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展新作巡禮】李敬澤《會飲記》| 葉辛《上海·戀》| 金宇澄《方島》《輕寒》《碗》 | 任曉雯《陽臺上》 | 阮清越《同情者》| ......
......“圖畫書界奧斯卡”
楊揚：帶有思潮性質的文學創作，上海始終沒有中斷過
在上海文學領域出現的變動，我一直以來都把它與中國文學的歷史演變結合在一起考慮的。也正是從這一角度來思考問題，我們才能理解，像上世紀70年代末，上海誕生的《傷痕》《於無聲處》等作品，80年代的實驗文學和一大批文學批評新銳，90年代王安憶創作的 《長恨歌》和“新概念作文大賽”等創舉，新世紀以來金宇澄《繁花》的橫空出世和諸多標誌性文學網站的存在。這些在上海呈現的重要文學現象，形成了一個又一個時代的文學聚焦，至今都深深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
本報記者 何晶
記者：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文學的歷史是思想解放的一條通道。最近你在《光明日報》發表長文，談四十年中國文學的變與不變，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以往很多評論側重於創新，側重於改變，而你一開始就從文學史的脈絡來梳理四十年中國文學的變與不變的關係，具體到上海文學是什麼樣的情況？
楊揚：對四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的探討，估計下半年會有一個高潮，目前已經有不少成果，每人的側重點和視角不同，有的是從個人的閱讀史角度，有的是從文學編輯的角度，有的是當代文學教科書，有的是當事人的回憶，總之，豐富多彩。
聯繫到上海文學，我個人感覺，內容很豐富，像巴金、柯靈、李子云、張軍、吳中傑等都有日記或書籍出版，專門談自己親歷的上海文學活動。還有一些文章，像盧新華回憶《傷痕》發表的情況，宗福先談《於無聲處》的演出情況，王安憶、趙麗宏、孫顒、王小鷹、王周生、金宇澄等發表的創作談中，有不少涉及四十年來的上海文學情況，這些都是我們研究和總結四十年上海文學的寶貴材料。
我1981年到華東師大中文系讀書，感受到80年代上海文學的濃厚氛圍，我的老師、師兄、同學和學生中，有不少都是這一時期上海文學中的活躍人物，他們帶給我的印象，今天回憶起來還是那麼鮮明生動，又那麼難以忘懷。像王元化先生、錢穀融先生和作協的李子云老師、趙長天老師，生前聽他們講文壇發生的事情，此情此景，彷彿還歷歷在目。
回到文學本身。上海文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的地位有點特別，從文學史角度講，上海文學不只是地域文學，它超越了地域限制，成為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文學。這是上海文學非常鮮明的特點。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上海文學，延續著這種特點。人們不會把《收穫》《上海文學》《萌芽》雜誌當作上海一地的文學雜誌，而是作為中國文學的某種象徵。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這三家雜誌面向全國，五湖四海，在各個時代都引領著中國文學。上海的高校，像復旦、華東師大、上海師大等，都是有自己傳統的名牌大學，也源源不斷從四面八方招羅文藝人才，為上海文學提供巨大的動力。這種狀況至今都沒有改變。所以，在上海文學領域出現的變動，我一直以來都把它與中國文學的歷史演變結合在一起考慮的。也正是從這一角度來思考問題，我們才能理解，像上世紀70年代末，上海誕生的《傷痕》《於無聲處》等作品，80年代的實驗文學和一大批文學批評新銳，90年代王安憶創作的 《長恨歌》和“新概念作文大賽”等創舉，新世紀以來金宇澄《繁花》的橫空出世和諸多標誌性文學網站的存在。這些在上海呈現的重要文學現象，形成了一個又一個時代的文學聚焦，至今都深深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
記者：這四十年的中國文學發展中，上海文學於某些節點上是不是有領時代文學風氣之先的作用？
楊揚：這好像有點爭座次的樣子。其實北京、上海或是中國的其他城市和省份，是一個整體，但在表現和聚焦的節奏上，有一些時空交錯。上海之所以從近代以來，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平臺，與城市的多元生活和巨大的包容度有關。上海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現代化城市，幾千萬人會聚在一起，文化上多元融合，形成了特殊的文化氣候。記得茅盾先生晚年說過，如果他不到上海來發展，不到商務印書館工作，很可能就沒有後來的文學聲譽。
改革開放四十年，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與世界各地的文化信息溝通交流，更加頻繁，人員往來更是密切，像文學領域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者加西亞·馬爾克斯、大江健三郎、奈保爾、略薩等，都曾來上海進行文學交流，在這方面，上海顯示出自己的地域優勢。與北京濃郁的政治氣候相比，上海的多元融匯，或許在文學藝術上有它無可取代的特色。
記者：曾有一些批評意見認為，上海文化也有侷限的方面，在文學上有沒有這種表現？
楊揚：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我覺得我們是在談論文學或文化，而不是在評價一種文學和文化的優劣長短。有關上海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和不足，大家最熟悉的是魯迅先生對京派海派的經典論述，這種概括，至今都有意義。
著眼於四十年來上海文學的表現，我想表達的意見是，作為一種文學類型，它值得我們關注、研究和總結，而這種研究、總結獲得的成果，有利於我們對整個中國文學的準確把握。因此，我最想提出的問題是像上海這樣的文學城市，它對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有著怎樣的意義。我個人覺得中國文學中有上海跟沒上海是不一樣的。在兩千年來的中國文學史中，上海作為一個文學世界，只有在近現代才受人關注，因為文學上海的出現，中國文學的現代面貌才得以充分展現。今天也一樣，如果哪一天《收穫》《上海文學》《萌芽》等文學期刊沒有了，上海不再有重要的作家、評論家往來駐足，或者，上海的文學天空黯淡下去了，那麼，中國文學真的是要改變了。但至少目前這種格局沒有出現。有很多人批評上海的城市文化，包括魯迅也批評上海，但他依然肯定上海還是有著“別一樣的生氣”，他晚年選擇上海定居，而不是別的地方，他甚至勸說郁達夫不要把家搬到杭州去。城市生活，照費孝通先生的說法，是一個“陌生人”的世界，它不是鄉土社會，照宗法世界的血緣關係維持著人際關係，而是依照經濟和現代法的契約精神約束著人們的行為準則。當然，對文學而言，情況要複雜得多。
上海“左聯”紀念館圖
記者：四十年來的上海文學記憶，應該說是一條繁花盛開之路。
楊揚：我想我們主要不是來給上海文學唱讚歌的，而是藉助談論上海文學，梳理一下近四十年來，有哪些重要的文學現象和問題，值得我們重新發現和思考，從文學史層面和文學理論層面來概括和提煉一些問題。就像剛才我提出的，城市作為一個因素，加入到中國文學的行列之後，中國文學整體上有了一些改變。
上海給人的印象總是非常時尚的，但這種城市因素的文學能量並不是自然而然地釋放、打開的。以七十年代後期上海創作的一批文學作品看，城市色彩還是比較淡，假如抹去作者的名字，看不出與上海有什麼特別的關係。但八九十年代之後，城市的底色就非常明顯，一批書寫上海城市生活的作品，像王安憶的《長恨歌》《月色撩人》，王小鷹的《長街行》、王周生的《生死遺忘》、王曉玉的《紫藤花園》、孫顒的《漂移者》、陳丹燕的《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唐穎的《麗人公寓》《阿飛街女生》、金宇澄的《繁花》等，都充滿了城市主體意識。這些創作，不僅照亮了上海的城市歷史，也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文學收穫，這就是如何在文學中書寫城市經驗，尤其是隨著四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城市化進程的加劇，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城市的文學書寫隊伍，這時人們開始意識到文學中城市的重要性。城市不僅成為文學的關注對象，而且，文學的城市想象也構成了文學寫作的重要資源。以往，我們很少區分城市想象和鄉村想象，但現在有了這種區分，而且意識到很多傳統的文學觀念其實都是鄉土社會的經驗積累，與城市生活有很大的不同。像高曉聲的代表作《陳奐生上城》，雖然寫的是進城生活，但感覺都是鄉土的。今天的一些作家，或許也涉及農村生活，但感覺方式卻是城市的了。所以，上海文學或者文學上海觸及的問題，不單單是一個地域性的文學命題，而是中國文學全方位的美學轉變問題。
位於思南公館的思南書局、思南讀書會
記者：上海文學中的城市主體意識和城市經驗書寫，確實是這四十年來一個重要的文學美學轉變，這應該也是上海這座城市的氣質，讓在其間的作家們在城市題材上有一種得天獨厚的條件。
楊揚：這正是我在思考的問題，上海的地域空間可能並不佔特別的優勢，比上海地理空間大的省份在中國有的是，但文學上上海一直有著自己的優勢和特色。除了國際大都市的文化優勢之外，很重要的一點，上海城市社會遇到的問題，有一些後來在中國社會城市化過程中逐漸遭遇到並凸顯出來，諸如金錢問題、養老問題、環境問題、交通問題、住房問題、醫療保險問題等等，上海的文學作品中比較早就予以關注了。同時，上海文學書寫城市經驗的積累，較之其他地方，也要深厚得多，從晚清到今天，有關上海城市生活描寫的作品成千上萬，經典的作品也不在少數，這是一種歷史傳承，對今天的作家創作無形中會有影響。還有比較重要的，是文學觀念的自覺。文學創作，我覺得有兩類，一類是憑經驗寫作，還有一類是觀念寫作，也就是不斷確立新的觀念，在觀念的照耀下，創作不斷前行。上海的文學評論有自己的特色，長期以來，文學理論和文學評論對作家創作的影響始終存在。所以，實驗性的文學，或者帶有思潮性質的文學創作，上海始終沒有中斷過，只是強弱程度不同，或者說顯與不顯而已。相對而言，中國的其他地方，尤其是一些偏遠地域，產生這種觀念性的文學實驗和文學寫作的可能性，要低得多。我無法肯定說，這種觀念性的文學創作一定強於或優於經驗寫作，但我覺得在上海文學的成長中，這是非常突出的一個現象，既體現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影響力，同時也是上海作家的特點，當他們的創作積累到一定程度時，總傾向於在文學觀念上有一番新的調整。這當然可以說是一種文學時尚，但也算是一種特點吧。最後想說一點，這些年在上海文學發展中，有人強調過城市懷舊，也有人強調左翼記憶與社會主義文學經驗，事實上，上海還有鄉土的東西，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領域都有，這是上海文學不同於其他國家城市文學的一個顯著標志。
那些相伴一路的文學記憶
本報記者 張瀅瑩
1978年 8月，“傷痕文學”發軔於上海。這篇由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大學生盧新華創作的短篇小說在《文匯報》的發表，不僅帶來了創作題材上的一次更新，引得無數青年作者開始自行創作類似題材，更是一個明確的文學回暖的信號——它昭示著文學意義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啟。同年10月，宗福先創作的話劇劇本《於無聲處》的刊發，則以另一種文學藝術形式在全國人民心中引起了強烈的精神震撼。自此以後，在中國社會發生劃時代變化的40年中，上海文藝創作及評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大批鮮明生動地為時代留證的文藝作品陸續誕生。
1977年10月,在滬上的老牌文學刊物中，《上海文學》最早復刊（用名《上海文藝》），在多個影響全國文藝理論發展的節點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其後不久復刊的《收穫》則刊發了大批領風氣之先、在全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作家作品：1979年，《收穫》在復刊後推出“傷痕文學”作家劉心武的《等待決定》，並在主編巴金先生的肯定下，刊發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同年，《上海文學》推出李子云、周介人的文藝評論《為文藝正名》，率先對“文藝工具論”提出質疑，開新時期文藝評論之新風，引發全國範圍的討論。
1979年，上海作家竹林的長篇小說《生活的路》在幾經波折後出版問世，“知青文學”由此拉開大幕。作為知青文學代表作家，次年在《收穫》發表的《蹉跎歲月》為葉辛帶來了莫大的聲譽，使得《收穫》攀上110萬冊的刊物銷量頂峰，也帶來了全國範圍內知青文學的創作高潮。
同樣在1979年，位於武康路的寓所內，年逾古稀的巴金先生以空前的懺悔意識和啟蒙精神，寫著盧梭《懺悔錄》式的大書《隨想錄》，把一個民族對於歷史的反省推向思想史的高峰，直到近40年後的現在仍直指人心。
1984年，阿城的《棋王》發表於《上海文學》，小說被視作新時期 “尋根文學”的代表之作。在王安憶的記憶中（《尋根二十年憶》），阿城曾專程來上海，召集上海的作家們，鄭重其事地向他們宣佈文學“尋根”時代的來臨：“阿城的來上海，有一點古代哲人周遊列國宣揚學說，還有點像文化起義的發動者。回想起來，十分戲劇性，可是在當時卻真的很自然，並無一點造作。那時代就是這麼充盈著詩情，人都是詩人。”1985年的杭州會議中，作為主辦方之一的《上海文學》不僅推動了青年作家的創作思考，也推動了“尋根文學”這一文學思潮的進一步成型。鄭萬隆《老棒子酒館》等刊發於《上海文學》，《收穫》此前也發表了陸文夫 《美食家》、鄧友梅《煙壺》等，王安憶則推出作品《小鮑莊》等，從刊物集中推出，到作家自發創作，這一系列作品作為首批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在全國掀起“尋根文學”創作浪潮，也使得許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尋根”的寫作之中，併成為這一文學潮流的主體。
似乎是由“尋根文學”所助推，1980年代中葉開始，小說的敘事和語言中崛起了新的美學原則，作家和評論家不再滿足於已有的寫作，而是以前所未有的姿態進行了敘事革命、語言實驗和生存狀態三個層面的探索。這種不斷的嘗試和探索，在文本上對文壇形成強烈的衝擊，改變了已有的文學圖景和文學面向。
1987年第5期，對於這股創作熱潮，《收穫》以先鋒作品專號的形式予以回應——馬原的長篇小說《上下都很平坦》、洪峰《極地之側》、餘華《四月三日事件》、蘇童《1934年的逃亡》、魯一瑋《尋找童話》等五部中篇小說；“實驗文體”欄目刊發了孫甘露的《信使之函》，以及實驗戲劇家張獻的話劇劇本《屋裡的貓頭鷹》等。1988年和1989年，《收穫》再推先鋒作品專號，對於“先鋒文學”進行大篇幅刊載和推介。這批作品的集體亮相，某種程度上宣告了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也給予了當時初出茅廬的年輕作家以寫作的自信，使他們作為“先鋒文學”的代表作家正式登上文壇，他們中的大部分作家，如今已成為當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聲音。
在小說的技術革命和觀念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寫實”並未消亡，而是以一種更新迭代的方式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1987年，《上海文學》發表了池莉的小說《煩惱人生》，小說突破了原有的現實觀念和理想主義，轉而從看似零碎的生活書寫中汲取意義，後成為“新寫實”流派的代表作之一。在作品和既有寫作範式不斷推陳出新的同時，1980年代許多重要的文藝思潮正在評論界默默醞釀、發酵。1985年7月，劉再覆在《文匯報》發表《文學研究應以人為思維中心》，提出需圍繞“人的主體性”來研究文學的論著，引發關注和討論。
1988年4月，《上海文論》推出由陳思和、王曉明主持的欄目“重寫文學史”，嘗試構建全新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學科話語。上海文藝出版社的 “小說界文庫”則連續推出中國文壇實力派作家的作品，影印了《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輯並續編了四輯共90卷。
進入1990年代，經濟發展和文化生態的多樣化發展，使得文學逐漸從一個整體性的概念，向各種領域、題材分化和延展，某種程度上，文學所受到的關注度逐漸淡化。在這種情況下，1993年底刊發於《上海文學》的王曉明、張閎、徐麟、張檸、崔宜明的對話 《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提出“人文精神”口號，針對90年代以來所出現的文化商品化、創作中的價值漂移、作品媚俗等現象進行討論。由此所引發的人文精神討論是1990年代波及面最廣的一場大討論，對於社會轉型期知識分子價值取向和精神立場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並吸引了全國文學界、知識界的關注和介入，討論延續達兩年之久，直至1996年餘波猶在。
1998年，由《萌芽》雜誌聯合多所高校一起舉辦的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堪稱當代文壇的大事件。因大賽湧現出的一批“80後”作者如張悅然、張怡微、周嘉寧等如今已經成為活躍在文學現場的有生力量。而“新概念”至今的20年間所發掘、提攜的文學新人更是數不勝數，如今活躍在寫作現場的青年作家中，“萌芽系”佔比近半，而“新概念”中走出來的，則又是“萌芽系”的主要構成。
回望過往，從韓邦慶《海上花列傳》，到茅盾《子夜》、施蟄存《梅雨之夕》、張愛玲《傾城之戀》，關於上海的小說名篇始終有一個共同的主體：城市文學。作為一座典型的現代城市，寫上海，即是寫一座城，這種有別於中國文學中主流鄉村敘事的寫作背景，使得上海作家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又面臨著無形壓力。1990年代左右，以描寫上海都市生活為主的海派文學重新崛起，以王安憶、王小鷹、程乃珊、陳丹燕等為代表的女作家轉向城市文學的書寫，誕生了包括《長恨歌》《長街行》等在內的一批重要作品。上海的城市文學是一個隨著時代發展不斷自我更新的寫作主題，在持續至今的當下寫作中時有精品力作出現，亦因為男性作家的參與，而使呈現在筆端的上海有了完全不同的質感：金宇澄的《繁花》寫了幾十年的世事變遷和個人際遇，徐徐展開一卷充滿生活質感的上海街巷圖鑑；吳亮寫《朝霞》，剖析 1960、1970年代上海城市邊緣人精神心靈史；小白寫《租界》，則重回充滿傳奇和冒險氣質的1930年代……
在文學的“共性”減少，“個性”張揚的當下，上海的新生代作家如何回應時代？滕肖瀾聚焦陸家嘴金融發展的長篇新作《城中之城》；薛舒關注阿爾茨海默病的非虛構作品《遠去的人》；路內寫父輩工廠生活的長篇小說《慈悲》；任曉雯以《好人宋沒用》細緻勾勒了主人公奮力打拼、立足生根的一生故事；小白的《封鎖》、姚鄂梅的《覆船山》、周嘉寧的《密林中》、張怡微的《細民盛宴》、蔡駿的《最漫長的那一夜》、王若虛的《火鍋殺》、甫躍輝的《安娜的火車》、王佔黑的《空響炮》、王蘇辛的《白夜照相館》……在這些或生於斯長於斯、或以上海作為第二故鄉的年輕作家筆下，城市從來不是趨同如一的面貌，而是浸潤著個人經驗和寫作思考的 “再塑造”，既有時代意義，又充滿了個人印記。此外，今年的上海書展期間，《述而評文叢》11本的推出，則集中展示了滬上一批年輕評論家的評論力量：從作家論、作品論，到對於文藝現象、思潮的探討，叢書內涵豐富，鞭辟入裡。這不僅是對於上海優秀文學評論傳統的承襲，也彰顯著從文學創作到文學評論，上海作家中承前啟後的梯隊形態的良好發展態勢。
文學照亮生活
公號：iwenxuebao
網站：wxb.whb.cn
郵發：3-22
掃描左邊可進入微店
文學報
閱讀更多 文學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