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文章，我們談到了綠營兵的軍餉只能養乞丐，本文我們來說說八旗的軍餉。
作為很多人眼中清朝的特權階層，“旗人”的普遍形象是提籠架鳥、紙醉金迷，而往往忽略了，任何一個政治集團都存在內部的分層，上層貴族由於擁有諸多政治、經濟特權可以有效變現，而八旗的底層民眾，其實在大清朝的祖宗之法的約束下，恰恰是日漸貧困化的，而八旗軍的最終消亡，根子也在這個，而非上層的腐敗。
晚清名臣曾國藩在《議汰兵疏》中寫道：
八旗勁旅亙古無敵，然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
有些人關注的是“亙古無敵”，有些人關注的是數字，不過二十五萬並不是整個清代固定的編制，而且不同時代，八旗的部隊編制也不一樣，比如乾隆朝的八旗總數是20.5萬人。
嘉慶、道光、咸豐年間的八旗兵數據可以看上表，大體上是27.5萬左右。
乾隆中期的20.5萬八旗兵中又包括10990名養育兵，之後的27萬八旗兵中又包含了大批的養育兵，比如八旗驍騎營80441人中就包含養育兵26872人。
所謂養育兵，其實就是八旗中的“低保戶”，其設立的原因就是，早在雍正初年：
閒散宗室，以無錢糧，至有窘迫不能養其妻子。
因為清代八旗“戶口”不允許從事從軍之外的其他生計職業，所以，如果家中壯丁沒有被補入軍中，其家庭生計會非常得艱難，而隨著清朝統治延續近百年，原本兵額和八旗家庭的匹配被不斷突破，八旗生計問題浮出了水面，比如到乾隆朝，漢軍人口爆發增長，遠遠高於滿洲、蒙古旗人的增長。
另一方面，旗人生計中原本應占據一定成分的“旗地”大量被賣給民戶，到乾隆朝甚至達到了“十之六七”。
清朝的解決方案是，一方面將大批漢軍旗人“出旗為民”給滿洲，甚至索倫人騰編制，另一方面採取官贖旗地的措施，在這之前針對旗人債務還有集中發銀償還的舉措，當然以上這些都可謂治標之策，真正能夠稱為制度安排的，就是“養育兵”制度的建立。
從剛才的數據可知，乾隆中期的養育兵只佔總兵額的1/20左右，而到了嘉慶朝，這個比例，京旗精銳已經達到了1/3，這種情況意味著，至少京師的“禁旅八旗”，在清朝中晚期，已經由居中馭外的精銳中央軍組織，退化成為了核心政治集團的“社會保障”組織。
而就待遇本身而言，八旗其實遠超綠營。
就士兵待遇來看，禁旅八旗馬兵月餉3兩，綠營馬兵月餉2兩，八旗步兵一年所收的“月米”共12石，綠營兵丁僅3.6石，八旗馬兵則達到23石，此外，八旗還有計丁授田和兵丁名糧之類的額外收入，綠營兵完全沒有。
戰時待遇上，只有出征口糧八旗與綠營一樣，其餘標準均為八旗超過綠營。
不止這些，還有賞格、撫卹銀、紅白事例銀、官兵孀婦待遇、官兵休致待遇等等，八旗都比綠營強得多，甚至達到1倍以上。
對此，雍正皇帝有一個集中解釋：
朕君臨天下，一視同仁，惟期事事公平，不肯稍有偏向，如滿洲駐防兵丁其所得錢糧馬乾等項，較綠旗兵丁為多，此非厚待旗人也，蓋綠旗兵丁系土著之人，經營度日，稍覺容易，滿洲兵丁於錢糧之外，無所資籍，故特加恩惠以養贍之。
翻譯過來就是綠營兵還能在當兵之外乾點別的營生，而滿洲兵丁則根本不允許幹別的工作，所以要給予厚養。
問題是，這個邏輯本身就是錯誤的，軍人就是軍人，怎麼能夠默認他們可以“做買賣”、“經營度日”？那還是兵嗎？
事實上，清朝這種所謂的“厚養”在王朝面臨財政危機時進入了真正的惡性循環。
1853年，清朝取消了恩賞八旗兵的一個月錢糧，10年後的1863年，更規定八旗驍騎校以下只發六成餉，養育兵只發七成餉，同時還規定其中 三成發制錢，銀錢兌換上又刮一道油水。
直到1885年京師八旗才恢復了全餉，而地方駐防八旗一直到大清滅亡都只領不到七成糧餉，而且越往後，這種扣發和欠餉越嚴重，到了20世紀初，東北八旗甚至只能發到不到四成錢糧。
事實上，鴉片戰爭時，八旗兵還只是“生計倍形竭蹶”，也就是生計艱難。到了光緒年間，反覆剋扣後的八旗大兵，又沒有湘軍、淮軍、綠營之類的種種非法收入，已經進入了崩潰區間，錢糧只勉強夠夫婦二人的生存需要，子女一多就要貧困不堪。
據當時日本人的記錄，八旗旗人飢寒貧窮者佔十之七八，不少八旗兵丁將家中“所有物件變賣餬口”，“衣敝履穿，形同乞丐”，據《清實錄》記載，有的八旗兵無傢什可賣，只能“男婦赴鄉乞食，死者甚多”（同治二年）。
事實上，一個八旗士兵和綠營士兵在光緒年間的法定收入（5.4-12.6兩），都趕不上當時一個佃農的耕種收入（15-30兩），統治階級？打仗？只能呵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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