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國按
為什麼到今天，那裡變得如此水火不容，你死我活？曾經那樣一個帝國它是如何衰亡的？
如道長所說：今天我們再讀這本《奧斯曼帝國的衰亡》，或許會有歷史幽靈始終不散的感慨。
9.11，不散的歷史幽靈
文 | 梁文道
摘錄自《奧斯曼帝國的衰亡》，理想國出版
1
兩個“9.11”
9月11日確實是個特別的日子，世界歷史的轉捩點。
和我們今天熟悉的“9·11”相似，發生在三百多年前的另一場“9·11”事件也在後來的大眾文化當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跡：
例如維也納鄉郊特別響亮的教堂鐘聲，那曾是奧斯曼軍隊來襲的警報，還有牛角包，是大夥為了慶祝擊退奧斯曼的特製麵包，它的造型來自對手旗幟上的一彎新月。
甚至托爾金在《魔戒》裡頭寫到“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遭到圍攻那一段時，他參考的原型就是1683年9月11日的“維也納之役”，小說裡城內的“西方人”是當年歷史上的維也納人，城外邪惡的“半獸人大軍”則是奧斯曼土耳其人……
《魔戒》中圍攻Minas Tirith
1683年9月11日，奧斯曼帝國大軍最後一次圍困維也納。
自那一天起，歐洲人就再也不必害怕這個曾經使得他們心驚膽戰、夜半無眠的老對手了；他們的王室終於可以停止進貢割地，不必討好自稱是“地平線之主”的奧斯曼蘇丹。
自那一天起，奧斯曼帝國就停止了它在歐洲的擴張，並且開始逐漸失去它在這塊大陸上的屬地；曾經戰無不勝的征服者幾乎自此就沒有打過一場值得稱道的勝仗，等著他們的，是長達三個世紀的緩緩衰敗。
2
它真是一場“聖戰”?
《維也納之戰》（Bitwa pod Wiedniem，又名《1683年9月11日》）
2012年，又有一部叫做《1683年9月11日》的波蘭和意大利合拍的電影描繪這場戰爭。這是部十足的爛片，在影評網站“IMDb”上只得到了兩星。
對這部電影反應最熱烈的，反而是一些歐洲各地的社群網站，那些網站全都帶著濃厚的右翼色彩，經常揭露穆斯林移民在歐洲的“不文明表現”，抨擊各國政府和歐洲一大部分人的“多元價值觀”，他們攻擊伊斯蘭，他們捍衛西方人的基督信仰傳統。
這部電影則很符合這些網站的世界觀，把伊斯蘭入侵描繪成歐洲人幾百年來的夢魘，將兩個信仰兩種文明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看成是西方世界最根本的問題。
對這部電影的編劇和導演，以及深受這部電影鼓舞的觀眾而言，三百多年前的那場“9·11”戰役簡直就是2001年“9·11”事件的前身，說明了穆斯林從來沒有放棄過對西方文明發動“聖戰”的企圖，而今日與往昔的最大分別就是現在沒有人敢義正詞嚴地站出來統合整個西方，以奮戰至死的壯烈態度去對伊斯蘭說不。
難怪最近又有一些人開始在網上社群之間推介和發送這部片子，在他們看來，正在湧進歐洲的難民正是三個世紀前那場入侵的迴響和遺緒。
歷史的確是這樣子被記住的，從17世紀的民間傳說和歌謠，到20世紀的《魔戒》，再到21世紀的爛片和一群歷史迷的討論，“維也納之役”總是被描述為一場兩大文明兩大宗教之間的“聖戰”。
這有錯嗎？沒錯。因為當時哈布斯堡家族對外求援，打的就是基督徒聯盟的旗號，號召全歐洲的基督徒（不管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都要擔起抵抗異教徒侵略的責任。
參戰各國裡頭，無論是在威尼斯共和國、巴伐利亞選侯國、托斯卡尼公國，還是在神聖羅馬帝國幾個侯國的土地上，也真的看不到一座清真寺的尖塔。這是個非常乾淨非常純粹、容不下任何基督信仰之外一切宗教的歐洲。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它還真是一場“聖戰”，最起碼戰爭的這一方全都有著可以共通的信仰。
正邪不兩立的維也納之戰（油畫）
3
不簡單、不好理解、不整齊的歷史
只不過歷史沒有故事這麼整齊，因為戰線後方居然有另一個基督徒王國拖住了大家的後腿，那就是法國了。
彼時法國最大的敵手並非被隔在德語世界之外的奧斯曼，卻是近在身旁的哈布斯堡王朝。所以它和奧斯曼帝國互通款曲，自己不派兵援助教友也就罷了，居然還積極收買神聖羅馬帝國底下的貴族，勸他們別管維也納。要是用今天那些右派的觀點來說，這自是十足的“歐奸”做派。
由於這段插曲太不光彩，無法順妥地整合進“聖戰”的大敘事裡頭，於是現在西方那些“聖戰”論者多半會略過不提，就像他們略過其他很多複雜的國際地緣政治與現實社會環境一樣。要緊的，始終是那個正邪不可兩立的絕對二元世界觀，畢竟那才是簡單的、好理解的、容易激動人心的好故事。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戰場的另一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那邊，他們是否也認為自己正在發動一場“聖戰”呢？他們真的是為了信仰的擴張而戰嗎？甚至，他們是否全是“東方人”？全部都是穆斯林？
今天的遊人若是來到伊斯坦布爾，他們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抬頭，好仰望那鋪展在山丘與海灣之間的一座座穹頂，以及高高低低、錯落有致的呼拜塔，從而忘記腳下石子路旁的老房子有時也會透露出這座城市，乃至於整個早已消失了的帝國的另一重面目。
就拿那些老舊木頭房子門外常見的一種石塊來說好了，它們多半是方形的，邊角不甚整齊，經過年月洗刷，表面凹凸不平。當初這些石頭的主要作用是放置每一戶人家吃剩的飯菜，好讓街上流浪的狗不必為了爭奪食物而打架。奧斯曼土耳其人他們善待流浪貓狗，弄得滿街都是動物。
他們也殺生，可是他們就像所有好穆斯林一樣，用最快的刀，最短的時間，讓註定要被吃的羊別受到多餘的痛苦。除此之外，一切無謂殘害動物的行為都是罪過。
那時候，歐洲各國派駐伊斯坦布爾的使館最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外交人員叛逃，因為大家都想投靠這個更加文明更加強盛的世界帝國。
這不是為了美化終將腐朽、日漸狹隘的奧斯曼帝國，而是想要稍稍解釋，
1683年9月11日那天清晨，圍在維也納城外那支部隊的來歷。那個百年來威脅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帝國，並不是一群野蠻的化外遊牧民族，更不是托爾金筆下那些形貌可怖、茹毛飲血的“半獸人”。他們甚至並不都是穆斯林。
奧斯曼帝國衰亡前的君士坦丁堡
當伊比利亞半島最後一片穆斯林統治的角落也被西班牙的天主教王朝“光復”之後，那裡的猶太人就開始逃難了。奧斯曼帝國接納他們，不用他們改宗伊斯蘭，讓他們在遼闊的轄土內自由集會，自在經商。
有些特別念舊的家族保留著格拉納達故居的鑰匙，預備萬一有天還能回家，19世紀一些西班牙人來到伊斯坦布爾獵奇，很驚訝地發現這裡居然有人和他們說家鄉話。
蘇丹要是有事和君士坦丁堡的東正教牧首商量，一定只在教堂後門外頭，就和他們從不踏入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一樣，他們生怕後人會以“哈里發”也曾來過的藉口強行把教堂改為清真寺。
所有在維也納以西找不到容身之地的異端邪說，全都能在東方的新月旗下得到庇護。後來流行文化裡頭所描述的“穆斯林大軍”，其實是從帝國各個角落徵召而來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所構成的聯合部隊。
所謂“聖戰”，其實只有在守衛維也納的這一方才說得通，因為這邊才有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說了這麼半天，是為了給出一個背景，讓大家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牛津大學史學家尤金·羅根（Eugene Rogan）的這本傑作：《奧斯曼帝國的衰亡》。
英國曆史學家尤金·羅根（蔣立冬繪）
4
一戰是如何發生的
這本書引用了大量以前為人忽略的史料和文檔（特別是阿拉伯世界的材料）的戰爭史。在現代世界裡面，原來第一個提出要團結全球穆斯林、發動“聖戰”來共同打擊敵人的傢伙，並非伊斯蘭信徒，反而是個德國人。他的名字叫做馬克思·馮·奧本海姆，是個出生在銀行世家的男爵。
早在1906年，奧本海姆就已經預言了：“未來伊斯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伊斯蘭力量之大、地域之廣，終會給歐洲各國帶來重要影響。”
具體點說，他的計劃就是要激發穆斯林“尚武的天性”，重新喚醒最初伊斯蘭信仰擴張時那種人人視死如歸的狂熱，讓他們“一手持劍，一手《可蘭經》”，響應一位偉大導師甚或先知後裔的呼召，趕走騎在他們頭上的歐洲殖民勢力，對付那些瞧不起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的西方異教徒。
他這套想法非常激進，就連當年絕大部分的穆斯林自己也沒有想過，偏偏德皇威廉二世十分重視，聘請他當“首席法律顧問”，專門在御前彙報穆斯林世界的狀況。於是這套主張開始流傳，在德國成了廣為人知的“伊斯蘭政治”（Islampolitik），贏得許多人的信服。
為什麼一位德國“東方學者”會構想出這麼古怪的論述？而且還要受到官方支持，想要把它變成實際可行的策略呢？
那是因為這些德國人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是全球穆斯林“聖戰”的敵人，相反地，英國人、法國人，以及俄羅斯人才是伊斯蘭世界的真正仇人，是他們佔據了穆斯林的土地，將它們納進龐大殖民帝國的管轄範圍。
恰好這兩個國家皆是德國的對手，而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在敵後策動謀反當然是個好主意了。
只不過主意雖好，實行起來卻還是少了最重要的一環；儘管德國也可以派出龐大的間諜隊伍，深入敵後策動陰謀，可他們也是西方異教徒，未免師出無名。
於是他們便將目光投向早已淪為“歐洲病夫”的奧斯曼，極力拉攏這個正被列強割據蠶食的老朽帝國，畢竟它的蘇丹依然擁有“哈里發”的頭銜，大可名正言順地號召“聖戰”。
接下來的就都是歷史了，德國果然順利地和土耳其結盟，發動起一場針對英、法、俄等其他強國的“聖戰”。這場戰爭，我們今天管它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宣佈參戰後的伊斯坦堡，大批民眾與官員，軍士舉著各種旗幟，在戰爭部大樓前遊行。圖/美聯社
5
老帝國的新對手
尤金·羅根從另一個幾乎被人遺忘的側面，真正補全了這場大戰在世界史上的意義。
我們不妨大膽地說，恰恰是奧斯曼帝國在它這場最後“聖戰”之後的瓦解，造成了現今世界其中幾種最激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衝突。
往昔，奧斯曼人習慣把它管轄的地方叫做“和平之土”，在其統治之外的世界則是“戰爭之土”。這個劃分看起來非常可笑，因為它控制的地方几乎全是依靠戰爭征服得來的。
不過，這個想法背後卻有一個相當久遠的歷史基礎，可以上溯至古羅馬人所說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甚至波斯居魯士大帝所締造的寬容和平，那就是在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國之下，所有臣民都不應該為了信仰以及族裔的差別而拔刀相向。
果然，奧斯曼崩潰的結局，就是中東和巴爾幹地區此後幾乎從不休止的血腥戰爭。不斷變形又不斷自我分裂的民族認同運動，和幽靈一般不停迴歸的宗教認同政治，正是這一切爭端的最大催化劑。
不過話說回來，奧斯曼帝國在當年最後一次圍困維也納時都沒有祭出“聖戰”大旗，到了它的末日卻要乞靈於這個德國人所啟發的戰略，這是否也說明了某些歷史的趨勢已經到了不可逆轉的地步呢？
從來不把宗教當成治國意識形態的土耳其人，此時忽然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聖戰，亮起久已遭人忘懷的“哈里發”身份，是因為古老帝國遇到了它不曾見過的新對手—民族主義。
在20世紀的初始，帝國、宗教以及民族這三者之間的繁雜角鬥，正是尤金·羅根這本書最叫人歎為觀止的地方。
一直以來，歐洲列強對付和肢解奧斯曼帝國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鼓動民族主義，不止在宣傳上支援它廣大轄土內各個有心謀求自治的民族主義者，甚至乾脆動手出兵。現代世界的第一場“聖戰”失敗了，宗教認同暫時輸給了民族認同。
可是在接下來的一百年，我們還會看到宗教意識形態的屢次迴歸，和民族身份的認同政治展開偶爾接合、偶爾斷裂的纏繞戲劇。
特別是在今天，全球向右迴轉，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一再鼓動起西方世界的民粹潮流，我們現在讀《奧斯曼帝國的衰亡》，或許會有歷史幽靈始終不散的感慨。
向以色列軍隊投石的巴勒斯坦抗議者
曾經，奧斯曼帝國衰亡前的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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