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裡的對話讓人印象深刻。
秦王嚇唬唐雎，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你怕不怕？
唐雎懟回去，“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秦王立馬認慫。
本來覺得這士之怒就是最厲害的，沒想到明朝有個人，發起怒來可以讓天下震動，江山易主。更有意思的是，他的怒不為己，為朋友；他的策略不硬碰，在看不到的地方借把刀，兇狠復仇。
這個人就是姚廣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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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處死了一位文人。如果是一般的無名小輩到也罷了，朱元璋處死的人是“明初詩文三大家”之一的高啟，元末明初的媒體大V。
“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這兩句很多人耳熟能詳的詩正是出自高啟之手。
以朱元璋的霸蠻性格，處死一個文人估計也沒怎麼放在心上，畢竟另外兩位“明初詩文三大家”宋濂、劉伯溫都被他收拾的服服貼貼，給了編制，成了御用筆桿子。朱元璋刀口上的血從來沒幹過，何曾在意過一個大V？
他眼睛裡都是功臣名將，覺得這些人才是大明舞臺上的主角，也只有這些人才能撼動他的江山。他從來沒想過，舞臺上不起眼的配角們，也能改寫歷史。這個不起眼的高啟，猶如一隻煽動翅膀的蝴蝶，將朱元璋死後的明朝攪和得天翻地覆……
有才華的人往往少不了粉絲的追捧，他的一個鐵桿粉絲就是姚廣孝。十四歲即在老家蘇州的妙智庵出家，法號道衍。這哥們雖然人在佛門，卻交遊廣泛，以詩僧身份，與吳中的文人墨客多有往來，關係最好的，非高啟莫屬。
他們組建詩社，呼朋引伴，號稱“北郭十友”，即便在蘇州圍城期間，兩個知識分子都沒忘記寫詩唱和。
明洪武三年，姚廣孝的詩集《獨庵集》刊行，寫了書是要請一些牛人來“
斧正”的，姚廣孝把詩集寄給了高啟，高啟也不含糊，毫無保留地稱讚姚廣孝詩文“閎放馳騁，兼採眾家”，將來一定會以詩名世，成為偉大的詩人。被一個偉大詩人稱讚將成為偉大詩人，姚廣孝大喜過望，作詩相贈：“不是別來情愈密，經句笑語為相投。”話裡話外，濃情蜜意，一對大明詩壇的CP。
從元末到明初，元廷、張士誠、朱元璋，各方勢力在蘇州你來我往，政權的更迭並沒有影響兩人深厚的友誼，但這一切，還是在一場橫禍中戛然而止。
2
《上梁文》之禍
明初士大夫有一股詭異的風氣，不願意入仕明朝為官。
高啟也順應了這個風氣，居家歸隱。朱元璋知道他的詩名，令他參與修撰元史，而後又想命他擔任戶部右侍郎。高啟堅辭不受，朱元璋也拿他沒辦法，賜他錢財，放他回了老家，對高啟也算厚道。
只是高啟不願意混官場，不代表就可以不守官場的規矩。你可以不去抱朱元璋的大腿，朱元璋可以忍；但絕對不能去抱朱元璋敵人的大腿，朱元璋不能忍。
洪武七年，蘇州地方官重新修建了蘇州府衙，請了地方文壇領袖高啟撰寫《上梁文》以示紀念。
所謂“上樑”，指的是安裝屋頂最高的一根橫樑。“上樑有如人之加冠（男子成年行冠禮）”。上樑在古代的意義，可能比現在的奠基儀式還要重要得多。禍亂就此開始，因為此處新建的蘇州府衙，正坐落在“偽吳王”張士誠的宮殿舊址之上。
元末太湖流域的形勢
高啟寫《上梁文》是幾個意思？莫非是要紀念張士誠不成？
朱元璋對張士誠的恨刻骨銘心，曾以政府的名義出了一個讓人匪夷所思的政策，因為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地區是張士誠的大本營，對這幾個州縣課以重稅，以示懲罰：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
就因為蘇州、松江的老百姓曾經擁護過張士誠，朱元璋就不依不饒，統一天下後還要單獨拎出來這幾個州縣課以重稅，懲罰當地的老百姓，誰讓你們政治不正確？
這回，高啟的《上梁文》被朱元璋視為歌頌張士誠的大作，踩了雷。
帝王的疑心一動，無需證據，便已經註定了結局。
高啟文中的“龍盤虎踞”四個字，更是深深刺痛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經。
只有大明的京師南京才可稱龍盤虎踞，蘇州偽吳王的宮殿舊址，豈能配得上這四個字？朱元璋立刻下令，押高啟赴京受審。
審判結果，蘇州知府魏觀私自延請高啟作為幕僚，觸犯了＂大臣專擅選官＂之律；高啟在上梁文中歌頌魏觀，違反了＂上言大臣德政＂之條，兩罪並罰，二人皆是死罪。
就因為拍了下地方官的馬屁就獲罪，你找誰說理去？
其實，懂得官場規矩的人都知道，這種類似的案件，處理起來實在是可大可小。
後世正德年間，“前七子”之一的李夢陽曾為寧王朱宸濠歌功頌德，寧王起兵叛亂被殺之後，李夢陽也不過落得個貶官外放的下場，並無性命之虞。寧王可是實打實地起兵謀反了，相比而言，一個蘇州知府魏觀和一篇應酬之作《上梁文》，又能有多大的能量呢？
高啟無疑是明初嚴酷政治環境下的一個犧牲品。
與高啟有相同境遇的不在少數，姚廣孝的朋友們中，楊基遭人誣陷，削籍後死於勞役工地；王彝則和高啟共同死於上梁文事件，這三人竟都在同一年死於非命。青睞姚廣孝的宋濂亦死於流放途中。轉眼之間，姚廣孝的好友們凋零殆盡。
3
物傷其類
高啟的死，標誌著明初吳中詩人群體的衰敗。
在明初嚴苛的環境中， 即便是好友哀悼高啟，也不得不採取隱晦含蓄的表達方式，詩人王行悼念高啟的祭文寫到：“魂其來歆兮，涕淚於焉而偷抆。”然而王行本人，後來也牽扯到洪武四大案之一的藍玉案，被處以極刑。
姚廣孝對於高啟之死作何感想，我們如今已不得而知。他的詩集中沒有留下任何有關高啟之死的痕跡，我們唯一能夠知道的是，高啟死後兩年，姚廣孝以“通儒書僧”身份，應朱元璋之詔，前往南京。
▲姚廣孝畫像
是什麼堅定了姚廣孝步入仕途的決心？
對此，一直以來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高啟的死告訴姚廣孝，遠離政治漩渦也未必能得到善終；有人認為，野心勃勃的姚廣孝終於按捺不住了；也有人認為，姚廣孝是抱著為死去好友復仇的決心，踏上了前往南京的路。
但姚廣孝並沒有引起朱元璋的注意，朱元璋也並非姚廣孝認定的主君，姚廣孝拒絕了出仕，重新回到蘇州，在真正的機會來臨之前，他還需要繼續蟄伏。
4
“黑衣宰相”的機遇
高啟、王彝、楊基死後九年，宋濂死後一年，姚廣孝獲得了隨侍燕王朱棣的機會。從此風從虎、雲從龍，姚廣孝得遇明主，開始了他波瀾壯闊的後半生。
建文帝甫一削藩，姚廣孝便窺到了實現抱負的時機，力勸朱棣起兵，朱棣初時還有些猶豫，擔心天下承平已久，民心不可用，姚廣孝卻答道：“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他馬上全身心投入到了幫助朱棣造反的事業中，秘密在燕王府中為朱棣操練兵馬，掩人耳目。
整個靖難之役的戰略規劃，幾乎可以說出自姚廣孝一人之手，“戰守機事，皆決於道衍”。他指點朱棣，不糾纏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長驅直入，直奔南京而去。而局勢也一如姚廣孝所料，“京師單弱”，南京城破，建文帝在宮裡的大火中不知所蹤，朱棣以藩王身份入繼大統，永樂大帝的時代就此來臨。
靖難成功後，朱棣對姚廣孝的信賴與日俱增，北征蒙古，則敕令姚廣孝輔佐太子朱高熾監國，皇長孫朱瞻基出閣就學，又命姚廣孝擔任侍講。姚廣孝以一介僧人身份，而成為“三代帝師”，死後，朱棣親自為他撰寫神道碑文，這份待遇，在整個明朝也沒有幾人。
姚廣孝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功，他並沒有如高啟所願，成為偉大的詩人，反而以陰謀家、政治家的角色，在永樂盛世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然而姚廣孝對朱棣的種種恩賞並不在意，甚至連朱棣所賜的府邸都不接受，一直穿著僧衣，居住在寺廟中，而將多餘的錢財都散與貧苦百姓。對於這樣一個“心存白雲外，跡混紅塵中”的人來說，究竟什麼才是他所看重的呢？
也許，當姚廣孝彌留之際，請求明成祖朱棣釋放建文帝的主錄僧溥恰時，他腦海中浮現出的，除了靖難之役中死難的人們，還有被腰斬的高啟那絕望而痛苦的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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