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計巍
在那天之後，錶針又走過了14點28分3600多次。十年了，說長就長，說短也短。
深一度為5.12地震寫下了12篇報道，裡面有思念、有悔恨、有堅強，但這些並不是答案的全部。走在那片經歷了災難的土地上，人們有時表現得想繞開那個日子，故作輕鬆的說上一句：“有啥子嘛，今天有麻將打就對嘍！”
說不清這種“樂觀”到底有多真實，就像氤氳在四川盆地上空的茫茫霧氣，蒸騰遮掩著那場災難與人們眼下生活的關係。
除非，有人願意為你揭開那片迷霧。
今天，是深一度關於“震後十年”的最後一個故事，也許會有些暖意留下。故事主人公同樣在地震中失去了很多，但她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因為，還有重新開始的機會。
▷黃莉和丈夫在一起
“那段傷痛是放在某個地方的。”
在汶川大地震重傷者黃莉看來，那一瞬間發生的事是不可逆轉的，它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雖然這場災難已經遠去，但當下的黃莉卻仍要學著如何與它帶來的改變“共生”。
10年來，時間沒能改變任何結果。不能讓殘缺的肢體復原，也未能讓死去的人重生。時間只是繼續帶給人們生活，那些他們想要的，或者是不想要的。唯一不會帶來的，是原來的樣子。
黃莉用長達10年的時間活出了自己的“震後第二人生”，但她卻始終不斷地重複著：我是幸運的，我是幸運的。因為，還有人仍掙扎在震後生活中，而有些人，甚至沒有了重新開始的機會。
完整無缺
黃莉的朋友在一旁等待她接受媒體採訪，看著她回憶起與地震有關的一幕幕經歷時，他說：她現在看上去就像在說別人的故事一樣。
此刻的黃莉坐在輪椅上，腰間綁著一條黑色的安全帶，將身體與輪椅固定牢靠。談話空隙，她轉向身旁辦公桌上的電腦，用右手摸起鼠標，選定需要修改的文檔位置，又用這隻手敲打起鍵盤——10年間，這隻右手成為了她身上最重要的“勞動力”。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黃莉失去了雙腿、左臂，由於脊髓損傷，她還要與“高位截癱”終身相伴。
地震當年，黃莉9歲的兒子鄧煜銳曾不敢靠近病床上的她。黃莉問：“你怕媽媽嗎？”他沉默，搖頭。那是2008年6月22日，鄧煜銳第一次見到“地震後的媽媽”。當時的黃莉也同樣無法接受自己一輩子不能行走、大小便失禁的現實。
而現在，黃莉身邊的人時常會忘記她是個“一級傷殘者”。週末聚會時，“老麻友們”會把她遺落在剛剛結束“戰鬥”的麻將桌旁，洗手散場，忘記了她還在等待著他們的幫助。直到“麻友們”訕訕地跑回來說：我們把你搞忘啦！黃莉大笑，她喜歡這種“被遺忘”的瞬間——彷彿她無需任何的同情，彷彿她的世界自成一體，完整無缺。
2008年5月16日，在都江堰倒塌的房屋中被埋94個小時之後，黃莉獲救。救援人員說，當時黃莉被困在廢墟底部一個狹小的三角形空間裡，左手臂被死死地卡在墜落的預製板和牆壁之間，腦袋上扣著一個塑料盆，上面有掉落的瓷磚和磚頭。
黃莉在一片歡呼聲中被抬出了廢墟，緊急送往醫院後，截掉了雙腿和左臂。從成都到廣州再到香港的醫院，她經歷十幾次大手術。她在日記中寫道：在漫長的治療過程中我才知道這次地震的破壞力有多大。不僅家園盡毀，死傷無數，還意味著她要與自己殘破不堪的身體共處餘生。她知道她將成為家人的“累贅”和“一個沒有用的人”。
地震前，在媽媽張素芬眼中，黃莉是一個“特別能幹的人”。她當過醫生、開過餐館，在2008年5月12日以前，她正和丈夫一起經營著一家生意很好的火鍋店。在震後黃莉“失蹤”的4天4夜裡，張素芬一度以為自己永遠失去了這個女兒。第一次去醫院探望黃莉時，張素芬大步走到病床前，抱著她的頭“啪”地親了一下，看著黃莉的眼淚湧出來，她大聲說道：不許哭！要堅強！
2008年9月25日，黃莉從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回到四川省人民醫院地震傷員康復中心——一座獨棟紅磚樓，專門用於汶川地震傷員的康復。黃莉發現，自己像是進入了一個異樣的世界：“每天吃過飯後，人們就把自己關到病房裡，裡面經常會傳出這個在哭那個在嚎的聲音”。深夜時，黃莉也會哭，她覺得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也拖累著年輕的丈夫。
“得找點事情做啊。”黃莉的丈夫鄧澤宏想。他不止一次從報紙上看到災民“震後自殺”的消息，其中就有地震致殘者從病房的窗戶一躍而下結束了生命。他把廣州志願者給黃莉募捐的一臺筆記本電腦搬到康復中心一樓大廳的桌子上，插上網卡——每天給孩子們玩兩個小時的電腦遊戲，剩下的時間他就放歌，召集大人們“卡拉OK”。為此他還買了2個小音箱和1支話筒，並說服了醫院允許他們的“自娛自樂”。
“一開始先在那裡放歌，慢慢的一些年輕人就開始唱，後來就二十多個三十多個男男女女一起唱。”黃莉回憶。
傷員們一直不敢走出醫院門，但鄧澤宏覺得還是得“走出去”，他和黃莉便帶著十多個人坐著輪椅去公園玩、去吃火鍋。後來，他們在康復中心組織了一個“愛心手工坊”，和大家一起做十字繡和一些手工藝品，並拿去義賣。
2009年10月，結束治療回到震區板房後，張素芬本想著讓女兒當個圖書管理員，女婿去做個電工，黃鄧二人也曾考慮過開一個文具店或者是飯店，但最終他倆卻一起創辦了“都江堰市心啟程殘疾人愛心服務站（後簡稱心啟程）”，打算繼續為地震以及非地震致殘的人提供生活上的幫助。很多人對她的做法感到不解：你自己都這樣了，還想幫助別人？
“我以前也常跟鄧哥抱怨：我都這樣了，你還不遷就我？”但黃莉慢慢發現，她想要的並不是被遷就，也不是將就過活，而是找回一點還可以“讓自己強大起來”的東西。
多年後，在黃莉“被遺忘”於麻將桌旁的那一刻，她似乎感受了那種不用被遷就的“強大”。
▷黃莉在進行康復訓練
“哪一天不疼了，我會很驚訝”
黃莉平靜的表情下隱藏著10年來不曾中斷的神經痛。
這是地震時脊髓損傷帶來的結果，止痛藥已經起不到任何作用。嚴重時，會疼得眼冒金星，說不出話。
震後第三年，黃莉曾認為自己已經從這場災難中“走出來了”。直到在和朋友聊天時，她才發現，自己仍有“捨不得”的東西。
“包括現在，你能完全放下嗎？其實你不能。傷痛是存在的，身體的不方便也是存在的。以前別人削的蘋果我是不會吃的，覺得不衛生，我喜歡自己削自己吃，但現在別人塞我嘴裡一個東西，我都吃掉的，沒辦法，你要接受呀。”黃莉說。
2008年5月16日，在黃莉從都江堰地震廢墟被救出的那一天，都江堰精神衛生院的醫生袁前、向濤開始進入當地各大震後安置點開展“心理救援”。在他們看來，汶川地震後災民心理狀況最糟糕的時期並不是2008年，而是2009年和2010年。甚至在地震三五年後，仍有一些“心理餘震”出現。
人們需要漫長的時間來面對地震帶來的摧毀性改變。很多時候，他們會將這種改變視作自己的“敵人”。
和黃莉一樣，何香蘭和馮靜同樣在地震中造成了脊髓損傷。黃莉曾試圖幫助她們接受現狀、重新開始生活，但都“吃了閉門羹”。
在黃莉的印象中，何香蘭在震後傷員康復中心住了7、8年後，才最終同意出院。她始終認為自己的身體還能醫得好，無法接受脊髓神經損傷不可逆的現實。馮靜也從沒放棄過自己被治癒的可能，10年間她去遍了全國各種宣稱可以治療“脊髓損傷”的醫院，拒絕自己與“殘疾人”有任何關聯。
除了重傷者，在這場地震中受到嚴重心理影響的人還有“失獨者”。
心理援助志願者劉猛震後在都江堰建立了“媽媽之家”，10年間，為240個地震失獨媽媽提供再生育援助，其中有187個人重新生育了孩子。由於失獨媽媽的巨大傷痛，這期間曾有十幾個孩子胎死腹中。“很奇怪，孩子也不是流產，就是不生長了。”劉猛說，“所以我們必須得重新認識生命，失獨媽媽的情緒波動導致她身體各種系統失調，孩子能評估到自己的生存系統已經不安全了，停止發育。”
在劉猛的統計中，震後一週年是失獨媽媽的情緒高波動期，自殺率最高，很多家庭也出現破裂。直到震後第二個春節之後，情緒才開始回落。“情緒回落後，大部分人還處於否認和不接受自己喪子事實的階段，我們就開始幫助她們去認同自己的‘身份’——你是一個失去孩子的媽媽，你要在這個身份之下去考慮接下來的生活。”劉猛說，“當我們面對這樣的生死災難，原先的生活目標和生命格局都發生了坍塌。”
黃莉並不願把這種坍塌視為一種“破碎”，而是把它當成“受傷了”，“我受傷了，然後癒合，同時還得到了一些以前沒有的東西”。
2008年震後，在廣州醫院治療時，志願者廖卉幫助她創建了一條“黃莉生命熱線”，希望她和那些墜入生活深淵的人可以相互慰籍。
因為需要一手接電話，一手用筆做記錄，失去左臂的黃莉愣在桌子旁不知該怎麼辦。身邊的志願者廖卉上前把電話塞到她的左肩膀和脖子之間，並示意她壓緊。“原來我這‘左手’還可以這樣用。”黃莉恍然大悟，像是“解鎖”了一個新技能。
她稱廖卉為“最瘋狂的志願者”，因為看上去，廖卉幾乎忽略了她是一個殘疾人，而是儘可能的讓她自己去做點兒什麼。黃莉的丈夫鄧澤宏也不“讓著”她，“不要總覺得你們不容易，其實做你們的親人是最不容易的。”鄧澤宏曾對發脾氣的黃莉說。
這句話刺激到了黃莉，讓她意識到，地震重創的不僅僅是她的身體，還有她的家庭。黃莉的兒子鄧煜銳在她失蹤、被救、截肢、治療的過程中也產生了極大的不安全感，甚至出現抑鬱和暴力傾向。“很多事多替他們想一想，你就會覺得沒什麼，我扛一下就過了。”黃莉說。她用右手在輪椅上斜撐起身體，活動著被截到大腿根部的下肢，以緩解身體上的壓力和疼痛。
“每一場大災難都在考驗著人們的內心。有些人可能有心理創傷，只是沒有被人發現。也許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在逼近極限，未來的一個不大的砝碼就可能讓他撐不住。”都江堰第三人民醫院（原都江堰精神衛生院）心理諮詢師向濤說。他既是汶川地震的親歷者、心理救援者，也是受害者——他的孩子在震中遇難。
在震後第七年和第八年，向濤在門診中還能遇到與汶川地震有關聯的心理問題，例如有人會感到莫名的恐懼，也有人總是在擔心著自己會不會就要死了？究其原因，都與這場大地震有關。
“我現在可能就像人們說的，是那種‘與傷共舞’的感覺吧。這個傷痛它好像成了我的朋友了，如果哪一天它不痛，我還會覺得很驚訝——怎麼今天會這個樣子？”黃莉說。
▷黃莉和丈夫帶著地震傷員一起出遊
“你是一個人，不是神哦”
午飯後，躺在“心啟程”辦公室裡午休的黃莉，幾乎被“淹沒”在那張只能坐下兩人的暗紫色沙發裡。相比之下，沙發背上一字排開的9本高矮不同的獲獎證書，卻比她要顯眼得多。這些證書的紅色封面上燙印著金字：“全國道德模範提名獎”、“中國好人”、“四川好人”、“成都市道德模範”……它們似乎正在安靜地“加冕”著這位熟睡者。
在很長時間裡，黃莉都樂於用自己的經歷去鼓勵別人。她會對打來熱線的求助者說：雖然我現在只有一隻手，我都可以活下去，有活著的理由和勇氣，你也可以有的，我可以去戰勝身體上的不方便和困難，你為什麼不可以？
但現在，“榜樣”黃莉猶豫了。這源於她的“挫敗感”。她發現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發生像自己那樣的轉變。曾有一位“心啟程”的幫扶對象——一名脊髓損傷者，在黃莉試圖向她指出一些問題時，她反駁道：你憑什麼說我？你有什麼資格來批評我！
黃莉想起2010年，震後心理援助志願者張炯理在康復中心裡給她擺的“龍門陣”。那天，張炯理去看望黃莉時帶了一份報紙，並給她看了其中的一條新聞——湖南婁底的殘疾人來到汶川地震災區做心理援助志願者，但卻遭遇究竟是先顧己還是先助人的兩難處境。黃莉記得張炯理當時給她的暗示：黃姐，你一定要記住，你就是一個平凡的人，但不是神哦，不是什麼問題你都能解決的，做你能力範圍之內的事情就好。
這種“暗示”出於張炯理的擔心。他發現一些被媒體塑造出來“鋼鐵戰士”，在震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你千萬不要覺得他們是鐵打的。”張炯理說。
都江堰第三人民醫院副院長袁前始終記得那個被壓垮的“陽光男孩”。2008年地震時，這個男孩的媽媽失蹤，爸爸遇難，只有奶奶在身邊。地震後，他跑到學校的廢墟上，幫助別的家長扒磚找孩子，也幫著把死去的孩子運出去。在眾人眼中，這個十一二歲的男孩既堅強又充滿正能量，他也因此有機會到全國各地去參加一些震後勵志活動。但返回都江堰後，當時的精神科醫生袁前發現這個男孩“變了”——只要有人跟他說話，他就會用手比出一個“心形”，唱《感恩的心》。
“就像條件反射一樣，感覺他的行為出現了問題。”袁前說。在後續的隨訪中，袁前發現男孩出現了明顯的精神問題——他開始大量出現恐怖的幻覺：看見死去的人在天上飛。在上海專家會診後，男孩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並在都江堰第三人民醫院住院治療。3年後，男孩嘗試出院。在家人打算讓他去接觸一下外面的世界時，男孩在打工的工地上遇難身亡。
“其實很多時候被報道的那些‘很陽光’的受災群眾，他們的背後都存在問題的，只不過沒有被看到。”袁前說，“這個孩子對我們的打擊非常大。”
在不斷湧來的榮譽和追捧中，當年汶川地震中的“最牛志願者”、“救災小英雄”等新聞人物也有些遭遇了道德“滑鐵盧”，有的甚至進了監獄。“德不配位是要出事的。”鄧澤宏說。當他和黃莉創辦的公益組織“心啟程”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受到名利誘惑時，鄧澤宏學會了“打壓”他身邊的這個“道德模範”。
“你就是一個普通的殘疾人，之所以有人關注你，給你這些榮耀，是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幫助別人的事，等哪天我們在家養老，肯定沒人來關注你，你就是個普通人。”鄧澤宏站在黃莉的輪椅旁邊一板一眼地說。黃莉點頭聽著，鄧澤宏話音落下，她笑嘻嘻地說：“對！好的哦。”
有時兩人在家中吵架，鄧澤宏也會加上一句：你不要以為你是‘道德模範’就怎麼樣了！黃莉回他：可我沒這麼想，我就是你的老婆呀，我就是要在你面前猖狂一下！回憶起這些，黃莉大笑起來：“其實做這個公益組織我們也遭受了很多質疑和不解，我們兩個就經常在這種相互‘打壓’和討論中相互治癒。”
曾經有人質疑黃莉和鄧澤宏創辦“心啟程”的動機，說他們想掙錢，想出名。甚至有人傳言，黃鄧二人私用了機構裡很多錢。在都江堰召開的一個大會上，黃莉明確表態說：我不是一個有野心的人，我只想透過自己的力量來回報這個社會，地震時國家在我身上花了有三四百萬來給我治病，這個數字好可怕哦，而且還有那麼多志願者、愛心人士給了我那麼多的幫助。
從一開始對坊間傳言的氣憤，現在的鄧澤宏平和了很多，他乾脆把這些質疑當作“雷區”，提醒自己千萬不能把善款亂用、私用。“我們都很慶幸，這麼多年不管哪個單位來查我們，一點問題都沒有，我們自己也越做越開心。”鄧澤宏說。
傍晚快下班時，有兩個盲人女孩來辦公室找黃莉“說情”——和她們同一批在“心啟程”參加盲人按摩培訓的同學，因為有事提前回老家，沒有上滿為期一週的課程，希望可以得到通融發放畢業證。黃莉拒絕了，她說：事情做水了就沒有必要做了。
現在，在“心啟程”日間照料中心，有10個“特殊”孩子正在接受“個別化教育”。一些小齡的患有唐氏綜合症、智力障礙、發育遲緩、貓叫綜合症等疾病的孩子，會在這裡接受早期干預和特殊教育。而大齡的患有腦癱、精神障礙、唐氏綜合徵的孩子則在這裡進行職業重建、迴歸生活的幫助。
黃莉經常收到一些建議，希望“心啟程”可以做“出亮點”、“做大做強”。但她不這樣認為。在她看來，殘疾人需要的幫助本來就是多方面的，“心啟程”的服務一直在跟著周圍殘疾人的需求走。
“鄧哥，我上個廁所吧。”黃莉對鄧澤宏說。黃莉的許多基本生活都要在鄧澤宏的幫助下完成。“殘疾人的需求就是很基礎的，就像我們‘心啟程’也沒有什麼高大上的事，你要來當志願者，也是要完成打掃衛生、幫孩子們上衛生間這些工作，不是想象中很美好的那種。”鄧澤宏說。
他推著黃莉離開辦公室後，一個戴著厚鏡片眼鏡，說話有些吃力的男孩拿著掃帚進來，他是“心啟程”的日間照料對象。被照料的同時，他在這裡也得到了一份工作——每天負責打掃辦公室的地面，工序要求是：先掃地，接著用溼拖把拖地，最後再用幹拖把拖地。在這份工作中，男孩每月可以得到300元工資。他把其中200元拿出來交飯費，剩下100元自己存下來。他說，等攢夠800塊錢，他想去西安看兵馬俑。
▷黃莉兒子所畫的“救媽媽的人”
十年一夢
下午6點15分，位於都江堰高橋路88號的“心啟程”熄燈了。鄧澤宏推著黃莉走到門口，自己卻又折回去。很快，他提著一個橘色雙層飯盒走出來。飯盒裡裝著土豆絲，是當天中午食堂剩下的午飯。
“晚上回去再做一個菜，兒子在家。”鄧澤宏說。他向下掀開停在路邊的無障礙電瓶車的側門，讓它與地面連成一個小斜坡，然後把坐在輪椅上的黃莉推上了車。由於電瓶車車身將近6米長，鄧澤宏調了幾次方向，才終於載著黃莉開進了都江堰傍晚熱鬧的街市。
“我有一個房子，一張床，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家。這個家雖然不富有，但是很溫馨，一家人每天還要在一起‘很二’的開玩笑，相互數落。”這是鄧澤宏正在開往的那個家。
汶川地震發生前，鄧澤宏覺得一家人的生活早已“奔上了小康”。他們在都江堰有自己的房子，在阿壩州黑水縣縣城開著一家火鍋店——在鄧澤宏看來，它可以算的上當地最有名氣的火鍋店。
他們那時滿心想的是多掙錢，給兒子存一筆錢，買房，買車，然後讓他風風光光地結婚——“人家花十萬我就要花二十萬，不能輸給別人”。
但地震的一瞬間，一切都煙消雲散。鄧澤宏記得，當時陪黃莉去廣州醫院做手術時，自己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也沒有手機，就穿了一個背心、一條中褲、一雙拖鞋，黃莉的身上蓋著一條床單。
他發覺這十年來自己想明白了一些事，比如說，人這一輩子什麼都帶不走，但可以留下很多東西，“留下你的思想，你的美麗，但也可以遺臭萬年”。他不打算給兒子買房子了，而是想讓他自己去奮鬥。他覺得給孩子留下財富不如留下“好的人生觀”更有用。
鄧澤宏低速開著無障礙電瓶車行駛在都江堰震後興建的街區裡。這輛看上去很像觀光車的無障礙電瓶車，是一家知名互聯網公司老總出資、鄧澤宏自己設計的。4年前，這位老總“臥底”到“心啟程”做了3天志願者。黃莉記得，他臨走時說：真沒想到這裡的殘疾人群體可以這麼快樂。而那時，她和鄧澤宏都沒認出他是誰。
黃莉向後躺在電瓶車的後座上，把下半身搭在輪椅裡，以緩解身體的疼痛。在電瓶車駛過的街區兩側，不時能看到殘疾人無障礙通道。在黃莉看來，震後都江堰的無障礙設施做的非常好，但時常遭到破壞。她曾親眼看到“心啟程”門口的一個無障礙樓梯被施工隊拆掉，卻沒人阻止。受到一篇文章的影響，黃莉覺得不能再對這種破壞保持沉默，“我不為我的利益說話，我為誰說話啊？傻啦！”黃莉笑著說，“後來再遇到這種事情，我就會上去管。”
現在的黃莉幾乎像“患了強迫症”一樣，每到一個高鐵站、飛機場、旅遊景點，每上一輛公交車、地鐵，都會去“親測”一下無障礙設施，還會在自己的社交網絡上發出“測評報告”。
“事關自己啊。”黃莉說。
震後第9年的時候，黃莉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郵件，她看了之後大哭了一場。郵件的發出者是2008年在汶川地震中參與心理救援的志願者張炯理。
從2008年至今，張炯理幾乎見證了黃莉一家人在地震後的種種變化。他也意外地將一場震後“心理救援”持續了10年。在張炯理看來，到現在，他已經分不清究竟是誰在幫誰了，好像大家有一部分的命運是在一起的。
這封郵件的內容是張炯理2008年的震後心理救援工作日記，裡面詳細記錄了他為黃莉的兒子鄧煜銳做震後心理干預的過程。張炯理覺得，這時的黃莉已經可以接受這些“被封存9年”的記錄了：
5月29日中午，鄧煜銳對我們很不歡迎。不允許婆婆（張素芬）提她媽媽，特別是對生人提起。
5月29日下午6點，我正在援助站寫一點東西，鄧煜銳過來了，我讓他坐下，簡單聊了一會兒，他說要畫畫。我把我的筆記本和圓珠筆給他，他便畫起來了。過了10分鐘，他把畫給我了，是一個武警戰士，帽子歪戴著，左手下垂，右手拿著一束鮮花，褲子上沾滿泥巴，雙眼掛淚。
我問他：這個人是誰啊？
他說：是個武警戰士。
我說：他做了什麼？
他說：他救了我媽媽。
觸及內在核心，他語速緩慢，有時沉默一會兒。他說，他從不在婆婆面前哭泣。我問，是怕婆婆難過嗎？他說是。緊接著說了一句：不要往下再說了。
5月30日中午，我到了他的板房裡。婆婆出去了，只有他一個人在，他低聲告訴我，媽媽是為了他才活下來的。因為怕婆婆擔心，所以不哭，但夜裡會哭，做噩夢，好幾次都夢見媽媽死了。
5月31號晚上，天已經黑了，整個安置點靜得有點可怕。我們聊著。我緊握他的手，問他最害怕什麼？
“鬼。”
“鬼是什麼？”
“幽靈。”
我關掉燈，讓他躺在床上，閉著眼睛回想災難發生的情景，因為我在身邊，有安全感，所以他願意講述：當時我們正在上思想品德課，忽然看到電視晃動，同學中間有人喊“地震了”。老師讓大家趕快跑，她是最後一個出去的。我跑的時候被講臺絆倒了，受點輕傷。大家逃到操場去，學校總共1000多人，地方小，大孩子揹著小孩子，然後老師跟家長聯繫，有一二百個家長聯繫不到，其中就有我。回到家後，和婆婆在一起，總在想，媽媽現在在哪裡啊？媽媽怎麼樣了？5天后接到記者電話，說在四川醫院，媽媽下半身已經截肢。媽媽堅持了94個小時，媽媽告訴我，她一直聽到我在喊她，是我支撐著媽媽活下來。
在談到母親和自己分離的幾天的時候，他哭了，我的手握著他的手，感覺著他的顫抖。
……
“我都不知道，原來他經歷了這麼多……”黃莉說，“所以，現在當很多人說我兒子‘好陽光哦’，我就覺得心理特別溫暖。”
2008年5月12日下午2點28分，黃莉正在都江堰市奎光路西下中街18號的家中午睡。
噩夢過後，她很慶幸，自己還能看見這道溫暖的“陽光”。
（文中何香蘭、馮靜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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