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八年（1858年），對大清國來說，正處於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水深火熱之中，內有太平天國，外有英法聯軍，咸豐皇帝終日擔驚受怕，偏偏在這當口，又發生了一場科舉舞弊大案。
儘管天下很不太平，人才還是要選拔的。這一年八月，鄉試還是如期拉開帷幕。順天府是京畿重地，擔任順天府主考官的是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柏葰，一等一的朝廷大員，可見重視。
九月十六日揭榜，雖然輿論已經譁然，但科舉考試歷來中者喜落者悲，並沒有引起官府注意。鄉試結束後，柏葰也晉升為文淵閣大學士，再加上身兼軍機大臣，他已位極人臣。
誰知好景不長，十月初七，御史孟傳金上奏，指出這次考試裡出現了舞弊行為，並且不止一起，牽涉到考官，戊午科場案由此案發。
咸豐相當重視，下旨由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兵部尚書全慶和陳孚恩會審，特令“此旨爾等看完, 交軍機處寫明發, 孟傳金原折不必交軍機處”。
調查結果，鄉試果然有貓膩，比如中標的試卷，有的錯別字達到300多個，“訛字至三百餘”，這在科舉中是難以想象的。
此外，還發現考生試卷被修改、調包等舞弊行為。接著調查下去，結論是考生羅鴻撰，通過關係求助同考官浦安，浦安又通過主考官柏葰家丁靳祥說服了柏葰，把羅鴻撰已被淘汰的試卷改成了中試。
最嚴厲的是事後的處罰。
載垣、端華等上奏案情, 提出處理方案，別的都還好說，其中有一條，“（柏葰）比照交通囑託, 賄買關節例, 擬斬立決”，這讓咸豐有點為難。
大學士柏葰作為主考官和直接責任人，當然難辭其咎。然而柏葰又是朝廷重臣，深受咸豐倚重，如何處理柏葰，成了問題的焦點。
按照咸豐的意思，處死柏葰心有不忍，“柏俊早正揆席, 勤慎無咎, 欲曲待之”，他是想從輕發落的。
這時，肅順的意見起了決定性作用。
肅順認為：“取士大典, 關係至重, 亟宜執法, 以懲積習”, 柏俊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
權衡之下，咸豐准奏，柏葰被判斬立決，成為清朝唯一一位因為考試舞弊被處死的大學士，也會自科舉制開創以來，因為舞弊被問斬的最高級官員。
被稱為咸豐朝乃至晚清第一大案的戊午科場案，背後有著複雜的政治環境和社會背景。
首先是肅順和柏葰之間的政治鬥爭。
柏葰是蒙古正藍旗人，以戶部尚書身份協辦大學士之職，鄉試結束後，更是擢升為文冤閣大學士兼軍機處領班大臣，大權在握，位極人臣。
柏葰身居高位，當然會有他的政敵。朝中的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和肅順等人就是他的政敵，柏葰為官以老成持重著稱，肅順則性格激烈，兩人不是一路，“柏俊素持正，自登樞府，與載垣、端華、肅順等不協。”
肅順這群人裡，載垣和端華才能平庸，但肅順是個能人，所以遇事都是由肅順做主。
肅順向來胸有大志，柏葰受寵，肅順的能力就無從施展，只能屈居人下，所以肅順要實現政治抱負，必然要與柏葰爭權，只有把柏葰搞倒了，他才能上位。
咸豐指定的會審人員，以載垣和端華為主審，這對肅順來說，正是求之不得。
柏葰雖然被逮捕，但從他自己到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最重不過是被流放新疆而已。像和珅那樣被認為罪大惡極的官員，嘉慶帝也只是賜他自盡，況且清朝開國以來，從來沒有公開處斬過柏葰這種級別的官員。
假使被流放，很快就能被指望被召回京城，重新起用，所以柏葰已經吩咐家人收拾行李，打算打包出發。
柏葰最後被處斬，後人多以為肅順是要為自己立威，拿柏葰開刀。這其實並不全面，肅順堅持這樣處理，其實也有章可循。
在清朝歷史上，對科舉舞弊案的處理一向非常嚴格。拿清朝前期的兩次科舉舞弊案來舉例，順治朝有丁酉科場案，處理結果是主副考官和同考官都被處斬，共計斬首27人。康熙朝有辛卯科場案，主考官左必蕃失察被革職，副考官趙晉、同考官王曰俞、方名都被斬決。
以這兩場科舉舞弊案來看，判柏葰處斬也有先例可循，在法理上，肅順的堅持不能說錯，不能完全看做是肅順出於私怨，一意打擊報復。
肅順一定要置柏葰於死地，還有他的政治目的。
肅順雖然據理力爭，但他顯然是無法左右皇帝意願的，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咸豐手裡，咸豐同意肅順之請，其實是和肅順想到一起去了，那就是要整頓吏治。
清朝的吏治
在清朝前期，也就是順治到乾隆前中期，吏治還算比較清明，從乾隆中期開始，清朝吏治開始逐漸敗壞，並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到了嘉慶和道光時期，即使和珅這樣的鉅貪被打倒，還是出現了欽差大臣李毓昌查賑被山陽知縣毒死的惡性案件，嘉慶帝曾有心整頓，卻左支右拙，有心無力之下，發出了“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朕雖再三告誡，舌敝唇焦，奈諸臣未能領會，悠忽為政”的哀嘆。
這一時期，官場風氣是“大抵以畏葸為慎, 以柔慢為恭”，官員因循疲玩，貪汙腐化，成了官場上公開的秘密。
吏治的敗壞，反映到國家命脈之一的科場上，就是舞弊行為的蔓延。
科舉制度自隋唐開始，發展到清朝，金榜題名已成為讀書人夢寐以求的目標。范進中舉雖是小說家的虛構，卻也是社會的真實寫照，科舉成功，就是社會中眾多士子的所畢生追求的目標，許多人終其一生都無法實現，在這樣的環境下，科舉向來是整個社會關心的熱點。
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在順治朝和康熙朝吏治相對廉潔的環境下，尚且有人敢於鋌而走險，那麼到了吏治敗壞的清朝中後期，舞弊的空間就來得更大。
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筆記》中曾經說：“自條子興 , 而糊名之法幾窮矣。”
“糊名”和“易書”都是防止考試作弊的辦法，用以防止閱卷者通過名字和字跡辨認出考生，但到了清朝中期，“條子”作弊法開始流行，成為走後門的流行方法，傳統的“糊名”和“易書”等方法早已無法有效防止作弊。
“然而自有條子之法 , 暗通關節, 使科舉考試屈抑真才。自乾隆嘉慶以來,此風日盛,主試之人,皆視為當然。”
更有甚至，就是像戊午科場案一樣，直接找到主考官調換試卷，有才者被刷下，無才者上位。
吏治始終不見好轉，到了咸豐即位後，又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直接威脅到清朝統治，可是官場卻依然故我 ，咸豐帝曾痛斥：
“內外文武諸臣，視國如家固不乏人，然洩洩沓沓，因循不振，祿位之氣重，置國事於不問者，正復不少。”《清文宗實錄》
他也多次下旨告誡，如：
“...近年以來，凡遇會議事件，或託故不到，或笑其浮躁。甚至遇有交議，並不會集，一任主稿衙門委之司員書吏，分送片稿，各衙門堂官，隨同畫諾，或明知未協而不肯言，或依違將就而退有後言。似此因循委卸， 相習成風，又何以用會議為耶 ? 嗣後諸王大臣等，如遇特旨會議事件，務須遵照舊章，公同面商，虛心籌酌，迅速定議具奏，毋得推諉耽延，仍蹈積習，有負朕集思廣益之至意。此旨著各衙恭錄懸掛，俾觸目警心。”
見群臣沒什麼改變，他再次下旨：
“自今日始，仍有不改積習，置此諭於不顧者，朕必執法從嚴懲辦，斷不姑容，猛以濟寬， 正今日之急務也。”
從這些可以看出，咸豐已經有了嚴辦違法官員，整頓吏治的決心。
偏巧不巧的是，這時候又發生了戊午科場案這樣的大案，作為主考官的柏葰毫無疑問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柏葰的處理結果，就是吏治整頓的反映
如何處置柏葰？從咸豐個人角度看，柏葰深受信任，又素有為官持重之名，並且他官居一品，位高權重，從個人角度看，咸豐不想殺他，所以他說“柏俊早正揆席, 勤慎無咎, 欲曲待之”。
另一方面，柏葰作為主考官，負有直接責任，當然也是難辭其咎。肅順“取士大典，關係至重，亟宜執法 ，以懲積習”的力爭，從私處看是他想要打擊政敵，從法理上看卻也並無不妥，理由堂堂正正，讓咸豐無法駁斥。
從國家角度看，從嘉慶到道光，面對吏治的腐敗，都有心整治，卻都是以勸誡為主，對高級官員並不敢下決心整治，比如上面提到的李毓昌案，除了處死與案件直接有關聯的山陽知縣和淮安知府，兩江總督鐵保只是被革職流放，江蘇巡撫汪日昌被勒令退休，雖然稱得上雷厲風行，客觀上卻並沒有起到有效的震懾作用。
咸豐即位後，沿用了嘉道兩朝的辦法，一再勸誡，卻收效甚微，甚至爆出了戊午科場案這樣的大案，再勸誡看來也無濟於事。
並且，咸豐之前就已下上諭，號稱“朕必執法從嚴懲辦，斷不姑容，猛以濟寬”。
亂世須用重典，為了整頓吏治，咸豐帝終於痛下決心：
“情雖可原，法難寬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柏俊著照王大臣所擬，即行處斬。”
這確實也是咸豐內心的真實寫照。
戊午科場案的處理成效
咸豐狠下心來處死了柏葰，嚴刑峻法之下，科場面貌確實為之一新，閱卷比之前更加嚴格，“閱卷大臣均粘某人擬 ，取黃籤進呈後，上帝判甲乙於卷首，命尚書肅公監視拆彌封，蓋慎之也。”
遞條子的事基本看不到了，相當長的時間內，科場不見了舞弊行為。
“自戊午嚴辦考官之後，遂無敢明目張膽顯以條子相授受者。適今三十餘年鄉會兩試規模尚稱肅格 , 則此舉誠不為無功。”
科場風氣的好轉，實際也就是吏治的好轉。再反過來看，科舉取士能做到公平公正，就能為國家輸送像樣的人才，形成良性循環。
對肅順來說，堅持從重處理柏葰，固然有打擊政敵、藉此立威的需要，但從結果來看，柏葰倒臺，肅順上位後，其霹靂手段，確實起到了扭轉風氣的效果，很大程度來自於對柏葰的嚴肅處理。
戊午科場案，之所以被視為扭轉晚清政局的關鍵節點，還不是整頓吏治這樣簡單。
肅順攬權後，分量日漸加重。在這之前，他和柏葰所代表的，實際是朝廷裡的保守派和激進派。
太平天國席捲四方，清朝的經制兵不堪一擊，這樣的局面下，湘軍等地方勇營崛起，挑起了大梁。
如何對待湘軍，咸豐同樣左右矛盾，既要依靠他們打敗太平軍，又怕湘軍坐大成為威脅，不敢放權給湘軍將領。
但是不放權，湘軍就會受到壓制，無法保證戰鬥力，如果湘軍再被擊潰，清朝的統治就非常危險了。
朝廷裡的大臣，也持兩派意見。以朝中以祁寯藻、彭蘊章為代表的保守派處處反對重用湘軍將領。咸豐六年後，柏葰得到重用，柏葰為官老成，與肅順意見不一，他日漸受到重用，對與保守派意見相左的激進派顯然不是好事。
肅順雖然出身宗室，觀念卻比較先進，他是激進派的代表。
肅順認為湘軍可用，對湘軍將領曾國藩、胡林翼等他也是“傾心推服，“平時與座客談論, 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
所以激進派的肅順，必須擊敗保守派，並且以柏葰立威，更能顯示出他的鐵腕和決心。
柏葰倒臺後，肅順沒有了對手，“頗任宗王及御前大臣, 樞密之權漸替”。肅順得以展示他的政治抱負，“帷幄之謀, 皆由肅順主持之”，他大力舉薦提拔湘軍將領，曾國藩等湘軍要員得以青雲直上，成為重臣。
即使後來肅順在政變後被殺，慈禧也沒有廢止他的政策，“陰行肅順政策, 親用漢臣”。可見，肅順的政策確實行之有效，在這個緊急的關口挽救了清朝，其起點正是來自戊午科場案，他在此案中的立威，為他日後推行他的政策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戊午科場案中，柏葰被處死，後人多有認為懲處過嚴，肅順為人也尤其苛刻狠毒的一面，但從後果來看，亂世須用重典，戊午科場案對清朝起到的影響，總體來看是積極的。
最後，引用《清史稿》對戊午科場案和肅順的評價來做結尾：
“（肅順）贊畫軍事所見, 實出在廷諸臣上, 削平寇亂, 於此肇基, 功不可沒也。”
“（戊午科場案）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風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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