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4 閱湖居得書記︱柳詒徵先生舊藏《居延漢簡考釋》燼餘錄

一個月前,一則“柳詒徵先生藏書因後人分割遺產不均被縱火燒燬”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廣為流傳,令人唏噓不已。此後一兩個星期內,劫後餘生的一批柳詒徵先生舊藏便陸陸續續出現在國內某舊書拍賣網站上,更是進一步證明此前傳言非虛。

阅湖居得书记︱柳诒徵先生旧藏《居延汉简考释》烬余录

這一批出現在拍賣網站上的劬堂舊藏以拓本、民國詩集為主,最後大多以善價成交。而其中筆者所低價購得的則是一本封面為紅筆塗抹、只剩“本書印三百部,第六十四號”之字樣的小冊,或因沒有標題而未引得太多藏家注意。然查內頁可知,此書實為勞幹先生1943年所著《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三》之初版石印本。在首頁右下角可見兩方藏印,分別為“劬堂藏書”、“柳詒徵”,左上角則有硃筆所書“翼謀先生轉交”,可證此書確為柳詒徵先生舊藏。

阅湖居得书记︱柳诒徵先生旧藏《居延汉简考释》烬余录
阅湖居得书记︱柳诒徵先生旧藏《居延汉简考释》烬余录

首頁右下角可見兩方藏印

這本被安志敏先生譽為“視沙畹、王國維二氏之著述無愧色”的漢簡研究鉅著此次免遭火劫可謂不幸中之萬幸,而其書命運之坎坷實則遠不止於此,足可為近代中國學界艱辛之見證。該書雖於1943年方首次付印,但勞幹先生對居延漢簡的釋讀工作早在近十年前(1934年)便已開始。是時,最早負責整理居延漢簡的劉半農先生驟然離世,“釋文則由三機關委人分擔。北平館委向覺明兄,賀昌群兄,北大委餘讓之兄,蔽所委勞貞一兄,各成一部分”(見傅斯年致袁復禮函,1940年)。其後兩年內,勞幹便已完成自己所負責的釋文內容,並以曬藍本的方式製作成冊。而就在傅斯年已開始與上海商務印書館接洽出版此書時,抗日戰爭爆發,史語所被迫轉遷西南,居延漢簡以及曬藍本釋文轉由沈仲章秘密送往香港大學保存,出版自是無望。勞幹先生在《居延漢簡考釋•自序》中所說“在北平未淪陷以前,由馬叔平、向覺明、賀昌群、餘讓之諸先生和我作了一部分釋文,也因北平淪陷失去”便是指此段經歷,是可謂《居延漢簡考釋》一書之第一劫。

而據邢義田先生之研究,這一部分釋文其實並未“失去”,至今仍分別保存於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和臺北中研院史語所中。但毫無疑問的是,勞幹先生當年並未能夠將已作成的釋文帶到大後方,故不得不依靠居延漢簡的反體照片重新開始釋讀工作。而此時史語所的工作條件已遠不如北平時期,1940年自昆明遷至李莊板栗坳以後,更是日見艱難,以致一向傲氣的所長傅斯年都不得不提筆向四川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王夢熊訴苦道,“請您不要忘記我們在山坳裡尚有一些以研究為職業的朋友們,期待著食米”。而就在這種環境之下,勞幹仍用去數年時間“辨析字形,理解文義,璣珠重聯,審系篇題”,重新寫就《居延漢簡考釋》一書,不得不令人敬佩。可就在釋文重新作成之後,付印又成一難題。印刷費緊張不說,當時的李莊也沒有合格的紙張與銅板,而僅有的刻字工作者更“彷彿像漢代墓畫上的搖錢樹”一樣忙於承接各方交代的印務。於是,史語所只得以石印的方式先自行印製三百部。

阅湖居得书记︱柳诒徵先生旧藏《居延汉简考释》烬余录

右前為史語所昆明時期(1938-1940)的勞幹先生

而從柳詒徵先生舊藏的這本編號為64號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三》來看,李莊當時的印刷質量確實難稱滿意,甚至可算粗糙。無怪乎當時亦在李莊的向達寫信向魏建功感慨道:

“勞貞一《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已石印成書四冊,定價二百五十元,

唯並未影寫,又石印極壞,復無考釋,未免可惜也。”

但正如傅斯年在李莊時期石印的另一部史語所著作《六同別錄•序》中所言,“此時能印這類文章,縱然拿一幅醜陋像見人,也算萬幸”。其實,真正可惜的倒不是“以醜陋像見人”,而是三百部的印量大大限制了研究者利用此書的機會。據京都大學秦漢法制史學者大庭脩教授在《漢簡研究》一書中回憶:

“此《居延漢簡考釋》在日本的情況如何,有多少部傳入日本,無由可知,但無疑極為稀少。我們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跟隨森鹿三先生開始共同研究時,森先生手中的一部繫留在北京的今西春秋氏所送,京都周圍只有這一部。”

雖然整個“京都周圍只有這一部”,可就是這唯一一部流入日本的《居延漢簡考釋》便奠定了1950年代初京都大學“居延漢簡研究班”的基礎,並引領了日本中國簡牘學研究的潮流;不難想見,倘若《居延漢簡考釋》當時能夠成批量印製,其對秦漢史研究的推動想必也將更為有力。四十餘年後,大庭脩教授赴伊利諾伊州立大學平原分校訪學時,意外在該校圖書館裡發現了《居延漢簡考釋》的又一藏本,編號為209。而令人驚訝的是,即便對大庭脩這樣的漢簡研究專家而言,《居延漢簡考釋》的石印初版本竟也是第一次見到(此前京大研修班同學使用的當是《居延漢簡考釋》一書的謄寫本):

“以前參加森先生的共同研究時,沒有使用過此書,實際上也不怎麼具有版本學的知識,一直想為什麼限定為百部。而至當時方知,實際上是300部。中國的研究者稱此書‘已是文物’。”

而令人痛心的是,正是這樣一冊被日本秦漢史學家奉若珍寶、“已是文物”的《居延漢簡考釋》初印本,竟險些毀於一群不肖子孫之手。1942年,勞幹先生曾在居延故址寫下“弔古寧復而,世亂思清平”之詩句,祈求的正是戰亂早平,華夏故物可倖免於戰火。可誰能料想,他自己的這本矩著在艱難挺過“世亂”之局後,卻在“清平”之世又橫遭此劫呢?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