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本書《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有意思了，說的是中國古人如何認識和看待動物，動物又對古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倫理道德，以及審美觀念，產生過哪些影響。
本書的作者是英國漢學家胡司德，他是劍橋大學客座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劍橋中國史學的新代表人物之一。
說起胡司德這本書的緣起，還有一段故事。那是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他還在劍橋讀研，偶然讀到了一些資料，就是李約瑟那套大名鼎鼎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相關筆記和檔案——那可是一套七卷三十四冊的鉅著啊，換算成中文，少說也有3000萬字，然而胡司德發現，這麼一套煌煌鉅著裡邊，關於中國動物學的內容，少得有點不成比例，而且從李約瑟參考的文獻來看，他好像也沒有在這方面太下功夫。這就讓胡司德感覺，發現新大陸了。他決定研究這個課題，並且，他選的研究路徑很獨特，不是從生物學意義，而是從文化意義上來研究。終於，通過閱讀海量的中國古文獻（光是書後的參考文獻名錄就列了70頁），他寫出了這本《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
先看中國古人對動物的研究。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古人可以說是漫不經心。胡司德通過研究戰國、秦漢時期的文獻發現，天文、醫學、曆法、占卜這些方面的文獻很豐富，而同時期與動物有關的文本實在是少而又少。
這個情況，再橫向對比一下就更明顯，跟戰國同時代的古希臘，已經有相當豐富的動物學研究資料，跟漢朝同時代的羅馬，已經有老普林尼的《博物志》這樣37卷本的自然百科全書。這麼一比較，中國文獻裡關於動物的資料，就顯得太匱乏了。
不光是資料少。中國古代文獻對於動物的定義也相當浮皮潦草。比如，基本的分類就只有“禽”和“獸”這兩大分枝，成書於漢代的《說文解字》，對禽獸的區別是這樣解釋的：“兩足為禽，四足為獸”——這簡直是對付事兒；反倒是成書更早的《爾雅》稍微認真點，說“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但同時還搞出一堆含糊不清的分類，比如，“鱗”就是指有鱗的動物，“介”就是指有甲殼的動物等等。但究竟是指什麼動物，也沒交代清，搞得後來的學者們爭吵不休。
這種對動物分類學的不重視，讓不少漢學家都感到很困惑，甚至美國漢學家薛愛華，就是《朱雀》的作者，他就曾經斷言，古代中國就沒有生物學、生態學的概念。
那麼事實如何呢？我們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西方漢學家看中國的眼光太“西方”了。如果說符合西方，或者現代定義的動物學，那中國古代確實沒有，不過這不是中國古人缺少觀察力，也不是對大自然沒興趣。比如，孔子就曾經讓學生們多學習《詩經》，說不僅可以培養好的品質，還可以多識別“鳥獸草木之名”。司馬遷在《史記》裡也明確說“《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就是說，《詩經》裡關於自然萬物，乃至動物的雌雄之別，都有記載。
這樣來看，古代中國的學者們不是沒注意到給動物定義、分類的問題，而是有意忽略了從動物學角度，而更傾向於把動物的定義拔高到了社會學層面。中國古人和西方人對動物的關注點不同。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胡司德認為，這是主觀和客觀因素共同造成的。主觀上說，中國古人習慣於從文化意義上去理解動物，假如把動物物種定得太細，不同動物物種的品性、特徵什麼都瞭解得一清二楚了，你就沒法為動物賦予某種意義，來傳達你的理念了。另外從客觀上說，中國古代的學者，以教化人、建立穩定的社會體制為終極目標，也不一定有剩餘的精力去搞動物研究，再說那個時候也沒有這個研究條件。
受制於這些主客觀的因素，戰國、秦漢時期的知識分子對動物的瞭解很匱乏，更要命的是呢，他們有時甚至還以這種無知為榮，覺得這是自己心無旁騖，“一心只讀聖賢書”的體現。比如漢代著名的政治家，大儒董仲舒，他寫過一本書叫《春秋繁露》。書裡說自己因為勤奮治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連公馬母馬都分不出來，而在他看來，這還是件挺值得誇耀的事兒。
當然可能你會覺得不對，比如“伯樂”，他不就是因為精通相馬而出名，並且受人尊重的嗎？那我們就來說一說這個“伯樂”，他原本是春秋時候秦國的相馬師，本名叫孫陽，擅長鑑別馬的優劣，人們說他簡直是掌管天馬的星宿伯樂。一來二去，就用“伯樂”來稱呼他了。後世把有識人之明的人叫作伯樂。不過伯樂的傳說得以流傳，不是因為後世推崇他鑑定馬的技術，而是因為伯樂這個形象寄託了文人的一種理想：“學會文武藝，貨於帝王家”——希望有伯樂這樣的人來發掘、舉薦自己，所以說，伯樂的盛名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而不是動物學意義上的。
由此我們就能發現，中國古代對於動物漫不經心的定義，導致了動物在中國文化裡脫離了它們本來的生物屬性，而被賦予某種象徵意義，進而在社會秩序和權力體系裡發揮作用。那麼，動物們是怎麼在中國古代體制中出場的呢？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動物，與中國古代禮制觀念和社會等級的產生。
在這我們要先探討一下，都說中國是“禮儀之邦”，那麼這個“禮”，它最初的含義是什麼？簡單說，“禮”體現的是一種秩序，它要求人，乃至萬物，都處在自己最適當的位置上，這個位置，既是指地理位置，也指社會地位。古人認為，這種“各就各位”的狀態，就是最理想的，代表著平衡、守序。
那麼這個觀念是怎麼形成的呢？中國最古老的一本書《尚書》，其中的《禹貢》篇記載，大禹治水之後把天下劃分為九州，那麼這九州是根據什麼劃定的呢？作者提出一種可能，就是，以各地不同的物產為依據。後來的《逸周書•職方》就列出了各州的動物名單並標註上“其畜宜”，就是說這個地方適宜這些動物生存。《周禮》《漢書•地理志》的描述也差不多。作者解釋說，這可能就是參考了動物的行為。因為我們知道，動物都有自己大致的活動範圍，而中國古人主要的活動地區，就是所謂中原地帶，氣候差不多，也沒有非洲那種季節性的動物大遷徙，所以在古人眼中，動物都是安守著自己的棲息地，不會越界。並且進而認為，這是一種我們應當遵循的、自然界的規範。
古人觀察到這一點，就也開始效仿，比如前面提到的《周禮》，裡邊就規定不同地區的軍隊使用的旗幟、符節，都要跟他們這個地方的物產屬性相符。比如多山地帶用虎節（就是老虎形狀的兵符），多水地帶用龍節，等等，《管子•兵法》對於軍隊徽章也有類似的記載。這既是為了辨識，也有辟邪、祈禱的意思。
後來，這種認為人和物都應當待在自己的領地上不越界的觀念，引申出了新的含義，就是強調人要安守自己的社會地位，不同社會等級，從身份、職業到待遇，都是不同的，有嚴格界限，而且這個界限是不可逾越的。這個就是“禮”。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春秋時候鄭國有一位著名的大臣叫子產，《論語》裡有提到過，孔子對他評價還挺高。這位子產就說過，根據禮制的規定，只有君王可以享用“鮮”。這不是說只有君王才能吃新鮮的食品，“鮮”是指野外捕獲的動物。這就是把自然界的食物鏈關係，對應到人類社會里了，就像食物鏈頂端的動物可以吃任何其他動物一樣，對野生動物的使用權，也是王的一種特權象徵。
從這就能看出，雖然“禮”要求人和動物都不能越界，但是，處在“禮制秩序”頂端的君王可以。歷代君王們通常都會有苑囿，在裡邊養上來自各地的珍禽異獸。文獻上也經常能看見邊疆地區或者外國進獻獅子大象之類中國沒有的動物，君王們總是很樂意笑納。這不是因為他們愛動物，而是因為，他擁有了一個地方的獨特物產，就象徵著那個地方對他的臣服。就這樣，動物，被視為王權擴張的象徵。
最有名的皇家苑囿，大概要數漢武帝的上林苑，司馬相如寫過一篇著名的《上林賦》來描述它。而漢武帝著名的“汗血馬戰爭”，背後也是這個邏輯。為什麼他要不惜代價發動這麼一場大規模的戰爭，進攻遠在西域的大宛國，真的就為了幾匹馬嗎？恐怕不是這麼簡單，漢武帝當時正在全力向西域擴張，而他的上林苑裡沒有汗血馬，就意味著汗血馬的產地大宛沒有向他臣服，所以必須獲得汗血馬，以此來向其他西域各國證明，他在這的最高權威。
今天先到這裡，明天繼續。
題外話：讀書可以擴充我們知識邊界，獲得更多看問題的視角，但盲從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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