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河間獻王傳》有這樣一段：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
《漢書》師古注說：“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雲求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1951年1月3日，胡適寫日記說：“師古引流俗本的文字，今不可曉，當考之？”接著寫道：“‘實事求是’似是‘從實事裡求其是’。”胡適這個解說，大致不差。
二十五年前，我編《胡適選集》時候，曾收有一篇胡適在1953年11月14日寫的《追念吳稚暉先生》，這篇文章的副標題有八個字——“實事求是，莫做調人。”其中一段寫道：
我同吳先生見面時很少。有一次，——三十多年前，——他在唐山路礦學校教書，邀我去講演，那一天我住在教員宿舍裡，同他聯床，談了好幾個鐘頭。那是我同吳先生單獨談話最久的一次。後來在科學與玄學論戰的後期（民國十二年，西曆1923），我有一次到上海，吳先生到我旅館裡來看我，我們談到他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他忽然發了一點“自敘”的興趣，談起他少年時，第一天進江陰的南菁書院，去拜見書院山長定海黃以周先生看見黃先生的牆壁上有他自己寫的“實事求是，莫做調人”八個字。吳先生說，他初次看見這八個字，使他吃一驚。因為“實事求是”四個字是《漢書-河間獻王傳》裡的話，讀書的人都知道，都記得，但“實事求是”底下加上“莫做調人”四個字，這是黃以周先生最精警的話，古人從沒有這樣說過，所以使吳先生吃一驚。吳先生說，他一生忘不了這八個字。
吳先生那一天對我講這個故事，他的意思好像是說，他寫那篇七萬字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開除了上帝的名額，放逐了精神元素的靈魂”——把“人生”看做“那兩手兩腳戴著大腦的動物，在宇宙的舞臺上演他的戲”——千言萬語，還只是他第一天進南菁書院看見的“實事求是，莫做調人”八個字的精神。
他老人家是南菁書院（當時全國最有名的學府）的高材生，是黃以周林頤山諸先生的學生。他後來很沉痛的同他的朋友陳頌平先生“私把線裝書投入茅廁裡去”，又很沉痛的公開警告我們：“這‘國故’的臭東西……非再把它丟在茅廁裡三十年不可。現在鼓吹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他苦口婆心的說這番話，也只是那“實事求是，莫做調人”八個字的精神。
黃以周對“實事求是”的引申與闡發，的確是精彩過人的，可惜的是，他那“莫做調人”的叮嚀，人們卻“知易行難”：——吳稚暉本人，做了蔣介石的走狗；而胡適本人，也在過生日時被李敖贈詩諷以“只做調人不組黨”了，可見“實事求 是，莫做調人”，實行起來，實在很不容易。
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最容易妥協，不講是非、含糊其間，以調人姿態，做鄉愿，做爛好人，在真理面前和稀泥、做和事佬。人們所以如此墮落，原因無他，在不能真正信仰“實事求是”的精義。當人們真的信仰“從實事裡求其是”以後，他們在真理與現實面前，必然勇於維護真理。
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以objective method, be objective英譯“實事求是”，是不正確的。“實事求是”的精義不全在客觀，而在從實事裡追求真理、實踐真理，真理沒有實踐，那只是“做調人”而已，只是知而不行，當然，不弄清真理是什麼，就大力實踐，也屬盲動。真正信仰“實事求是”的真理追求者、實踐者，必然關注到這一分際。
1991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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