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22 中興與美國的“芯片戰”迷局,誰才是真正的幕後黑手?

4月16日,美國商務部表示,將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銷售零部件、商品、軟件和技術,時長7年。作為全球第四大、中國第二大通信設備製造商,目前,中興通訊佔全球電信設備市場約10%的份額,而國內市場份額約30%。但眼下,中興通訊事件正出現連鎖反應。

就在中興和美國“芯片戰”那幾天,我出差往返於北京和上海的時候,卻在機場足足呆了7個小時,原因不是飛機常有的“流量管控”,反而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軍事演習”,按常理說遇到這種事件一般機場都是採用“流量管控”來為機場晚點提供有力的說辭,但這次卻沒有避諱,反而更加響亮的用廣播播了出來,這無疑是中國對美國的一種告誡“爾要戰便戰”!

不過,講真,如果真的打起來對中美兩國來說都不是件好的事情,畢竟現階段在科技的驅使下,兩國之間的戰役將會產生不可估量的戰爭後果,所以,二者“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可能性極小,不過,通過這次“芯片戰”出現,中國也應該從技術短板的朦朧中清醒過來了!

中興與美國的“芯片戰”迷局,誰才是真正的幕後黑手?

1 導火索

美國對中興的處罰,不是沒有依據。但縱觀事件全進程,中興所犯錯誤,去年3月已經被罰。當時中興在德州聯邦法院承認違反美國製裁禁令,繳納了8.9億美元罰金,與美國政府就出口管制調查案件達成和解。此外還有3億美元罰金被暫緩,是否支付視乎未來7年中興對協議的遵守情況。

今年2月底,中興發現了新問題。事情源於中興首席出口管制合規官和外聘的律師事務所陸續收集到信息,顯示中興原定對某些員工的獎金扣減計劃未及時執行。中興高層得知情況後,一面讓律師事務所開展調查,一面進行內部核實,並主動向美國政府相關部門和監察官報告,還對相關的在職和離職員工發出懲戒信,對扣減或追索2016年的獎金做了安排。

此後,中興向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進行了詳細陳述,並附呈已採取措施的證明文件,請求給予外部律師事務所45天時間以完成相關調查(預計到2018年4月30日前)。但4月15日,BIS就激活了拒絕令,以中興在2016、2017年兩封函件中存在虛假陳述為由,徹底封殺,為期7年,另加3億罰款。

從事實看,中興並沒有再犯什麼新錯,合規官和外聘律師所發現的問題,固然說明中興對扣減獎金一事沒有認真執行好,但這一問題被提交高層後,高層並未隱瞞或擱置,而是立即處置,也報告了美方。美方卻勃然變色,新帳舊賬一起算。罰得那麼任性,完全沒有時間餘地,也不考慮中興和美國諸多利益相關者的多年合作關係,更不用說顧及到中興多達8萬員工的生計,這種“決絕”讓人寒心,而“決絕”背後也必定有更為複雜的情緒。(觀點來源於秦朔朋友圈公眾號)

當然了,我們認為這樣的“封殺”事件值得深刻反思。一方面在利益錯綜複雜的國際經貿關係中,合規對正在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至關重要。中國企業需要尊重規則,並充分運用規則維護自己的權益。另一方面,“封殺”導致的芯片斷供清楚不過地說明,當自主供應鏈不完整、缺乏彈性的時候,一個國家產業發展的脆弱性無可避免。就此而論,這可以看作中國國家經濟安全領域的重大風險事件。

中興與美國的“芯片戰”迷局,誰才是真正的幕後黑手?

2 陰謀論

對於中美貿易的問題,顯然一箇中興的錯誤還不足以造成如此的轟動,其背後的關鍵的因素我想更多的是和目前比較受多個行業關注的5G時代。

從3G(第三代移動通信)時代起,由於中國推出了自己的標準TDSCDMA,才逐漸改變了中國在全球移動通信產業的力量構成,並實現了3G跟跑、4G並跑、5G領跑的新局面,不過從當前5G產業方興未艾的競爭態勢來看,要實現真正的產業領跑,必須由強大的產業鏈做基礎和支撐,按照3G、4G時代的成功經驗,我國5G產業的發展應當仍然堅持標準為先,產業支撐,用標準引領高質量產業鏈,從而做到關鍵時刻不會受制於人。

根據騰訊新聞此前消息,中國已經全面通過中國國家5G二階段測試,測試指標遠超ITU標準,並且與中國移動、高通公司三方完成全球首個基於3GPP R15標準的IoDT測試。與此同時,中興通訊發佈了新一代5G高低頻AAU,多項關鍵技術充分滿足了5G商用部署的多樣化場景及需求,已在中國5G國測以及多個國家和地區運營商的5G測試中應用。

對於美方而言,弄殘一個勁敵,換取眼前的暫時損失,但從長遠來看,並不吃虧,因為它這一制裁不僅僅是影響中興通訊通信設備和手機等業務的正常生產與銷售,更重要的是可能將影響未來中國運營商與中興在5G網絡的推進。美國也保住了產業鏈上游的話語權與主導權地位,儘管對於美國而言,也意味著喪失一個重要的客戶與部分利潤。

中興與美國的“芯片戰”迷局,誰才是真正的幕後黑手?

3 反擊戰

從中興困局聯想到國內的芯片製造商的發展,為什麼無法誕生像高通這樣的芯片巨頭也值得思考。根據普華永道數據,截至2016年底,中國一共擁有171家晶圓代工廠,佔到全球產能的14%左右,不過大多數是低端製造。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在去年宣佈退休時談到中國芯片製造時表示:“臺積電在南京的16納米制程工廠是中國第一家,絕大多數中國本土芯片廠還都僅限於製造40納米制程的芯片。”

清華大學微電子所所長魏少軍表示:“中國芯片最大的問題固然是擺脫對海外的依賴。如果有一天他們停止向我們出口了怎麼辦?另一方面,國外的芯片巨頭的CEO也在向我抱怨,你們中國買那麼多芯片,如果有一天你們停止購買了,我們怎麼辦?”這番言論點破了中美在芯片領域相互依存的關係。然而光有錢並解決不了問題。在關鍵核心領域技術的壁壘太高,花錢投入精力也不一定能夠滿足。

不過我們依然確信,自主研發的春天會來,但這更多取決於我們自身,而不決定於外面的世界。芯片行業的脫胎換骨甚至中國製造的驚險一躍,都離不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政策選擇而言,強化企業主體地位,激發企業活力和創造力,轉變政府職能,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充分發揮企業家的作用,是中國製造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取得成功的關鍵。

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顆中國芯,但這不意味著關上已經開放的大門,即使我們仍可能遭遇反全球化浪潮乃至某種刻意的打壓。簡單地說,在類似於芯片這樣的關鍵領域,“自主發展”並不排斥“開放合作”。自主創新不是閉門造車,產業安全也不等於完全自我供給、自我循環的產業鏈。我們需要一顆以開放創新和工匠精神打造的中國芯,它不是一哄而上的形象工程,也絕非浮誇的資本吹起的泡沫。這是一顆功能強大不會老化的中國芯,它將在開放競爭的環境中持續迭代與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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