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他們在汶川地震之後深入受災的農村腹地，災後重建；他們在全國的農村走訪、紮根、建設。
向城市走去，落腳於大城市是現在年輕人對生活想象的主色，而有一批人卻在最好的青春年華走向了失落的中華鄉土。他們看到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給農村帶來的剝奪，卻決心將那農業、農村、農民的碎片拾起、重塑，甚至將自己的生活與生命融入農村社區。
土逗新新青年圖鑑的第三期，將展現兩位鄉建人的“另類人生”。他們從學生時代扎入鄉土，一干可能就是一輩子。
在鄉村建設的團隊中，陳晶晶是個傾聽者、勸說者和實行者。他與團隊的人一塊生活，總是花心思，用力，不太去想自己的利益。這份事業讓他，“比較窮”，也“比較開心”。
2009到2011年期間，陳晶晶參與了汶川當地農村的災後重建工作，而這次參與並非偶然。生於農村，畢業於中國農業大學，是北京梁漱溟鄉建中心農村發展人才培養計劃學員，他從事綜合性農民合作社、農村扶貧、生態農業、農村合作金融相關的工作，曾任職於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鄉建院、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等機構，曾在福建、海南、四川、廣東、河北駐村工作六年。陳晶晶有很多個面孔，但始終繞不過一個“農”字。
08年汶川地震，那時我剛拿到農大研究生考試的准考證，但我還是決定從北京跑到地震受災的村裡，一待就是三年。
民樂村是川西平原一個普通的村子。因為交通、行政區劃、資源稟賦的原因，水、路條件很差，農民收入水平也相對較低。在汶川地震中，村內93%以上的房屋倒塌，近30人遇難，農業灌溉系統遭到嚴重的破壞。搞災後重建的那些年，村裡要做規劃、蓋房子、修路、辦合作社，搞農業產業項目，我負責協調和輔助的工作，同時也要代表扶貧基金會把項目往前推，又希望能積累一些鄉村建設的工作經驗。
我是落在（鄉建）這個事情中的。家是農村的，上大學唸的又是農大。2004年考過政治哲學方向的研究生，也沒考上，正好那幾年“三農”問題比較嚴重，是社會的熱點，就想著要去村裡，看能不能多瞭解些農村農民的生活，也好更明白自己。那時候是覺得自己以後估計都要在城裡，以後也不一定有長時段的、完整的時間去農村，就想著去村裡待一段時間也挺好的。沒想到，一干就幹到了現在。
我有時候也懷疑我自己是不是適合幹這個。我以前的願望是在學校園林堆個假山，又或者在農大當個園丁，或者在北大當個保安也是挺好的。
但我覺得這個事比較重要，又很難，得有人來做。但是事情難，總不能忽悠別人來幹，讓人家吃苦，所以只好自己先上。最後幹上這個就幹上了，也沒想著要換。作為一個長期從事鄉建事業的人，我的工作比較雜。剛開始我去一個陌生的村裡，和村民們一塊吃飯、一塊勞動、一塊生活，主要任務是組織、扶持村裡人成立農民合作社。後來在清華，我主要做新農人、大學生村官的培訓和支持，想為他們建一個支持網絡，讓他們生活、工作都能更容易些。現在，我就幫各地在村裡工作的人出出主意，寫一些農業農村方面的政策評論。
其實做鄉建的事情，一路都是困難。比如怎麼到一個陌生的村裡說你是誰，要做什麼，跟他有什麼關係；怎麼辦一個農民合作社，怎麼跟農民說話，怎麼跟政府官員、混社會的人打交道，錢從哪來，如何為利益相關方畫一個共同的願景，怎麼去應對一個錯誤的不符合村民利益的命令……
汶川災後重建的前期工作也是一個磨合和碰撞的過程。比如，我們一心一意要辦新型的集體經濟時，大部分村民覺得這個事情跟他們本身其實並沒有多大的關係。再加之我們很多堅持的原則與制度並不能符合村內的實際情況，合作社理事會及村幹部的工作熱情也不是很高。但在這個過程中，村民也更多地認識到了扶貧基金會的工作目標和要求；我們也在不斷的碰壁中組建了合作社這個村莊發展的平臺，找到了村內有能力、有熱情的工作團隊，為以後工作的順利開展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
我認為，公益變革事業之難在於，公共的事業卻要由私力去救濟，並且還以為是好人好事，不能形成組織，不能借眾人之力行眾人之事，理想空蹈，經濟上又不可持續，生活和工作相分離。至於未來，現在大家都說中央提“鄉村振興”戰略了之後，我們這一行的應該會比較吃香。但鄉村振興，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是鄉村生活的更新，在鄉村居住的人，能活出新的生活的樣式出來，能有自己的自信。首先我們自己要活好，工作才能做好，工作和生活是一體的。
至於怎麼處理自己的階層包袱，其實階層是自己的一部分，如果自己是包袱，那它們就是包袱。人一般都不能超越自身經驗去關懷別人的，愛或者恨大概都有它們自己的因緣。不過人不只是他/她自身，你的有一部分是別人的，別人的生活也是你的。這個在家庭裡比較明顯，不過擴大到社會來也是這個道理。共產黨人能起來反對自己的階級，不侷限於自己的情感和利益，或許是因為他/她看到了人類生活。你看到自己和別人的一樣，看到自己和別人的不一樣，然後還認為自己是要和別人在一起的，或許就不容受“包袱”拖累。
現在，我要認真向90後學習，再過把半年我就不是青年了。我看看是不是要攢點錢、結個婚，或者去趟印度，看能為那裡的普通人做點什麼。對於身邊的人，我只是舉例子說我在哪工作，具體在幹什麼，不敢動員別人加入。但我要對現在的年輕人說，為別人工作才能有幸福。對喪青們則要說：說不定這個世界會更好呢！
梁少雄今年30歲，2007年開始參與當代鄉村建設運動，2010年至今就職於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目前長期駐點于山西永濟蒲韓鄉村，致力於培養兼具鄉村建設理論與實操經驗的青年人才。
從大學時期接觸支農社團，到現在的成為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的全職，梁少雄忠誠於鄉建的事業，扎身於青年教育的工作中，中國的鄉土、農村因為時代的潮流而被遺忘、拋棄，他卻將愛情、家庭、生活都投入去重建它。
一、鄉建青年成長記
我來自普通的農村家庭，2007年剛上大學時，我對大學充滿了好奇和各種新鮮感，滿腦子裡都想著未來怎麼掙更多的錢，穩定地立足於城市，讓父母遠離農村。可當1個多月後，大學生活讓我失望。新鮮感過了，身邊的同學開始上課遲到，也不佔座了，玩手機開始風靡了。當時我每天都抽時間去踢球，才不至於讓自己扎進遊戲與睡覺的墮落漩渦中而感到空虛無聊。
接觸到社團後，我開始發生轉變。當時我加入了一個沒有成功註冊的“地下”支農社團——共產主義建設青年社，平時不時和同學一起討論社會熱點問題，到了寒假，我代表社團和北京幾所高校的同學一起去了山西大同一個村莊下鄉支農。在那裡，一群七八十歲的爺爺奶奶對我們哭訴高速公路徵地、補償款糾紛和橋樑通道架設不符合標準等問題，還從席子底下拿出賬本，想讓我們這些大學生幫忙向媒體反饋，向社會表達他們的訴求。我想打抱不平，幫助他們，可後來發現，我們這群大學生並不是天之驕子，也不是他們盼望的調查組，我們連事情的過程都搞不清楚，還談何利用先進的傳播工具幫助他們？後來我才明白，青年學生到農村的價值與意義是進行自我改造和反思，而非帶著道德光環去幫助農民。
雖然從小到大長在農村，對農村的生活也很熟悉，可從來就沒有想過自己將來要干與農村相關的工作。那次下鄉之前，我滿腦子卻都是城市工業社會里的各種工作想象。但下鄉之後，我開始關注農村。
2008年國慶節假期，我參加了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以下簡稱“梁中心”）舉辦的“紀念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專題理論培訓，再次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和改變。當時才發現，原來全國範圍內有眾多和我們一樣關注農村發展的學生社團和青年。培訓中，聽取了如溫鐵軍、錢理群等國內著名的專家學者對社會問題的分析，開拓了我的視野，也讓我更有信心把社團裡的事情做得更深入。此後的兩年多，我和夥伴們努力讓自己的社團合法化，成立了山西農業大學大學生支農隊。同時，我以志願者的身份開始參與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組織的高校社團走訪、雲南抗旱實踐、廣州合作組織論壇等活動。
大三下學期快結束時，梁中心總幹事劉老石電話詢問了我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我畢業後要幹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就回答畢業要做和三農相關的工作。第二個問題是有什麼平臺可以讓我做這樣的事情。我當時就答不上來。劉老石讓我好好想想，也不著急回覆，如果願意，可以先來參加梁中心組織的第六期農村可持續發展青年人才培養計劃。經過深思熟慮，我和女朋友一起前往梁中心參加第六期人才計劃，這也是我目前主要負責的工作。
所以，我成為一個鄉建青年，並不是突然的事情，而是在這個領域不斷深入接觸，和自己的興趣、預期相結合，然後慢慢地往前走的一個漸進過程。
二、從“破”到“立”，現身說法
校園時代做社團遇到的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核心經驗就是不抱怨，不對抗性思考，主動和老師溝通交流。在學校的管理制度中，學生搞社會實踐最主要的考慮是安全問題（不過，十年前的大學環境不像今天如此的保守）。我們那時的策略就是主動向老師彙報社團各項工作成果，如果說有犯錯，則直接越級彙報（笑），當時直接去找校團委書記和黨辦主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和老師建立了良好關係，老師們也確實看到我們在社團是在幹正事和好事，逐步也給與我們很大的關心和支持。最後，我們的山西農業大學大學生支農隊就成為了全校五星級社團，在學生中也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在社團發展方面，我們的社團有三個定位。第一是學習的陣地。負責人和骨幹要帶頭學，在此基礎上組織所有成員認真學習理論，聯繫社會現實來思考和討論，將現實中的素材和感性認識能提升到一定的宏觀思想理論，給予自我前進的動力。
第二是文化的陣地。我們會強調互助互信，形成關注社會發展和青年責任與擔當的文化價值。社團文化不是簡簡單單關心誰、過生日或者大家聚個餐加強下感情這般庸俗的家文化，而是實現成員之間的思想進步，建立信任和平的關係，積極參與社會實踐。
第三是實踐的窗口。社團強調走出校園去看社會。我們不要求這個社團有多大規模，只要有核心的一二十人認真投入，大三帶大二，老會員帶新會員，讓社團的文化和思想有延續即可。我們社團走出來的成員至今仍有連接和討論，有不少人畢業後都在社會發展與鄉村建設領域繼續耕耘，包括大學生村官、三支一扶、鄉村建設、返鄉創業等。不斷的進步中大家還是能形成基本的共識，自己參與得越深，對自身越有幫助，事業的提升就越大。在這個過程中，也能把自己拉進整個社會里面，客觀的思考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形成自我對未來的預期。
離開校園後，我成為梁中心一名全職的工作人員。大學時通過充滿激情的短期實踐瞭解和認可鄉建思想，展現自身的社會擔當，但還是淺層次非理性的。而全職參與是需要持續性的投入，要講究策略與方法，處理的關係也更復雜，不管是周邊的人，還是其他機構和人群，對自我提升的要求也比學生要高。所以走向社會不只是充滿激情的情懷，也是一個要讓情懷和理想不斷落地的過程。
從2010年到2015年2月，我一直負責梁中心的在校青年人才培養工作，接觸全國200多所高校裡的支農類社團。2011年3月，劉老石車禍去世，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打擊，無論是發展方向還是策略方法，我們都遭遇了巨大的挑戰。直到2014年，我們開始反思到底要如何影響年輕人。我們接觸的大部分年輕人，經過持續的學習，已經具備了一定思想認識，但到大四做選擇的時候又會迷茫困惑，乃至焦慮和悔恨。所以，我們認識到，不僅要有思想理論的反思，還要有實踐的通道來充分展示可持續發展和生活的可能性。
2015年3月，我便帶著困惑與希望，來到山西永濟蒲韓鄉村。在一線的實踐中，慢慢發現我們需要以自身的生活和行動，來切實證明，通過鄉建，我們不僅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照顧好，還可以沿著自我認可的事業向前走。而在三年的探索中，我們形成了相對成熟的思考與經驗：和早年成長起來的農民合作組織結合，藉助這些組織經驗和未來的發展需求，為有意願參與鄉建的年輕人搭建更好的學習與實踐平臺。在蒲韓鄉村的探索化解了整個團隊當初的困惑。
現在，社會上對參與鄉建的年輕人需求越來越大，但人才培養不是標準化的，而是需要遵循各地特定的鄉土自然、社會、環境等條件進行因地制宜的培養。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我們希望未來和不同地方有條件和意願的合作組織合作，共同培養服務於本區域的青年人才，同時促進年輕人探索理想的社會和生活方式。
家庭方面，我主要要讓我的丈母孃瞭解我的工作。我和老婆在社團結識，她早於我接觸學校進步青年，充滿激情和正義感。我們於畢業後一年結秦晉之好，但兩家之間的地理位置相隔甚遠，我又無法擁有更多金錢報酬的工作，使丈母孃難以徹底的對我倆放心。她偶爾還會說：“我真不願意……只能替你們瞎操心。”為了讓丈母孃瞭解我們的工作，我老婆還曾經把她帶到山西永濟蒲韓鄉村去參加我們組織的培訓。雖然，培訓內容對她來說沒多大作用，甚至都會逃課，但讓她看到我老婆在幾十號農民面前正定自如地講話，得心應手地處理各項工作，這對她來說更重要。
起初在交談中丈母孃問我什麼時候回來有個穩定的工作。我就回答說，現在上了大學的年輕人沒有多少能在家鄉找到合適的工作，以我們現在的視野和想法更需要在外面多闖蕩，好好學習，積累豐富的經驗，為將來的事業打好堅實的基礎。況且我們現在的工作很開心，自身的成長變化也很大。她也點頭回應，是應該好好上進。她還跟我說，大舅家一個姐嫁在了當地，有兩套房，一天不用幹什麼活。我明白這話的意思，就是說，現在年輕人都想在最短的時間裡擁有車和房，可現實生活中能短期內依靠自身獨立奮鬥而擁有的少之甚少，大部分人成為房奴車奴，帶著沉重的枷鎖而匆匆生活。只要我們踏實肯幹房車以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能現在就成為房奴車奴而讓自己的生活單調和機械。不知道她是否認同我說的話，但我自身感受到了這些重複交談的效果。
我知道不可能讓丈母孃接受我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因為她脫離不了所在的農村社區，也很難放下主流社會里那一套權錢衡量的價值觀念。但我相信，只要能讓她看到我們的變化，讓她能進入我們的工作和生活場景，一切都會發生靜悄悄的變化。當下，我們有兩個孩子，一兒一女，都健康快樂的成長，父母也看到了我們自身不斷的變化，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也在影響親人的變化，也許他們依舊無法完全理解和支持我們的工作，但已經在改變中。
因為一方面我在探索主流社會之外的可持續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在未來生活上對城市就沒有預期，所以選擇了現在這個成長路徑。當我在外部進行批判時，我知道全球化和發展主義是不可持續的，明白要發展生態互助型社會，但具體反思資本主義的思考與實踐卻和自身的生活沒有特別緊密而深刻的連接。
直到常駐山西永濟蒲韓鄉村後，開始從批判轉為建構的視角，發現參與鄉建的工作，我們自己是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得從鍋碗瓢盆等小事做起。比如我們按照自己的方式來陪伴孩子，用鄉村元素和傳統智慧來解決教育和醫療問題，讓孩子在合作社辦的兒童私塾上學，在每天的自然觀察和體驗中培養孩子的想象力和空間感，我們孩子一歲半就可以自己用餐，慢慢開始用刀，玩火玩鋸等，孩子也沒吃過藥打過針。對於人類社會而言基本需求就是吃、教育、醫療，當下卻面臨巨大挑戰和危機，而中國鄉土社會其實擁有巨大歷史文化資源來應對這個困境。而
我們自身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建構，我們的生活中蘊含著自身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想象，特別是與我們基本生存相關的吃、教育、醫療，這些都是我們對可持續生存方式和文化價值的呈現。三、你我皆凡人，都可以進步
一方面，不管是過去，還是當下，抑或是未來，大部分年輕人都要處理結婚生子等現實問題，而且各種問題在當下則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嚴重。我們在鄉村所形成的經驗在這些現實問題上很容易就能和青年人產生共鳴。另一方面，雖然消費主義文化價值觀點已經根深蒂固，但實踐其實能反思和挑戰這些主流的思維、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比如我們就思考，孩子為什麼非得要喝奶粉？孩子為什麼會生病？生病了為什麼要去醫院？這些問題其實已經成為習慣，對於社會大眾來說不需要思考。對於0-3歲的孩子，南方的米、北方的面，就是最好的營養和健康。日常生活是瑣碎的，但卻內涵大道，是我們對可持續社會發展的具體探索。
越參與鄉建，越感受到自身是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我們沒有別人眼裡的頭頂光環，也不悲情，是一種正常的生活方式。在不斷的學習進步中我們與社會關聯度越來越強，有經歷真正地去思考和追尋人生價值與意義。
就未來規劃而言，我來到蒲韓，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但又不只是為了生活。宏大理論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內容。我目前負責的是鄉建人才培養工作，希望所有與鄉建的相關的單位都重視這個工作。有人才有事，我們希望能和更多地方上成熟的合作組織結合，共同去培養年輕人，搭建豐富而具有地方特色的學習平臺，希望推動更多在地的青年公社，讓年輕人以團隊的方式工作生活於鄉村。我們希望鄉村不是被消費的，而是人類可持續生存方式的探索，能把鄉村的主體呈現出來，讓人們返璞歸真，追尋內心的本真。未來五到十年，我都會為這個事情而奮鬥。
我們不需要刻意把自己包裹成“土”而與社會割裂，因為我們沒法脫離社會中各方面的影響。我一直比較喜歡踢足球，希望能在未來尋找合適的時機，在鄉建中融入與足球相關的元素。我們團隊成員也有人喜歡打籃球、爬山，甚至有人週末要去市裡喝咖啡吃西餐。這些豐富的愛好都值得鼓勵。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直面內心真實而本真的理想。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可以發生改變的。當我們迴歸人成之為人的初心，脫下虛偽的面紗時，才是最踏實而豐富的。
全球危機的當下，無論你身居何方，身處何位，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是平等的，並不在於我們擁有多少財富才能享受。等我們反觀內心，就發現不是獲得社會所標榜的金錢和消費才叫富足，富足更多是一種對生命價值的追求，對社會的貢獻。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可以從自我的生存和生活開始，有更多反思，和周邊的人有更緊密的鏈接，建立互尊互信互助的社群網絡，思考人的基本價值和人生意義。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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