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新華日報》8月14日刊發題為《提高生育率：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任務》的署名文章，引起了熱議。
文章稱，未來中國將面臨人口斷崖式下滑，提高生育率應該成為中國新時期的任務。
就在文章發後的幾天，河南省柘城縣卻表示將全面啟動社會撫養費徵收—全縣生育了三孩及超過三孩的家庭，必須繳納相當於夫妻雙方上一年度純收入3倍的罰款。
一邊是呼籲不生少生，罰！一邊是超生，罰！
生個孩子，容易嗎？
01
中國新時期的任務
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任務》提出，在未來二三年內，隨著我國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齡婦女逐漸退出育齡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導致的生育堆積效應釋放結束，我國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臨斷崖式下跌。
文章由此建議，設立生育基金制度，儘量實現二孩生育補貼的自我運轉。可規定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以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並進入個人賬戶。
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時，可申請取出生育基金並領取生育補貼，用於補償婦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斷勞動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損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賬戶資金則待退休時再行取出。
這建議怎麼樣？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核心成員胡繼曄認為，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勵生育，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
胡繼曄分析稱，我國自2000年後就已經陷入了“低生育陷阱”，“當時一對夫婦的平均生育率在1.6左右，現在已經下降到1.2-1.4之間，遠遠低於人口正常、不增不減的2.08-2.1的數據”。“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生育率已經低於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他警告說。
02
不生罰，生了也罰
就在全面放開生育限制的呼聲不斷時，河南柘城近日卻在重罰三孩家庭，怎麼罰？必須繳納相當於夫妻雙方上一年度純收入3倍的罰款。同時，該政策也引發輿論譁然。
根據財新網報道，“河南柘城的做法合法卻不合理。”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黃文政表示，國家目前並沒有取消對超生家庭的社會撫養費制度。但該政策是"逆勢而為"，逐步取消生育限制是大勢所趨，此舉與人口形勢不合。"
從2016年開始，全國實行全面放開二孩的生育政策。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為1786萬人，比2015年增加了131萬，成為自2000年以來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
但到了2017年，全國人口不增反降，當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同比減少了63萬，人口出生率隨之同比下降了0.52‰，僅有12.43‰，數據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預測還要低。
黃文政表示，"這個時候限制是說不過去的，應該進一步鼓勵生育。"他預測，未來幾年出生人口數量面臨嚴重下滑。從已公佈的數據推算，2018年預計有1500多萬新生人口，將在2017年的基礎上，繼續減少200多萬。
不少人口學者早有警言在先，即中國生育率下降之勢恐難阻擋，即便小幅度放開生育限制，許多家庭的生育意願也難恢復。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下，”人口紅利"將逐漸消失，這在很大程度上將給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沉重壓力。
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李崴告訴財新記者，他在2016年全國兩會提案中，就提議最遲在2017年年底全面放開生育。他認為，或是過時、過失的人口理論研究和統計預測導致了政策延遲。李崴表示，估計到今年年底，官方就會取消計劃生育政策。
03
借社會撫養費政策撈一筆？
根據2002年8月國務院公佈的《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社會撫養費"被定義為調節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環境，適當補償政府的社會事業公共投入的經費。徵收的對象主要是超生家庭，即“不符合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的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規定，“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
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徵收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舉例而言，北京、湖北、河南等地以本地人均居民年收入為標準；湖南、山西等地根據家庭年收入徵收；吉林按照多生多罰計費。
社會撫養費罰款金額制定的合理性，一直飽受詬病。罰款力度之大如遼寧省，超生家庭將繳納5-10倍於本地人均居民年收入的社會撫養費。以瀋陽市2017年41359元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例，今年當地超生家庭通常需要付出5倍的上一年人均居民年收入，即20.68萬元。
社會撫養費徵收多年，但官方從未公佈過具體累計“罰款”總額。常年關注計生政策的浙江碧劍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吳有水，曾於2013年7月致信31個省份要求公開2012年度社會撫養費數額和用途，截至2013年底，公佈的24省累計金額超過200億元，但用途不詳。
04
最後，生還是不生
首先，生育是人的基本權利，生還是不生，都是個人和家庭的自由。我們可以通過宣傳鼓勵生育，也可以制定激勵政策引導生育，但不能以“設立生育基金”之名對不生或少生家庭行懲罰之實。這種建議於法無據、於理不通、於情不合，既有違常識，也暴露了研究者專業素養的不足。
其次，收費這點有待考慮。
這些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但同時要看到，大家在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的負擔還很重，中國家庭債務水平長期居高不下，上海財大研究院剛剛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截至2017年，我國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之比高達107.2%，已超過美國當前水平。
之所以當前中國生育率不高，除了經濟社會發展、婦女勞動參與度提高等客觀原因外，養孩成本的急劇上升是重要的原因，這是社會的共識。
有些年輕人不是不想生，而是確實壓力太大，對症下藥的良方在於通過一系列有效的優撫生育政策和真金白銀的公共投入解決人們生娃的現實之慮和後顧之憂，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從老百姓身上薅羊毛 ，這看似為國分憂，實則是荒腔走板的高級黑。這也是為何這種建議會遭到輿論一致批評的關鍵所在。
再有，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的關鍵期，面對外貿的不確定性和投資拉動邊際效應遞減的形勢，內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愈加明顯。我們要千方百計地通過降低個稅、減少收費、完善社會保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升內需的動力，促進消費的轉型升級，而不是以所謂“生育基金”的方式加重群眾負擔。
05
生娃若是國事，財政就要支持
單身稅已經出來了，丁克稅也不遠了。
胡繼曄表示，發達國家為了鼓勵生育都會對生育進行補貼，因此建立設立生育基金，“不生孩子的人更應該交生育基金。過去中國採取計劃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但是未來鼓勵生育，應該向丁克家庭徵收未來的社會撫養費，人老了之後光靠錢是沒用的，還是需要年輕人，別人家的孩子來照顧。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後沒有後代，是要佔用社會資源的，所以將來要對丁克家族進行徵稅”。
這麼說，有道理嗎？
在中國，養育孩子的直接經濟成本愈來愈高，同時高房價和看護資源的稀缺，都嚴重掣肘著年輕人的生育意願。這也是為什麼全面“二孩”政策放開之後，並沒有出現人們預想中的生育高峰。因此，提高生育率，不能再有線性思維，以為完全放開生育政策就能形成反轉。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家庭和單位所能消化的，必然需要國家整體上給予政策傾斜，對家庭進行個稅減免甚至補貼，並增加嬰幼兒撫育資源的供給。
根據汲汲於人口問題研究的攜程創始人梁建章的分析，大部分低生育率國家將GDP的2%到5%用於鼓勵生育。照此標準，中國至少要花2萬億來鼓勵生育。具體方式可以是稅收減免和現金補貼。
就像人民日報所言，生育孩子對於中國人來說有著特殊意義。不想生育只是很多人面對巨大現實壓力而被動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中國依靠龐大的人口紅利實現了大發展，而面對低生育率，政府應該採取更有針對性的措施加以解決，從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現在的政策激勵顯然遠遠不夠。隨著經濟的逐步放緩和養老醫療等剛性支出的增長，財政能否承擔生育成本不得而知。養老已經成為財政的重大不確定性，為此國家已經降低養老金增速、推動延遲退休以及稅延性養老保險。相比養老的“近憂”，生育還算是“遠慮”，在國家財政支出的名單上，可能目前並不享有優先位置，但我們遲早要面對。
經濟越是發展，我們可能越是需要將資源投入到民生和公共服務上，投資型財政無法貫穿發展的全程，而只能是階段性的。要素和資本的收益正在邊際遞減，而且加速遞減。愈往後，唯有人力升值，唯有創新升值，人口即國運。教育、醫療、養老、生育、住房以及產權和知識產權，這些圍繞人力和知識打造的制度環境，才是一國經濟最根本和核心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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