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18日，就在袁世凱忙著修憲、綢繆稱帝的當口，時任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拋來一個“見面禮”。共計五號二十一條，這就是駭人聽聞的“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號共四條，要求中國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山東省不得讓與或租給他國;准許日本修建自煙臺(或龍口)連接膠濟路的鐵路;山東各主要城市開放為商埠。實際上要把山東變成日本的勢力範圍，為瓜分中國做準備。
第二號共七條，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和內蒙古東部的特殊權利，日本人有居住往來(實際上是無限制移民)、經營路礦等項特權，且不許其他列強介入;旅順、大連的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延長至99年。日本陰謀將東北和內蒙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可謂是存心積慮。
第三號共兩條，要求把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中國不得自行處理，附近礦山不準公司以外之人開採。
第四號一條，要求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租借或讓給他國。換句話說，中國成為日本的被保護國。
第五號是最狠的，共有七條，包括:要求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中日合辦警政和兵工廠，中國向日本採購一半以上的軍械;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間各鐵路的建築權讓與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開礦、建築海港、船廠及築路的優先權;日本人在中國有傳教之權，日本人經營的醫院、寺廟及學校，在內地有土地所有權;等等。這幾乎是要把中國變成日本的附屬國，與當時朝鮮的地位相同了。
為什麼大隈重信要在這個時候亮出這個條約呢？
因為袁世凱有求於他。
如果袁世凱不籤二十一條，無非面臨兩個後果：
一是日本政府扶持孫中山取代他。
二是中日提前二十年爆發全面戰爭。
然而這兩大後果，袁世凱肯定都非常懼怕。那麼，他之懼為國家民族之慮麼，不，他是為自己的位子！
據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記載：1915年，中日兩國談判“二十一條”期間，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對威脅之外，亦不斷利誘，表示：“改共和為帝制，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袁大總統可以放心進行。”不能否認，這對袁世凱頗具誘惑力。以為簽下21條，就可以換取日本政府對他稱帝的支持。
賣國是小，稱帝事大。
5月8日，即日本最後通牒日的前一天，袁世凱召集政府各機關首長開會，與會者包括副總統黎元洪、國務卿徐世昌、參謀總長及各部總長、各院院長等。在會上，袁世凱悲憤陳詞，稱在“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的時候，目前只能暫時取辱，不然將重蹈甲午之覆轍。權衡利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後，大家務必以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著臥薪嚐膽的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不然，十年之後，非但不能與日本一較高下，亡國之危險將更甚今日。
1915年5月9日，中日雙方代表正式簽訂《中日民四條約》即“二十一條”。據當事人曹汝霖後來的回憶說:心感淒涼，有一種親遞降表的感覺。
有人為袁世凱背書，稱“袁世凱一生痛恨日本”，“袁世凱採取各種辦法拖延並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以袁世凱為首的中國政府絞盡了腦汁，動用了各種手段，用盡了智慧，共歷時 3 個月，25 次，迫使日本兩次提出修正案”，果真如此嗎？袁世凱不喜歡日本人，這大概沒有什麼疑問。但他的策略不過是繼承了李鴻章的以夷制夷的老生常談，利用列強們矛盾作為牽制，並沒有從內政圖強上找到出路。
袁世凱最終接受了二十一條, 而且在交涉結束後不久就即行帝制。簽訂二十一條不到100天，他就稱帝了。如此一個皇帝迷，可能帶領中國走向比肩甚至超越日本的道路麼？
且看《民四條約》簽訂時中國的各方反應——
首先反戈的就有袁世凱的手下。馮國璋、張勳等怒責中央說：“此次日人非理要求，原本無交涉之價值，更無承認之必要，乃政府惕於日本哀的美敦書(即最後通牒)之下，遂至不求民意，不察利害，竟將全案承認，是何異舉我數千年堂堂中國捧送於人。天下最可痛可哀之事，孰有過於此者？”
政界也有人做出激烈的表示：“戰釁一開，應永遠不與之構和。如日本本殺盡我四萬萬同胞，婦孺不能留，則中華大陸自一任日人之蟠踞，但存一卒一兵，亦與之周旋……果使經年持久，以區區三島之日本，未必能得最後之勝利。”
報界也衝破袁世凱禁令，紛紛發出激昂的聲音：“與其逐條承認而亡，毋寧與之一戰而亡。”
而民間聲音和行動更是令動容。5 月 9 日至 25 日湖南全省就發現 9 紙血書，2 人捐軀。此後數年，徹底廢除《民四條約》始終是中國人的最大訴求。
即便是日本國內，對二十一條惡評者也不在少數。評論家德富豬一郎猛烈批判道：“這樣對待中國和中國人就象對待自己的臣屬和妻妾，當然會招致他們的不快。
而且，在蔡鍔雲南造反袁世凱被迫撤銷帝制後，日本政府也換了副腔調。1916年初，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以政府名義宣稱：“原來貴政府欲改帝制，本系保證無亂。今雲南有亂，竟於此時斷行帝制，無視友邦勸告，則中國政府責任甚大，日本政府當然不能承認。”公開表示，雖然簽了21條，日本對袁世凱之困也愛莫能助。袁世凱機關算盡，最後卻賠了夫人又折兵。
以上種種，天怒人怨。誰能說袁世凱籤的條約不賣國？
對於21條，袁世凱和他的北洋兄弟們都難以自圓其說，甚至公認恥辱。但是後來個別學者卻還想為袁翻案，稱其無奈之舉。無奈固然無奈，但因為無奈就可以理解、不以為恥了嗎？
一些人為給袁開脫，拿出來孫中山也與日籤密約說事。這個當然不是空穴來風，但二者性質有根本區別。
提及二十一條的性質，中國旅美學者吳天威《紀念五九國恥紀念日77週年》一文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歷史上，沒有比一九一五年所提出的“二十一條”為我同胞最引以為恥、痛恨萬分和牢記不忘的了。“二十一條”足以使中國為日本之附庸。為朝鮮的第二（日本於一九一年宣佈合併朝鮮）。
對於有人稱袁世凱這是臥薪嚐膽，吳天威披露二十一條的第六組之“附記”加以駁斥。附記顯示：“本件交涉之際，日本可向中國方面允諾如下事項：
一、保障袁大總統地位及一身一家之安全；
二、嚴厲取締革命黨及中國留學生，並充分注意本國之不慎商民浪人等；
三、在適當時期，審議交還膠州灣問題；
四、考慮袁總統及有關高官奏請授勳及贈與之事。”
顯然的，這四條是作為交換條件，誘使袁世凱全部接受“二十一條”要求，這四條那條是為了國家民族大義？分明全是為了保障袁世凱的一己之力。
而所謂新發現的孫中山《日中盟約》真相是這樣的。“二次革命”失敗流亡日本不久，孫中山即作書給日本政府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優惠條件以爭取“日援”，來推翻袁世凱政權。信中附有一“盟約”草案請日政府考慮，此一草約共十一條：
一、中日兩國任何一方，有關亞洲問題，在與第三國達成重要協議之前，應共同協商。
二、為便利軍事合作，中國之海陸軍將採用日本式的武器、軍火及設備。
三、為了同一理由，當中國之海陸軍聘請外國顧問時，優先聘請日本軍官。
四、為實現政治聯合，當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僱用外國專家時，優先僱用日本人。
五、為促進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在中日兩國所有之主要城市，設立中日銀行及支行。
六、為了同一理由，如中國需要外來援助和開採礦山、興建鐵路，及發展沿海貿易所需之資金，當首先與日本磋商，只能當日本不能提供時，始可邀請其他外援。
七、日本提供必需的援助，以推倒中國的腐敗政府。
八、日本協助中國政府的改革，軍事制度之調整，及成為一個健全的國家。
九、日本對中國為達成關稅自主、治外法權等之條約修改，予以支持。
十、上述各款之內容，經中日兩國正當的政府及雙方的簽署者同意後，任何一方不得與其他任何國家建立聯盟。
十一、自本約簽字之日起，直至合作期滿後延期為止，以後按雙方意願可以續約。
有人據此認為，孫先生在“盟約”“所提出的條件比袁世凱為取得日本的支持而願於接受的，還為優厚”。所以孫中山比袁世凱更為賣國。 我以為，這是在兩個盟約的中心思想上出了問題。
比較兩個盟約，我們不難發現“二十六條”是具體的，不折不扣地征服中國的步驟；如果接受，則中國便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相反的，孫先生提出的“盟約”旨在爭取真正中日合作，借日本之援助，以推翻一意稱帝的袁世凱，建立廉潔革新的共和政府，以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豈能與袁之多多少少為私慾而不得不接受“二十一條”要求同日而語？
正如吳天威指出的那樣，孫中山是革命家，在策略上的運用，有時難免屈服於現實，孫始終深信中國之革命運動及未來中國之經濟發展，均有賴於外援以抵於成。平心而論，孫之“盟約”只提出原則性之合作，而二十一條全部具體細則，休論第六組之“附記”四款為袁接受“二十一條”之酬勞。袁不欲賣國而做辱國求榮之實，孫既未辱國更無利己求榮之心，故“盟約”草案只能視為孫之革命事業中一不幸插曲而已。
深以為然。孫中山，政治家，偉人也。而袁世凱，官痞，奸雄也。一是為一己私利賣國，二是為救國求外援之力。孫中山是偉人不是完人聖人，為了實現政治信念，有時也會施些委屈求全之權宜之計。而袁世凱治下的中國，民主大旗倒了，只剩下愛國民族主義陳詞濫調。而袁世凱二十一條的簽訂，則是撕掉了北洋“愛國”的最後底褲。
毋庸置疑，凡是不與進步文明同步的愛國，和張弘範愛大元、曾國藩愛大清一樣，註定是滿目瘡痍的結果。
歷史有公理，翻案須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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