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史研究者知道《京話日報》的人當然多一些，但這份報紙也長期被歸入“保皇—立憲”派的序列，而且近代新聞史的敘述，本來就重南輕北，研究者目光多注於上海。這樣一來，彭翼仲與《京話日報》的功業便被遮擋於主流敘述之外。這也是為什麼當我逐步進入這段歷史時，心頭會有強烈的震驚與不平。
我關注《京話日報》與彭翼仲，是很偶然的機緣。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博的頭一年，跟導師討論論文題目，突然冒出一個問題：《新青年》創辦在上海，當時最西化的中國都市也是上海，為什麼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不在上海，而是北京？
這個問題，想著想著就換成了更實在的形態：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既然發生在北京，那麼這座城市的都市性格/文化生態/輿論環境，對於形塑這兩場近代史上的重要運動，有著何等影響？
基於這個問題，就開始關注北京研究，從都市史、文化史到輿論史的材料，都在我的閱讀範圍之內。這樣就碰上了彭翼仲與《京話日報》。
《京話日報》
在一般歷史、文學研究者的知識框架中，彭翼仲的名氣不大，知道的人很少，甚至遠比不上他的兒女親家梁濟，當然更不如他的姻侄梁漱溟。其中原因，大概是大陸的近現代史研究，政治上主流是“共和—革命敘事”，文化上主流則是“五四—啟蒙敘事”。而彭翼仲、梁濟則是改良—立憲這條線上的人物。梁濟的名氣稍大，多半是因為1918年的一死驚天下，而且進入了新文化人物如陳獨秀、徐志摩的敘述，其子梁漱溟後來的成就也不無助力。
新聞史研究者知道《京話日報》的人當然多一些，但這份報紙也長期被歸入“保皇—立憲”派的序列，而且近代新聞史的敘述，本來就重南輕北，研究者目光多注於上海。這樣一來，彭翼仲與《京話日報》的功業便被遮擋於主流敘述之外。這也是為什麼當我逐步進入這段歷史時，心頭會有強烈的震驚與不平。
這種不平，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撰寫《記彭翼仲先生》時想必也有。如梁先生所言，彭翼仲是“清末愛國維新運動中一個極有力人物”，“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輩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沒有不耳熟的”。跟北京的民眾記憶相比，主流歷史敘述卻要冷淡得多，“我今天查閱那些講到中國報紙歷史的各書，或則漏掉不提，或者止於提及報名，或雖則言及某報被封、某人被罪，卻又錯謬不合。至於其所從事的社會運動曾有若何影響成效，就更無隻字道及”。
大概正是激於這種冷遇，梁漱溟先生寫下了《記彭翼仲先生》這篇長文，對彭翼仲的一生事業做全面的梳理。彭翼仲既是梁漱溟的譜叔，又是姻丈，上世紀二十年代梁漱溟甚至還接辦過一段時間《京話日報》，他的描述自然親切可信，眼光獨到。我那時一邊讀《京話日報》，一邊看梁先生的文章，受益匪淺，博士論文中有關《京話日報》的章節，便大抵按照梁漱溟的思路進行敘述。
其間有一兩篇文章在刊物上發表，突然收到一封貴陽來信。卻原來是彭翼仲的嫡孫彭望蘇老師寫來，信中很欣喜於我對《京話日報》的研究，並稱將擇日來北大圖書館看《中華報》，希望與我見一面。
記得是一個冬日的清晨，在北大小南門外見到彭望蘇老師，臉上依稀還有乃祖的幾分神情——這當然是想象，彭翼仲留下的照片並不清楚，但看他傳記中，“為人豪俠可愛，其慷爽尤可愛”的性格特色讓我印象很深。彭望蘇老師也是很爽直的人，我們也沒有敘什麼閒話，主要談的是關於《京話日報》，然後我帶他去北大圖書館。
彼時北大圖書館舊刊室進行整修，本來據說要關閉半年到一年。我們這批博士生大抗議，因為倘這成了事實，論文便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大家休學算了。後來是在三樓書庫的角落闢了一塊出來暫用。
舊刊室的管理員老張，因為平時日日來看舊刊，已經很熟了。彭望蘇老師是外面的人，能不能索看《中華報》這樣的孤本，我也不完全託底。雖然可以用我的名義借，但彭老師要看上十多天，畢竟不方便。
未料我一提“這位彭老師是彭翼仲的孫子”，老張立即瞿然：“知道！知道！彭翼仲！《順天時報》上總是提到他！”這裡不能不佩服舊刊室管理員的“橫通”。清末民初的《順天時報》，看的人並不算多，但非常重要（因其是日本人出資辦的，後來甚至成了日本外務省機關報），而且正好是《京話日報》的最大競爭對手（彭翼仲辦《京話日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為華人“爭報權”），老張經由《順天時報》而瞭解彭翼仲，而且對彭很敬重。這我就放心了，彭望蘇老師大可在這裡放心地閱讀祖父辦的《中華報》、《京話日報》、《啟蒙畫報》。
彭翼仲
與我由興趣而研究《京話日報》相比，彭望蘇老師更多了一份家族責任感。同是細讀舊報，我的關注點主要是“報”，他的關注點首先是“人”。彭老師曾有言：“先祖父身處辦報而賠累不堪之時，曾作殉報準備，以裁紙刀刻字壁間，留下‘子子孫孫，莫忘今夕’的激語。這八個字一直響在我的耳邊，使我產生崇敬之情，使我多想社會責任、文化良知，也激勵我把對先祖父及其報業活動的追尋和研究作為理所當然的任務。”
然而這並不影響研究結論的殊途同歸。因為通讀過《啟蒙畫報》、《京話日報》、《中華報》的人，很難不為彭翼仲、杭辛齋、梁濟這些啟蒙知識分子“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情懷，以及踏實力行的精神所感動。而將彭翼仲與《京話日報》置諸近代報林之中，其特異之處，也正在於它開闢草萊之功，及這份報紙與北京維新運動、社會生活的緊密結合。
彭望蘇老師斟酌再三，為自己研究祖父的著述定名為《北京報界先聲——百年之前的彭翼仲與〈京話日報〉》。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
書名標舉“北京”與“報界”兩個範圍概念，在其後以“先聲”點題，表明彭翼仲與《京話日報》既在時間上領先，又具有先進意義，還凸現了人的聲息，造就了“有聲的北京”。副題以“百年之前”概指彭翼仲與《京話日報》，乃是因為本書雖重在揭示和研究1900年代的彭翼仲和《京話日報》，但亦涉及報主一生，同時梳理考求了《京話日報》自始至終的史實，因此，“百年之前”代指本書所涵蓋的歷史時段。
這說明了本書選題的範圍與意義，那麼，內容有哪些特色？彭老師列出了以下關鍵詞：
清末；北京；民間社會；民間報人；白話文報紙；平民品性；眼光向下；淺文白話；愛國圖強；構建民間輿論環境；推助時勢進化；提升國民程度
如果讀者能夠拋開一般歷史書中枯燥而呆板的敘述，自行想象一下1904年的北京社會，你就知道彭翼仲與他的同儕在從事著一項何等艱難而無望的事業：
西太后與光緒帝已經返京兩年多，市面恢復了些許生氣，但庚子造成的傷痛，仍在北京人（尤其是旗人）的心頭激盪。辛丑條約的賠款又像一座大山般，壓在有識者的心頭。而北京識字的人是那麼的少，所有的報紙加起來也不過能賣兩千來份，老百姓不看報，也無從瞭解新聞新知識。他們把報紙叫做“洋報”，覺得“訪員”（記者）都是漢奸。街頭倒是不時可以見到揭帖，宣傳說“老團”（義和團）會很快回來，要那班崇洋媚外的人小心些。
站在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那幾年，國家歲收大部分賠給了外國，外人在國內的特權，從開礦、修路到招收華工、法律審判，越來越重。1904年在東北開打的日俄戰爭，更是時時提醒中國人喪權辱國的痛。怎麼辦？“開民智”是他們認為唯一可行的路。要開民智，不辦報紙，不辦白話報紙，怎麼行？
《京話日報》在這時應運而生。它要承擔的任務很多：要啟蒙新知識，要講述愛國道理，要勸導人們除舊維新，要報道國內外新聞，或許連創辦者也沒有想到（確實也沒有先例），它變成了一個草根平民的輿論空間。
如果拿《京話日報》與上海那些大報大刊相比，甚至是與它自己的姊妹報《中華報》比較，它們之間的差別，幾乎就像今日的網絡、微博與傳統媒體的區別。它將這個時代發言的門檻降到了最低，只要你能寫幾個字，語法不通沒關係，字寫錯了也沒關係，你寫的就是日常說的話（這一點北京人佔了大便宜），報紙編輯會幫你改，然後登出來。
同時，讀報的門檻也降到了最低。買不起報（一份只要三個銅子），有人捐了貼報欄捐了報，免費閱讀；不識字，有熱心人沿街講報，後來開了講報所，專門演說每日時事；想舒服點兒看報或聽報，又有人捐了房屋開設閱報處，看報聽報免費，還有茶水供應。甚至你去戲園子聽出戲，開幕前臺上也有人講幾段報上的道理。一開鑼，嗬！演的還是報上時事新聞改編的新戲！
幾乎用盡了所有可用的傳播手段，目的只有一個：讓報上的話可以抵達社會的最底層。兩年之後，那些上海辦白話報的同行，蔡元培，林白水，派人到北京來一瞧，扛活兒的，拉車的，都坐在臺階上讀報呢。他們震驚了：這可是中國從來沒有過的事啊。
您瞧，說起《京話日報》，我就停不住口，恨不得一下子把我知道的事都倒給您。其實，要說這些事，最全乎的，都在彭望蘇老師這本書裡啦。看了這書，您不但可以知道彭翼仲他們和《京話日報》鹽打哪兒鹹醋打哪兒酸，對1900年代的北京社會，地理、風土、習俗、人情，都能知道不少哪。
就學術價值而言，本書是迄今關於清時階段《京話日報》最全面也最詳盡的著述。書中對諸多《京話日報》研究史上的疑案，如“晚清第一報案”的彭翼仲案，清末時段《京話日報》的終止期號都有補闕正誤的研究。全書附有與若干具體內容相關的照片資料，並呈現了《京話日報》影印本中缺失的第33號和第437號報紙照片，書後更附錄了“清末時段《京話日報》期號與日期對應表”，許多引用《京話日報》文字時弄不太清期號、陰曆、陽曆對應情況的研究者，從此可以大鬆一口氣了。
後學者如我，本無資格為彭望蘇老師這本書作序，忝蒙老先生錯愛，大約也有同為《京話日報》熱心研究者的惺惺相惜之情，彭老師定要我寫上幾句。於是懷著如履薄冰之心，在辛卯年的歲末寫下這些文字，自知佛頭著糞，唯願讀者從中曉得我對《京話日報》與彭翼仲們的崇仰之情、推介之忱，而原諒我結結巴巴、慌不擇言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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