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每一個優秀的個體都應該有自己的傳記，跳舞的女孩子更該如此，因為神的孩子都跳舞。尼采說過：“每一個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對生命的辜負。”我們歌頌舞者，其實就是在歌頌生命本身。
曹舒慈
在中央芭蕾舞團的演員名錄中，曹舒慈很容易被認出來：鼻樑很高、眼窩很深、額頭的弧度很大，除了那雙黑亮清澈的眼睛閃閃發光外，整張臉顯得很西方。進團兩三年後的年度考核，曹舒慈跳經典劇目《大紅燈籠高高掛》，考官覺得她跳這個形象還是有點像外國人，“不像中國的太太，太洋氣了”。
“但是那會兒人家也說了，過一段時間，等你有了一定的積累，你會用自己的身體突破這種形象限制的時候，你就知道怎麼把自己塑造成一箇中國女人的形象，怎麼表現一箇中國的小女人了。那時候觀眾看著就不覺得你是外國人了，這是一種能力，是需要慢慢來的。”十三年後的今天，作為中芭最年輕的女首席，30 歲的曹舒慈娓娓道來。
為別人活也並不痛苦
曹舒慈是個乖孩子，或者說，你無法為她貼上孤芳自賞、叛逆脫俗、大鳴大放這些女強人的經典標籤。從七八年前初見至今，她始終是儒雅的、溫柔的、隱忍的……從2006 年考進中芭到2013 年，用曹舒慈自己的話講：“就像從小學一年級上到六年級一樣，按部就班地一直在跳。比如轉fouette（芭蕾術語：揮鞭轉，芭蕾裡非常著名的炫技動作：芭蕾女演員單足足尖立地，一條腿為軸心，另一條腿抬起，像鞭子一樣在空中急速畫圈揮動，並通過持續甩腿來獲得旋轉動力和速度，帶動身體不停地轉動。《天鵝湖》第三幕中黑天鵝耀武揚威的32 個揮鞭轉，常被視為對舞者技巧的重要評價），從剛開始轉32 個單的，到後來能轉雙的，再到能掛花，單單接雙、單單雙……每天吭哧吭哧練，技術上你在不斷突破，能力上在逐漸增強，逐步地完善自己。那個時候更單純，覺得一切都是可以完善的，自己在向一個更好的方向努力。”
而主演《天鵝湖》對曹舒慈來說是心理上的一個重大突破。舞臺上的白天鵝對演員的身體要求是柔柔的。但相較於其他芭蕾舞者，曹舒慈的身體軟度不好、不夠柔潤，偏硬、偏楞。甚至當時附中的班主任於晶老師都說：“舒慈，你要是能演《天鵝湖》，我就自己買票去看。”
2013 年，中芭在加拿大演了兩場《天鵝湖》，回國在北京大學演了一場，曹舒慈花880 元請恩師來北大看國內的首演。落幕後，老師高興地來到後臺。“肯定先祝賀我嘛。然後說我的缺點：二幕燈光比較暗，氣兒應該是放下來的，三幕燈光亮起來了，肩膀的缺點就會更明顯了，就更要注意往下放……老師都是希望我再進步嘛。”
如此善解人意、乖巧順從的一個小女孩兒，會不會以犧牲自己的追求為代價，按部就班地走著一條別人期望她走的路？畢竟這是一個個性張揚的時代。曹舒慈平靜地說：“把別人的期待都搞好了，自己也舒服。”
“在你的自我沒有特別活出來的時候，那種能讓你身邊方圓百里都是開心的、大家都舒舒服服的氛圍，打造起來其實很不容易。而且我不覺得為別人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因為有一部分人就是這樣的。她的天性就這樣，你不能說這樣的女人就是錯的，一定要讓她如何獨立。她當然可以不依靠男人，但也沒必要把女人都逼成一個固有的樣子。如果逼迫自己為別人活，你是痛苦的、不快樂的，那就不對。但如果為別人活，你是開心的，你的自我就是那樣的，就沒有什麼不值得的。”
曹舒慈
我特別能感覺到機遇這件事
跳舞跳了二十年，做演員做了十四年，曹舒慈越來越懂得審視自我了，更樂於享受當下。雖然到處能聽到大家在說“感恩的心”，但曹舒慈言語中的那種心存感念沒有半點的虛飾，一切都真真切切地呈現。
“我從（2006 年）2 月份一進團就休了三個月。我不是那種特結實、特皮實的孩子，一直小毛病不斷，總是感冒發燒什麼的，不是這傷就那傷什麼的。我有過很多次給人家添亂的感受，但是人家真的也沒說我什麼，一直被包容，有機會還是給我。所以我為什麼說我感激？因為我的感受是真的。”
2006 年，中芭在國內首演約翰·克蘭科版《羅密歐與朱麗葉》。當時還是實習生的曹舒慈被德國導演挑中候補，並最終成為主演。“我特別能感覺到機遇和命運這回事兒。2006 年進團，如果不排《羅朱》而排《天鵝湖》，那候補的應該就不是我了，可能就是別的演員了。再比如說，如果當時要挑技術更好一點、條件更好一點的女孩子，我的首席之路可能就推後了。”
而真正讓曹舒慈感嘆命運或者說感激命運的是2013年，那一年是她的第一次《天鵝湖》、第一次《唐吉柯德》、第一次《吉賽爾》……在第一次主演《小美人魚》的聯排舞臺上，她受傷了—左側髖關節嚴重錯位、腰椎錯位、大面積軟組織損傷。
“邊治邊恢復的階段很漫長，沒有想的那麼快。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站把杆都費勁，站不了五位（芭蕾舞的五種基本腳位之一），抬腿就讓著（身體）。疼！完全不能按照規範去練，我都不知道我在跳什麼。再看著人家，我每天的感受都特別不好，那時候真的時時刻刻有‘我是不是不能跳了’的感覺。”
當時正值抗日戰爭勝利八十週年，八一廠要拍一部跟俄羅斯有關的芭蕾電影，來中芭挑演員。團長馮英覺得萬一愛徒曹舒慈沒法跳了，將來也許有個演藝的出路？於是曹舒慈奔赴電影《戰火中的芭蕾》劇組，扮演和蘇聯紅軍產生愛情故事的芭蕾女孩兒。
大銀幕歸來繼續跳，其實是繼續康復，因為傷痛，只能練功，沒法上臺、排練，那是很尷尬的一段時間。當時和舒慈一起恢復的還有王啟敏，中芭另一位首席主演。“啟敏姐是2013年初上課時傷的膝蓋。所有人都在一起上課，我們倆做一些自己能做的動作，自己給自己出組合（訓練動作）。我看著她，就覺得太艱難太痛苦了，但姐姐在這兒呢，人家都沒放棄，我也不能放棄。而且我倆就著伴兒也感覺不是那麼的孤單。”
整整過了一年，2015 年中芭在北京國家大劇院首演《吉賽爾》，曹舒慈終於回到了魂牽夢縈的舞臺。“那個時候按水平來說確實是不行的，而且我自己也沒什麼信心，我覺得我當時的水平代表不了中芭。但團裡（領導）可能覺得我還是有可取之處的，一些我自己看不到的可取之處。也許我拍電影回來有一些表演上面的進步，有一些很新、很吸引人的東西，他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並且值得傳遞出去的。我一直挺感激團裡的這種推動，讓我明白原來我還是繼續能演出的。”
2019 年5 月16 日,中央芭蕾舞團發佈了一篇官方推文, 正式宣佈晉升曹舒慈為中芭首席主演! 這個日子距離她第一次跳舞已過去二十年，距離她考進中芭已經十三年，受傷六年，重回舞臺四年……白駒過隙，一切仿如昨天。
我的敵人是我自己
14 歲獲得“桃李杯”芭蕾舞少年組一等獎，15 歲獲得保加利亞瓦爾納國際芭蕾舞比賽新聞評論一等獎，16 歲獲得芬蘭赫爾辛基芭蕾舞比賽少年組金獎……直至2010 年在第九屆美國國際芭蕾舞大賽上摘取成年組女子金獎、最佳雙人舞獎。
“獲獎不完全是因為我或者我的一場演出，它不光代表我自己，它更代表了我的背後：背後那些人、集體，背後那些團體的力量，甚至祖國。所以，獲獎並不是我要去追求的一個符號。”
“我最看重的表演是我在日本演的那場《天鵝湖》和我在清華大學跳的那場《吉賽爾》。那兩場演出我發揮了我的全部力量，而且效果特別好。觀眾的評價基本上不能作為我自己的標準，即使我自己覺得跳得不好，他們都會很真誠地給我鼓掌。有人覺得我長得很好看，有人覺得我技術已經很好了，每個人欣賞的地方不一樣，他們要鼓掌的點就不一樣。當然，我活在這個社會里，不能完全不在意別人的評價。但我更在意的那一部分是—成功的演出和塑造一個成功的角色。”
“你問我（2013 年）受傷後持續跳到現在，最大的動力是什麼？其實就是好奇。我不是一個覺得我自己哪裡好的人，我老能看見自己不好的地方。我老有一種執念：老覺得很多東西應該是可以改變的。比如說控制，比如說抬腿，我小時候只有一條腿能抬到這兒，左腿當主力腿時，右腿永遠站不住。”
上附中時，曹舒慈是她們那個班旁腿抬得最差的，左腿才抬高到90 度，右腿就開始狂抖。母親從東北老家來學校看孩子，站在走廊透過玻璃看見訓練中抖抖抖的女兒，脫口而出：“哎喲，我覺得你特別憋屈。”
“然後我就一直在找各種方法，怎麼能站住？這個動作應該是順暢的，是能控制的，就一直跳，一直跟這個問題死磕，找了很多很多的辦法。後來終於知道，因為我的脊柱是側彎的，我的重心向外，所以單側腿稍微有一點重量就被帶跑了。於是練練練、找找找，終於身體找到了那個角度，讓自己站住了。”
曹舒慈有很多，或者說，她會創造很多特別奇葩的問題。2013 年受傷後，康復的過程中，她開始重新尋找身體的重心。“慢慢地，重心竟然回來了。於是我就想，我原來闌尾炎開刀，德國康復師就說，手術把肌肉的那部分組織破壞了，那塊筋就短一截，所以兩邊不平衡，這邊是緊的、那邊是松的，就容易不停地受傷，應該可以通過這次康復的辦法解決吧？解決了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我能跳的時候我就先解決著。這真的是個執念，是個幼稚的、虛妄的念頭，但我是一個有點相信奇蹟的人。回答你剛剛問我的問題，是什麼揪著我一直這樣？是對自己潛能的這種極限的探索。”
“跳了二十年芭蕾，有時也會想：哎呀，我不能跳了，我要乾點什麼呢？不知道，沒有一條特別明確的路，想也想不清楚。我覺得現在還沒有完全過癮，我的這個好奇心、這個夙願還在。我最大的夢想是什麼？就是照直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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