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730年海河水系管理機構的設置
（接前）明清時期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時期，人口不斷增加，一方面是為滿足京師所需，漕運愈發重要，另一方面是山地、坡地等流域上游地區不斷農墾，流域問題也不斷尖銳。與之相應，便是流域綜合治理機構的出現。
（一）18世紀前期海河水患問題
和國內大部河流一樣，海河流域在明清時期水患災害也開始大幅增加，為解決人地矛盾，玉米、馬鈴薯等高寒作物迅速傳播，相伴生的便是河流源頭山地、農牧交錯地帶等大規模農墾，河流泥沙含量增加、河患頻發。
1、對流域社會生產及運河漕運的威脅
海河流域除北部壩上高原、燕山山地及西部太行山脈的山區外,多數地方屬於華北平原，地勢低平、河流湖澱眾多,自古就是水患多發地區。明清玉米、馬鈴薯等高寒作物在燕山山地、太行山區及口北地區農牧交錯地帶迅速擴展，大規模的農墾使各水系泥沙含量增加、河床淤積，抗洪能力減弱,每遇“驟雨急漲,氾濫橫溢,為民生患也”[1]。而明清治理海河水患最根本的目的是“確保漕運”，以致北運河“往往水高於堤,隨處皆堪漫溢”,常為害於京東[2]；不斷加高的南、北運河大堤“猶如一道長城”,人為地加劇了平原地區的洪澇災害[3]。在這種情況下,海河流域的水患是難得全面治理的。
2、海河水患對天津城市安全威脅也在加劇。
海河水系中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等來自西北山地，上游毗鄰黃土高原泥沙含量較大，加之明清時期自然環境的變化，各水系匯聚天津入海時極易形成水災。明清時期多次加固天津城牆、疏浚城壕，甚至建起水閘，如明末天津城守營指揮僉事武中嶽“以家財設水門，並建閘於城之東南隅，時啟閉，以防汛溢”[4]，但期間天津的城市排水沒有進行過大的工程，道光《津門保甲圖說·縣城內圖說》記載：“東、西、南面為水門，通外壕，尤宣洩所繫。”城內洩澇、排水主要是靠水門以排洩城內雨、汙水。
（二）1730年直隸河道總督（北河總督）設置
康熙把“削藩、河務、清運”列為三件大事，治河制度也從承襲明朝以行政區劃，逐步轉向以流域為單元進行綜合治理。雍正八年（1730），設直隸河道總督（簡稱北河總督），管轄海河水系各河及運河防治工作，駐天津。
1、1730年海河水系管理機構的設置
河道總督一職，明代多以都御史兼任，且非常設，迄清始置專職河道總督。順治元年（1644）初設於濟寧州（今山東濟寧），天津開府同年移駐天津，總管天津、河間二府十八縣的河務和漕糧，管轄範圍不限於天津段運河，而是包括山東、河南、河北的河務。
從雍正七年（1729）開始，改河道總督為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簡稱江南河道總督或南河總督），管轄江蘇、安徽等地黃河、淮河、運河防治工作，仍駐清江浦；改河道副總督為總督河南、山東河道提督軍務（河東河道總督或河東總督），管轄河南、山東等地黃河、運河防治工作，駐紮開封。這樣，南河總督、東河總督分別管理南北兩河，遇有兩河共涉之事，兩位河督協商上奏。遇有險工，則一面搶修，一面相互知會。
雍正八年（1730），河道總督一分為三，分別為江南河道總督、東河河道總督與北河河道總督。設直隸河道總督（簡稱北河總督），管轄海河水系各河及運河防治工作，駐天津。
2、“北河總督”與海河流域綜合治理
清雍正八年置直隸河道總督掌，專司直隸境內的南北運河﹑永定﹑大清﹑子牙﹑滹沱等河，因直隸河道總督所管諸河為北河，時人稱其為“北河總督”。
因海河水系近乎全在屬直隸轄區內，乾隆十四年後北河總督例由直隸總督兼理。直隸總督的全稱是“總督直隸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糧餉、管理河道、兼巡撫事”；雍正二年(1724)設立，管理河北和內蒙部分地區，駐保定。乾隆十四年(1749)兼直隸河道總督(北河河道總督)；二十八年(1763)兼直隸巡撫。咸豐三年(1853)兼長蘆鹽政；同治三年（1864年）加欽差大臣；同治九年(1870)兼北洋通商大臣。在清代總督中，直隸總督地位最高，不僅兼掌地方政治、軍事、經濟諸領域，還負責海河水系內河航運及河道治理。
五、天津設府：從“衛城”到“都會”的轉變
天津經過有明一代和順治、康熙兩朝共三百多年的發展，至雍正時期已完成由封建軍事堡壘向封建工商業城市的演變，雍正九年設府（1731）是這一轉變的重要標誌。
（一）從“海門”到“津門”的轉變
明清時期天津城市功能的轉變，從稱謂由“海門”到“津門”的轉變，也可窺一斑。
因海拔低、易被海侵，天津城市興起很晚；同時渤海逆潮又會增加海河航道水量、助力航運，所以“海門”之稱謂，直觀地反映了瀕海環境對天津城市發展的影響。基於海潮對天津的作用力，對“海門”位置的認知，主要有兩種：
（1）是海河入海口——大沽口。光緒《重修天津府志》記：“大沽口在縣[5]東南一百二十里” [6]，“河流入海處兩岸壁陡，一域中橫，土人謂之海門，鹹潮上海門而止”[7]。《津門雜記》也載：“大沽口距城百二十里，河流入海處也。兩岸壁陡，一域中橫，土人謂之海門，又日攔港”[8]。這是符合學理的自然“海門”。
（2）是與渤海逆潮範圍相關，大致在三岔河口一帶。由於海潮上溯的範圍可以過三岔河口，可以使來自渤海的大船直接駛入深入，所以三岔河口也被認為是“海門”。如清王又樸《山岔河口》：“千里長河盡，人傳是海門；地當平處拆，水統萬流尊”，直言“海門”就是山岔河口。再如近代著名的望海樓教堂，也位於三岔河口。誠然這是從水利實際給予的稱謂。
清代陳廷敬以為後世“津門”之稱謂系由“海門”演化而來，其所撰《海門鹽坨平浪元侯廟碑記》雲：“海門者，海水之所出入也……津門者，眾流之所匯聚也……河海會流，三汊深邃，更名津門。”自雍正朝以後，天津作為河海交匯之地，內為漕、鹽及百貨轉運樞紐，外為防海重地，設府置縣儼然一大都會，其屏障京師的作用日形顯著，因此這個別稱的內涵也逐漸從自然形勝向政治軍事經濟的門戶方面轉移。
陳廷敬
（二）從“武城”到“都會”轉變
明初，天津作為一座衛城，“官不讀書皆武流”，“日以戈、矛、弓、矢為事”[9]。清初，隨著天津經濟地位、海防門戶上升，康熙皇帝五次來津；天津設府之後，政治地位不斷提升、官署衙門不斷增多，達官顯貴、豪紳富商逐步匯聚，文人雅士也隨之多起來，人才薈萃使城市也變得毓秀鍾靈。城市景觀開始脫離“衛城”的單調，逐步豐滿、奢華起來，樓臺、園林、會館，從而使天津造園史上有“園亭甲郡，館舍精雅”的美譽[10]。
經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發展，迄至晚清儘管天津城市職能始終與“衛”關聯——“宿衛”的主體首先是京師，其次是它的整個腹地，“宿衛”職責則包括物資轉輸、海疆安全及自然減災等，涉及經濟、軍事、自然諸多領域，但是無論從城市空間、還是從城市人口、城市經濟，都與明代的“天津衛”不可同日而語了。正如光緒《畿輔通志》中對天津的評價是：“地當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車。九州萬國貢賦之艘，仕官出入，商旅往來之帆楫，莫不棲泊於其境。江淮賦稅由此給，燕趙漁鹽由此達，當河海之衝，為畿輔之門戶，儼然一大都會也”[11]。
[1] 蔡新:《直隸河圖說》,賀長齡《清朝經世文編》卷107《工政十三·直隸水利上》，《魏源全集》第19冊，長沙：嶽麓書社 2004，第65頁。
[2] 水電部研究院：《清代海河灤河洪澇檔案史料》 中華書局 1981年，第585頁。
[3] 鄒逸麟:《從地理環境角度考察我國運河的歷史作用》，《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3期。
[4] 朱奎揚、張志奇《天津縣誌》卷18《人物傳·武廷豫》，乾隆四年刻本，第11頁B。
[5] 指清代天津縣
[6] 沈家本、榮銓等：《重修天津府志》卷20《山水》,第7頁。
[7] 沈家本、榮銓等：《重修天津府志》卷20《山水》,第7頁。
[8] 張燾撰；丁綿孫，王黎雅點校：《天津風土叢書·津門雜記·海口》，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頁。
[9], 汪來：《天津整飭副使毛公德政去思舊碑》，薛柱鬥《天津衛志》卷4《藝文》，康熙十七年補刻本，第36頁上。
[10] 王翁如：《談天津的明清園林》，劉志強、張利民主編《天津史論文選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47頁。
[11] 李鴻章等：《畿輔通志》卷68《輿地廿三·關隘二》第九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5頁
作者簡介：張慧芝（1969—），女，漢族，河北井陘人，歷史地理學博士，教授。1988-1995年在山西大學學習，獲歷史學學士、史學史碩士學位，師從崔凡芝先生。同年留校旅遊管理專業任教；先後到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進修學習歷史文化資源開發利用。2002-2005年在陝西師範大學學習，師從朱士光先生，論文選題為明清時期黃河中游環境變遷與社會經濟發展，獲歷史地理學博士學位。同年調入太原師範學院歷史地理研究所工作。2007年-2010年在四川大學城市史博士後流動站工作，師從何一民先生，合作課題為清代直隸地區城市研究。2011年8月至今，任教河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近年主要在海河流域水環境變遷與京津冀協同發展、城市歷史地理、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等相關領域展開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河北省社科基金、天津市教委重大調研項目等多項，撰寫學術專著3部，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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