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5 為什麼英國很多歷史課本對鴉片戰爭隻字不提?


為什麼英國很多歷史課本對鴉片戰爭隻字不提?




鴉片戰爭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記憶深處的傷疤。

可對於英國人來說,鴉片戰爭無關痛癢,英國很多中學歷史課對鴉片戰爭依然“隻字不提”,許多英國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鴉片戰爭。

對英國人來說,談到帝國主義,他們更容易想到英國曾在印度、非洲和中東的帝國主義政策,承認對於這些殖民地國家的侵略,承認侵略這些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

可對於中國,英國人兩次因為販賣毒品進入中國不暢而挑起戰爭,卻被有意忘掉。

或許不止是忘掉這麼簡單,在一些英國人的心目中,他們對曾經的殖民充滿了“正義感”和“優越感”。先進文明給落後文明帶來,刺激中華帝國的覺醒,有錯嗎?英國人為中國人提供他們心甘情願需要的商品,有錯嗎?

19世紀中葉英國首相巴麥尊的話猶在耳旁:“這些中國人心甘情願地購買其他人心甘情願出售的東西,如果我提議增加海軍預算,添加幾艘巡洋艦······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國人的道德觀念,下院將會對我說些什麼呢?”

巴麥尊口中這種中國人心甘情願地購買其他人心甘情願出售的東西,是鴉片

為什麼英國很多歷史課本對鴉片戰爭隻字不提?

▲虎門銷煙

巴麥尊在說這句話的不久前,中國正在林則徐的領導下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禁菸運動。

“英國人為什麼要承擔中國人的道德問題?他們要買別人都禁止買賣的東西,難道還是別人的責任嗎?”

巴麥尊的意思是,吸食毒品,責任不在出售者,而在消費者。

01 巴麥尊叫囂戰爭

1939年,當虎門銷煙的消息傳到英國,英國好戰分子心中的熱血一下子就沸騰了。

英國外相巴麥尊是主戰派的核心人物,1839年10月,巴麥尊就把一批鴉片商人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所謂的九人委員會。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就是以城市為單位聯名上書向給政府,要求對華開戰。

在委員會的鼓動下,倫敦等六個大城市的近三百名工商企業界人士上書政府,慷慨激昂,要與大清帝國誓死一戰。

鴉片商人們還利用媒體來為他們煽風點火,怡和洋行經理詹姆士·馬地臣在給鴉片商人威廉·查頓的信中說,“讓幾家報紙重要報紙來為我們服務,這種方法非常便捷,(利用)記者最精確的字眼、最明晰的結構來寫一份漂亮的請願書。”

於是,很多報紙成為主戰派的喉舌,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泰晤士報》更是大張旗鼓的報道——“向中國宣戰”。

至此,巴麥尊等人自導自演的一出好戲,完美收工。

陸軍大臣托馬斯·巴賓頓·麥考雷,也堅決的站在巴麥尊的一邊。在麥考雷的勸說下,性格軟弱的首相邁爾本也同意對華開戰。

10月18日,巴麥尊給英國在華商務總監義律發出一封密信,信中說,“中國人對英國臣民和官員所犯下的暴行,英國不可能不懷恨在心,女王陛下政府認為,把今後英國與中國的關係置於明確而又牢固的基礎之上,是絕對必要的。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女王陛下政府打算派遣一支海軍部隊前往中國海,很可能也同時派遣一小支陸軍。”

然而,事實上,女王直到次年年初才說中國問題“已經引起注意”。也就是說,所謂的女王陛下政府認為,其實就是巴麥尊自己認為。巴麥尊這種“目無君上”的行為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維多利亞女王不止一次跟羅素抱怨說她總有一天會受不了巴麥尊,一定要讓他以一種圓潤的姿勢離開。因為他常常陰奉陽違,把女王的話置若罔聞。

雖然在形式上,他還把外交政策的草案交給女王過目,但是對於女王提出的修改意見,他經常是左耳朵進,右耳朵出。

更惡劣的是,他還拒絕把林則徐的控訴信轉交給女王,於是,這封信被帶信的人給了《倫敦時報》,就這樣,林則徐給女王的私人信件,被宣之於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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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麥尊在下院發言

當時的英國政治制度,雖然是議會民主制,但是政府卻享有“王室特權”,這種特權可以由君主或其大臣在沒有議會許可的情況下直接行使,包括宣戰、媾和、處理重大對外關係等。所以,巴麥尊可以在議會沒有同意的情況下,就直接調動軍隊發動戰爭。

有了獨斷專行的權力,在加上煽動起來的民意,巴麥尊信心十足。1840年2月20日,他向清廷發出照會,正式對華宣戰。

儘管財政部長弗朗西斯·巴爾寧唱反調,認為英國政府國庫空虛,瀕於破產,根本就沒有錢供大佬們進行戰爭。但是巴麥尊說,我不管,我不覺得這是個問題。

巴爾寧無語,因為在過去的三年裡,英國政府每年的赤字多達100萬英鎊。

巴麥尊堅持,這是你的問題,你必須要解決!

在對華宣戰的同時,巴麥尊命令英國軍艦啟程前往中國,他要求遠征軍到達中國後,立即封鎖各大河出海口,佔領舟山群島,然後北上談判。

後知後覺的議會此時才發現巴麥尊的戰爭行動已經開始,反對黨託利黨的領袖羅伯特·皮爾爵士非常憤怒,他向國會提交了彈劾議案,強烈譴責輝格黨政府對華開戰。

然而,巴麥尊一臉的不在乎,女王的話我都能當成耳旁風,你一個反對黨,又能奈我何?

02 格拉斯頓的反擊

雖然霸道總裁巴麥尊對眾人大手一揮,你們不要鬧了,就這樣,都聽我的。

但是在當時的英國,議會的確擁有檢查與挑戰政府的權力。

1840年4月,倫敦的天氣陰冷潮溼,然而在英國國會內,氣氛卻是熱火朝天——議員們正在就羅伯特·皮爾爵士的“對政府不信任案”進行辯論。

作為巴麥尊的鐵桿盟友,陸軍大臣麥考雷在議會上要求政府對華戰爭升級,“我請求申明我最真誠的願望,這場最正義的爭論將會有一個勝利的結局,這不僅將鼓舞英國人的士氣,而且英鎊的名氣也將得到提升。”

威廉·格拉斯頓,這位未來的英國首相,當下的反對黨託利黨議員,聽到麥考雷的話,氣不打一處來,他當即發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強烈指責英國鴉片商人和主戰派們的利慾薰心和不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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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頓在下院發言

“他們(中國政府)警告你們放棄走私貿易,你自己不願停止,他們便有權把你們從他們的海岸驅逐,因為你固執地堅持這種不道德的殘暴的貿易······在我看來,正義在他們那邊,這些異教徒、半開化的蠻族人,都站在正義的一邊,而我們,開明而有教養的基督徒,卻在追求與正義和宗教背道而馳的目標。”

格拉斯頓對於鴉片的危害有著切身的感受,因為他的親妹妹海倫就是因為病痛而接受鴉片酊的治療,從而對鴉片上了癮,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至今還呆在意大利的戒毒所。

“這場戰爭從根本上就是非正義的,這場處心積慮的戰爭讓這個國家蒙上了永久的恥辱,這種恥辱是我不知道,也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現在,在貴族老爺(麥考雷)的庇護下,我們的國旗成了海盜的旗幟,她所保護是可恥的鴉片貿易。”

面對格拉斯頓的批評,巴麥尊毫不退縮。他在議會上用難以自洽的邏輯,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把鴉片貿易的責任都推到中國人頭上。中國人需要鴉片,英國人只是給他們提供了鴉片而已,這種商業行為何罪之有?

他還強調,中國反對鴉片貿易的真正原因是財政,與道義或健康沒有任何關係。而且中國政府還允許在國內種植鴉片,自產自銷。所以說,中國真正關心的是,大量白銀從中國流到了英國。

這番話說的,真是男人聽了會沉默,女人聽了會流淚。

巴麥尊還鼓動議員們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引用鴉片商人們聯名請願書上的一段話,“除非政府的政策能夠得到強有力的執行,否則對華貿易就得不到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保證,也無法給英國帶來榮譽和好處”。

很多議員被巴麥尊的話鼓動的心潮澎湃,熱血難平,紛紛點贊,“如果我們屈服於中國的羞辱,那麼英國今後的政治走向將會威嚴掃地”、“英國一定會參戰,這樣她的臣民才能滿懷信心地仰視那面勝利飄揚的旗幟,知道他們的祖國不會屈服於失敗和羞辱”。

最終,皮爾爵士的“對政府不信任案”以271票反對、262票支持的結果,沒有獲得通過。巴麥尊得以繼續穩坐高臺,從容不迫的指揮侵華戰爭。

兩個月後,懿律率領的英國艦船40餘艘及士兵4000人到達中國海面,標誌著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

巴麥尊的這套邏輯,還被其遠征軍的官員活學活用。1842年,清朝和談代表伊里布在與英方代表亨利·璞鼎查爵士談判時,要求英國停止在印度生產鴉片,禍害中國。璞鼎查反駁說,“如果你的國民充滿美德,就能夠阻止這種邪惡的習慣,如果你們的官員清正廉明、恪盡職守,那麼鴉片也無法進入你們的國家。”

璞鼎查甚至得寸進尺,說出了英國政府心中最想說出的那句話,“你的國民寧肯違背一切法律,也要獲取鴉片,那麼是不是讓鴉片貿易合法化更好一些?”

03 巴麥尊的勝利

巴麥尊在議會上對主和派的勝利,從表面上來看,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英國當時的政治制度存在缺陷,權力被掌握在少數的幾個人手裡,而主戰派的幾個代表人物,首相邁爾本、陸軍大臣麥考雷、外交大臣巴麥尊,這幾個人都是真正的實權派。反之,主和派的託利黨的幾個人物,都是議會中的普通一員而已,在政治實力上與巴麥尊等人不可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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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大臣麥考雷

其次,主戰派在議會討論前就已經做好了大量的輿論準備,用以蠱惑人心,例如《孟買通訊》就為廣大的英國人描繪了一幅美好的藍圖,“想想看,太陽和月亮的兒子(中國皇帝)將成為我們政府的資助人,每年給我們50萬,而只要一位英國大臣處理他的事情就可以了。”

雖然主和派也有輿論攻勢,比如高教會牧師阿爾傑農·特爾華撰寫的《對華鴉片貿易的罪行》,被《倫敦時報》轉載後,閱讀量超過10萬+。但是僅有一篇爆款文章,畢竟勢單力薄,主戰派的輿論宣傳可是鋪天蓋地的。

最後,英國國內在當時並不禁止銷售和吸食鴉片,英國人也不認為服用鴉片會危機身心健康。相反,很多名人還做了吸食鴉片的榜樣,比如,雪萊、拜倫、司各特、德昆西。這些文化名人傳遞給大眾的印象是,鴉片增強了他們的情感體驗,刺激了他們的創作靈感。換成中國人的話,大概就是,李白斗酒詩百篇的意思。

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越來越多的工人出於貧困或病痛,只得通過吸食鴉片來尋求逃避或麻痺,這短暫的快樂,可以讓工人們在絕望中獲得銷魂的體驗。上層階級也抽,下層階級也抽,鴉片煙在英國氾濫開來。麥考雷曾對巴麥尊私下說:“鴉片給我國帶來了巨大利益,但遲早要惹下大麻煩。僑商們不僅向中國出售鴉片,還把大量鴉片運到國內,去年一年就運來九百箱,製造了成千上萬個癮君子。”

根據1840年,倫敦出版的《英國對華事務管理評論》的統計數字:1836年至1837年中國約有鴉片吸食者1426113人,相當於總人口的1/245;而英國大約有399575人吸鴉片,相當於當時英國人口的1/62。也就是說,英國吸食鴉片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是中國的4倍。

就這樣,英國大眾在鴉片的雲霧中,根本意識不到鴉片對人身心健康的巨大危害。在他們的眼中,吸食鴉片就跟喝香檳酒和白蘭地一樣。所以,他們也很難理解鴉片煙對中國人所造成的傷害。

04 主和派不再主和

如果僅僅是以上原因,那麼我們就無法解釋,1841年9月,輝格黨政府下臺,由託利黨接管政府後,新政府為何不但沒有立即停止侵華戰爭,反而還下令不斷向中國調兵遣將。皮爾爵士向中國派遣了大約100艘船,其中包括8艘新建造的蒸汽船,還有第五步兵團。最後,英國遠征軍的數量從3000人一下子增加到1萬人!

曾經的主和派,轉眼間,就與巴麥尊志同道合。

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政客的見風使舵、言而無信、毫無原則,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歷史的大環境所導致。

1776年,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提出自由主義經濟原則,反對重商主義經濟制度。

19世紀中期,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此時,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不僅變得多餘,而且有害。

此外,美國獨立後,英美兩國之間不斷繁榮的商貿往來,給英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個活生生的事實也證明了亞當·斯密理論的準確性——在現在的經營管理下,英國從統治殖民地中,毫無所得,只有損失。

英國人終於明白,壟斷與獨佔殖民地將漸漸的無利可圖,只有不斷的獲取更廣大的海外市場,才能夠讓英國繼續強大。

但是,地球上的其他國家又不是你家親戚,憑什麼你說開放市場就給你開放市場?所以,英國人又給自由主義經濟原則添了一道配菜——炮艦政策。

在此背景下,1833年,英國政府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專營權,此後,參與鴉片貿易的英國商人像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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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印度公司的鴉片檢驗室

這些英國商人摩拳擦掌,迫不及待的要進入中國市場大撈一筆。1834年,60多名英國商人聯名向英國國王呈交請願書,要求政府派出三艘軍艦和一位全權大使去中國炫耀武力,向中國人“表達這樣的概念:英國軍艦可以毫不費力地攔截中國的內外貿易,並俘獲中國所有的武裝船隻”。

此後,英國商人們就開始了對政府的軟磨硬泡,在這些人的渴求下,1835年,巴麥尊聲稱“確信對中國的戰爭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是如何去進行。”

我的老師張本英在《自由帝國的建立》一書中說,“顯然,用武力打開中國的市場,佔領香港島,將其發展為‘好望角以東最重要的商業中心’,併成為英國擴展東方貿易的基地,早在鴉片戰爭爆發前以前好幾年,就已經是英國政府和商人的共同訴求。可以說,即使沒有清政府的禁菸行動,英國對中國的侵略也終究會發生,因為中國這個巨大市場所具有的潛力與商業前景,對於剛剛完成工業革命亟待獲取更大市場的英國人來說嗎,其誘惑力是不可抵禦的。”

所以,中國市場既然“其誘惑力是不可抵禦的”,那麼無論是輝格黨,還是託利黨,在上臺後都會不由自由的主張用艦炮去轟開中國緊閉的大門。如果幾艘艦船不夠,那就增加到上百艘,如果三千名士兵不夠,那就只增加到上萬人。

道德原則,在現實的利益面前,實在是弱不禁風。

用巴麥尊的話來說,就是“不列顛的利益就是北極星,是英國政府的指導原則。”

如果第一次動武的結果,讓他們不滿意,他們就會繼續發動戰爭。所以鴉片戰爭之後十幾年,英國聯合法國,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為什麼英國很多歷史課本對鴉片戰爭隻字不提?

▲吸食鴉片的中國人

回首往昔,“鴉片戰爭”這個名詞不但是中國人心中的傷痛,同時也是英國人難以繞過的恥辱,格拉斯頓的話成為現實——我們的國旗成了海盜的旗幟,她所保護是可恥的鴉片貿易。

直至今日, 英國很多中學歷史課對鴉片戰爭依然隻字不提

因為,鴉片戰爭的歷史始終在“提醒”英國人:大英帝國之所以能成為大英帝國,是因為一種使人上癮的毒品。

鴉片戰爭史學家藍詩玲認為,英國對其在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中的角色一直深感不安,而這很有可能導致英國傾向於“遺忘”或至少令這段記憶褪色。

被別人侵略會記憶很久,侵略別人卻很容易忘記。

世間的事情大抵如此,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人是這樣,國家也是這樣。

1、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東方出版社,2014年

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茅海建《天朝的崩潰》,三聯書店, 1995年

4、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另一個帝國的墮落》,三聯書店,2005年

5、吳義雄《在華英文報刊與近代早期的中西關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6、周寧 《鴉片帝國:浪漫主義時代的一種東方想象》,外國文學研究,2003年

7、張本英《自由帝國的建立—19815-1970年英帝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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