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與黌學和夏、商、周時的庠、序、校一樣是封建統治者的“課士育才”之所。通過這種教育統治者培養了一批為本階級利益服務的人員,受教育者也由此而取得一種異於平民的特殊身份作為進身之階。所以,書院與黌學既是當時統治者的要務,也是當時讀書人藉以騰達的途徑。
現以清代為例,把杞縣書院與黌學的辦理情況簡述如下
杞縣書院,原在玉泉街,年久失修廢毀,乃改遷大西門街北。後又闢為驛館,地址狹窄,且送往迎來,喧鬧不寧,嚴重地影響學生學習。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知縣周璣捐俸倡修,另遷新址(今書院街路北)。因杞縣為古之杞國,東婁公為始封之君,遂命名為“東婁書院”。
書院學生正額20名左右。凡具有童生、監生、秀才資格的都可報名試,擇優錄取。成績優異正式錄取者為“正課生”,每月發給“膏火銀”(燈油費)二至三兩;限額外被錄取的叫“附課生”,發銀減半。授課內容為“四書”,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還學作“八股文”,五言八韻詩。每月初二、十六,或初五、二十日兩課,一次為“官課”,由府、縣官輪流出題,閱卷,評發獎金:一次為“師課”,由書院老師出題閱卷,評發獎金,成績優秀者獎銀一兩或二兩。家境貧寒的學生也就可把獎金彌補家用。學生在院還要學作“時文”,準備應科舉考試。
書院負責人稱“山長”,都是當時的文化名人。曾任民國北洋政府大總統的徐世昌,就是清光緒年間杞東婁書院的山長。最後一任山長叫蔣祖仁,山東濟寧州有名的舉人,長於文學且精通算學,他的學生劉鑑堂由廩生中舉,劉玉甫由廩生中拔貢,劉飲堂、趙聘卿由秀才補廩。其他還有不少人中了秀才。
杞縣黌學在舊縣衙(今縣政府)西(現文化局院),明洪武三年創修,也叫縣學。它的辦學宗旨完全是為了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而定。可以從“臥碑”(原在明倫堂右,今移大成殿右)、《聖諭廣訓》、《聖諭十六條》中體現出來。要求在學生員按照封建倫理行事,做到忠君、孝親、尊師、重道,不準干預政事和談論國政。以上訓諭由教官於每年初一、十五兩次宣講,發現有違犯者,令其跪在“臥碑”前讀碑文。重者還要辦罪
黌學負責人叫“教諭”、“訓導”,統稱學官。按清朝官階,教諭一般為正八品,訓導為從八品。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嚴格管教生員並按季考試功課及管理學內的其他事務。
學生未入學前叫“童生”,考入簧學後稱為“生員”,俗稱稱“秀才”。童生入黌學乃是進身之始,須經考試入學。考時,考生須具有鄰里保結,優廩生保結,證明沒有受過刑罰,不是居喪,不是外縣籍不是優、娼、隸、卒家子弟,方準應試。考試程序是先應縣考,錄取後由杞縣禮科造名冊送開封府,再應府考。府考錄取後,開封府再造名冊送河南學政,最後在學院考試,錄取後始準進入黌學,稱“進學”，考試內容為《四書》、五言詩和默寫寫《聖諭廣訓》等。發現有代替考試的,代替人與本人都要充軍三月，考取人數,杞縣規定是三年二十名。初進黌學稱為附生,也叫“秀才”或邑庠生員。入學後,再經考試成績優等的稱“廩生”,數額為20名,可享受廩米銀,或免除丁糧。成績次佳的叫“增廣生”,數額也是20名,不享受廩米銀。
生員在學中的考試,分歲考與科考兩種。歲考每年舉行一次,科考隔年舉行一次,由省學政主持，歲考內容為書藝二道、經藝一道,如在冬季舉行考試,減試書藝一道。歲考試卷列入優等者可升等,如附生可補為增廣生,增廣生可補為為廩膳生;列入劣等的則依次遞降。最優的或己為縣學廩膳生年歲最久的,經過考試可升為貢生或優貢生、拔貢生。
生員在黌學學習的課程,全是國家規定的,有《御纂經解》、《四書》、《性理理大全》及古詩文、《資治通鑑》、《歷代名臣奏議》、《聖諭廣訓》等。至如一家之言、“淫詞瑣語”概不準閱讀。清初,凡生員必須到黌學讀書。雍正以後,生員家離黌學遠者,允許按規定日期到學聽教當講解、訓導,其它時時間,可以在家自學規定的課程,按季、按月到黃學參加月考、季考、歲考。這樣以來,入黌學讀書就流於形黌學也成了單純辦理科舉考的預備機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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