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是貴州畢節人。貴州女人的勤勞善良在母親身上釋放得淋漓盡致。離家20餘載，在畢節，我們家的變化娓娓敘說著母親作為一個女性的生命歷程。
一抹陽光照在母親蒼老的面容，在銀髮上止住了血紅。母親被迫放下鋤頭，接受短暫的歇息和休整。在那個悽風冷雨的夜晚，母親安祥地走了。66歲，母親這一生雖說短暫，可她生前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堪稱全村上下300多口人的典範。
27年前的一個早晨，醒來的母親老覺得右眼不舒服，感覺像無數沙粒混進眼角膜。仔細琢磨，懷疑是前一天下午在院裡水井邊洗衣服時，被父親焊電焊的強光灼傷。按照慣例，到隔壁正坐月子的小鳳要了奶水沖洗，可三天後病情無任何轉機，反而加重。母親的右眼腫得像個爛桃。這可急壞了父親和我們姐弟四人。
父親找來手推車，在我們姐弟四人的幫助下，把母親送到了畢節市人民醫院治療，一週後轉到貴陽的大醫院治療，豈料再好的醫院和醫生也沒能挽留住母親的右眼。
母親的右眼失明瞭，成了不折不扣的殘疾人，家裡也欠下一筆天文數字般的債務。政府關心，給母親辦理了殘疾證，免除了村委會的義務工，後來還吃了低保。
家裡人一致通過，反對母親再到田間地頭從事重體力活和髒活，只希望她在家看家護院，照管好豬雞，幹一些力所能及的輕巧活就得了，可母親死犟著不接受。母親的脾氣全家人清楚，想好的事，八頭大牯牛也拉不回來，無奈，只得由著她。
河的東岸是生我、養我的村莊，有肥沃田地百畝，河的西岸是鄰縣的又一村莊，河成了兩縣（市）的交界和界線。一河隔出兩個世界，我們村家家戶戶住的都是瓦房，灰樸樸的，沒有多少生機，如一個長相平平的村婦，而西岸的鄰村，家家都是林立的洋樓，最差勁的也是外牆貼了瓷磚或刷了石灰膏的磚瓦結構的樓房。
這樣的村莊，遠望近看都很氣派，令人憧憬、羨慕。我們村能否趕上鄰村，不是我想的問題，我傢什麼時候才能住上鄰村一樣的洋房，它成為依附在我們一家六口心頭的夢想。
鄰村之所以富裕，是鄰村人有活絡的大腦，他（她）們有的家庭靠栽桑養蠶生活，有的靠收購蠶繭加工絲棉製品發了財，有的靠自己勤勞的雙手從事於建築行業，撈得了第一桶金，你家看我家，我家學你家，先富帶後富，後富趕先富，這樣的村風造就這樣的村貌，也就成了應理該當之事，而我們的村民除了種好那一畝三分解決溫飽的薄田外，最大家庭收入就是養頭豬，賣頭豬，或養幾隻雞，賣幾個蛋，更多的時光都交給了撲克、麻將，自然只能在解決溫飽的基礎上原地踏步。
“人體上最充足的資源是力氣，力氣沒了吃碗飯，睡一覺又會蓄存很多，當今社會我沒聽說過苦死、累死的，只聽說過生老病死的”，母親的話語引來一家老少的強烈反感，可父親和哥姐找不到理由辯駁，既然找不到理由辯駁，那隻能順從。和藹的石頭像一朵花開在眼前，可對這朵花我只能視而不見。
日出而作，殘疾的母親像趕牲口一樣大早把一家老小（當時我才七歲多一點）趕上山。開生荒，開施肥溝，埋農家肥，栽桑樹，栽烤煙，中午吃帶上的乾糧，夜晚搬著星星月亮回家，清晨把鳥雀的叫聲掛上屋簷就出發，疲憊的我們像一支筆用光了墨水母親才準回家，三餐並作一餐吃，通常要到很晚才回到那個冷鍋冷灶的家，那種
夜宵當成晚飯吃的日子，成了家庭生活中最平淡的音符，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母親的帶領，家庭其餘成員盡心盡力，到我小學畢業時，我家也住上和河西岸人才住得起的洋樓。
如今，在母親的帶領下，通過十五年的拼搏，不但償還清了家裡的所有債務，還積攢了一筆成就全家六口人後來偉大夢想的資金。我和大哥如願考取大學，都成為人民警察的一員，姐姐和小弟通過拼搏在畢節市區買了房，幹起了小買賣。我們一家六口人跨過了那條阻隔一家人夢想的河流，融入到這個人人嚮慕的城市生活之中，成了標標準準的城裡人，除小弟仍蹬著一輛五羊摩托，我跟歌姐都有了屬於自己的家庭轎車。
跨越一條河，就闊步進入了更高、更新的生活。
我的家人能擁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能趟過那條阻隔我幸福的河流，離不開我那身帶殘疾勤勞善良的母親。
文學是我一生的最愛，以看書度閒暇，以文字煮日月，文字讓我獲得了無盡的榮譽。文字服我把弄，莊稼就服母親打整。母親目不識丁，卻算得上田間地頭“文字”伺弄的高手。母親用鋤頭鐮刀在田地裡寫詩，豌豆、辣椒、洋芋、南瓜花、白薯幹全是她詩中的韻律，勝過唐詩宋詞，勝過貝多芬月光曲。
母親一生只幹一件事，就是整日整夜地把念想浸泡在農事上。母親是一家六口人過河的船，是母親用一隻眼點亮了全家六口人今日的美好前程。（鄉土文苑，供稿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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