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在日本開會，見了很多有趣的人。和印度央行副行長聊天，他很得意地介紹印度的數字身份項目。這個項目覆蓋了幾乎所有的印度人，解決了很久以來的沒有獨特身份體系的問題，讓福利發放、稅收都能落地，也提高了社會的信任體系。不過商業上用的人還是很少。他說印度吸收了中國的教訓，P2P規定了只能是嚴格的信息撮合平臺，不能用自己的資金放款。我告訴他，如果這是印度學到的教訓，恐怕還是會出事的。再和菲律賓央行副行長聊。她去年就來杭州拜訪過我們。她說，現在數字金融似乎有兩條路，一條是中國的市場化的路，一條是印度的政府主導建設數字身份基礎設施的路。我說這兩個是互補不矛盾的啊。政府本來就是做身份證的，做好理所當然，但是無法取代市場的作用。接著和日本央行的領導聊。我特別問他日本人1985年和美國簽署廣場協議的教訓是什麼？他說回頭看，一個是當時匯率不應該升值那麼快，一個是因為升值快，沒有想清楚，啟動了大規模的貨幣寬鬆，結果錢被拿去炒房炒股，幾年下來帶來了兩個市場的崩盤，也拖累了日本經濟。他對中國很熟悉，開玩笑問：怎麼豬在中國CPI裡面那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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