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吳俊燊
2006年，一位不為人知的導演，開始了電影史上最瘋狂的實驗之一。在完全的創作控制之下，他“入侵”了一個烏克蘭城市，編組了成千上萬的演員，並建立了一個斯大林時期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攝影機始終在滾動，演員們永遠不會回家。
這個項目叫做DAU。在這位導演交出答卷之前，關於它的流言四處流傳。有人稱其為“斯大林式楚門秀”，一場人類社會學實驗。在2011年的媒體報道中，《GQ》的標題表達了對這部電影的評價：“吞吃了自己的電影
（The movie set that ate itself）
”。最初，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只是想拍一部諾貝爾獎得主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的傳記，然而這個虛構的實驗場域開始了自己的“生活”，擴展並變異為一個像小鎮一樣大的沉浸式藝術品。
《列夫·朗道：娜塔莎》，是這個項目首次以常規藝術形式展現在公眾面前。目前看來，華語媒體對這部影片的認可度極高，幾位在柏林看完電影的媒體人認為是“本世紀最偉大的電影”；然而，外國媒體則聚焦於影片背後的道德倫理，尤其俄羅斯媒體對電影中的性愛鏡頭予以強烈的批評。世界各國的媒體，都在不斷地談論這部驚人的電影和它背後的項目本身。這個項目，本來計劃去年在柏林以沉浸式戲劇形式落地；在被拒絕後，時隔一年，再次在柏林成為焦點。
整部電影，有著極端露骨的性愛畫面，還有令觀眾不適的性虐待場景。支持者們在讚歎者女主角勇敢、精湛的“演技”同時，也震驚於電影的高度真實性。它向觀眾展現了斯大林時代真實的日常生活。電影的拍攝，不僅完全重現的蘇聯時代室內設計，每位演員的表演也能放鬆下來，卸下防備，使得每一位人物都像是從蘇聯走來。評論者埃裡克·科恩
（Eric Kohn）
說：“看著她竭盡所能忍受虐待，確實是一個令人不適的體驗，但值得肯定的是，這部電影留給了所有人這樣的印象——DAU實驗集合了一定程度的時間旅行，這為我們觀察蘇聯統治，甚至是觀察蘇聯統治時代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個想象性的窗口。”
與此同時，這部電影也展現了極權社會中的正常與異常、平庸與怪誕、人類與非人類並存的人類奇觀。在觀看這部影片時，影評人Peter Bradshaw想起了奧威爾式的“Double Think”。而在審訊室中，在Azhippo和娜塔莎之間所展現的，不僅僅是虐待與被虐待的關係，更是一種親密的工作關係——在審訊中，Azhippo反覆詢問他是否會和娜塔莎成為朋友。由此可見，他們正處在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關係中，就像是使人民與國家團結在一起的綜合症。這個審訊室所隱喻或所體現的，攜帶著歷史的幽靈而來，觀眾完全被奧威爾式的極權主義所震撼。
但批評者的聚焦點，正好也在於電影的“真實”。與其說這部電影展現了真實的蘇聯，不如說它是“超真實”的存在——因為已經成為歷史的蘇聯，無法為項目提供完整的比對，它也模糊了虛構與非虛構的邊界。觀眾在銀幕上看到的殘暴與傷害，也是在拍攝現場真實發生的。有人用了一個恰當的比喻：“如果科技與藝術，後期與表演，足夠讓我們感受到一匹馬的死亡，並且不需要一匹馬真的死亡，那麼這樣真的讓一匹馬死亡的創作方式，不僅多餘，而且惡劣。”當追求真實成為了這一實驗的幌子，達到藝術的高度成為導演的唯一目的，那麼藝術與道德的界限勢必會變得模糊，並且隨時發生逾越倫理的可能。
我們是否需要這樣的真實？無論是《教父》，還是昆汀的暴力美學，都是在審美的層面展開，導演也通過拍攝技巧和電影手段來展現傷害的可能，但演員們並不會因此而受到同等的傷害。法斯賓德的御用女演員漢娜·許古拉在影片放映途中退場，她說：“我不想看到娜塔莎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拷打折磨。”
據法國《世界報》對DAU項目的報道，導演伊利亞在項目開始時，就放棄了此前的劇本，僅僅給出一點點指示，讓演員自己展開：那麼，如果演員並非按照劇本表演，演員的行為就是真實的行為。在這個項目中，借用觀摩人性的名義，把封閉的空間變成了人性慾望的培養皿，將人類變成“藝術的奴隸”：罪惡、暴力、虐待並非是扮演的，它是真實存在的，同樣，傷痛也是真實存在的。記者Stephen Dalton對此評價到：“粗糙的、直接的對於自然主義的追求和情感上的真實，並不是一回事。”
常年在場地工作的化妝師奧戴爾回憶，伊利亞在出現性愛鏡頭時會關掉監視器，而參與者也有隨時離開“研究所”的權利。如遇特殊情況，他們會有“最後防線”作保障：離開拍攝區域，終止拍攝。
而根據DAU項目選角助理阿賓娜·科瓦廖娃的自述，在選角過程中，他們也告訴參與者，這個項目的規則很靈活，可能會有不愉快的體驗，比如暴力、審訊、心理施壓等。儘管提前告知，演員們依舊會受環境的影響，做出日常生活中完全不會做的事情。他們放飛了自我，同時也暴露出人性的陰暗面，並且使人成為陰暗面的受害者。
除了成年人，還有動物、孩子、心理疾病的患者等弱勢群體進入這個項目。成年人自然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也擁有選擇是否停止的權利，但這些弱勢群體並沒有選擇的權利。比如在一個場景中，有幾個患唐氏綜合徵的嬰兒被關在籠子裡，後來他們被送進實驗室成為“小白鼠”。儘管獲得了孤兒院的統一，儘管DAU也聲稱孩子會得到良好的照顧。在這個完全封閉的空間裡具體情況如何，我們也不得而知。
作為一位年輕的母親，阿賓娜·科瓦廖娃無法接受這樣的事情，在烏克蘭也沒有人會為孤兒發聲。所有人都在找藉口，將這樣的事件合理化、正常化，這樣的環境讓她覺得很難受，這也是她離開這個項目的原因。
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出生於莫斯科，畢業於全蘇國立電影學院，作品提名過“歐洲電影獎新發現獎”“法斯賓達獎”。
暴力與控制，是DAU時常被詬病的話題，法國《世界報》對這個項目的概括也是——“出格、暴力、混亂”。DAU像是一個“法外之地”，因為環境的特殊，似乎不受現代法律的管轄，導演伊利亞的規則成為唯一的規則。
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他如同一個上帝，娜塔莎在電影中唸叨的“上帝存在”的上帝，而他的攝影師于爾根·于格斯承擔著監控者的角色，就像是奧威爾《1984》中的“老大哥”。在這裡，人性的陰暗面得以釋放，所有人都回到了最為原始的狀態。甚至在法國女演員質疑電影對娜塔莎的殘暴時，伊利亞以一種至高無上的態度回應：“我不在乎，我在妓院找到她的，她是妓女。”伊利亞的回應如同一個暴君。
選角助理阿賓娜·科瓦廖娃還說，DAU已經變成了一種對權力的研究：怎樣召集一群人而且控制他們？如果放鬆管控或是增加壓力，會是怎麼樣的？當改變權力結構，使得它變得自由，或是引入一群新人，做出一個殘暴的結尾，又會是怎樣的？
所以導演進行這個人類社會實驗的目的何在？是通過這種絕對真實的方式來批判斯大林時代的權力體制？這一切都不得而知。就像演員漢娜·許古拉所說的那樣：“真正使我感興趣的，是在這樣一個集中營般的世界裡，人類出於本性反抗。伊利亞是出於什麼目的來重建這樣一種秩序的呢？他需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參考鏈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20/feb/26/dau-natasha-review-russia-ilya-khrzhanovsky
https://www.gq.com/story/movie-set-that-ate-itself-dau-ilya-khrzhanovsky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review/dau-natasha-review-1281456
https://www.screendaily.com/reviews/dau-natasha-berlin-review/5147638.article
https://variety.com/2020/film/reviews/dau-natasha-film-review-120351615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0gvG6rSY7k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review/12310678?dt_dapp=1
作者丨吳俊燊
校對丨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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