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他是知青隊長，在北京郊外的生產隊，經歷了那個一切都要定量供應的計劃經濟時代，他在困惑中開始思考政府的職能與定位。
25年前，他是“盜火者”，在北京大學一個荒廢的花園，經歷了一番“洋插隊”後，他和一幫熟諳經濟學理論的青年學者創建了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那裡，他們開始探索中國的經濟改革道路。後來荒廢的花園變成了古樸秀雅的朗潤園，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長為中外聞名的研究中國經濟的重鎮。他說，“我最喜歡的職業是當老師。”原因是可以普及經濟學思想火種，再由學生們將這火種燎原。
今天，命運把他放在了更受人關注的位置上：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七次全體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名易綱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之前，易綱已經在央行副行長的位置上工作多年，在整個央行體系也已工作了20年之久，一直深耕於貨幣政策領域。在新的位置上，他將如何接棒走向縱深的金融改革，他能做些什麼，他將做些什麼，他又會怎麼做？
接棒之前
在正式接棒前，易綱已經負責央行各項工作，主管貨幣政策、國際業務。在此之前，易綱以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的身份配合周小川，幾乎參與了過去十餘年中國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從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到推進並收官利率市場化，再到力促人民幣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
相差十歲的易綱與周小川，身上有著眾多相似的標籤：都擁有博士學位，被視作央行學者型官員的典型代表，著作頗多；擁有良好的國際溝通能力和視野，因此，易綱的接任被市場視為中國金融改革將無縫延續的最佳註解。
易綱將執掌的是“將在新的金融監管框架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的中央銀行：在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央行將重新統領擬訂銀行業、保險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並履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此前，負責統籌金融發展和監管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已將辦公室設在了央行。
中國金融系統乃至全球金融市場對易綱已經相當熟諳：學而優則仕的他近年來在“8·11”匯改等關鍵時點頻繁亮相，向市場傳達央行的態度、釋疑政策；作為央行系統內第一個海龜官員，易綱過去近十年陪同周小川多次亮相國際舞臺，在IMF與世行年會、G20央行行長與財長會議等場合都能看見他的身影。
學者型官員
生於1958年的易綱，畢業於北京第162中學，上高中時曾寫過插隊題材小說的他，在高中畢業後趕上了上山下鄉的尾巴，在北京市順義縣高麗營公社西王路大隊開始了插隊生活。
1978年，20歲的易綱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
“本想考理科數學系，後來覺得時間太緊，沒有時間複習物理和化學了，所以選擇了報考文科。我的第一選擇是政法(後來的法律系)，因為聽說需要政審，就改報經濟學了。”2012年4月作為北大經濟系77級一員的易綱在回憶時稱，“恢復的高考改變了我的一生”。
1980年，易綱被公派出國，隨後的六年左右時間，易綱分別在美國哈姆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後，易綱先後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經濟系擔任助教、副教授，並在1992年獲得終身教職。
這段留學經歷和後來易綱從事經濟研究和貨幣政策密不可分。
易綱在2012年做客金融博物館讀書會時曾回憶，1986年自己當助理教授的稅前月薪是幾千美金，只有兩天有課，而自己媽媽一個小學校長，工資只有99元人民幣：“在我心裡她是一個全能的人，能力比我要強多了，她管一個學校，管幾十個老師，我在想為什麼中美勞動生產率差距這麼大？原因何在？我後來搞經濟研究和貨幣政策，實際上跟我的經歷，以及這個反差和我的成長經歷分不開。”
1994年，易綱選擇回國並回到母校，與林毅夫等發起組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導師。
這一舉動源於1993年夏天，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留英經濟學會和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聯合舉行了一場名為“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理論實踐研討會”，同為北大校友的林毅夫、易綱，以及張維迎商量回國搞一個集科研、教學等為一體的實體機構，這便有了後來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質疑者和思考者
從參與創建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開始，或許他已經在為今天做準備。
經濟學家徐滇慶曾回憶：“1994年1月4日，美國經濟學年會在波士頓舉行。我在飯店走廊上遇見林毅夫。好幾年沒見了，格外親熱，邀他來我的房間坐坐。當時張維迎剛從英國來，和我住在一起。他考察了北美經濟學就業市場之後大發感慨。林毅夫趁熱打鐵，我們為什麼不回到中國去創建一個獨立的經濟學研究中心？就在這個時候，易綱推門進來。他聽到這個建議之後，立即建議說，最好把這個中心建到北京大學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興高采烈、高談闊論，直到深夜。”
對於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創建者來說，這次會面就像是佈雷登森林會議和格萊美音樂節的合一。他們戴著瓶底兒一樣厚的眼鏡，身穿化纖面料的西服，求解繁瑣的方程式，既爭論嚴肅的經濟問題，也隨著音樂放開歌喉。
實際上從1994年回國起，易綱的研究範圍就不再侷限於金融領域，他開始更多地關注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在他的《中國貨幣化進程》一書中，他寫道：“我對居民樓一年到頭總有人在搞裝修深惡痛絕，對市政建設規劃不精細、拉鍊路的頻頻出現無可奈何，對長官意志造成的馬路人行道地磚的反覆更換，路旁樹木不斷更新感到啼笑皆非。我對水資源的擔心尤甚，曾經研究過節水馬桶的設計和推廣，曾因試驗兩次小便後沖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評。”
這本書中除了對於經濟問題的許多論述，還有很多對於環境問題的思索。
而在課堂上，他談論最多的除了貨幣政策，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選擇。他談到了雲南、貴州，對那裡生態的破壞和嚴重的汙染感到焦慮。早在1998年，他在《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效率和可持續性》一文中就詳細解釋了經濟發展的模式選擇。他提出經濟結構的調整比速度更為重要。
或許這也是他獲得任命的原因之一，解決中國的複雜問題，需要世界視野，也需要基於中國本土的現實思索。
改革新命題
1997年，易綱的人生髮生了一次重要轉折。這年，他離開參與創辦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由一介書生轉入政途，出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此後，又先後出任過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貨幣政策司副司長、貨幣政策司司長，以及央行行長助理等職務。在十年時間內，參與和影響著中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1998年，加入央行未久的易綱初試鋒芒，預警通貨緊縮的出現，並提出了對策，認為應擴大財政支出增加總需求，適當增加貨幣供給，優化利率結構。2003年，他集結出版了《中國貨幣化進程》，解釋了中國貨幣高速增長的過程，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其貨幣政策思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國經濟學界都更多把易綱看做一名學者，而往往忽視了其作為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一面。
易綱自己也更喜歡把自己定位為一名老師。在工作之餘，他依然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授課。他對學生說：“我最喜歡的職業是當老師，因為這可以普及經濟學，教大家知道自己的尊嚴在哪裡，什麼是老百姓的權利，什麼又是國家的權利。”
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課堂上，易綱講課在談及政府行為的時候，他回憶了一樁往事：
1976年，時年18歲的易綱在北京順義縣插隊，當地每年都由政府來計劃種多少畝小麥、玉米、黃豆、豌豆。農民們發現種豆類比種玉米的產量更高，於是，他們私下裡調整，多種了10畝豆苗。兩個星期後，豆苗長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領導也發現了這一違規現象，他們親自來開現場會，豆苗被拔了，可農時也被耽誤了，全年的生產泡湯了。“這是典型的政府決定。”易綱最後評價道。
轉眼數十年，如今易綱已成為中國人民銀行關鍵人物，其影響範圍也早已超過了一塊地該種什麼莊稼，而是關係到中國的國民經濟運轉，並且，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這種影響還將傳遞給世界。他舉起哪隻手，全世界都會屏息觀望。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官網上，易綱至今依舊是全職教授，研究領域是計量經濟學、金融理論與實踐操作。在其簡介頁面列出的全部27個學術論文，橫跨23年（從1987年到2010年），其中16篇為中文，11篇用英文所著。
而易綱1999年與人合著的《貨幣銀行學》，過了近20年至今仍然是中國高校裡金融學的經典教科書。
為什麼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況下還能寫出這麼多文章？易綱在自己的第二部論文集《中國金融改革思考錄》的序言中給出了答案，不同於其第一本論文集《中國的貨幣化進程》，該書收錄的是易綱任職央行期間在2003-2009年期間寫的主要論文。
“原因很簡單，是有感而發、有話要說。現在的出版物是太多了，信息量在爆炸式增長，可以說是好的東西不多，一般的、東拼西湊的、差的東西不少。” 易綱在序言中寫道：“雖然我對目前出版物垃圾橫流的現狀憂慮，但我還是相信市場有其甄別的辦法，還是相信市場經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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