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理工學院原院長李向玉參加了中葡會談前期中方的準備工作。迴歸前，也曾參與中葡雙方官員會談的翻譯工作，並出任中葡土地小組的聯絡官。作為那段重要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人，每每提起，李向玉總是說，那是他畢生最重要、最自豪的一段往事。
雖然出生在北京，但我至今的大部分人生是在澳門度過的。澳門是我的第二故鄉。
1975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畢業後，十分幸運被學校選中派到澳門南光公司學習葡語。那是我第一次認識澳門這座小城。澳門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個靜謐的小漁村，但同時又有著十分鮮明的中西文化交融特色。比如南方人喜歡吃蝦醬，當時看到有的街道曬著大醬缸，裡面是噗噗冒泡、腥味濃郁的蝦醬；而大三巴等著名建築物又是歐式風格。總之那時澳門給我的感覺就是華洋雜處、中西合璧。
那次一來就是三年，主要任務是學習葡語。一般早上6點鐘起床，洗漱完畢就開始早讀。除了吃飯，會一直學習到晚上10點。我們的老師儒里奧·迪尼斯來自葡萄牙萊里亞地區，他每天下午會到學校給我們講葡語、跟我們練習會話。各種努力下，我的葡語提高很快。
1978年，我返回北外成為了一名葡語教師。但在南光公司學習葡語的經歷，卻為我的澳門情緣埋下了伏筆。
1984年，中葡準備談判，我被澳門南光公司選派參與前期準備工作。於是時隔6年，我再次來到了澳門。
記得當時準備工作分成了幾個小組，分工負責澳門問題的調研，包括行政、法律、土地、經濟、金融、教育、文化和社會問題等24個專題。我和一個同事負責撰寫法律和土地部分。
因為不能閉門造車，必須去採訪，我就發揮葡語的專長，先後找過埃爾維斯律師、土地問題專家羅立文、澳門當地建築師施利華等，總之把資料收集得越充分越全面越好。經過近一年的時間，到1986年6月談判的時候，由南光公司承擔的前期準備調研數據已經形成一本厚厚的資料，為中方談判代表團做好了準備。
我在北外當老師時曾經研究過葡萄牙，我記得列寧對葡萄牙人有一個論斷，說葡萄牙人其實很擅長外交。因此雖是一個小國，卻曾經殖民過大過國家本土兩百倍的地域。在大國之間周旋，攫取最大的利益，這對葡萄牙人來說輕車熟路。從中葡談判過程中也可看出，他們期望利用各種藉口把迴歸時間拖到新的世紀，但我們中方一直保持堅定的態度和立場。再
加上那時候關於香港的中英談判已經進行，已經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鑑，比如《聯合聲明》如何撰寫等，澳門的談判可謂“前有車，後有轍”。綜觀這場談判，可以說是中央政府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做好了充分的前期準備工作。此外，前線和大後方的配合，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也使中葡談判最終順利完成。
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周南與時任澳門總督文禮治會晤時，李向玉（左二）擔任翻譯。
《聯合聲明》簽署公佈後，1993年3月31日《澳門基本法》也頒佈了。考慮到自己中葡翻譯的使命基本結束，而我又始終鍾情教育工作，於是1996年起，我先後任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副校長、澳門理工學院副院長，1999年6月又被任命為澳門理工學院首位華人院長。
其實，在談判過程中，我已經感覺到精準掌握葡語對溝通翻譯太重要了。翻譯是一座橋樑，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一定要把語言掌握得越精湛越好，才能避免很多誤解和衝突。
所以在擔任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期間，我也一直致力於葡語人才的培養。澳門的葡語教育雖然起步很早，但迴歸前一直範圍狹窄。葡萄牙人當時都認為葡語會隨著澳門迴歸中國而逐漸消失，他們沒想到，反而是澳門迴歸後，葡語又被重新重視了起來。
澳門要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同葡語國家交往，葡語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澳門正是葡語文化的獨特載體。2003年10月，中央政府決定在澳門設立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自此擔當中國與世界葡語國家交流合作平臺角色，葡語也越來越顯得更為重要。
轉眼，澳門迴歸祖國20年了，這20年來，澳門聯通了中國與葡語國家，併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是我非常樂見的。
撫今追昔，澳門“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成就非凡，超出我們那代人當時的想象。單看澳門人均GDP，已走在世界前列。按世界銀行2018年的公佈，澳門人均GDP幾乎達9萬美元。更為重要的是澳門社會安定祥和，人民安居樂業。
澳門迴歸的意義就在於外國人佔領中國領土的歷史宣告終結。我對參與迴歸過程感到幸運，更對見證和參與了20年來澳門“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感到驕傲。這是我畢生感到最重要、最自豪的事。
記者：劉圓圓
審核：周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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