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七夕，朋友圈里刷着单身狗的自嘲段子，间杂着对要交“生育基金”的恐惧。
让人联想到新华社的一份地方省委机关报《新化日报》刊发了一篇关于提高生育率的雄文，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提出40岁以下不生二胎要交生育基金。继而，中国政法大学胡继晔教授提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族征收“社会抚养税”。一时舆论大哗。以前超生要交罚款，是因为社会替你养超生的孩子，现在不生孩子要交罚款，是因为老龄化的社会以后要养你，没毛病。只是，这个弯拐得太快，一时半会适应不过来。缴纳完巨额罚款的张艺谋内心肯定是有阴影面积的。
胡继晔教授觉得媒体解读有误，挺委屈的。他解释说，这个基金不是说现在由个人交，而是从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生育时向超生的家庭征收的社会抚养费里出。所谓的“丁克税”是因丁克家庭没有抚养的小孩或老人，其抵扣就少，交的个税自然就比别人多。不过，这也挺吓人的。你逼着人家别生，可以实现，抓去结扎就可以；但你逼着人家生，却不一定能实现，因为你不能把人家夫妻绑在床上行房事。再说，二胎禁令拖了那么多年才放开，像我们七零后，尤其是女同胞们，造人也有点力不从心了。
1950-2100年老龄人口趋势图
我生于1978年，我妹妹生于1980年。听母亲说，她当时就是违反计划生育生下来的，只是当年并没有那么严。由于父亲是党员，没有起到带头作用，还因此被扣了口粮。到了1980年以后，计划生育日趋严了，我在小时候曾经目睹过堂叔家因为逃生，家里几乎被计生专员洗劫一空，连门板都被拿去了。怀孕的女人如果被抓回去，是被会强行引产的。好在他们家生了三个女儿后，终于生下了弟弟，如今我那三个堂妹和一个堂弟都已经为人父母了。当年计划生育抓他们母亲，像杀猪一样搞去结扎，曾是他们童年噩梦般的记忆。
我记得2006年去台湾做访问学者时，有一位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后的姐姐，三十出头，居然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我当时还很好奇，怎么这么年轻就可以生这么多。她说，台湾是鼓励生育的，生两个有奖，生三个补贴更多，她还对我们大陆的一胎政策颇为质疑。研究法律经济学的她，当时就断言，中国大陆再不开放计划生育，将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因为台湾虽然鼓励生育，但其实因为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适龄妇女生育意愿并不是很强烈。所以她认为即使马上开放二胎，也不会带来人口的井喷。
随后，我看到了何亚福先生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相关文章，并深以为许，赞同其提出的立即解除一胎化政策的观点。2010年前后，我还在网上发表过一些建议废除一胎化政策的博文，也是受何亚福先生的影响。只是，当时一些体制内的人口方面的学者僵化、教条，总认为开放二胎后，会迎来一个出生高峰，甚至预计中国会承受几年的生育潮，给社会带来压力。但现在的现实证明，这些所谓的学者都被打脸，放开后，新生人口几乎没有明显增长，现在还往下掉了。他们忽视了现实生活中，高房价早已是最好的避孕药。
我的一位八零后朋友，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按照政策他们早就可以生二胎，但他们却一直没生，只迟迟生了一孩。有次吃饭聊起来，才知道，因为都是独生子女，所以有四个老人要养，北京的房价十万一平米，还有房贷要还，小孩读的是私立，学费又高得惊人，哪有经济能力再来一个？他们说，不是不想要，是实在承受不起，如要二胎，必须以极大降低现有生活质量为前提。那时我们就发现，敢于生二胎的，要么就是很穷的地方，反正罚款也没有财产，计划生育对他们不管用；要么就是很富裕的家庭，完全可以承受罚款并给二孩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计划生育对他们也不管用。
中国的学者总是喜欢闭门造车，夸夸其谈，脱离现实。而这些人恰恰拿着国家经费，做着国家课题，把持着国家智囊团，误导决策。原本说好的30年调整，一拖再拖，中国开放计划生育迟了好多年，我的同龄人中，很多就因此错过了最好的生二胎年龄。如今，房价高企，股市狂跌，人民币贬值，生养孩子成本越来越高，生活艰难，别说二胎，一胎都需要下很大的决心。而又是这些砖家，开始出各种鼓励生育的馊主意，想再从老百姓身上扒层皮，让人情何以堪？难道人民群众真的只能负责为国家生娃和交税吗？
官媒已经把生娃已经提到了国家大事的层次上。所以整个七夕，我都在书房里苦思冥想，我该怎么做，才能更体现出自己一贯的爱国呢？您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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