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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開經貿封鎖的裂口
美國對中國採取的遏制和孤立政策，除了戰爭威脅，還有經濟上的封鎖。西方主流政治家大多不看好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認為新中國沒有能力自給自足。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表示：“在共產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具體現實之間的第一個衝突大概會具體地在經濟領域中產生”，“正是在對華經濟關係領域中，美國具有對付中共政權的最有效的武器”。
艾奇遜
這個武器，就是經濟上封鎖孤立，以促使新中國自內生亂。
說起來真是恍若隔世。今天的美國，是多麼希望中國購買自己能夠出口的產品，但在1950年代，美國不僅拒絕向中國運銷自己的產品，還反對別的國家向中國出口。比如，1953年2月，中國經波蘭租船公司租得芬蘭籍油船“維馬號”，從羅馬尼亞載煤油10200噸運來上海。美國知道後，先是要求芬蘭政府制止“維馬號”油船駛往中國，接著又要求土耳其政府就地扣留該船，但均未得逞，美國政府最後甚至考慮讓臺灣國民黨當局的軍艦擊沉“維馬號”油船。拖了幾個月，儘管中國政府想了幾種辦法，讓該油船能夠駛向中國內地港口，但最後，“維馬號”油船的船東竟然私自把中國進口的這批煤油全部賣掉了。中國不僅失去了這單生意，還蒙受巨大經濟損失。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封鎖孤立，確實讓新中國無法迅速融入世界。為了突破重圍，新中國領導人頗有智慧地在有限的空間下開展起對外貿易。
朝鮮戰爭爆發後，為了對中國實行禁運，美國要求產膠國禁止向中國出口橡膠。由於美國囤積橡膠過多，又限制國內民用膠的消費量，還減少從產膠國的進口，致使世界市場橡膠供過於求，膠價急劇下跌。一些主要產膠國的橡膠園難以維持，印度洋上的錫蘭（今稱斯里蘭卡），30萬割膠工人面臨著失業的威脅。錫蘭政府曾一再要求美國以合理價格購買，均遭拒絕。與此同時，由於主要輸出大米的國家出口量劇減，引起國際市場大米價格猛漲。嚴重的經濟困難特別是大米的短缺，激起錫蘭民眾的不滿。他們在各地集會，要求政府開展對中國的貿易，以橡膠換大米。
1952年9月，兩個亞洲兄弟國家走到了一起。中國與錫蘭簽訂了以大米換橡膠為主要內容的政府貿易協定。負責此項談判的錫蘭商務貿易部部長森納那亞克表示：“這次會談的成功對錫蘭維持獨立的對外貿易政策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對錫蘭平等相待，並在貿易條件上如此照顧，這與西方國家以殖民地對待錫蘭形成強烈對照。”他還看到了協議的特殊意義——錫蘭是南亞國家中第一個向中國派遣
政府代表團並與之簽訂貿易協定的國家，這將成為南亞國家的良好榜樣。《中錫貿易協定》簽訂後，美國對錫蘭採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並提出可以滿足錫蘭購買大米的要求。森納那亞克告訴美國大使：錫蘭同中國簽訂貿易協定做得很對。至於美國給錫蘭的滿意條件，我們已等了一年多，美國現在才準備給滿意條件，太遲了。“即使能獲得兩倍於我們能從中國獲得的利益，或者給我們500噸黃金，為了榮譽和尊嚴，錫蘭也不那樣做。”1952年11月22日，當第一批大米運抵科倫坡港口時，錫蘭人民聚集在碼頭上歡迎，場面很熱烈。
1952年10月4日，中錫兩國在北京簽訂貿易協定
中國的大米佔了錫蘭大米進口量的3/4；錫蘭30萬橡膠工人免於失業；錫蘭政府在財政上得以增加收入9100萬盧比，約佔其1953年財政收入的1/10，彌補了財政赤字的1/4。錫蘭的糧食緊張、橡膠銷售和財政困難頓時得以舒解。
中國和錫蘭的經濟貿易，開創了中國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開展貿易的先河，其他亞洲國家也先後同新中國做起了生意。1953年3月14日，巴基斯坦同中國簽訂相互供應棉花、煤炭的貿易協定。1953年11月，印度尼西亞派出經濟貿易代表團訪問北京，與中國簽訂了政府間的貿易協定。
與上述國家“自上而下”做生意不同，中國與日本的經貿來往則始於民間。
1952年4月，三位日本國會議員帆足計、高良富、宮腰喜助在參加了蘇聯舉辦的國際經濟會議後來到中國，這是日本在戰後第一批訪問中國的客人。6月1日，他們與中國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議。高良富等人回國後在全國各地舉行訪華報告會，介紹新中國的情況，聽眾的反響意想不到的積極正面。日本民間由此出現持續不斷的促進日中貿易和恢復邦交的熱潮。
1956年10月，日本工業品首次在中國北京舉辦展覽會，但不少中國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在展覽會場懸掛的“太陽旗”。畢竟，正是這個國家給中國人民帶來了近代以來最痛苦的回憶。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後，特地來到展覽現場，並囑咐工作人員，要他們向群眾講清楚，中日兩國人民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受害者，今天的日本人民是願意同中國人民友好的。
在1956年10月6日日本商品展覽會開幕那天，中國人看到了很多新鮮的東西。大到自動機床，小到兒童玩具，還有讓年輕人愛不釋手的半導體收音機和電視機這些新鮮玩意。許多中央領導人都來參觀，毛澤東還專門為這次展覽會題了詞。
民間貿易交往這個突破口一旦打開，很快就見出成效。1950年代前半期就有四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簽訂，按照日本通關統計，1955年、1956年、1957年的日中貿易額分別是1.09億美元、1.5億美元、1.4億美元。
由於日本政府始終堅持反華立場，中日關係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只能在民間展開。中國
政府就此定下“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對日民間外交總方針。1960年8月27 日，周恩來進一步提出了中日貿易三原則，即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中日關係逐漸以這種“漸進積累”的方式發展起來。
在美國推行的對華經濟封鎖和孤立政策支配下，西歐國家的對華外交更是舉步維艱。對此，新中國領導人想盡一切辦法以貿易促外交。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中國組織了貿易代表團訪問英國，成為中國派往西方的第一個貿易代表團。其後，中英貿易額迅速增長，很快從1952年英國對華出口額的300萬英鎊上升為1957年的1200萬英鎊。在中英貿易關係發展的帶動下，法國、瑞士、聯邦德國、挪威等國的工商界代表紛紛訪華，中國同西歐的貿易有了較快增長，到1957年底，中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比1952年增長了6倍多。
中國為發展經濟，想辦法對外開放和交流的願望越來越明顯。正是從1957年開始，每年春秋兩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定期舉行。那時候，中國人能拿出來的大多是一些農副產品和簡單的工業品。但是，作為對外交流的窗口，廣州交易會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中，新中國就這樣用力撕開了一道道裂口。
兩個國際會議，一箇中國方案
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蘇關係開始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提出“和平戰勝戰略”，希望與蘇聯對話談判。斯大林的繼任者赫魯曉夫則提出，“和平共處是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政策的總路線”。
雖然有和平共處的良好願望，但在遠東地區，衝突依然存在。朝鮮停戰後，政治解決的原則無法確定，戰火隨時可能再起。在中國身邊發生的另一場戰爭，更讓人憂慮，那就是1945年日本投降後，法國佔領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發動的印度支那戰爭。新中國理解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迫切心情，在越南共產黨的請求下，出人出物資，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戰爭。而美國
政府則看到了印支戰爭在阻止和反對共產黨力量方面的作用，對法國殖民者侵略越南的戰爭的態度，逐漸由消極觀望轉變為積極支持。由此，印度支那戰爭面臨著演變成東西方戰爭的危險。在這樣的背景下，1954年2月，蘇、美、英、法四國決定，4月間在瑞士日內瓦舉行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由於很難迴避中國在解決這兩大問題上的作用，自然需要中國參加。中國政府接受邀請後，派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作為全權代表參加日內瓦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加的極其複雜的多邊外交活動。
會議從4月26日開到7月21日，其間也有較長時間的休會。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討論日內瓦會議的準備工作時，表示日內瓦會議是一種“拖延性行動”，透露出沒有誠意解決和平的心跡。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周恩來在赴會前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明確表示：“我們應該採取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並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我們要力爭不使日內瓦會議開得無結果而散”，他還提出，“在會議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關係也會觸及，我們亦應有所準備”。
和平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是緩和世界冷戰格局下東北亞和東南亞緊張局勢的關鍵，解決起來卻錯綜複雜。疲憊的周恩來在寫給妻子鄧穎超的信中透露：“來日內瓦已整整七個星期了，實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現在已經深夜四時了，還有許多要事未辦。”
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和他的同伴們向世界展示了一個不一樣的新中國。有位美國記者說：在日內瓦看不到共產黨統治下的幾億中國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們對共產黨專政的憎惡和仇恨。聽到此言，
周恩來迅速作出反應，提出為各國記者播放中國第一部大型彩色影片《梁山伯與祝英臺》。在發給各國記者的請柬上，周恩來只寫了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放映結束，燈光復明，觀眾還如醉如痴地坐著，沉默了大約1分鐘，才突然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一位印度記者說，中國在朝鮮戰爭和土地改革過程中拍出這樣的片子，說明中國的穩定，這一點比電影本身更有意義。而一位美國記者則悟出一個道理：中國現在不要戰爭，要工業化。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上積極斡旋，協調各方，使這次會議最終在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上，達成關於在印度支那三國停止敵對行動的協議，還發表了《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總稱日內瓦協議），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停戰。持續了近三個月的日內瓦會議，取得了人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突破性成果。
回國後，周恩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上的報告中得出自己的結論：“日內瓦會議的成就證明，國際爭端是可以用和平協商的方法求得解決的。”
毛澤東在聽取周恩來彙報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情況後，進一步對新中國的國際戰略作出了新的估計：關門關不住，不能關，而且必須走出去。1954年，周恩來還利用日內瓦會議休會空隙，訪問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是1950年同中國建交的，建交之初，中印之間包括邊界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並未解決。為此，中印兩國在1953年底開始邊界談判。周恩來在談判中接見印度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說：“新中國成立後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係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
中印兩國總理在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寫進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指出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雙邊外交，也適用於處理一般國際關係。《印度時報》在評論這一文件時說：它“使人看到亞洲國家不同政治制度為穩定本地區的和平與便利經濟建設而出現的合作新時代。”一時間，中印友好的紐帶得以形成，周恩來在印度所到之處，響起“潘查希拉金德巴”（五項原則萬歲）的歡呼聲。後來，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條大街還被命名為“五項原則大街”。周恩來隨後訪問緬甸，中緬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應該是指導中國和緬甸之間關係的原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新中國為世界冷戰格局中的國際社會實現和平提供的中國方案。據統計，到1976年，有90多個國家在同中國共同發表的文件中，都確認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五項原則，後來還被應用於一個又一個的中外條約，事實上成為公認的處理國際關係的準則。
如果說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的“首秀”，那麼，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山城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新中國則因第一次扮演大型國際會議的“主角”，而受到世界的矚目和尊重。
亞非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次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由29個亞洲和非洲國家聯合舉行的國際會議，與會國家的人口超過了世界人口的半數。
率領中國代表團前往出席的還是周恩來。中國參加萬隆會議的方針是：爭取擴大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為建立和加強中國同若干亞非國家的關係創造條件。
不少西方國家對亞非會議並不看好，甚至抱有敵視，說亞非會議“算不得是一件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渲染參加國間的分歧，預測會議不可能達成任何協議。美國媒體甚至發表了所謂“中國要奪取亞非世界領導權”的評論，意在離間中國和亞非國家的關係。
會議召開後氣氛確實有些緊張。當時擔任大會主席的印尼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甚至擔心，因東西方矛盾的爆發，“會議就可能成為衝突的冷戰場所”。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決定把原來準備好的發言稿改作書面發言散發，另外作一個補充發言。
正是在這個補充發言中，周恩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異”方針。他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
採訪這次會議的美國記者鮑大可，在撰寫的新聞報道中毫不掩飾地說：“這篇發言最驚人之處就在於它沒有閃電驚雷。
周恩來用經過仔細挑選的措辭簡單說明了共產黨中國對這次會議通情達理、心平氣和的態度。他也回答了在他之前發表的演說中對共產黨所作的許多直接間接的攻擊。”“周恩來的發言是中國以和解態度與會的絕好說明，他的發言是前兩天公開會議的高潮。”鮑大可的結論是：周恩來“是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菲律賓外長羅摩洛則說：“周恩來是我去的時候的敵人，回來的時候的朋友。”亞非會議通過了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藍本的處理各國關係的十項原則。參加會議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表示：“代表們曾經有過分歧，但最後，他們取得一致意見了……這是我們會議的偉大成就。”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表現出來的亞非各國人民為維護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促進友好合作而求同存異的精神，後來被人們稱為“萬隆精神”。
會後不久，印度尼西亞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訪問中國。
毛澤東會見他時表示：“中國是作為一個亞非國家參加這次會議的，以這種身份中國也盡了一份力量。”毛澤東還不無幽默地說，西方國家幾百年以來，由於進行長期的侵略，它們對亞非兩洲產生一種心理，輕視落後國家。他們說我們是有色人種，這是拿膚色來區分，就好像說有色金屬那樣。我們這些“有色金屬”是會膨脹起來的，當然，我們不會去侵略別人。但“有色金屬”是更有價值的，因為有色金屬包括金、銀、銅、錫等。新中國成立時倒向蘇聯的一邊，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之間曾出現第一次建交高潮。亞非會議後不到10年的時間裡，中國先後與30多個國家建交，是第二次建交高潮。這次建交高潮，使新中國在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外，開拓出新的國際空間。
195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功勳卓著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卸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隊的副司令，退休後的他在思考國際問題時，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在討論世界問題和世界和平的時候，中國是不能被忽視的。”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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