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1 漢武帝表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在治國理政上用的還是法家

接著說這本《秦漢帝國》,作者西嶋定生。

說到儒家,你很容易就會想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句話。這句話,正是董仲舒在漢武帝時期提出來的。但你知道嗎?漢武帝當時雖然在表面上承認了儒家極高的社會地位,但在實際的政治運作過程中,儒家依然不受待見。直到漢元帝時期,儒家才真正在政治上崛起,我們接著就來聊聊漢朝政治主導思想由法家到儒家的演變過程。

漢武帝表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在治國理政上用的還是法家

我們常說漢承秦制,但漢朝的制度真的就與秦朝一樣嗎?當然不是。漢朝將秦朝的官僚體系保留了下來,也就是三公九卿制度,但是漢朝卻又對自己的官僚制度做了本土化調整。其中調整最大的當屬三公中丞相的地位。

漢朝丞相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漢初的蕭何了。蕭何在幫助漢高祖劉邦建立大漢王朝後被委以重任,在劉邦死後,還輔佐了劉邦的繼任者漢惠帝一段時間,可謂是位極人臣。不過漢朝時期,不是所有的丞相都如蕭何一樣風光的,甚至可以說,大部分丞相都很憋屈,甚至有不少丞相都不得善終,為什麼會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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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在武帝時期達到鼎盛,而也就是在武帝時期產生了內外朝制度。什麼是內外朝呢?當時中央政府行政機構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皇帝近側的內朝,內朝官員官位不高,但卻負責檢閱篩選奏章,可以直接向皇帝獻策,並且負責傳遞皇帝的決策;另一部分就是原本三公所代表的外朝,武帝將三公,尤其是丞相的權力大大削弱,將決策權交給了內朝,而僅將執行權留給外朝。再後來到了漢昭帝、漢宣帝時期,丞相連執行權都沒了。丞相,成了一個調節德運風水的職位,當然啦,這也不是說丞相就毫無用處了,調節王朝德運風水,其實也很重要,後面我們會再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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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丞相,我們就不得不說一個人,他就是公孫弘,為什麼要說他呢?武帝時期共十三位丞相,而其中只有公孫弘一人是在丞相位置上壽終正寢的,其他人要麼被免職,要麼被斬首,下場都很慘。那這個就很引人深思了,公孫弘是怎麼做到獨善其身,順利度過他的職業生涯的呢,其實啊,他什麼都沒做……在他的任期中,值得一提的事只有他樂此不疲地請賢論事和供養門客。要知道,公孫弘任丞相時期是在漢武帝對匈奴作戰的關鍵時期啊,但是他卻在如此關鍵的時候毫無政治建樹。為什麼會這樣呢?原來啊,是因為公孫弘很明白,一直努力強化中央集權的漢武帝需要一個怎樣的丞相,只有秉持著這種無為理念行事,他才可以保全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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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問題又來了,這樣一個在政治上沒什麼建樹的人,又是怎樣從那麼多官吏中脫穎而出,走到丞相這個位置的呢?說到這個,是他的儒者身份和名聲幫了大忙。武帝時期,採取了董仲舒的獻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使得原本在秦朝備受打壓的儒家,走上了政治前臺。不過在這裡要注意了,雖然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八個字異常響亮,異常擲地有聲,讓我們覺得武帝時期,儒家終於開始成為國家正統思想,其他學說真的被罷黜了,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的。此時的儒家雖然在名義上走向了前臺,但還不是事實上的主流學派,不是政治上的主導力量,儒家真正成為國家主流,還要等到漢元帝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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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漢武帝時期,推崇的到底是什麼學派呢?和秦始皇一樣——法家,與秦始皇一樣追求中央集權的漢武帝,也與秦始皇做出了相同的選擇,不過他比秦始皇更加高明,他為法家穿上了儒家的外衣。漢武帝一方面在全國各地推舉賢良與孝廉,提高儒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卻又重用一大批法家官僚——酷吏。

所謂酷吏,指執法時不摻雜私情,忠於國家法律,無條件服從皇帝命令的官吏。史記中《酷吏列傳》記載了11人的傳記,而其中10人來自漢武帝時期。那麼這些酷吏在當時到底起著何種作用呢?書中為我們介紹了其中一個人物——張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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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湯是武帝時期酷吏的代表人物,他在擔任廷尉,也就是當時的司法部長時,先後審理了淮南王、橫山王、江都王的謀反案。在這裡說明一下,漢朝實行的是郡縣與分封並行的郡國制,中央可以管轄郡縣,但無法干涉諸侯王的事情。追求中央集權的漢武帝肯定不會甘心,他一生都在致力於削弱諸侯王的勢力。因此被武帝提拔,以執法嚴明著稱的張湯對這些諸侯王肯定不會手軟,這些諸侯王,最後全部被他逼得自殺。這就使得朝廷可以收回他們的封國,將國改為郡。在這之後,張湯升任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與他同朝任丞相的是比前面說到的公孫弘還要沒有作為的李蔡,因此行政大權全部集中在了張湯手中。大權在手的張湯,在任御史大夫期間做了一件之後令他個人陷入絕境的事——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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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時期被稱為西漢的鼎盛時期,武帝時期的西漢疆域最為廣闊,對匈奴征戰也連戰連勝,但就是這樣一個看似繁榮無比的大漢王朝,實際上內部面臨的卻是人民貧富差距嚴重,百姓叫苦連天的困境。對外征伐的鉅額開支,已經將之前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積攢下的財富消費得一乾二淨,漢武帝迫切地需要經濟來源來支持他的對匈奴作戰和開拓西域政策。

本書在對漢朝進行論述時,尤其是從漢武帝后期開始,多次提到一個官職——大司農,也就是當時的財政部長,可見當時國家對於財政問題的解決有多迫切。在解決經濟問題的過程中,張湯提拔並重用了提出鹽鐵國營政策的桑弘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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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鹽鐵國營政策,也就是鹽和鐵這類重要物資由國家運營。在鹽鐵國營之外,桑弘羊還向張湯建議:對盜鑄銅幣,違反經濟法的人進行檢舉和揭發。這些措施極大打擊了大商人和豪族的既得利益。因此這些商人豪族結成統一戰線,甚至結交權貴暗地裡抵制張湯的法令,同時普通百姓也有不少鋌而走險之人,這些人全部成了張湯打壓的對象。得罪了這麼多人的張湯沒有善終,他被人誣陷出賣情報給商人以牟取私利。最終,張湯不得不滿懷冤屈自盡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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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湯死後,法家出身的酷吏依然層出不窮,而且桑弘羊所提出鹽鐵國營制也在繼續執行,均輸法、平準法等新政策又陸續出臺,這些政策本來是為了穩定市場經濟,但卻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如平準法本意是政府將物資集中儲存,然後在物價上漲時,低價拋售來穩定物價,這本是為了限制市場投機,結果卻出現了官商勾結,囤積居奇,賤收貴賣的情況。這就使得平民與豪族都陷入困境,因此造成了更劇烈的社會動盪,社會越動盪,就越需要酷吏來更嚴厲的執法,這無疑是一個惡性循環。晚年的漢武帝才終於意識到了這一點,在他的《輪臺詔》中,深刻反省了自己的對外政策給國家財政和人民生活帶來的困境。因此,武帝的晚年開始重視農業生產,力圖挽回當時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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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之後的漢昭帝、漢宣帝時期,法家官吏依然是政治的主導力量,儒家雖然在這個時期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高。在著名的鹽鐵會議,也就是漢昭帝時組織召開的一次討論國家現行政策的辯論大會,當時被推舉的儒生代表,甚至可以與擔任御史大夫的桑弘羊展開激烈辯論,並公開批判他經濟政策的錯誤性。雖然儒生們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參政議政權,不過要等到漢元帝時期,他們才真正開始擔任國家的主角。

漢宣帝時期,當時身為太子的漢元帝見其父重用法家官僚,刑法森嚴,曾向漢宣帝諫言重用儒家,但並未被漢宣帝採納。漢宣帝死後,漢元帝登基,他執政時期任用了一大批儒家官僚,儒家終於真正走上歷史舞臺。不過,當時的儒家職責,除了傳播我們熟悉的仁禮思想之外,更多的還是通過德運觀念與調和陰陽來論證和維持王朝的正統性。

漢武帝表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在治國理政上用的還是法家

什麼是德運呢,我這裡說一句電視劇裡經常能聽到的話“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這句話可謂家喻戶曉,不過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估計就很少有人知道了。所謂“奉天承運”,全稱應該叫“奉天命,承德運”。而皇帝所秉承的德運,其實也與天命相似,都代表著王朝的氣數命運。

說完德運,我們來說說什麼是“調和陰陽”,漢朝其實一直信奉著一種神秘主義,認為種種自然現象都是在顯示某種天命,地震、乾旱、洪澇等等反常的自然現象都是天命更改的暗示,也就是陰陽不和諧了。所以必須在出現這些現象之前,加以調和,這就是所謂的調和陰陽。西漢中後期,這一工作就是交給丞相負責。也正是因為對這種神秘主義的信奉,自西漢後期,讖緯說開始興起。所謂讖緯,即讖書和緯書的合稱,讖書指記載預言的書,這些預言被稱為讖語;而緯書,則是通過預言、符瑞等故事來解釋和補充說明古典經書所無法解釋的現象的書籍。建立新政的王莽與東漢的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都有利用這種讖緯說來確立自己的正統性與合法地位。

漢武帝表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在治國理政上用的還是法家

其實無論是德運觀念、陰陽調和,還是讖緯說,儒家提出的這些主張無一不是在為王朝的正統性正名,天子與皇帝作為上天的代理人,祭祀時稱天子,面對臣民時稱皇帝,而國君只有可以同時滿足作為天子與皇帝的條件時,才有統治天下的合法地位。儒家的這種正統性觀念之後影響了整個中國的歷史,歷朝歷代的皇帝都在試圖證明自己君權天授的合法性。而這種君權天授的合法性與之前我們說的大一統思想相結合,就成了各個中央集權王朝將華夏民族團結起來的基礎思想。

漢武帝表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在治國理政上用的還是法家

題外話:讀書可以擴充我們知識邊界,獲得更多看問題的視角,但盲從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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