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壁畫
元朝的統治與其他汗國在中亞、東歐、西亞的封建體系相類似，主要精神是族群自治、宗教自治，充分尊重當地的原生權威，蒙古主要是作為監管人的角色存在，所以是非常寬大的。其法律簡潔明瞭，多依據經驗而定，充滿樸素的人道主義關懷，因此又十分的寬仁。至於後世常說的“四等人”、“瓦罐墳”、“摔頭胎”等，均屬誤解，可一一駁斥。
元朝的封建統治體系
元朝統治體系為後世所不瞭解的地方，主要是它的屬人封建性質。元朝看待整個天下，是按照各族群自然存在的習慣法差別而定的，其統治方式就因地制宜、因人而異，例如對江南、河朔、蒙古、雲南、西域、高麗，都是有所不同的。即便是像選舉、稅賦、刑法這樣的全域性的制度，實行起來也有屬人和屬地的差異。
根據《元史·選舉志》，其學校都有三種，分別是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學，三種國學都有蒙古、色目、漢人入學，只是庶人子弟的數量偏少一些，大多數是中上層子弟。同樣的，稅糧制度也分成多種，主要是“內郡”與江南的差別，內郡應該就是河朔關隴，實行的是一種接近唐朝前期的“租庸調”，江南則類似唐中期以後的“兩稅法”。眾所周知，租庸調是一種半封建的稅法，其衰亡之後，楊炎實行了“兩稅法”。這說明元朝清楚看到江南地區經過五代、兩宋的統治，更習慣一刀切的稅法。
元上都遺物
另外，食貨志記載，元朝非常強調宗教屬人法，“僧、道、也裡可溫、答失蠻、儒人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稅收輕到了以“升”為單位計算，可以說只是象徵性的義務了。也裡可溫為基督徒，答失蠻為穆斯林信士，值得注意的是，儒人也被列入“宗教特權”行列。刑法上有時候也有差別，例如，諸囉哩、回回的列入“雜犯”的行為，允許以屬人法來審判，即交給他們自己的“有司”；其次是蒙古人的一部分犯罪行為，也採取屬人司法原則，裁判機構都是“宗正府”。另外，囉哩即為吉普賽人。
元代壁畫
這套統治方式對習慣了一刀切的漢人而言，肯定有諸多不適，會得到一種自己受到欺壓的印象。有時候這種情況是真實存在的，明初一些文人提到了一些案例，應該說是存在的。因為這種屬人法很容易造成不公平的印象，從而又得出等級制的結論。例如高啟的《元故婺州路蘭溪州判官致仕胡君墓誌銘》 就提到了吉普賽人在江南為亂，由於屬人司法原則的存在，對這批特殊的色目人，竟然無法可施。
高啟《元故婺州路蘭溪州判官致仕胡君墓誌銘》 ：……會公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遂與俱南，以省銓為寧國路涇縣典史。時有制，蒙古、色目毆漢人、南人者，不得復。西域流戶數百人，因恃以為暴，所過掠財畜，辱婦女，民束手不敢拒，相驚若寇至。及涇邑，僚悉引避，民愈恐。君語眾曰：「吾在，若無憂也。」即出勞之於郊，誘閉佛寺中，呼其酋諭曰：「製言不得復，毆者民爾。今我天子吏也，所行者法。若善去，勿妄犯吾民，當率酒米相餉。否則，知有法爾。」酋愕，遂戢其眾亟去，無一人敢嘩。君親送出疆以歸，民羅拜馬首曰：「微公，縣幾殘矣！」
元代寶鈔
元朝的寬仁
元朝的寬仁，在元史中隨處可見，以宋濂為首的作者團時不時就發出感慨。元朝的這種仁政是儒家所沒有的，它是一種非常樸素的生養思想，更接近中原的黃老之道。最典型的體現是《食貨志》提到的，元朝因為稅賦至輕，而賞賜較多，朝廷竟然根本就沒有積蓄。歷代的料民稅民之聚斂，元朝也一律沒有。對江南基本上採取沿襲宋制的辦法，而且儘量減輕，例如納稅時採用宋朝鬥斛，因為宋朝的一石只相當於元朝的七鬥，農民可以省掉三鬥，宋濂說道“其法亦可謂寬矣”。
《元史·食貨志》：《洪範》八政，食為首而貨次之，蓋食貨者養生之源也。……於是漢有告緡、算舟車之令，唐有借商、稅間架之法，宋有經、總制二錢，皆掊民以充國，卒之民困而國亡，可嘆也已。元初，取民未有定製。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惓藐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 。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
元代聖旨
元朝的寬仁還體現在刑法輕省上，例如笞、杖每一級都減少三下，流放之地比較舒適，北人到湖廣、南人只到遼陽；很多死囚雖然判了，實際上仍在監獄終老，並沒有實際執行。但正如上述，刑法上也存在屬人司法原則，因人而異、南北殊制，就給了那些鑽法律空子的人極大的發揮空間，再加上一些特殊身份人群的道德風險，就會導致冤案叢生。
《元史·刑法志》：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為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鐐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
元代銅錢
四等人制：對一些元朝汙點的辯白
後人對元朝的誤解集中在四等人制，其次是“九儒十丐”，再次如“瓦罐墳”、“共用菜刀”等等。其實這些說法僅僅在明代官修的《元史》中就有反證。
一、儒生的地位。正如上文引用食貨志，儒生是與僧、道、也裡可溫、答失蠻相併列的，儒人種田者，納稅僅有3-5升，須知，10升才1鬥，10鬥才1石，可知這點稅收是微乎其微的，只能說是象徵性的。即便法律條文做不到，元朝官方對儒生的優待也是明明白白擺著的。
《元史·食貨志》：（中統）五年，詔僧、道、也裡可溫、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餘悉徵之。
元代日冕
二、瓦罐墳。後世民間說元朝對漢人老弱是不養的，六十歲後就住進墳墓，每天送一次飯就砌一塊磚，直到活埋而死。這種也許是某些色目人的特殊習俗，可能是存在的，例如日本電影《楢山節考》所反映的習俗。但《元史·刑法志》有明確記載，“諸墳墓以磚瓦為屋其上者，禁之。”那就是說，元朝力挺薄葬風俗，連墳墓都不允許砌磚瓦，又哪來的瓦罐墳呢？
《元史·刑法志》：諸為子行孝，輒以割肝、刲股、埋兒之屬為孝者，並禁止之。諸民間喪葬，以紙為屋室，金銀為馬，雜綵衣服帷帳者，悉禁之。諸墳墓以磚瓦為屋其上者，禁之。諸家廟春秋祭祀，輒用公服行禮者，禁之。三、元代出現了《弟子規》和《二十四孝》，教導民眾愚忠。這也不值一駁，因為《刑法志》明確禁止割肝、刲股、埋兒為孝。當然，這些行為可能很普遍，元朝官方百般禁止都禁止不過來。而且刑法寬仁，才笞三十七下。
元中都蠟像
最後，四等人制度雖然沒有見於元代文獻，但是在金國卻是真實存在的。後人可能將元朝和金國搞混淆了，《三朝北盟彙編》記載，金國對女真、渤海、契丹、漢兒、南人五種族群在權利義務上有顯著差別，須盡義務時漢兒優先，享受權利時漢兒居末。這種制度在金國可能是非常嚴重的，因為金國實行儒家統治，強行劃歸一致，現實上卻做不到，引發了種種衝突。而元朝實行差別治理，承認各個族群在習慣法上的差異，求大同、存小異，並沒有深植仇恨。後世可能誇大了這種差別治理的弊端，將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看成了四個等級。
《三朝北盟會編》引《燕行錄》：……有公事在官，先漢兒、次契丹、方到金人。丁未冬，宰相劉彥宗差一人知燕山玉田縣，國裹朝廷亦差一人來交割不得，含怒而歸。無何，國裡朝廷遣使命至燕山拘取劉彥宗賜死，續遣一使來評議彥宗，各賂萬緡乃已。有兵權錢穀，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漢兒雖劉彥宗、郭藥師亦無兵權，契丹時不用渤海，渤海深恨契丹；女真兵興，渤海先降，所以女真多用渤海為要職。……
元代道教壁畫
世人對元朝存在這些誤解也不是沒有緣由，很大可能上，元朝末期的江南地區（南人地區）出現了比較大的問題。那就是，元朝的寬縱給了奸人最大的活動空間，這些人在元朝的差別治理體系中如魚得水，通過消費這種寬鬆秩序而自肥，導致下層社會怨聲載道。再加上欽察人不花帖木爾、燕鐵木兒等人的專權以及重商主義政策，讓商業為主的色目人特別舒適，而農業為主的南人卻有很強的被剝奪感。否則元朝也不太可能被這麼快就打垮了。（完）
元倪瓚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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