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當下的安穩，面對一個顛覆性的未來，不僅沒有讓他感到膽怯，反而很興奮。

曹保平身材精瘦，很善談，也許與他在北京電影學院當了多年教師有關，在持續數小時的訪談過程中，他給人的印象是溫和幽默，與他在片場的狀態全然不同。

2015年6月曹保平自編自導的犯罪懸疑電影《烈日灼心》獲得第1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三位主演鄧超、郭濤、段奕宏藉此同獲最佳男演員獎。去年該片又獲得了第33屆大眾電影百花最佳編劇。投資三千萬的《烈日灼心》上映後票房破三億，是曹保平電影中票房最高的一部。

曹保平1990年開始寫劇本，2004年拍攝了自己認可的第一部電影。這位創作型導演始終保持著自己的激情和憤怒。與曹保平合作了十幾年的製片主任梁同裕如此描述工作中的曹保平：“導演的眼神很細，片場所有達不到他要求的人都免不了被罵。”

曹保平在片場經常生氣，摻雜著國罵和肢體表達，一腳踢翻身邊的凳子，算得上是他表達憤怒的方式之一，這種表達，會令人尷尬，但也最有效。

“我覺得很多事情是應該做好的，但是最終效果很差，我就會生氣，因為我覺得你不認真，哪怕是一個場工，我都覺得要有對職業的敬畏。”曹保平說。

面對電影，曹保平會因為在乎，才有別人不能理解的憤怒。

你是你的選擇

少年時期，小說和電影是曹保平生活裡的一抹亮色。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出生的曹保平，還記得自己從小學三四年級開始喜歡看小說。那時候流行現實主義的革命文學，其他小說在市面上幾乎看不到，曹保平是在某個語文老師那裡看到了《紅樓夢》。曹保平對《紅樓夢》中的晴雯情有獨鍾。 “晴雯性格很剛烈潑辣，又很有故事，這樣的女人天生對我更有誘惑力。我喜歡這種濃烈性格的人。”後來在嘗試自己創作時，曹保平寫的第一個劇本就是《晴雯傳》。

1976年文革結束後，曹保平開始接觸電影。家鄉的一個工人俱樂部禮堂，開始放映電影。 “想辦法搞到票”成為少年曹保平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父母不理解他對電影的熱愛。 “看電影”在他們眼裡並不是正事。曹保平記得有一次為了看一部期待已久的電影，他提早回家，而母親卻讓他和父親去搬一根大約兩米高的木頭。他悶著一口氣將木頭一個人取回後奔向禮堂，但電影已經開場，他只能在門外聽它的情節，感到悲傷。

後來，家裡要蓋房子，曹保平的空餘時間都要幫忙去工地撿木頭和磚瓦回來。 “我那時候就覺得生氣，因為這種勞作而耽誤了我的藝術嚮往讓人很憤怒。”

他是個心思細膩而早熟的少年，在別人還懵懵懂懂的青春期，他已經找到自己的興趣，並開始思考自己與周邊人的關係。

曹保平曾談到過自己父母的教育方式，他覺得父母並沒有用心去理解他，雖然保持著血濃於水的親密感，但是並未感到個體的尊嚴得到重視。當市面上出現電影雜誌時，曹保平開始長期訂閱幾大電影廠出品的電影雜誌，包括北京電影製片廠主辦的《電影創作》、上海電影藝術研究所主辦的《電影新作》和長春電影製片廠旗下的刊物《電影文學》等。

看多了雜誌，高中的曹保平就開始嘗試創作，《晴雯傳》就是此時動筆的。曹保平覺得自己的高中以及大學的社會身份，是一個文學青年——他用“社會身份”來描述自己的文青時期，因為他覺得，這不僅是一種興趣，或者是別人對他的印象，這是自己對自己嚴肅的認知。

但文學青年在高中時，選擇了理科。曹保平很早就確定，迷戀文學的自己適合文科，但在當時重理輕文的高中，文科班實在太差。 “我當時的成績可以進到好班，想想還是理科班，文科班太差，但這不是心之所向，所以考的不好。”曹保平對《財經天下》週刊記者說。

曹保平最終去了一所財經大學，也沒有認真上過什麼課，書和電影占據大部分時間。他依然是一個文學青年，像魔怔了一樣，在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情況下，完成了《晴雯傳》的劇本創作。這本他現在看來覺得幼稚，而當時又覺得不得不完成的作品，陪伴了他大半的大學時光。

從財經大學畢業後，曹保平成為一名機關幹部。1984年，曹保平在北方一箇中等城市人事局裡當科員。在他人看來，這是一個好職位，但對於曹保平來說，這是一個庸俗的選擇。 “那時候我已經準備將有關文學的一切夢魘發燒神經病統統趕走，像個庸俗的正常人一樣活著了，戀愛開始了，房子也有了，工作也不錯，一切入軌。”曹保平在自己的電影手記《導演的控制》中寫道。

他以為自己對電影死心了。可那時的他還是容易憤怒，有點強迫症和完美主義，還帶著點對文學和電影的痴迷勁兒，讓他從骨子裡沒法安分下來。這種性格最終讓他在報紙上看到北京電影學院的招生簡章時，決定奮身一躍。

▲ 曹保平很早就確認，自己喜歡的是劇情片，帶有複雜情節和人物關係，關注小人物在非常態處境下的情感，剖析在極端狀態中的複雜人性，而不僅僅是表達情緒。

放棄當下的安穩，面對一個顛覆性的未來，不僅沒有讓他感到膽怯，反而很興奮，興奮到盯著報紙上的招生簡章直到覺得“全身都燃燒了起來，燒得覺得什麼都不真實。”

單位並沒有批准曹保平考試的申請，曹保平表面答應不再考試，將複習工作轉入地下。他形容那是一段驚心動魄的經歷，就像一場電影一樣，充滿了鬥智鬥勇的情節，每一個節點都似乎有可能失敗，但好在最終還是考上了。

多年後曹保平回憶起那段歲月，已經可以帶著調侃的語氣描述自己的經歷。但當時這種非正常通道下的急中生智，並沒有讓他覺得有什麼成就感。“我想走的時候人事局不放人，其實這個職位不缺人，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局裡覺得我偷偷考試冒犯了他的尊嚴，我第一次嘗試到公權力對一個人的壓迫是什麼感覺。”曹保平說。

不快的情緒很快被電影學院五光十色的藝術生活所掩蓋。當時的電影學院學生很少，老師數量比學生多，曹保平形容當時是以培養飛行員的標準來培養一個電影學院的學生。也因此，曹保平在精神和物質生活上都得到了極大的滋養。

“我們系每個月都有兩三次北京人藝話劇或者北京音樂廳的演出，每週固定兩次去電影資料館看電影，週二看國外的，週三看國內的，幾乎時時刻刻都沉浸在藝術的環境裡。我對於課上的內容沒有判斷力，只是覺得很飢渴，教給我什麼都吸收進來。”曹保平說。

畢業後曹保平留校執教，一邊教書一邊開始產出劇本。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國內電影市場一片低迷，電影學院畢業的學生很多選擇拍一些地下電影。而曹保平很早就確認，自己喜歡的是劇情片，帶有複雜情節和人物關係，關注小人物在非常態處境下的情感，剖析在極端狀態中的複雜人性，而不僅僅是表達情緒。

把複雜的人性拍出來

曹保平從寫劇本開始，電影和電視劇劇本他都寫。雖然電視劇並非他心之所向，但回憶起來，曹保平覺得，通過撰寫大量的電視劇劇本提升了他編劇的能力。

“這是一件很有技術含量的事，首先劇本的架構和完成就不是一個憤怒的狀態下能夠完成的。怎麼編故事，怎麼塑造人物，這都是一個技術活。地下電影可能投幾萬塊錢，用16毫米的黑白膠片和不知名的演員，就能夠表達出來，但劇情片很難。”曹保平說。

《紅棉襖紅棉褲》是曹保平第一個被拍出來的電影劇本，但也讓曹保平感到憤怒，他覺得導演並沒有將自己劇本中最重要的複雜情感拍攝出來。

曹保平覺得，劇本里最值得好好拍的，應該是縣委幹部在被鬼子包圍時，面對鬼子提出的放出三個顧問官就能自保的條件。人性的糾結和艱難抉擇，是他在劇本里最想表達的。但最終這種抉擇被一筆帶過，變成了一部打打殺殺的戰爭片。

“我看過很多的電影，覺得不管是動作片、商業片還是藝術片，能夠留存下來的都不是視覺和動作，而是情感，對於一個人物陷於抉擇時，內心所激發的情感，以及所帶來的命運的變化，這是我最感興趣的東西。”曹保平說。

在等待拍電影的機會期間，曹保平拍了很多電視劇，那時正是電視劇市場熱鬧的時候，曹保平選擇了拍電視劇作為生存的方式。 “至少也是當導演。”他當時這麼安慰自己。

在1993年到2001年，他陸續拍了《天生我才》 《上海和北京的夏天》 《堆積情感》等電視劇，但反響並不是很好。歸結原因，他覺得大概是由於他總把電視劇當成電影來拍。

“電視劇受眾和電影受眾不同，你希望在電視劇裡表達深刻一點的人物關係或者價值觀，觀眾會覺得你在瞎扯，他們更喜歡瑣碎、俗氣和簡單的劇情。”曹保平說。

他常常將一個二十集的電視劇當成一部長篇電影來拍，用了很多心思但沒有太大反響。他在拍電視劇時期有些鬱郁不得志，感嘆自己“不是個成功的導演”。但後來又開始覺得有些慶幸，因為在電視劇裡，他堅持了自己的方法和審美，這讓他在拍電影的時候能夠得心應手。

▲ 曹保平覺得自己的劇本，只有在自己完全掌握控制權的情況下，才能最好地表達出來。

時至今日，曹保平並不願意將《絕對情感》當作是自己的第一部電影，這是一部導演沒有話語權的電影，製片人的想法佔據主導。 “第一次的嘗試，我覺得團隊並不是在用心創作，而變成一個勾心鬥角的過程。最後出來的各種問題又要歸到我頭上。從這一部電影開始，我發誓以後的每一部電影都要自己擔任製片人，掌握話語權，否則真的太委屈。”曹保平說。

在那之後，曹保平覺得自己的劇本，只有在自己完全掌握控制權的情況下，才能最好地表達出來。這些情節緊張，信息量龐大，著力描寫特殊環境下的複雜人性的電影，開始由曹保平一部部地拍出來。

曹保平承認的第一部作品是《光榮的憤怒》。2004年曹保平拿到不到兩百萬的資金，籌備開始拍攝《光榮的憤怒》。 “那時候電影市場還沒有完全起來，但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那團火催促著我，一有機會就想試試。”曹保平說。

這是一部農村題材的黑色幽默片，講述的是村黨支部書記葉光榮集結憤怒的村民，共同推翻村中惡霸熊家四兄弟的故事。曹保平選擇了兩個主角，深諳人情社會心狠手辣的村霸熊三，人前懦弱，實際狡猾的村支書葉光榮。劇情充滿了希區柯克式的緊張和懸念，最後的結局，曹保平依然留下了一個問號，葉光榮上臺後是否會和熊家兄弟一樣，成為一個新的惡霸。這種結局是曹保平的風格，他的影片裡，沒有“好”、 “壞”這樣簡單的角色定位，而是更為複雜不可琢磨的角色。

濃烈情感和極致追求

從第一部電影就開始和曹保平合作的造型指導丁冀燕，總結了曹保平拍電影的喜好：“他喜歡挖掘人性，他想探究，什麼樣的情境能將一個人擠壓成什麼樣。這種合情合理又意料之外的劇情，是他所喜歡的。”

這種極致同樣也出現在愛情懸疑電影《李米的猜想》中。在曹保平的手中，愛情變成一瓶很濃烈的酒，頭髮亂亂的周迅，一副很疲憊的樣子，開著一輛出租車，不斷尋找自己消失了的男朋友，猜想、憤怒、頹靡、歇斯底里，一種極致的愛。

“我為什麼會願意拍一個愛情片，我感興趣的是，戀愛中的女孩子會遇到這種困境，把她逼得心力交瘁又歇斯底里。”曹保平說。

曹保平本人是喜歡這種情感的，他問記者，“這種對愛的極致和死纏爛打，難道你不喜歡嗎？被人如此在意，痛和愛並存是很美好的。”

徐克曾經評價曹保平的電影裡有一些暴力的東西，除了硬暴力，軟暴力看上去更加令人驚心。曹保平是喜歡將絕望和殘酷，血淋淋地展現在觀眾面前的，恨不得能一下刺痛觀眾。

▲ 徐克曾評價曹保平的電影裡有一些暴力的東西，除了硬暴力，軟暴力看上去更加令人驚心。

他的電影《狗十三》是一部青春片，與市面上流行的懷舊愛情青春片完全不同，這是一部小女孩李玩在一個重組的家庭中，從童年到成年的成長經歷。這個過程中，李玩不得不面對成人世界的謊言和殘酷。其中李玩成長的臨界線，是愛狗如命的她在社交酒席上，為了照顧自己父親的面子而吃下了狗肉。

“可能有人覺得這個段落殘忍，但人生總有很多事是你不願意觸及或者回首的。骯髒的、殘酷的事情，每個人都會有。小女孩也被逼著做這樣的事情，我覺得很犀利，她必須接受成人世界的遊戲規則。”曹保平如此解釋。

殘酷和絕望也是《烈日灼心》的底色，但是相對於原著的壓抑，曹保平還是在劇本里添加了一些溫暖的元素。他在改編過程中，將殺人犯設置為第四人，從而讓原來的三個角色看上去沒有那麼“惡”。

作為電影的編劇，曹保平與《烈日灼心》中的幾個角色朝夕相處近一年，接受不了這三個人從學生到罪犯之間的突變。在整個影片裡，三個主角認真工作，合力撫養受害者的遺孤，併為了保護遺孤選擇了死亡，最終父親的角色給了這部電影一絲溫暖，結局並不像原著那麼殘酷。 “整個故事很殘酷，但是我覺得殘酷和犀利某種意義上能夠釋放出對愛、對生命的珍惜，這種情感是溫暖的。”曹保平在接受《財經天下》週刊記者採訪時說。

《烈日灼心》從劇本到上映歷時1270天，行走了12780公里。拍攝了31005個鏡頭，這是一部很耗心力的作品，曹保平在這一年裡，幾乎和電影劇情一樣緊張而焦慮，在電影殺青的那天晚上，全組的成員在KTV裡看著他抱著自己的外甥女痛哭。

《烈日灼心》上映後票房破3億，豆瓣評分7.8分。媒體開始稱呼曹保平為大師。曹保平卻覺得有些累，在一段時間的休整期後，不想再那麼用力，他選擇拍攝了《追兇者也》這樣一部黑色喜劇片。這是一部曹保平覺得輕鬆和簡單些的電影，口碑上卻兩極分化，有些人認為這是曹保平的敷衍之作。在《烈日灼心》之後，人們期待他出品更凜冽灼人的作品。

較勁

曹保平一直在較勁，和自己較勁，和演員、同事、有關部門較勁。他希望每一個環節都能跟自己想的一樣，為此，他變成一個控制慾強烈、略帶強迫症的導演。

他首先對自己狠。劇本創作期間曹保平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他會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裡踱來踱去地想，怎麼將一些不俗的表達雜糅進劇情片裡。焦慮伴隨著每一次的創作，但他仍然逼著自己每天都寫一點。

拍電影也很辛苦。曹保平曾經感嘆，中國電影有很多掉餡餅的事，但這個餡餅從來沒有掉在自己頭上。 “電影要在尊重商業規律的基礎上有藝術表達，純商業和純藝術都是相對容易的，兩者要同時具備的時候，就會很難。”

曹保平在片場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他把所有的精力用在把控全場上，幾十上百人的劇組，各個方面都需要平衡，這個過程對於曹保平是折磨，也是樂趣。

作為一個創作型的導演，編劇期間他在腦子裡已經有了最佳的影片，但在拍攝過程中，由於各種不可控的因素，導致最終出來的影片與期望的有差距，儘量減少這種差距成為曹保平一直在努力做的事。

曹保平對細節的要求，有時候會逼得同事們崩潰。和曹保平合作了近十年的美術指導婁磐接受採訪時曾說，曹保平的細膩令人髮指。比如電影裡也許根本看不到的櫃子內部，曹保平也會要求根據人物性格在櫃子裡放置道具。曹保平覺得，影響電影對現實還原度和呈現度的，就是細節。為此，他提起十二分精神，在片場捕捉和感受各種細節，一旦達不到要求就會要求同事重做。

曹保平喜歡用老團隊，因為他們在合作的過程中越來越能夠明白曹保平想要什麼。但即使如此，他依然感嘆，每次選中的場景，即使經過多方面的處理，也離自己想要的相差甚遠。

演員在曹保平的戲裡同樣壓力很大。 “演我的電影比較難，因為人物的複雜性和濃烈的情感需要靠表演表達出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演員需要了解自己的肌肉、表情、眼神，去精確地表達。這是個痛苦的過程，但是也是一個令人痴迷的美妙的過程。”曹保平說。

▲ 出於市場的考慮曹保平常常不得不做些妥協。他依然在尋找商業和藝術的平衡點，並覺得這越來越難。

他以一種近乎強迫症的方式，一遍一遍地激發著演員的潛力。周迅在接受採訪時談到《李米的猜想》，她用了4天的時間，依然沒有完成一段在天橋上奔跑的戲，再來一遍再來一遍的催促和恥辱下，最終她爆發出了最好的狀態。但這個過程，是無比折磨的。

段奕宏則用“虐人、虐己、虐心”來形容曹氏風格。嚴肅、事無鉅細、脾氣暴，是周圍人對曹保平在片場的印象，但他對電影的迷狂勁兒也讓周圍的人覺得有魅力。

段奕宏記得，曹保平在跟演員們講劇本時，一會兒是演員，一會兒是導演，讀劇本的時候特別享受。 “他讀劇本的時候特樂呵，帶著對人物的感受，這種痴迷給他一種快感和踏實感。”“他對每個場景每個細節都有要求，高出他的期待時，他會特別開心，手舞足蹈的，你會覺得他那瞬間很有感染力。”丁冀燕說。

在每部電影殺青的那一刻，曹保平也會感到短暫的輕鬆。但他很快要面臨新的壓力，剪輯的取捨和影片的過審。出於市場的考慮他常常不得不做些妥協。他依然在尋找商業和藝術的平衡點，並覺得這越來越難。 “希望做到不俗和超越以往的作品，是更困難的。”曹保平說。

至於在審查和個人表達之間尋找安全地帶，曹保平覺得這幾乎不可能。他的幾部電影為了過審或多或少都有所妥協。他感嘆，每部電影都有自己的命，有各種不確定性，他能控制的很少。“所謂辛苦，就是因為我和所有人較勁。有的可能因為我的堅持能達到我的初衷，有的我控制不了，我在盡了所有努力後接受最終得到的結果。”曹保平說。

現在曹保平在開始下部電影的籌備，他依然很焦慮。寫劇本、組團隊、尋找合適的人選，拍攝、後期，所有的環節他都覺得焦慮，但並不打算停下。

“很多人一輩子幹的是不感興趣的事，也可以乾得很成功。但痴迷於某件事，又能夠以此為職業，這是被命運選中的人，是非常幸福且不會放棄的。”曹保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