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雨夜劫案
案发这天，正赶上江南地区“梅子黄时家家雨”的特殊时节，而且，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1949年5月27日，这一天，大上海获得解放。“巾帼团”系列抢劫案的第一个苦主唐文章早晨出去后在外面转悠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时分才拎着一包从南京路老字号“万有全”购买的卤菜，坐着黄包车回到位于榆林路的家中。
唐文章这年四十挂零，一直到这天晚上八点前，他还从来不曾真正感受过什么叫苦。唐文章出身于一个买办家庭，从小生活优裕，一直到上高中时都是有专人接送的。他毕业于一所“野鸡大学”——就是当时社会上那种办在弄堂里、允许旷课、期末考试成绩和毕业文凭都可以花钱买的大学，因为是与洋人合办的，所以教育当局也承认这种文凭，甚至连国外也承认。其实，这种大学出来的毕业生，肚子里有多少货色社会上都是清楚的。不过，肚子里有没有货色跟就业没有关系，像唐文章这样有着一个买办老爸的主儿，端上体面而又有油水可捞的饭碗根本不成问题。唐文章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后，通过父亲的社会关系进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按：此处“纱布”系指“棉纱和布匹”）。他对工作其实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在家闲着觉得闷，就接受了这份非常轻松省心的工作。要说唐文章的运气，那还真不是一般的好。他因为父亲的关系，在交易所的岗位是沪上俗称的“洋差”——就是不但省心省力、有油水可捞，还可以接触到核心机密的资料员。唐文章自己不炒股票证券，但接触到的机密资料是可以悄悄卖给客户的，一个电话就行，不留痕迹，安全可靠。
这样干了三年，唐文章算了一下，“二渠道”捞得的钱钞竟是“主渠道”的数十倍。然后，另一个更大的发财机会出现了。1937年春，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勾结沪上著名大亨杜月笙发起了针对中国著名的“北四行”（即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这四家银行是当时享誉金融界的中资银行，其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故被称为“北四行”）的棉纱“多空大战”，后来被列入“民国股市三大炒”之一。一向对炒股不感兴趣的唐文章这回一反常态，不但没出卖任何机密，而且在股市中投入大量资金。这是为什么呢？
其时唐文章的父亲已过世，是交易所的老大悄悄关照他，说这次多空双方都极为了得，一方是雌雄“无冕之王”，一方是有政学系大佬张群做后台的“北四行”，千万不要向外界透露机密，但可以自己炒几把，只要把握得准，保你赚到南天门！这次股票风潮历时三月，唐文章根据掌握的机密，时而做空，时而做多，直到那些被盘剥得倾家荡产的散户抬棺大闹交易所，蒋介石命戴笠组织专案调查时方才歇手，临末一算账，竟然净赚了五百多两黄金！
这个被称为“上海棉纱案”的案子刚处理完，“七七事变”发生了。这时的唐文章，除了老爸留给他的不菲遗产（房子、存款、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外，还有自己挣得的数百两黄金。他虽然不大关心时事政治，但对下一步路数却拿捏得很准，当即决定离开交易所，从此什么都不干，两口子过一份滋润日子就是。所以，抗战开始后上海滩的“孤岛时期”、“沦陷时期”他都得以平安度过。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在上海追查汉奸大搞“劫收”，知道唐文章手头颇有“黄白绿”（黄金、银元、美钞），却找不到搞他的借口。1948年8月18日，国民政府下令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唐文章事先通过外电得到消息，即把自己的“黄白绿”藏匿到当年“野鸡大学”的一个老同学那里，此人名叫曹秉笙，其时已是美国籍的美军少校翻译。次日，国府法令一公布，新组建的市警察局经济警察大队随即派员到唐文章的宅第搜检“黄白绿”，却一无所获。唐文章的财产得以保全，算是一得；不过也有一失，原就患着冠心病的老婆在那伙如虎似狼的警察登门搜查时受了惊吓，病情加重，医治无效，一个月后撒手归西。
唐文章夫妇一直没有孩子，老婆去世后，唐文章换了一种活法，除了继续过着以往那种奢侈的生活外，还经常留宿妓院，或者召妓来家。有好友劝他生活不要如此糜烂，谨防染上花柳病，还是重娶一房，好好过安稳日子。唐文章却不以为然，因为他有心病：如果续弦，那势必要娶一个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女子，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财产岂不落入对方之手？于是继续我行我素。不料半年后，好友的话就应验了——唐文章果真染上了花柳病！
唐文章因急性淋病去求医，检查时发现同时还染上了二期梅毒。那个时候，患了梅毒要想痊愈，其概率与染上了肺结核一样，通常只有带病生存期的长短，而没有彻底痊愈的希望。直到盘尼西林（即青霉素）问世，这两种病才算摘掉了“绝症”的帽子。不过在当时，盘尼西林不但价格奇贵，而且非常难买，因为那是进口药，又时值国共内战，药品紧缺，盘尼西林的价格最贵时甚至等同于黄金。当然，对于唐文章来说，只要看得好毛病，钱不是问题。他通过朋友找到了新成区的一个私人西医汪某，这个大夫医术平常，搞盘尼西林等紧俏西药却有稳定渠道，所以一些有钱的花柳病患者都上门相求，人多时得排队，如果运气不好，排了半天队，药却用光了，那就得另约时间。
这天就是这样，唐文章自下午两点进诊所一直等到五点，总算轮到他了，药却没了。汪大夫说你明天上午来一趟吧，不用排队。唐文章顿时恼了，少爷脾气发作，险些掀翻了诊所的桌子，还要砸药橱，总算被人拉住。他是有预约的，汪大夫自知理亏，当下答应连夜搞到盘尼西林，上门为唐文章注射，不收出诊费。唐文章这才悻悻而归。路过“万有全”时，顺便买了一包卤菜。回家开门一看，当天的《申报》已经来了，于是开了一瓶花雕，一边喝酒一边看报。报上刊登了声明，说本报奉命停刊，这是最后一期《申报》了。唐文章是《申报》的忠实读者，自是颇有些遗憾。因为是最后一期了，所以他看得特别仔细，正看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唐文章住的是自己的房子，那是买办老爸留给他的遗产，完整的一套石库门宅院。夫妇俩住不了那么大的面积，就分出一部分出租。妻子去世后，唐文章又腾出一小部分出租，现今一共有三家住户。这天，两家房客全家外出，整套石库门就剩唐文章一人。他在听见敲门声的第一时间，下意识地以为是汪大夫来打针了，立马奔到天井去开门，连脚上的皮拖鞋都来不及换，就在雨水打湿的青砖地上踩过。
大门打开，唐文章却是一愣。外面站着三个打着绿骨红面油纸雨伞的青年女子，高低胖瘦不等，不过脸面都还说得过去，特别是为首那个三十来岁的高个子，一看便知十年前必是美人。唐文章没有思想准备，一时瞠目结舌：“你……你们……”
高个子嫣然一笑，嗓音宛若百灵：“侬是唐先生？哦，里面去说吧。”
唐文章不由自主地放三女进门，随手把大门掩上。进了前客堂，转身刚要让座，收了雨伞的三女手里都变戏法似的亮出了手枪，两支勃朗宁、一支左轮，齐齐对准他：“不许喊！不许动！否则，要你性命！”其中那个丰满女子一脚把唐文章刚才坐在上面喝酒看《申报》的椅子踢到墙前，命唐文章坐上去，双手抱后脑勺，双肘搁在自己的大腿上。唐文章不敢反抗，只好乖乖遵命。他刚坐下，左右两侧就被枪口抵住：“老实点儿！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不知道？那告诉你——双枪王八妹听说过吗？”
唐文章一听“王八妹”三字，话都说不利索了：“知……知道，我……在《申报》上看到过……”
“知道就好！听着，我们是王八妹的贴身卫士，今天奉王司令之命来拜访你，商借几斤金子。”说话的女子把匕首架在唐文章的脖颈上，“借不借？”
保命要紧，唐文章只得答应。他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过的是上流社会的生活，精通英语，举凡跳舞、唱戏、骑马、开汽车、溜冰、游泳、打回力球、吃法国大菜、泡妞之类的有钱人的那套活法无一不精，算得上老派“克腊”一个，这会儿却没了主意，不但乖乖交出了保险箱钥匙，还主动说出了密码，甚至没忘记提醒对方把钥匙插进锁眼后要切断电源，否则会触电的。
就这样，三个女强盗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保险箱，取走了唐文章密藏在内的二十六两黄金、五百美元、十一件首饰、三块名表。然后，她们就地取材，割开了被单连结成布绳，把唐文章绑在椅子上。其中那个丰满女盗还想用抹布堵嘴，被高个子美女阻止，说看在他尚肯配合的份儿上，就不堵了吧，谅他也不敢叫喊——须知子弹无情啊！
这话还真说到唐文章的心里去了。一个多小时后，直到听见房客一家从外面回来，他方敢呼救。房客推门一看，自是大大吃惊，给唐文章松绑后问明情况，说这得报警啊。唐文章却有点儿担心，生怕因此而得罪了王八妹，回头遭到报复，连性命都不保。再说今天上海刚解放，警察局还不知由谁掌管。正说着，房客的大儿子小薛从外面回来了，他是在税务局工作的，说今天上海各政府部门都已由共产党接管了，税务局下午刚开过会，军代表让大家不必有顾虑，原先干什么的还干什么，照常办公。税务局这样，警察局肯定也一样，听说今后警察局会跟老早一样，仍称“公安局”了（1937年前沪上警察局称为“公安局”），过几天就要挂出新牌子。所以，该报案还是应该去报案。
于是，唐文章就由小薛陪同着前往已经摘掉了旧牌子但还没挂新牌子的榆林分局。诚如小薛所言，分局警察照常办公，人比平时还多了些，因为除了原旧警察，还有一些前来接管的军代表，根据内部安排，军代表在完成接管后将全部留下，就地转业为人民警察。上海解放伊始，刑事案件频发，5月27日当天，全市三十个区分局就接到群众报案两百余起，其中不乏像唐文章所遭遇的那种恶性暴力案件，当然也包括凶杀案。当下，分局军管组领导即指派军代表贺德祥带两名留用老刑警衣福根、龚滔前往唐文章家勘查现场。
因为是下雨天，现场留有多个明显的脚印，三案犯穿的是崭新的“永固”胶鞋，尺码分别是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由此推断其身高与唐文章所说的相符。不过，看来她们并不缺乏反侦查意识，保险箱以及家具上面并未留下她们的指纹，问了苦主，方知案犯的手指上都贴了橡皮膏（即医用胶布）。案犯打开保险箱，劫取里面的财物后，又重新锁上并带走了钥匙。好在唐文章有备用钥匙，打开后发现保险箱内多了一方人造丝帕，上面用粉红色丝线绣着三个核桃大的空心字：“巾帼团”。
询问周围邻居，唐宅对面王姓人家的男主人提供了一条线索。案发当晚，晚饭后他去附近老友家下象棋，比三个女盗提前几分钟出门，行走方向是一致的。三女脚头快，超越他时在说话，因为当时他不知道对门唐先生遭劫，她们说了些什么他根本未曾留意，只依稀记得好像是说“运气好”、“这一趟跑得值”之类。三女的沪语都带着一点儿不是很明显的浦东腔，嗓音比较好听，似乎还透着几分嗲。
二、发现赃物
回到分局，已近午夜。贺德祥叫上衣福根、龚滔去食堂吃了简单的夜宵，返回刑侦队办公室开案情分析会。根据领导安排，贺德祥是专案组长。小伙子在部队是侦察班长，此刻市公安局还未挂牌，军方接管代表的身份仍是军人，衣、龚两人按照旧时的规矩，对军爷的称呼抬高一级，士兵称班长，班长称排长，因此说话时一口一个“贺排长”。贺德祥听着觉得别扭，便说咱们以后就是同事了，革命不分先后，您二位是刑侦界的老法师，还得对我这个新手多多指教，就叫我“小贺”吧。
言归正传，贺德祥先要了解的是女盗所说的双枪王八妹是何许人。衣福根、龚滔便向他介绍了此人的基本情况——
王八妹，本名王百器，1906年出生，江苏省金山县金山卫镇扶王埭（乡村小集镇）人氏。此女出生后，因眉毛浓黑，略呈八字，故取乳名“八妹”。王家家境贫困，王八妹自小由父母作主给钱圩乡八字桥吴姓理发师作童养媳，十六岁上遇一算命先生，说此女命犯“六冲”，首克其夫，公婆闻此忧心忡忡，备一小轿将其送回娘家，认作义女了事。回到娘家的王八妹为谋生计，跟着村里人贩卖私盐。王八妹生性粗野，有一次，她贩运的私盐被缉私警夺去，王八妹气愤难平，返乡途中至江浙界河时，看到缉私营机船上几名盐警正在吃喝，就打死了船上的盐警，夺了他们的钱和枪。此后十来年，王八妹浪迹于金山、平湖一带及太湖周围，拜太湖盐霸李大汉子为老头子，从事武装贩运私盐活动，白天贩盐，晚上抢劫，成为江、浙、沪交界地区风云一时的女匪。
1931年，国民党当局在太湖地区清剿土匪，王八妹在逃往奉贤乡间途中被军警抓获，当场在她身上搜出两支短枪。当时，上海的《申报》登了这则新闻，双枪王八妹之称就此流传开来。不久，帮会动用关系疏通，王八妹获释。随后的几年里，她就在浦东奉贤南桥经营茶馆。由于双枪王八妹的名气，各路江湖人物都愿意结识她，她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1937年抗战爆发，王八妹在奉贤乡间收集长短枪三十余支，组成抗日游击队，首次出击，就击毙日军九人。不久，她与浙江平湖抗日自卫队队长谢友胜结为夫妻，组成“江南挺进队”。随后，王八妹率部在嘉兴等地打了几次伏击战，歼灭日军数十人。国民党当局随即将“江南挺进队”收编，给了王八妹一个官职：“江浙沪边区护航纵队司令”。
王八妹率部游击于两省一市边区，频频出击，多次袭击日伪军，获得不菲战果；同时也时不时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发生摩擦”。抗战胜利后，王八妹“护航纵队”的番号取消，部队改编为“平湖县保安总队”，王仍任司令，并以地方士绅身份当选为平湖县参议员。1948年1月，王八妹先是担任“浙江省第一区戡乱工作团副总队长兼平湖县勘乱建国大队大队长”，后又改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苏浙沿海游击第一纵队司令”。
王八妹在上海滩的名气经久不衰，坊间对其评价不一，对其身份的界定也有几种说法，诸如女土匪、强盗头子、抗日英雄，等等。上海解放前夕，报纸还刊登了以《声名永不减》为题的介绍王八妹的文章。平湖、金山一带相继解放后，王八妹下落不明。
衣福根、龚滔你一言我一语正说着，已经内定为分局副局长的军管小组副组长老朱来了，他摆摆手示意继续，坐在一旁静静听完后说：“根据情报，王八妹已在上海解放前夕率部逃往大洋山以及周边岛屿去了。那三个女强盗自称是奉王八妹之命，这个情况是真是假必须查个明白。”
老朱离开后，三刑警先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龚滔的妻家就在金山卫，对王八妹这个地方名人时有耳闻，有一次陪妻子回乡，甚至还亲眼见过在镇上闲逛的王八妹，还有四个佩枪女子尾随其后，可见王八妹是有贴身卫士的。那么，今天作案的那三个女案犯是不是王八妹的贴身卫士呢？龚滔说不见得。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是从唐文章所描述的那三个女盗的体形判断，似乎并不强健，跟他亲眼所见的那四个女土匪的体形不可同日而语。须知担任贴身卫士的首要条件就是个头儿高大，才好挡子弹，若王八妹遇到危急情况（比如负伤）可背负其逃跑；二是据唐文章所说，那三个女盗肤色都比较白嫩，据此判断应该不是常年在露天活动，这跟王八妹卫士的条件也不相符。龚滔见到王八妹那次，在金山卫住了四天，每天早晚都看见王八妹的部队在镇外空场上出操，其中有十几个女子，估计那就是王八妹的卫士班了。试想，每天在野外活动的人，怎么会肤色白嫩？三是三女盗在唐文章的保险箱里放了一方“巾帼团”丝帕，这个举动上有两处与江湖规矩不符：其一，留丝帕就是江湖人所谓的“留字号”、“报名头”，但凡有此一举，那必定会留在明处，而女盗却留在暗处，而且是锁在保险箱里；其二，据唐文章说，三女盗出场伊始已经亮过字号，自称是双枪王八妹派她们来借金子的，按说留字号的话那也该留王八妹的名字，不可能留一个江湖上闻所未闻的什么“巾帼团”。而王八妹是个老粗，想破脑袋大概也想不出“巾帼团”这么个字号。因此，龚滔认为这个案子应该跟王八妹没有关系。
另一老刑警衣福根也同意龚滔的观点，还补充说：“苦主的保险箱里另有一些值钱的东西，如银器、古玩字画、野山参、麝香什么的，这些并非多沉重的东西，她们却没有顺手牵羊一并劫走，这也不像土匪起家的王八妹帮伙的行事风格。”
贺德祥点头表示赞同：“那就先撇开王八妹这条线，我们商量一下接着应该怎么调查。”
一番讨论后，刑警决定通过调查赃物下落来追查案件线索。不过，大家都认为这活儿不好干。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销赃渠道太多，要想对赃物进行布控很犯难，尤其是眼下刚刚解放，“黄白绿”特别吃香，地下黑市泛滥，“黄牛”多如牛毛，仅仅三个刑警，这活儿简直没办法干。更糟糕的是，衣福根、龚滔两个老刑警原先掌握的耳目，也因社会秩序混乱大多销声匿迹了，只剩两三个小蝥贼可供驱使。
贺德祥说，再困难咱们也得干下去，能做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接下来，三人对布控什么赃物进行了讨论。黄金、美钞可以先往旁边放一放，因为这是市场上“黄牛”大量吃进的紧俏货，估计女盗暂时不会出手，首饰也是这样；三块名表和那只用来装赃物的小巧精致的英国“LCN”名牌皮包，倒是很有可能会尽快脱手的。分析到这里，三刑警已经有了目标——旧货商行和钟表店铺。专案组马上定下了侦查计划：贺德祥负责跟各分局军管组联系赃物布控；衣福根负责走访街坊邻居；龚滔走访唐文章，指望他还能回忆起什么有价值的细节。
第二天上午，贺德祥上班后立刻给各分局军管组打电话拜托布控事宜。一个圈子下来，寻思本分局的布控看来没人为专案组代劳了，干脆自己往各派出所跑一趟，正好可以跟基层同志熟悉一下，以便日后开展工作；另外还可以顺便跟几个熟识的战友见见面，聊几句。
主意打定，贺德祥便骑了辆估计是旧刑警前一阵办案时收缴的赃物自行车出门而去。第一站是平凉路派出所，没想到，进门竟然就撞到了运气——他一眼看到已经内定为派出所长的原部队同营二连连长闫金海的桌上赫然放着一个棕色牛皮包，不禁一怔，怎么和三个女盗装赃物时从唐文章家带走的那个包有点儿像啊？他只顾盯着那个包看，竟忘了跟闫金海打招呼。老闫一撇嘴，说这个小贺，进了分局，连老首长也不认了！旁边两个熟识的战友跟着起哄。贺德祥这才回过神来，连忙敬礼，然后说闫连长我看这个包有点儿眼熟，是从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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