 的教育理論從很多方面來說都是反傳統的，但是卻得到了不少研究的支持。
最近20年來，有許多學校引入了 Bjork 雙人組的必要難度（desirable difficulties）教學法。必要難度指的是，在學習過程中故意設置一些障礙和困難反而能夠促進知識的長期記憶。
下面是一些有研究支持的行之有效的必要難度法：
交替學習（interleaving）。Bjork 雙人組認為，不需要循序漸進地學習，應當在短時間內集中學習一塊知識，然後過一段時間再回過頭去學一遍，這種方法會讓學生對概念有更深的理解，也可以促進他們對知識的長期記憶。他們把這種方法叫做交替學習，意思就是把不同的知識像書頁那樣相互交錯。
用測試的方法讓學生複習和回顧，而不是讓他們簡單地再看一遍學過的知識。
讓學生針對教學內容自己去創造一些題目，而不是被動地接受知識。
打亂教學內容，增加難度。
使用比較難閱讀的字體打印教學材料。
這些研究都指向這樣的一個結論：用學生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教學從短期來看當然有成效，但卻不利於知識的鞏固和長期記憶，換句話說，來得容易去得快；有挑戰的學習方法從短期看可能成效不佳，但卻有助於長期能力的提升。
極為痛苦的事件也會催生巨大的勇氣。文章的最後，來看看一個法國抵抗運動戰士的案例吧。
Andre Trocme 是法國二戰時期的一位民族英雄，他不願意把猶太人的行蹤告訴納粹，在被捕時也公然反對他們。
10歲時，Trocme 的父親開車太快，失去了控制，把他的母親甩出了車子，母親當場死亡。目睹了車禍現場的 Trocme 受到了深重的傷害，但這種經歷反而催生出了一種無懼生死的勇氣。不管怎麼說，他都已經見識過地獄了，還有什麼比那更可怕的呢？
Andre Trocme
多年後，Trocme 在寫給去世的母親的信中這樣寫道：
“如果我是一個宿命論者，如果我是一個日日等死的悲觀的小孩，如果我不早日打開心扉迎接快樂，如果我還是一個陰沉的人，不能開懷大笑的人，這一切都是因為你在6月24號那天在那條路上離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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