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篇名為《摩拜創始人套現15億背後，你的同齡人正在拋棄你》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並掀起了一陣討論，作家韓寒在微博上指責該文章作者不僅在販賣焦慮，甚至在製造恐慌。

縱觀時下的新媒體，這類“毒雞湯”的確不少，有些人喜歡利用大眾的感性思維和大多數人只看事物表面的弱點販賣焦慮的情緒，渲染出一種悲觀的氛圍。

焦慮似乎已經成為了很多現代人的一種共有情緒，而這種焦慮，其實是源自我們對自己，對未來以及對時代的快速發展的悲觀心態，是典型的悲觀主義的表現。比如，面對智能時代的來臨，很多人擔心自己的工作會被機器取代，從而對人工智能的未來不報希望。

面對當下的時代環境和不可預測的未來，如何做到樂觀積極呢？今天，小悠和你分享一篇文章，幫你釐清悲觀主義這種時代病產生的根源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做一個理性的樂觀主義者，希望能給你帶來啟發。

本文整理自吳軍博士得到專欄《谷歌方法論》。”

01 為什麼悲觀主義會盛行？

為什麼悲觀主義會盛行？我們從全球變暖說起。

我最早接受全球變暖的理論，是因為它的佈道師、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多次來硅谷佈道。戈爾認為人類災難將至，不可挽回，而他作為一個有洞察力的政治家，一直在呼籲全球一同解決這個問題。

我自己第一次感受到全球變暖，是2006年夏天去阿拉斯加，那裡的冰川正在融化，我自然就相信了這個理論。不過接下來的氣候好像沒有像戈爾說的那麼糟糕，地球有時似乎在變暖，有時又變得很冷。事實上，目前地球處於歷史上（比如過去的一億年）溫度相對較低的時期。

英國科普作家馬特·裡德利 有一本書，叫做《理性樂觀派》（The Rational Optimist），他為了寫這本書，對200年來很多聳人聽聞的觀點做了研究和總結：

·在歷史上，最早引發人們恐慌的是馬爾薩斯關於人口爆炸導致全球饑荒的觀點。

·上個世紀70年代，科學界普遍認為按照當年的速度使用石油，20年就會把全世界的石油用光。

·80年代，世界開始對酸雨恐懼。

·90年代，對艾滋病或者瘟疫恐懼。

·21世紀則是對全球變暖的集體焦慮，這兩年又有了對人工智能的恐懼。

這些恐慌（除了最後兩個）全都來了又走了，其它的恐懼，後來證明遠沒有想象的可怕。

素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因為成功地預測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而聲名大噪。他隨後又四、五次地預測第二次金融危機或者新的金融危機，但是沒有一次是正確的。後來大家普遍認為，2008年他成功的預測不過是蒙中了。

那麼，是不是上帝特別垂青人類，以至於這些問題都被解決了？還是我們人類本身對未來太悲觀了？

恐怕是後者。

幾個月前在柏林看戲時，我的小女兒問我，為什麼歌劇大多是悲劇？我說，

只有悲劇才有震撼力，才抓得住人心。事實上，這個道理不僅劇作家們懂，科學家們也懂。如果你說世界正越變越好，人們會嘲笑你天真而麻木，至少也覺得這是老生常談，沒有意思。

上個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說，你們這些悲觀主義者都是杞人憂天，結果他被罵成是老頑固和蠢蛋。相反，如果你說人類的大難將至，也許能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這剛好印證了哈耶克的那句話：“（我們）對進步的善行懷有信心，反而成了心靈淺薄的標誌”。

悲觀主義有一個孿生兄弟，那就是懷疑主義。今天我們獲取信息非常容易，於是很多的人寧可相信網上的信息，也不相信醫生，他們會在診室裡指導醫生開處方，這就是懷疑主義在作怪。同樣，我們會懷疑很多人的善意，懷疑我們這個時代給予我們的機會，甚至懷疑未來。

悲觀主義和懷疑主義對我們有什麼危害呢？

1.首先這會讓我們亂了方寸。

很多記者、心理學家、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做過這樣的問卷調查：“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會做什麼？”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會做這樣幾件事：

把掙的錢都揮霍光，該吃就吃，該玩就玩；

把自己的隱私、心裡話告訴對方（或者第三方）；

找到自己愛的人表白,和伴侶做愛；

強行和心中的女神、男神做愛，以圖身心的滿足。

這四件事，特別是第四件，在通常是沒有人會做的，如果做了甚至是會犯罪。但是，當人覺得世界大限將至時，想法就不同了。

另一項調查則正相反：如果人有一千年的活頭，你會怎麼做？大家的回答也給出了兩種他們通常都不會採用的做事方式。

·因為有足夠多的時間，只爭朝夕的精神沒有了，享樂主義的傾向要遠比現實生活中高。

·因為有足夠多的時間完成偉大的事情，大家的雄心壯志比平時要高得多。

從這些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如果對未來沒有信心，人難免會每天患得患失。

2.悲觀主義和懷疑主義的第二個危害是，它們本身是毒素，毒害我們的靈魂。

愷撒講，勇士只死一次，而懦夫在倒下以前已經死了很多次。一些人認定在未來所有窮人都必須靠白拿錢才能生存下去，實際上等於宣佈了窮人沒有前途，沒有希望，這樣的毒素就讓那些需要努力自強的人變得頹廢。

02 悲觀主義是怎麼產生的？

近兩百年來，悲觀主義大行其道，不僅普通人如此，很多專業人士、精英也是如此。這是為什麼呢？這裡面有著很深層的原因。

1.首先，人過分的自信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自己和現實之間的反差，是導致悲觀主義的根本原因。

因為人過分自信，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在現實生活中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就會產生悲觀情緒。

有這樣一個社會科學實驗：

實驗者給實驗對象一個看似並不複雜的機械裝置，問他們拆了之後如果沒有說明書，能否重新裝回去，並且給這件事的難度打一個分。很多實驗對象都覺得這不是難事，認為自己能裝回去，並且打了比較低的難度分。但是，最後真正能夠將機械裝置裝回去的人，比例相對很低。至於那些成功地裝了回去的人，和一開始他們的自我評估是無關的，也就是說能否做成這件事，和信心無關。

接下來，實驗者又讓大家給這項工作的難度打分。一開始認為自己能裝回去的那群人，無論最後是否做成了這件事，第二次打出的難度分普遍高出很多。這前後兩個難度分的差距，就說明人容易過分自信，對自身能力形成不切實際的判斷，這樣與現實形成反差，就讓人悲觀起來。相反，一開始覺得自己不能把機械裝好的人，不論自己裝好還是沒裝好，第二次打出的分和第一次一樣高。

這說明，如果沒有對自己的能力有太高的估計，也就不會在失敗後產生悲觀情緒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很多時候對自己是高估的。

有讀者問我，我們十年寒窗苦讀，上了大學，快畢業了，發現自己努力讀書還是拼不過富二代和官二代，整個人一下都不好了，該怎麼辦？

這種對世界，對前途悲觀的看法，其實是由於過分自信，造成的想象中自己的能力和現實之間的反差。十年寒窗苦讀，上了一所還不錯的大學，甚至過去一直是學霸，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現在，有很多人被稱為“高考狀元”。按照古代的標準，省一級的狀元，只能算是解元，即鄉試的第一名，至於市縣一級的狀元則只是秀才。這些解元，再考個第一，也只能算是會元，然後再由皇帝出題考一次，這樣的第一名才能算是狀元。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狀元，你能說出三個狀元的名字嗎？所以，當了狀元尚且不過如此，十年寒窗苦讀，真不是什麼人生的資本。沒有什麼資本，面對比自己想象的要複雜得多的社會，自然很容易“整個人都不好了”。

相反，當人越往上走，眼界越來越開闊時，越知道自己能力的侷限，會越謙遜，越有敬畏之心，就不再會有不切實際的奢望了，這時人就變得豁達大度起來，反而對未來、對社會就不再那麼悲觀了。

2.其次，壞消息總是不斷地被放大的，通信和傳媒手段越發達，這個效應越明顯。

近20年來，每到夏天，我們經常聽說某條大河又遇到百年不遇的洪水了，於是大家很容易得出結論：現在的災難比以前多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經常發生，這看氣起來好像不正常。但事實是：全世界最長的100多條河流（長度超過2000公里）中國佔了20條，三年五年內有某條大河大江發生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一點都不奇怪。洪水在過去也有，只是過去沒有像現在信息發達，很少人知道，也沒人關心這種事，而且人口密度不高，人口聚居地未必像今天那樣離河岸那麼近，因此大家對洪災不是那麼敏感，記載也未必完備。

同樣，在國外，近幾十年的自然災害並不比歷史上更多。

3.悲觀主義誕生的第三個原因是，從信息論上講，越是與眾不同的說法，信息量越大。

為什麼看似理性的學者要宣傳悲觀主義？原因很簡單，因為宣傳樂觀主義觀點的論文不僅沒有人看，甚至無法發表，時間一長，講這樣的話的人就被學術界淘汰了。

如果某個學者講，明年經濟形勢很好，大眾會說，這不是總理工作報告裡的內容嗎？我也知道，還要你講麼？相反，如果國內某個教授說中國經濟要崩潰，他年年說，年年錯，但是年年有人聽。

從信息論上講，重複先前的信息，或者講一個大眾都知道的事情，信息量為零；講一個大家能想到的事情，信息量很少；講一個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信息量巨大。

當然，你會說這些人老說錯，是否還能在學術界一直混下去呢？其實，學術界本身就是一個討論問題的地方，不是一個搞絕對正確的地方，因此大家對錯誤的容忍度還是蠻高的。

我的一位在世界銀行做到了很高的職位的同學說，經濟學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觀點，而且你永遠能夠找到支持自己觀點的數據。還有一位朋友是物理學界的新銳，他給我講，一個人想在理論物理學界出名，那麼大家都說一的事情，你一定要說二。我說這樣一來結論不就錯了麼？他說沒有關係，關鍵是要在邏輯上站得住腳，這樣大家就找不出你的毛病。當然如果你很幸運，過去一直是一的事情，保不齊哪天真變成了二，你就得諾貝爾獎了。

悲觀主義橫行還有很多原因，上述三個原因，其實來自我們人性的弱點。

03 未來會比過去更好——我們每個人都該有的信心

我們經常聽人講，自己在歌中也不斷地唱，“那過去的美好時光”。——這就是懷舊。懷舊這件事的歷史很久遠，而且在中西方的歷史中記載都頗為豐富。

無論是儒家的孔子，還是法家的商鞅，都認為堯舜禹的上古三代是中國的黃金時代，成湯文武時期是白銀時代，到了春秋戰國則是禮崩樂壞。

今天我們公認公元前8世紀－公元前5世紀是古希臘的黃金時代，然而生活在那個時代的詩人赫西俄德（Hesiod，約公元前750年-前650年）也在懷念另一個逝去的黃金時代，他認為那時的人們愜意而和平地棲居在大地上，擁有許多美好東西，其實他所懷念的所謂黃金時代不過是誰也吃不飽的石器時代。

我並不否認工業化給今天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汙染，擁堵，食品安全，以及快速發展帶來的社會不公平，但是這並不能說明過去比今天好。

如今，很多年輕人，莫名其妙地認為從文革到改革開放的時代更公平，社會不分層，底層人群上升的空間更多。事實上，那時的社會同樣分層，而且機會比今天要少得多。

不僅中國人懷舊，各國人大抵都是如此。

英國人有時會談論維多利亞女王的榮光時代，俄羅斯人會回憶他們帝國曾經的輝煌，美國人會回憶二戰後他們獨霸世界的威武。事實上，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然環境並不比今天更好，一方面工業化的汙染開始了，另一方面農業社會的齷齪還沒有洗盡，空氣中瀰漫著焦炭裡的硫磺味和糞便的氣味；而俄羅斯過去最輝煌的年代，商店裡幾乎是空空如也的；美國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半個世紀前各種癌症，以及心血管疾病、中風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比今天高很多，甚至交通事故率也是今天的兩倍。

所有的悲觀主義者，都對今天相比昨天的變化視而不見。如果我們不能證明昨天比今天好，又如何能得出未來會變差的結論呢？

今天，悲觀主義者對工業化和科技進步最大的焦慮有兩個：全球變暖和智能化。

就智能化來說，這原本應該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悲觀主義者看來，智能化意味著更加勞累，充滿焦慮，以及見不到人的孤獨生活。實際上，在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過度勞累，焦慮和孤獨的生活就被很多人關注了，一直到今天。

在智能化到來之後，人們整體的工作時間必然會縮短，更重要的是，人類比過去會更有選擇做什麼事情的自由。在農耕時代，大部分人的工作就是種田，在工業化早期，大部分工人都在生產線上。就業的多樣性，不過是過去半個多世紀的事情。

接下來，要講回我們自身了。我們必須明白，我們不僅無法回到過去，無法過過去的生活，除了往前走，沒有第二個選擇。在往前走的過程中，過去失去的，只好失去了，不需要補回來，因為通常是補不回來的。

舉一個自然界的例子。人類的任何活動其實都會改變自然，比如我們的先人把一片森林燒掉變成了稻田，隨後，生物界會在新的基礎上實現平衡，當然這種平衡未必是我們想要的，比如可能老鼠的數量劇增。接下來，如果我們試圖把稻田再填平，再種上樹木，會有一個新的森林出現，但是它的生態和原先的完全不同。過去也許森林中有鹿和虎，恢復後的森林則可能是野兔和狼的天下。人類除了接受新的生態，別無他法。

瞭解了這些情況，我們就不必太懷舊、太戀舊了。

因為人要往前走，每一章結束了就翻過去了。未來會比今天更好，這是我們應有的信心。

04 以正合，以奇勝——樂觀主義者的做事方法

上面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未來會比今天更好，那麼面對變化的世界，我們應該怎麼做呢？接下來就和你分享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面對不斷變化的未來，做事情的方法和思考問題的體會，我把它們總結成四種關係。

1. 正是常態，奇是非常態。

孫子在他的《孫子兵法·勢篇》中講：“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這個“奇”字在這裡讀ji，和數學中的奇數含義相同，是指多出來的部分。

孫子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作戰，先要把正面的兵排好，要排得不偏斜，合乎法則，這叫做正。如果這時你還有多餘的兵力，你就贏了。以後很多人把這句話理解為出奇制勝，是以今天漢語的字意理解當時的語言。

歷史上真正出奇制勝的戰役很少，那些寫進歷史教科書的會戰，常常是因為一方善於調動兵力，自己還能掌握多餘的機動兵力，最後獲勝。

為人處世，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走正道，不要老想著出奇制勝，特別是在未來非常光明的時候。我們很多人，總在想抄個近道，賺別人一點便宜，這樣不是走得更快麼？其實這種想法是不斷地兜圈子，走彎路。

我很反對彎道超車的說法，如果你看過F1方程式比賽就知道，超車很少在彎道，而是在直道，只要車的性能好，車手的技術好，就能實現超車。華為超越朗訊、思科等公司，就是靠產品性能越做越好，價格便宜，沒有別的手段。事實上在過去的二十年裡，通信設備的發展就是一個平穩的過程，沒有什麼跌宕起伏。朗訊和思科被超越，是它們自己不思進取。只有那些沒本事實現直道超車的人，才會提出彎道超車。

再看中國經濟超越德國、日本，哪裡有什麼彎道的便宜可以賺取，靠的就是中國年輕人夜以繼日地工作，各項工業指標穩步上升。而歐洲和日本大部分人在享福，在想著少做事情多拿錢，僅此而已。

以正合，以奇勝這個原則可以用在各個方面。

幾周前一些高中生問我如何學好數學，實際上，如果現在已經是高三了，應該考慮的是如何考好數學。考好數學的關鍵就是“以正合，以奇勝”六個字。所謂正合，就是把自己會做的題，該得的分，一分不少地得到。少得一分，就說明沒有複習好，沒有考好。以奇勝就是指自己平時做不出來的題，考試的時候做出來了，或者別人做不出來的題，自己經過思考做出來了。沒有“正合”，老去想“出奇制勝”，最好的結果也是得了兩分額外的分數，前面該得分的題錯了20分。而壞的結果是兩頭丟分。

如果我們認定未來是光明的，堂堂正正地打正規戰，成功就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年輕的時候好好讀書，畢業後努力工作，有了錢理性投資，是所有人立足的根本。

在國民幸福感比較高的國家，比如丹麥和新加坡，大家都知道走符合當地價值觀的正道，能保證個人的成功，因此大家容易獲得幸福，未來的中國會越來越是這種情形。

講到走正道，也必須講一講出奇制勝，這樣才好理解它們的區別。我們常常聽說一個詞——差異化。很多人往往把“差異化”理解為成功的秘訣和保障，

其實差異化本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把事情做得更好。

今天很多人理解差異化有一個誤區，就是認為只要不同就行了，就如同很多教授寫論文一定要標新立異一樣。事實上，差異化有好的差異化和壞的差異化，而且大部分是壞的。

例如，從北京到上海，道路千千萬，但最近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選擇京滬高鐵。當然，你也可以繞道武漢，或者採用其他的繞法，說自己是採用差異化策略。然而，除了被別人認為是犯傻，又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們選擇“正道”，就應該理直氣壯地走擇京滬高鐵，不要怕別人說你走的是正路，沒有差異化。

很多人在做產品時搞差異化，把按鈕從圓的改成方的，方的改成三角的，這樣做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更糟糕。如果我們的心中想的是把東西做得更好，把事情做得更好，做出來的自然和以前的不一樣，不用強調差異化，必然有差異化。

2. 在無限長的時間裡，變是常態，不變是非常態。但是在有限的時間裡不變和漸變是常態，鉅變是非常態。

變化在長時間裡是一定會發生的。我們不要指望靠一種技巧能吃一輩子，因為變化是常態，承認這一點，等到變化來的時候，才不至於慌張。一些人之所以是悲觀主義者，就是懼怕變化。

但是在較短的時間裡，常常是相對穩定的，如果有變化也是漸變的，這是我們做很多事情的基礎。

下面這張圖是一段人的語音，持續時間大約是兩秒。兩秒對於語音是個不短的時間，大約有幾萬個樣本點，幾百幀的信號。從圖中你可以看到，它是劇烈變化的。但是，如果把這張圖橫向放大100倍，你就會看出它是漸變而且頗為平滑。

由於我們的聲帶有慣性，發音只能是連續的，而不是突變的。整個語音處理，都是建立在這個條件之上的。

類似地，我們的世界也是有慣性的，它的變化也是漸變的。理解了這一點，做事的時候就會懂得積累的效應，就不會採用狗熊掰棒子的做法。

很多人一件事沒有做好，就老想著變，好像一變自己就有了機會。且不說變化是否能對有這樣想法的人帶來機會，就算有，沒有積累的人是把握不了機會的。當變化真的來了，那些人還是沒有機會，希望落空，從此就成了悲觀主義者。魯迅筆下的阿Q就是這樣的人，看到革命，看到變化，就以為自己有了機會，豈不知革命恰恰要了他的命。

今天我們說智能時代到來了，這會是一個長達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階段。如果放在人類歷史上看，不過是一瞬間，它帶來的是突變，但是每一天的變化都是漸變，我們有足夠多的時間適應這種變化。

3. 往前走是常態，回頭看是非常態。

反思和回顧歷史是需要的，但不要太多。

中國人喜歡講以史為鏡，其實，以史為鏡其實很不靠譜。中國人的一個弱點是揹負了太多的歷史包袱，因為中國的歷史很長。美國人沒有很長的歷史，也就沒有了包袱。相比歷史，未來更重要。中國企業又和國家恰恰相反，歷史都很短，沒有包袱，因此可以做到不斷髮展。歐美的企業正好反過來，百年老店太多，揹負著太多的歷史的包袱。

有些人愛炒作自己祖上點過翰林，當過貝勒，出過什麼學者名流，這其實沒有任何意義。活到今天的人，絕大多數祖上都是王侯將相。兩人坐在一起聊天，不管祖上是幹什麼的，說明他們已經平等了，接下來，就看兩人未來的路怎麼走了。

4. 實力派獲勝是常態，機會主義者獲勝是非常態。

任何體育比賽，通常是實力更強的一方獲勝，爆冷門是很少的。在生活中也是如此，與其想如何爆冷門，不如想想自己怎樣成為實力派。

一些學生問我是否該退學，我說以你們現在的水平，還遠不到退學的時候。雖然蓋茨和扎克伯格退學後成功了，那是因為他們在退學前已經知道了怎麼掙錢，而不是退了學才去想掙錢的方法，更何況他們二人在同學中算是實力派的人物，而不是機會主義者。

當你瞭解了我們的社會，瞭解了我們的未來，相信未來有的是機會的之後，最好的做法就是靜下心來，成為一個實力派，這樣成功的幾率就大得多。

以上我們從宏觀的世界談到自己，其實核心的內容只有兩點：首先做一個對未來的樂觀派，其次，規規矩矩地成為實力派，不要走無謂的彎路，也就是，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做一個理性的樂觀主義者，面對變化，適應變化，是我們每個人都應有的人生態度。掃描下方二維碼進入“理性的樂觀主義”專場，用知識武裝你的心智，成為真正的實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