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開山大師兄”專欄，將陸續刊發作者許金晶對新中國首批文科博士的系列訪談。“開山大師兄”，指的是新中國學位制度建立以來各學科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
本文受訪者葛劍雄，1945年12月15日出生於浙江湖州，1983年9月獲得博士學位，是新中國第一批兩位歷史地理學博士之一，師從譚其驤先生，譚先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科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
葛劍雄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現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委員，“未來地球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諮詢特聘專家，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2018年5月10下午，葛劍雄於南京浦口鼎業開元大酒店接受作者專訪。
兩個小時的訪談，我個人印象最深的是這兩點：一是葛老師在古田中學任教時，曾在“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中內查外調，並長期做學生的政審工作，既要核對考證檔案簡歷材料，又要到他們的老家去實地調查走訪，用我總結的話來說，就是：葛老師在系統學習歷史學之前，已經在工作中，熟練運用歷史學與人類學結合的研究方法；二是談到自己眼中的復旦與復旦文化時，他引用一位哈佛教授的話來概括：We dare to say I don’t know（我們敢說自己不知道），在他看來，知己不知，令己能知，或許就能最好地總結復旦的精神。
能寫《統一與分裂》這樣普及型的著作，也能撰寫六卷本《中國移民史》這樣的皇皇鉅著；能讓復旦史地所保持頂級學術水平，也能在政協參政議政、諍諫時事，還能做電視嘉賓和微博大V……葛劍雄老師的人生，的確不可謂不精彩。
師生情誼
許金晶：您之前也是一個雜家，各種書都讀，恢復高考後為什麼會選擇報考歷史地理方向的研究生，當時對復旦、對譚其驤先生有怎樣的認識呢？
葛劍雄：不太瞭解，不太認識。我跟我的老師大概冥冥之中有點緣分。其實我早知道他，60年代初期，上海在人民廣場靠近南京路那裡有一個光榮廊，佈置全國勞動模範、先進人物的照片。有一次我看到譚其驤，後來才知道他參加過全國文教群英會，以上海的勞模身份去參加的。這個“驤”字我從來沒見過，馬字旁一個襄，後來人家說這就唸驤，這個名字我就記住了，但只曉得他是復旦大學的教授，很有名，就這麼一點印象。我念初中的時候，跟一個歷史老師交往較多，我到他家去，他也借歷史書給我看，他曾經給我講起復旦大學的譚其驤教授在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我說這本書不得了，可以把歷史都畫成地圖，我就有了這個印象了。等到1977年，我當了上海人大代表，在選全國人大代表的時候，在名單裡看到了譚其驤，復旦的教授，68歲，大家投票通過，我知道他當選了人大代表。
我報本科沒報成，報研究生要挑選學校、專業，我一開始還想進北大有機會了，要到北大。但1978年報研究生，我剛剛結婚，30多歲，還沒孩子，現實問題就來了，太太就說你念書我支持，為什麼一定要到北京去呢？不能在上海嗎？
許金晶：就近。
葛劍雄：想想倒也是，假如真到北京唸書，她一個人以後有了孩子怎麼辦？總不方便的，這樣只能在上海找。上海找就有限了，原來羨慕的大名人、教授都在北京，上海沒有幾個人。另外經過文革，我已經決定不再去唸文學、思想這些東西，政治性太強了。我認為歷史比較實，華東師大吳澤他們是史學思想，還有近現代的思想，都是理論。復旦蔡尚思他們也是思想，只有譚先生是歷史地理，我當時其實還不知道歷史地理到底研究什麼，歷史跟地理我都喜歡的，地理比較實。文革期間我經常出差，那時圖書館的雜誌封在那裡，我管這些事，就隨便抽，抽到合訂本《旅行家雜誌》，每次出差都帶，到哪裡去翻到哪裡。文革前有一期講正在建的一條隧道，涼風埡隧道，當時是最長的，後來從遵義、貴州進到重慶，就過這個隧道。像這樣積累了很多地理實際知識，我覺得學歷史地理不錯，就選了歷史地理。當時如果沒有成家的話，那肯定到北京去了。
許金晶：譚先生在為人、治學、生活各個方面，給您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對您有哪些影響呢？
葛劍雄：我第一次見譚先生其實就是複試的時候。我們初試在上海工學院，分到各個考場的，複試的時候筆試在復旦大學大禮堂，所有的複試考生都在。考完以後要面試的，譚先生住在醫院，我們這幾個參加複試的考生先到學校，學校安排車把我們拉到龍華醫院，在病房裡第一次見到譚先生，印象很深刻。我們入學後譚先生又住院了，第一次給我們開課是在華東醫院接待室，很吵，後來在直屬出版社找了一間房子，離華東醫院比較近，每次上課他從醫院出來到這個房間，我們到那裡聽課。有一次我寫好一篇文章，想請他看看，到醫院去，他正在針灸，頭上扎滿了針，他說沒關係，照樣跟我談一些問題。所以我一開始對譚先生的印象就是他對學問很重視，對教學很嚴謹。
1983年9月，葛劍雄與導師譚其驤教授、周振鶴（左）於復旦大學參加博士學位授予儀式。
許金晶：很執著。
葛劍雄：對，這是一個印象。我當了他助手以後跟他接觸就很多了。他叫我當他助手，一個原因就是他1978年腦血栓發作中風以後，雖然恢復了，但是行動不便，走路要用柺杖，很多事情不便做，叫我在生活上照顧他。每次他離開家到外面去開會或者活動，都是我陪他的，最多的一年他出去13次。他修訂《中國歷史地圖集》時，家裡和學校的工作條件都比較差，專門打報告，經汪道涵市長批准，長期住在衡山賓館，有空調，而且安靜，干擾比較少。是一個標準間，我陪他住著，多放了一張書桌，一住就是半年。在外面最長的一次差不多9個月，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我們在申江飯店也住了很長時間。我照顧他生活，幫他找資料，準備材料，幫他處理學術的交往、行政等事情。中午有時候跟他出去散散步，在這個過程中，我對他的瞭解已經不僅僅是論著，還有他的思想，他也跟我討論他還沒有形成的觀點，或者正在做的，甚至後來幫他寫他的自傳。他開始不願寫自傳，我說應該寫出來，他講話我錄下來，整理成稿子，再改。還有幫他處理一些重要來往的信，有些人到現在拿著當年他的信，實際上是我跟他起草的回信。前一陣子寧波博物館的褚曉波通過競崗，成為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長。他到上海通過同學請我吃飯，28年前我代表譚先生給他寫回信，我有複印件。最近網上拍賣一些東西，人家都來問我到底是不是我寫的，或者是不是譚先生讓我寫的。
在這個過程中，他本身的所作所為，他的言行，給我樹了榜樣，另外我可以通過深層次的接觸瞭解，可以說我對他是相對最瞭解的，比他的家人、學生、其他人都瞭解。不僅是學術上，更主要他的為人，人格、道義，對我都有影響。當然，我也盡我所能幫譚先生處理各個方面的事情，他是個學者，很多行政、社會方面的事情，他只知道原則，不知道怎麼處理更好。我們的師生關係是非常少有的，他秉承“五四”時代。他跟他的老師顧頡剛曾經留下這麼個佳話，他下課以後跟老師說你這個東西講錯了，顧先生鼓勵他寫成材料，跟他討論，討論完了把雙方來往這四封信作為補充教材印發給每個同學。有時候老師的內容我覺得是不正確的，也會跟他提，他不僅接受，而且對的他也會堅持一定要公開出來。他一直鼓勵我們，說過一句話，“在歷史地理方面，我要超過錢大昕、王國維，你們也要超過我，否則怎麼進步呢？”有這樣的老師對我來說很幸運。有時我指出幾十年前的文章裡面有哪個，他非但接受而且再寫個補充公開出來，他是這樣的老師。
他在學術跟政治方面也是保持了他的獨立思想，保持了人格。像歷史地理修訂就有不少很麻煩的問題，如何把政治跟學術統一起來，他也做了很多的榜樣，對我的影響很大。他堅持要畫一幅歷史上吐蕃藏族的地圖，最後是胡耀邦批的，否則不讓畫。他生前我跟他談過，想寫他的傳記，當時他同意了，但他說了不要只寫好話，要實事求是。寫了他的傳記，整理了他的日記，當然還是節選，有些內容還要徵求他家人的意見。有些事情，傳記還有日記，很多人都打了框框，過了這麼多年能不能把名字填上？當時開天窗的情況是這樣的，文革中被斗的、倒黴的人都有真名實姓，整人家的人、鬥人家的人，除了個別的，我一般都畫了框框。我也想恢復，但後來想譚先生已經原諒他們了，我為什麼還要公開他們的名字呢？更主要的是這些人都不是公眾人物，知道他的行為的人寫框框也知道，不知道他的人有沒有必要公開呢？你就知道文革時復旦大學有過這麼一個人就是了，至於他是張三還是李四，有什麼關係呢？有的人已經改正了，有的人就不改正，那他不是自己進去了嗎？文革結束後曾有人專門來調查，某某人有沒有打過你，譚先生說其實我知道當時有人告訴我是這個人打我的，但我對歷史要負責，對他要負責，我沒有直接看見他在背後打我，不應該說。
第一批博士
許金晶：您在復旦讀碩士、博士期間，受到的訓練、學習的情況能不能再介紹一下？
葛劍雄：實際上我真正在校的時間不多的，11月份進學校，住校，1979年5月1號以後，因為太太懷孕快生孩子了，6月12號生的，我就不住學校了，騎自行車上課，大約40分鐘，上完課就回家。後來做了譚先生的助手，家裡、譚先生家、學校，三個地方跑。也是剛剛打倒“四人幫”，學校也在解放思想，對我們影響也很大的。
我們在唸研究生期間，三中全會、思想解放，在學生中間影響很大。我們進去的時候最後一批工農兵學員還沒有畢業，對他們來講衝擊很大，以後這批人學歷不被承認了，只承認他們專科。有些人就趕快選擇考研究生，或者重新考本科，有些沒考的，後來長期解決不了職稱，有些人現在已經是領導人了。三中全會前後那段時間新來的本科生跟留下來的工農兵學生之間，思想上都有摩擦的。當時復旦除了盧新華那篇《傷痕》，還有很多像大字報一樣貼出來的新東西，引起轟動，學生也有不少社團，一開始還是貼大字報的。中間傳達鄧小平的意思，現在承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我們都很高興。文革期間招工農兵大學生，我們教師就不行的。後來他又說了，保證知識分子六分之五的時間用在業務上面。那時政治學習佔很多時間的，後來規定政治學習不要超過一天，到最後這一天也沒有了。胡耀邦一度說要大力發展知識民主黨，這些過程都是在研究生這一階段發生的。我們能夠第一批拿到博士學位也是一個大的環境影響，受益於國家實行了學位制度。我是第一批碩士，當時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一篇文章，他們說我是第一次在上面註明學歷的，以前都沒有的，是從我開始的。碩士學位剛拿到的時候，有新的政策，國家要培養博士生了，我們又是第一批。復旦大學第一批招的博士生是1982年3月份，因為秋季已經來不及了，春季入學的。那時我已經留校工作了，我也是全國第一批在職博士生。周振鶴已經畢業了，把他分到了湖南，招博士生以後，他繼續念博士。
許金晶：就沒去那邊？
葛劍雄：對，沒有去那邊。理論上講他等於重新入學，我已經是復旦的教師了，是在職的。為什麼一年以後我們就可以拿博士學位呢？當時要快出人才，理科那些人都沒有另外寫論文，就用碩士論文，包括我們學校的蘇步青校長這一批權威，提出來他們的碩士論文已經達到了博士論文的水平了，所以第一批理科博士出來很快。後來我知道在學校學位委員會開會的時候，我的老師譚先生提出來，認為周振鶴跟我都達到這個水平了，蘇校長說不行，我們是有國際標準的，他是數學家，全國第一批理科博士18個人，一大半都是數學，我們學校全部是數學，包括洪家興院士、李紹寬、張蔭楠、王建磐。
當時還有一個背景，就是國家要辦幾個超級大學，北大、復旦什麼的都在裡頭。復旦想到我們理科第一批已經有了，為什麼不能爭取文科第一批呢？學校主動打報告給教育部，是在教育部批的，教育部具體負責的是黃辛白副部長。開始他們反饋下來你們要批可以，必須所有的材料都全，博士論文要寫好，這個我們已經在寫了，還有要各科成績。其他都好辦，各科成績本來是有的，當時最麻煩的是外語，要兩門，國家規定博士生要有第一外語和第二外語。很巧，我跟周振鶴在唸碩士的時候就同時學兩門外語，英文和日文，而且全部參加考試的，有正式的成績。學校打報告給教育部，就說兩個人同時修了兩門外語，因為第二外語要求比較低，碩士的第一外語成績是不是可以代替博士的第二外語？教育部也同意了。當時我們很緊張，已經準備好8月答辯了，教育部批文還沒下來。就在我們答辯的前一兩天，學校派人追到哈爾濱，黃辛白在那開會，他批了，電話打回來，第二天才開答辯大會。所以我一直講不是我們兩個人特別了不得，是正好有這麼個形勢，如果沒有這個形勢，按部就班，1982年進的，照理應該是到1985年才畢業，一下子提前了兩年。當然我們也的確把博士論文提前寫出來了。
專業研究
許金晶：感覺您對於中國曆代的疆域變遷和人口變遷這兩塊特別感興趣。
葛劍雄：疆域變遷是我們的基本，中國地理就是一張中國地圖，這是一個基礎，現在已經完成了歷史地圖集，的確也是很大的一個工程。我們在這個基礎上，跟國際上一些學者合作，做了CHGIS，就是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影響也是相當大的。做了很多年，這項工程基本上完成了，提供給大家工具的、基礎的東西，也可以跟現在的科學技術結合，軟件之類的都是通用的，在國際上最能夠顯示我們的水平，不需要翻譯，就是地名，這個系統大家都能用。我還有一本書影響出乎意料的大，《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這本書並無太高深的學術，是一個應用性的成果，在某種程度上我希望普及一些觀念，這個目標應該達到了，現在每年都需要一萬多冊。
許金晶：您當時是怎麼想到要寫這本書？
葛劍雄：我當時在講改革開放，它的確是三中全會思想解放的產物。到了1988年，籌備紀念三中全會十週年，全國要開理論討論會，中宣部、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教育部開的，規格很高，在全國徵集論文，範圍很大。我1985年—1986年在美國，長期在思考，就寫了一篇《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這篇文章先送到學校，選中了，送到教育部。教育部在天津開了一個討論會，我的文章還有歷史方面羅榮渠先生《論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這兩篇後來都到北京大學召開的紀念三中全會的討論會去交流的，都獲獎了，在這個基礎上我寫了這本書。前面一本書《普天之下：統一分裂與中國政治》，出了兩版，一萬多冊，有一篇就是“炎黃子孫不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代名詞”，1989年大概7月份登在《光明日報》上，中宣部還內部發了通知，我這個意見是對的，就是我提出來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我們這個國家不應該用這個詞來代替中華民族跟中國人民，這是文化色彩的，不是政治色彩的。
到了1992年，三聯書店跟臺灣錦繡出版公司合作，要出一套“中華文庫”，他找我，就寫了《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1992年先在臺灣出版，1994年在三聯書店出版，好幾版了。有人想拿這本書做文章，給上面打過報告，還有人寫過這本書的評論，引起有些人對書的不滿，我就要求出版社從此以後不要發表任何書評，不要登任何廣告，是怎麼樣讓大家自己去看，避免刺激一些人。三聯出了好多年，中華書局出了5年，沒續簽，又簽了商務印書館，現在是第二個5年。這幾年他們發行的很多，每年一萬到一萬五，馬上又要重印了。現在還是不寫書評，不登廣告，不進排行榜。有些觀點我其實已經給內部寫了報告，比如中央統戰部，對臺關係他們已經採納這個觀點了。汪道涵生前也專門找過我幾次，討論這本書的內容，他們高層是接受這本書的。我想這種應用型的成果讓實踐來檢驗吧。其實是大家都知道的觀點，不過我歸納講出來了而已。
許金晶：孔飛力先生幾年前出過一本小書，《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總結了中國往現代國家轉型的三種矛盾，第一條就是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之間的張力。
葛劍雄：我在美國跟他討論過這件事。我跟他認識是比較早的，第一次是1984年還是1983年，我到北京，那時候他來了，在和平賓館。我在哈佛期間，過年他請了我們一起到他家裡聚會，還見到了費正清先生。他的兒子孔安在北京做記者，我們很熟悉，有機會還碰頭。在美國我們私下裡都討論過，回來後寫這本書。
許金晶：孔飛力先生最後一部在我們中國出版的論著，正好也是您的這個主題，《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
葛劍雄：他寫《叫魂》時也跟我談過這些故事。當時他們寫得很辛苦，一道上諭大家一起討論半天。還有跟許先生，美國匹茲堡大學的。
許金晶： 許倬雲先生。
葛劍雄：對，許倬雲。何炳棣主要是討論人口史，但他也有一些觀點。還有楊聯陞先生，我們也談過幾次，也是各種觀點。
許金晶：很有意思。您作為第一批文科博士，這樣的身份有沒有對您的工作產生什麼影響呢？
葛劍雄：這個總是有的。我們也碰到一件不幸的事。我們第一批得到博士學位，學校希望我們發揮更大作用，正好那時職稱評選有一些弊病，教育部宣佈凍結了，一直到1985年才重新開放，我跟周振鶴是開放以後才定副教授的。復旦大學第一批7個副教授，我跟他兩個，還有王滬寧，是碩士，本來我們還可以更早。畢竟當時是第一批，也的確好多地方沾了光，但時間長了還是靠自己本身的學術水平。理科第一批我們學校的幾個人裡面，最後成為院士的就洪家興一個人，王建磐做大學校長，但不是院士。我一直是這個觀點，我們生逢其時，還有很多客觀因素，要是復旦本身不重視，這個第一可能就給人家拿去了。
2005年7月17日葛劍雄在日本聯合國大學演講前與前首相村山富士合影。
參政議政
許金晶：作為學者的同時，您也長期在政協供職，您如何看待自己政協委員的身份，您這麼多年在參政議政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葛劍雄：我做人大代表期間，當時講平反冤假錯案，好多人就把信寄過來了，譚先生是全國人大代表，有一個人不斷給他寫信，他問怎麼辦？我說幫他解決。實際上後來我以市人大代表以及譚先生全國人大代表身份，聯名反映，最後解決了問題。他一定要來見譚先生、見我，表示感謝，我拒絕了，他當時歲數蠻大了，從外地回來，把問題都解決了。
後來我已經離開閘北區了，到換屆我當然就不做人大代表了。一直到1999年，讓我參加民主黨派，做了民革的副組委，增補為上海市政協委員，我是屆中的，做了兩年以後換屆，當上了上海政協的常委，那是在2002年，當了4年，以後就是全國政協常委，10年。那時比較自覺，當了政協委員，就應該履職，包括參政議政、反映社情民意，包括跟中央和地方政府提建議和提案。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在中國當政協委員，首先一切要依法辦事，第一是憲法。此外，政協是一個政治性的機構，應該有政治道德，具體講就是要遵守政協的章程。
對共產黨是無條件服從的，我們在這個基礎上才發揮作用。這十年裡，媒體說我是大炮，我說你們不知道，我們不存在炮不炮的問題，我的批評、建議是符合章程的，是適度的，是你們可以報道的。如果說罵人，罵得厲害的有的是，已經過了頭了，你們也不敢報道，對不對啊？
許金晶：是的。
葛劍雄：我說你看我所有批評哪一句是不符合憲法的？哪一句是不符合政協章程的？包括他們國外的記者採訪我，我說我要實事求是，在規定範圍內。這期間我提了不少提案，好多提案後來都做到了。這兩屆政協常委也開創一個新的做法，中央領導到常委會做報告，從王岐山開始報告以後，留出半小時，叫大家提問題，跟大家討論。我在這十年經歷的有八次，七次我都爭取到提問討論的，五次我都是第一個，所以第二次王岐山來我提，他說怎麼又是你打頭炮，他還記得上一次我問他的。王岐山來我提了兩次，孟建柱一次，李克強一次，汪洋一次，一般我都第一個提的，既然給我這個機會，有些問題我提的還是很尖銳的，他們也很坦率，自己回答。
汪洋來我問了一個問題，我說你提出來精準扶貧，徹底消滅貧困，一個都不能落，可能嗎？大家都明白，有少部分人的貧困不是社會造成的，是自己造成的。比如涼山一部分農民吸毒，還有的是賭博，有的揮霍浪費，有的好吃懶做，有的精神不正常，有的有特殊信仰，怎麼辦？他很坦率，說你給了我一個機會，我來做補充說明。他說的確有這種情況，他也分析了他自己經歷的，最後他說給你們交個底，中央已經有打算，這些人最後保託底，不要求真的脫貧，就讓他有口飯吃。後來講得更具體了，聯合國、世界銀行有統計數字的，就是人口中這一部分人大概有百分之多少，我們現在預留的是20%。
領導還是很坦率的，我覺得適合公開提的就公開提，不適合公開提的就內部提，或者是內部寫情況，有幾次都是中央領導自己批的。前年我又正式提了一個提案，要求貫徹八項規定不能影響職工正常的福利，隨著國家的進步還應該不斷增加這種福利，後來全國總工會採納並正式發了通知，要求全部實施。他們問我滿意不滿意，我說真正做到了我就滿意了，可有些地方不敢做，所以王岐山第二次到常委會我又跟他提出來，希望這些規定能夠督促執行。
許金晶：我們都要感謝葛老師，我們現在剛剛增加了福利標準。
葛劍雄：我覺得做事情就應該盡到責任。很多人誤解，就說你批評他是不是不高興，我一直講，你自己不要動不動就弄到網上，不要動不動到媒體，我們的責任該到什麼程度就到什麼程度，該到哪裡就到哪裡。至少對我來講，這十年裡還是盡力而為了，但是也很遺憾，有些事情我實在做不到。
我們國家還是要有正常的行政措施，信訪、程序、法律，不要把所有事情都給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他們根本做不到。我跟他們講我們政協，俞主席給我們講過了，沒有任何權力的，最多可以轉達，而且要用正常的途徑。
許金晶：是的。您剛才講這些內容我正好想到，學術與政治也是中西知識界一個永恆的話題，您同時深度參與學術和政治，能不能談談當今中國語境下學術與政治的關係？
葛劍雄： 我們講“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其位就要謀其政。
我說先不要講大話，講什麼道義，首先講實際，知識分子到底是什麼角色，你自己得明白。如果兼有行政的，要行使行政的職責，如果兼有政治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者是民主黨派什麼人，就要有這一份事業心，如果做不了，那就辭掉，很簡單的。比如現在我不做政協常委了，人家再找我，對不起，一方面我沒有這個渠道了，以前我寫封信是必須要給我答覆的，我現在不是政協常委，可以不答覆我，應該走正常途徑。我不做所長了，我把跟所長有關的全部辭掉，中心主任、學術委員之類，都不做了。這是個職務工作，我既然沒有這個職務，你不是因為我葛某人另外選我，是因為我是所長，那麼所長不做，其他也就不能做了。又譬如我做圖書館館長，那個是校務委員，這也是個職務工作，等到我館長不做了，我就不是校務委員了。我們的底線就是你承擔了不能只有名，應該有實。
學術與管理
許金晶：您在復旦主要是在兩個地方工作，歷史地理研究所和圖書館。您能不能比較一下這兩個工作場所之間的異同，您在這兩個地方工作的主要貢獻都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葛劍雄：現在來講都是大學的所謂正處級幹部。所長我更把它看成是學術性的，但在中國不可避免的，這實際上也是行政性管理。管理的事情要擺脫學術的影響，我們現在很多人只講管理出於公心，這個是底線，但只有公心，沒有管理能力，還是做不好事情的。從這個角度講，圖書館更多的是管理，雖然學校裡客氣說這是重要學術。從學術講圖書館本身也是一門學問，有圖書館學，有管理，特別是現在數字化的成分很多，我最多懂點原理。我在做所長的時候，我們跟外國人合作的項目，涉及很多數字化信息的概念，我稍微懂一點，但也管的不多的。調查以後我認為這個圖書館管理目前還處於低級階段，真正先進的大學圖書館有學術引領的作用。比如我們圖書館的諮詢，最多諮詢到這本書在哪裡，怎麼拿出來。真正的諮詢是有人來問，比如最新的學術動態，比如我想做這方面的研究，能給我提供哪些資料，這才是真正的學術引領，我們做不到。
我當所長關注的是我們的學術地位。慶幸的是在這11年裡（1996—2007），大家都承認我們的學術地位至少沒有退步，穩居第一。一個學術研究所該拿到的我們都拿到了，當然這很幸運，我當所長的第二年211，然後985，開始歸我掌管的經費每年8000塊，到我退的時候差不多1000萬了，這是生逢其時。我們所在數字化、硬件、電腦這方面全校第一，我是第一個給所裡所有人配電腦的，連當時已經快退休的60多歲老師都會電腦操作，這個是最開放的，我自己對這個感興趣。有一次哈佛大學分管科技的常務副校長到我們學校訪問，校長問他你對我們學校怎麼看，他說你們學校真正稱得上有國際水平的只有兩個，一個是歷史地理，一個就是數學。我們的成果是跟他們合作的，是有客觀標準的，不是寫篇論文達到的水平。當然不是我個人有本領，就是我們利用了大家沒有爭議的詞條，然後用最新的技術做出來。
我最有成就感的是什麼呢？就是復旦大學從我開始廁所裡放上了衛生紙，中國高校圖書館從我開始陸續都放上了衛生紙。我到埃塞俄比亞，世界上最窮的國家，我到他們國立大學去訪問，專門到廁所去，照樣放著潔白的衛生紙。相反的，我到莫斯科大學，1990年，那時蘇聯還沒有解體，我事先聽說莫斯科的廁所都是用報紙的，果然，相當髒。後來到俄羅斯的國家科學院，專供開國際會議的國際會議中心，我跑到廁所，一半的小便池都封上了塑料，壞了在修。我們既然號稱要建一流大學，怎麼連這個都做不到呢？我就跟他們說，開始說不行，我說錢我負責，你放。放了一段時間，有學生反映底層女廁所一到下午就沒有手紙了，我說缺多少補多少。一段時間後就穩定了，學校各部門受到衝擊了，現在復旦每個廁所都放著衛生紙。
我們以前最難處理的就是每年畢業離校的時候，經常要發生爭執。圖書管理員說學生還有幾本書沒有還，還有哪次付款沒有付。學生說我付過了，原來根本沒有這本書，爭執，不肯蓋這個章。有的人說我對母校最美好的印象在這一瞬間就徹底打掉了。我就規定今後學生怎麼說你就聽他的，我們尊重學生，相信他不會為這個事情撒謊。當然現在一方面電腦系統也比較完善了，學生的人格得到了尊重。
類似這樣的很多困難我們解決的比較好。比如我們圖書館只有2000個座位，而交大有7000個座位，但我們沒有出現搶座位、排隊之類的，通過我們的服務、疏導。圖書館人太多怎麼辦？我說很多學生到圖書館來是自習的。那麼冬天、夏天，只要學校把有空調的教室都打開，分流不就行了嗎？後來教務處公佈，只要一個教室坐滿70%的人，教務處就開第二個教室，這樣就解決問題了。
許金晶：您長期在復旦學習任教，能不能談談您眼中的復旦和復旦的文化，您這麼多年為什麼會一直選擇在復旦堅守？
葛劍雄：我寫過一篇小文章，我說復旦的老師不僅敢說我不懂，還會進一步做些工作。我到哈佛訪學一年，後來也經常去，閒談時跟哈佛的老師說，你們哈佛的教授那麼自豪，你認為跟人家最大的不同在哪裡？他就告訴我，很簡單，we dare to say“I don’t know”，我們敢說我不懂。學風就是這麼來的，不懂就是不懂，我的老師這樣，還有幾位很有名的老師也是，人家採訪他不懂就是不懂，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認為復旦老師不僅敢說“I don’t konw”，還會在這以後進一步做些工作。我們的學風還是比較自由的，特別實事求是，不是很張揚，一定要爭什麼第一第二。當然現在情況也很複雜，大家往往拿這個學校的醜事比較，這種人都有。
老實講譚先生在世的時候我總不會離開他的，等到以後我當了所長，我不會中途退下來，做了11年。等我擔任館長的時候，有其他學校邀請我過去，我說人總要有點信用，我剛答應學校做館長，那至少要乾了一任以後才可以考慮，儘管你們的確很有誠意。他們的領導跟我講到什麼程度呢？30萬、50萬，這是對其他人的，你只要開出你的待遇來，我保證不減一分錢，他是這麼說的。最後那位校長帶信給我，你暫時來不了，這份邀請對你永遠有效，什麼時候你來了，即使我不做校長，我也保證這個學校是要你的。我跟他開玩笑，等我不做館長你們就不要我了。另外我總覺得，特別是我們學科，應該講到現在為止，國內資源最多、門類最全、相對水平最高的，還是我們這個單位，從這點講我也不會離開。
2013年1月葛劍雄應邀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人才培養
許金晶：在高校，除了行政和學術之外，還有重要的一塊是教書育人，您如何看待學術研究跟教書育人之間的關係，這麼多年裡，您自己培養碩士和博士生的情況能不能介紹一下？
葛劍雄：兩者也不能完全統一，現在有種說法，德藝雙馨，好像都做到了，這個我不贊同。一個人學風不正、品德不好，不等於他肯定就沒有學問，不學有術的人也是有的，反過來學而有術的人也有的。當然我們希望兩條都做好，但首先兩條都不能過底線。我平時不教本科，主要是研究生，老師要起到表率作用。另外，老師跟學生實際上是處在不平等的地位，特別要注意尊重學生，讓學生得到自由發展，平等對待。我當所長的時候，我們有一個老師信教，經常跟學生講，學生問他論文怎麼寫，他說這個不要擔心，上帝會安排，有的時候叫他們寫這個。我就找他說不可以，宗教信仰自由，你的自由我尊重你，學生要信宗教我也尊重他，但你今天是教師，跟你指導的學生是不平等的，你這樣的話實際上是強制他信教。
許金晶：侵犯了學生的自由。
葛劍雄：侵犯了他的自由。那什麼時候可以呢？等他畢業了，完全可以。不僅我們這樣，連美國也是政教分離的，任何時候跟學生絕對不許談宗教，更不能講宗教信仰，這位老師接受了。我當所長期間，不單我自己的學生，我這個所裡的學生都關心到。招生的時候，我是一直強調我們要給各種人應有的機會。現在有些非要講所謂第一學歷，講出身，我自己連大學都沒上過。當然我承認這些出身好的，第一學歷好的，基本上基礎是好的，我也招過這樣的學生，但不等於說小的學校，或者原來基礎差的人就沒有前途。作為老師，我們最重要的是平等對待，給每個學生的成長提供機會。我後來又很幸運，有三個學生的論文得了全國100篇優秀博士論文。
許金晶：這個很難的。
葛劍雄：據說是文科裡面最高級的。這三個人裡有兩個的第一學歷，一個是煙臺師院，一個是瀋陽師範，是地方高校，而且瀋陽師範的學生本來是中文系的，考試的時候全部不及格，我後來發現這個人有本領，就把他特招進來的，最後他得了優秀百篇論文。
葛劍雄所指導的3位博士生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1位獲提名，多位獲上海市優秀博士論文。
許金晶：這三位還都在搞學術工作嗎？
葛劍雄：都在。一位是我們學校的教授，還有一位後來到了交大，特聘教授，從外地把他調過來的，做他們一個學院的副院長，也做過他們科研綜合處處長，還是上海市社科新星，還有一個留在我們學校歷史系，副教授。我們的任務不是一定要跟他們講思想、講政治，首先要使他們有個踏踏實實的學風。我的學生裡面，當然有很一般的，但總的來講大家反映在為人等各個方面，正派的比較多。人的底線不能靠導師，要靠自己從小養成。而且有些，比如他們的外語，我不希望提高了，也提高不了，能看看書就不錯了，這個只能實事求是，但做學問的基本功還是要不斷提高。我實際上是學我的老師，他怎麼對待我們，我們怎麼對待我們的學生。
過去與未來
許金晶：您本身是比共和國更為年長的學者，您能不能談談這麼多年裡，國家發展與社會變遷，對您個人的學術研究和工作有哪些影響。
葛劍雄：我是很幸運的，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末班車，我這個年紀能夠考上研究生。我一直跟現在的年輕人講，一個人的成功首先是個人的天賦，第二是機遇，第三是自己的努力，前面的都不是我自己可以左右的，自己的努力是可以選擇的。我今年73，解放的時候我才5歲，剛剛進小學，我主要的印象都是解放後的，解放前的基本上是書上看來的，或者老一輩人告訴我的。
現在國家的發展，遠遠超出了我當初的夢想，甚至在1986年我們全家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我當時跟我的孩子、太太都說了，不曉得哪一天中國人才能夠發展到這個階段，差距實在太大。我一到上海待下來，我的女兒問我，“Where is our car”，我們的車在哪裡？我告訴她“We will never have any car”，今後我們不會再有車了，你就老老實實乘巴士吧。但我沒有想到，沒有多少年，我跟她每人一輛車了。從物質上說，應該承認這是中國歷史上變化最快的階段，遠遠超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想象。十八大以來，我們原來所擔心的國家腐敗，黨的政策腐敗，的確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現在第一步已經解決了，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對國家的前途是有信心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什麼都滿意了，包括到底學術的自由放到什麼程度。我們首先要把國家利益放在前面，我前面也講了，我對有些不該公開的建議，一般都是內部提出來。我們也很負責任，“一帶一路”提出以來，我當時就覺得這個可能有些風險，我們要充分考慮，但我不是說寫文章反對，我就反映了一個意見，中央有兩位常委都贊成的，主張以後我們講到“一帶一路”，特別強調要管控風險，就起到作用了。這不等於我反對這個政策，有些要逐步調整的，一開始強調“一帶一路”是戰略，現在習主席親自講，這個是倡議，是有區別的。有一次我跟李克強總理談到這個事情，他說“一帶一路”光有我們積極不夠，怎麼樣才能讓對方跟你配合？我們只要是出於公心，提出這個意見，中央會考慮，但是必須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
2015年2月，葛劍雄攀登非洲乞力馬紮羅峰。
許金晶：您對於未來的研究、教學和個人的生活，還有哪些計劃和期待。
葛劍雄：我都這個年紀了，現在也不要我們退休，既然沒有退休，就要有教師的基本責任，繼續招研究生，繼續做科研項目，將來精力不夠了，退休了，就自己做事。當然現在到了我們這個社會，生命的延續光是物質上是容易的，重要的是精神上怎麼延續。我很羨慕我的老師輩的周有光先生，不僅長壽，活的質量也很高，他104歲的時候還給我簽名，送我書，條理非常清晰。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人，總希望能夠親眼看到歷史的一些重大變化，也需要提高晚年生活的質量，這個要靠自己把握，客觀講是不錯的。我是折中，既不像有的人說我一定要接著做，根據實際情況，如果維持不了了，適當多休息一點，是很正常的，盡力而為。學術上我也沒什麼大的計劃，這些年沒有時間做整段的研究，像我們這樣的人再開出新的題目來也不現實，我們就把一些已經有的想法陸續寫出來。有人要幫我整理回憶錄，我說這個早了，等到我新作做不出來的時候再來做這些工作，有些工作你們做也可以，不要我來做，對社會還是力所能及做一點貢獻。我還不時會在內部對政府提一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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