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2019年11月22日，由中共央宣傳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指導，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黨委共同主辦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研討會”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舉行。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鄢一龍作了題為“互聯網時代的中國之治”的發言。以下根據鄢一龍現場發言整理，已經本人審定。

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逐步走向萬物智能、萬物互聯的互聯網時代，信息、數據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生產資料，而網絡化、數據化、智能化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最大生產力，哪一種治理模式能夠代表、引領、解放這種先進的生產力，就能夠擁有更光明的未來。

現代西方制度模式是幾百年的現代化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總體上可以視為工業革命的產物，當時合理的今天未必合理，當時有效的今天未必有效，當時先進的今天未必先進。我們的治理現代化不是西方化，不是以西方為標準模式的改革，除了我們獨特的文明母體與國情條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適應與引領時代的變革，去推進適應先進生產力的制度模式。

互聯網時代具有兩個相反相成的趨勢——去中心化與強中心化，而中國的制度模式是“一統多元”，治理模式既不是單中心，也不是多中心，而是“1+N”中心，政治集中與行政分權結合、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結合、社會主義優勢與市場經濟結合、民族共同體與民族多樣性結合、共同價值與多元觀念結合，正是這種相反相成的結合，使得中國體制既能表現出高度團結的力量，又能表現出高度的活力，這是與互聯網時代的兩個基本趨勢是高度相應的。

互聯網時代正在改變與顛覆工業革命以來的治理邏輯，佔據統治地位的舊邏輯正日益讓位於蓬勃興起的新邏輯。

首先是從科層思維到聯通思維。

科層制是工業革命以來組織化的基本形式，而到今天，權力控制為中心的科層思維要逐步讓位於以信息鏈接為中心的聯通思維。韋伯式的科層組織形態將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化、“液態化”的新型組織形態與網絡化的協作平臺。

中國共產黨是具有互聯網思維基因的政黨，群眾路線、統一戰線就是聯接最廣泛群體的思維模式。在執政條件下，單純依靠政府，按照行政邏輯來管理人民，就會造成政府與群眾的關係由魚水關係轉變為接觸而不融合的舟水關係，根本上需要按照十九大報告指出的“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將群眾路線內嵌到國家治理體系中，推動黨員幹部與群眾形成血肉聯繫、魚水關係，也就是四中全會要求的“始終做到為了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引領群眾、深入群眾、深入基層。”

同時，與互聯網時代的要求相結合，政府需要從條塊分割的科層制政府向平臺型政府轉型，推動構建真正的一站式的、用戶中心的、無縫隙的政府。政府負責的審批等事項，一旦提交到服務窗口，就表明政府接單，整個流程推進責任就由個人（企業）轉移到政府，對於個人與企業而言，政府就變成一臺自動運轉的、提供服務的機器，在規定的時限內完成相關服務，而其中的銜接不需要個人（企業）再跑斷腿，而是政府內部的自我協調。

通過流程管理信息化平臺，對於大部分已經標準化的工作完全可以流程管理，而對於個性化的訴求，進行定製化服務，同樣可以進行項目單流程管理。同時用戶與管理者可以很方便地對項目單的流程信息狀態進行跟蹤，類似我們經常在網絡購物上看到的快遞服務的跟蹤記錄，從出庫、運輸、到站、配送等都有詳細記錄。人員的激勵與協調也可以依託信息化平臺進行。送餐的快遞小哥們的分秒必爭和彬彬有禮，就是基於信息平臺的協調和激勵機制的有效性的表現。

我國的社會治理也是一種網絡型治理模式，我們有4百多萬個黨的基層組織，同時“支部建在連上、黨小組建在班上”，實現黨的基層組織與社會組織的細胞單元結合，並通過群團組織、協會、社團等紐帶型組織，將中國社會聯接成一種超級的網絡型組織，它聯接著14億人民，延伸到不同類型的企業組織、各級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之中，它兼具集中控制的星型結構與分散控制的分佈式結構的特徵，從而能夠構建四中全會要求的“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我們在國際關係上也是互聯互通思維，我們不搞結盟關係，而是建立夥伴關係，就是要實現國家節點之間的彼此聯結，難怪西方人不懂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除了別有用心抹黑之外，也有個從工業時代權力思維到互聯網時代聯通思維的認知升級問題。“一帶一路”的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本質上就是以地緣關係為基礎形成通過基礎設施聯接、發展政策對接、貿易往來、資金流動與人員交流，從而構建一個龐大的共同發展網絡，而不是像西方人鼓吹的那樣，中國要進行海權與陸權的地緣政治擴張。

第二，從私益思維到共益思維。

工業革命以來，大大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基本教條就是鼓勵個體追求利益最大化，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消費者追求福利最大化，並將自利性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引擎。與工業時代的私益性特徵不同，互聯網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共益性，而這是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性質是高度相應的。

在生產端，互聯網時代的網絡性使得對於公共性基礎設施的依賴要遠高於工業時代，而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基建狂魔”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根本的制度基礎設施密切相關，這使得中國不僅能夠創建更好的交通基礎設施，也能夠創建更好的信息基礎設施。

這也是為何臉書的CEO扎克伯格在國會作證回答為何他們不能像支付寶與微信一樣做移動支付時，吐槽說：是因為中國建立起的基礎設施要比美國先進的多。

中國的抖音與快手等軟件之所以能夠比美國等其他國家領先一步，成為全球短視頻、內容電商APP的巨頭，在全球互為競爭對手而沒有其他對手，這是中國的4G網絡、智能手機普及、快速物流幾個方面條件配合的結果。

對於三大電信運營商而言，他們作為國有企業，不能只從企業盈利的角度考慮問題，他們需要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讓4G網絡覆蓋到中國的每個角落，2018年底中國4G網絡覆蓋率達到了95%，[1]今天推進5G建設也是如此。中國高鐵等現代交通網絡的迅猛發展，也為快速的物流體系建設提供了基礎條件。

進而言之，互聯網巨頭也要成為共益性的軟件基礎設施。

互聯網巨頭的用戶規模達到了宏觀規模，字節跳動旗下APP月活用戶數已經達到了15億（未扣除不同APP的重複計算），比中國的總人口還多。2019年天貓雙十一一天的成交額為2684億元，超過了海南省一年的消費品零售總額（2018年為1717億元）。

這種類型的互聯網企業已經不能用傳統的私企、微觀企業加以看待，而是要將他們視為具有基礎設施特徵的“共益性企業”，傳統企業的社會責任主要是外部責任，而這種類型的企業社會責任就內嵌在企業之中，中國的制度有助於引導這些企業體現更強的共益性特徵。

我們看到了共益性的層層嵌套、層層支撐邏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支撐起了提供信息基礎設施的國有運營商，而信息基礎設施又支撐起了互聯網巨頭的發展，互聯網巨頭又通過提供軟件基礎設施支撐起企業、商家的發展。

在消費端，消費行為也越來越表現出共益性。西方經濟學過多的強調私人福祉，而實際上，人民福祉總是由私人福祉與公共福祉兩個部分構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使得它能夠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而隨著互聯網時代的發展，公共產品、公共福祉越來越成為更重要的消費。

互聯網時代消費邏輯正從產品為王、服務為王轉向注意力為王，背後原因就在於供給稀缺正在向供給充裕轉變，互聯網信息供給是無限充裕的，而反過來人的時間與注意力卻成為稀缺的寶貴資源，這就造就了“免費經濟”、短視頻、微博等的成功，而這一點日益在實物經濟消費中表現出來，消費的剛性需求在下降，甚至產品的質量與品牌的忠誠度重要性也在下降，而追新品，消費有故事、有趣味、有文化的產品正在成為潮流，因為特定的消費場景、社交與關注引致的消費成為新的爆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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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賦權思維到賦能思維。

TH·馬歇爾區分了三個維度的公民身份：公民的（civil）、政治的（political）、社會的（social）。[2]工業革命以來經歷了這三個維度的賦權過程，公民權利的賦權，帶來了公民社會；政治賦權，即投票權的擴展，帶來了選舉民主；社會賦權，將人民的權利擴展到經濟社會領域，形成了福利國家。

互聯網時代更重要的不是賦權而是賦能，賦權給予個體追求夢想的自由，但是並不能給予他們追求夢想的能力，賦權給予的是形式自由，而賦能給予的是實質自由。互聯網時代通過信息賦能、科技賦能、平臺賦能提高了網絡節點上的組織與個體實現自身夢想的能力。

例如，移動支付的出現幫助小商店解決了融資難的問題，顧客偏好信息可以被準確的收集、儲存與挖掘，顧客流信息能夠提供小商店的信用基礎。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以來，移動手機成為農民的“新農具”，隨著快手、抖音等短視頻軟件的出現，使得農村農民的活動與產品能夠被看見，被關注，從而產生了巨大的流量，基於此延伸出來的內容電商、鄉村打卡旅遊，已經成為鄉村脫貧的新動能。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職能經歷了黨政分工、政企分開、政社分開的職能轉型，但是並不是單純地賦權型轉型，而是由“全能型國家”轉型為“賦能型國家”，從而能夠從不同層面對於企業和個體進行賦能，包括資源賦能、政策賦能、組織賦能、民生賦能、信息賦能等。

中國政府的大量政策都是賦能政策，包括雙創政策、中小企業的扶持政策等，中國市場主體高度活躍，2018年中國市場主體已經達到1個億（其中企業超過了3100萬戶），五年間增加了70%以上。[3]中國政府在民生領域進行了大量公共投資，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就業水平，通過投資於人，對個體進行賦能，擴展他們參與市場競爭的“可行能力”。賦能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組織賦能，例如鄉村扶貧、鄉村振興的重要條件就是組織振興，通過組織黨員、組織群眾，給農民賦能，使得他們能夠擺脫貧困，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第四，從制衡思維到監督思維。

工業時代避免政府官員作惡的關鍵是限制權力，所謂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解決的方法要對官員的權力進行分權與制衡，但是這種類似力學平衡的制度設計模式也帶來了權力運行效率下降的問題。互聯網時代避免政府官員作惡的方式關鍵是充分信息，中國沒有走分權制衡的道路，而是走了一條監督為主的道路，十九屆四中全會對權力監督體系做了嚴密的系統設計，通過監督而不是制衡能夠使得我們有可能去建設既高效又清廉的體制。

監督思維是和互聯網時代高度相應的，在這個時代監督者一定程度上會比被監督者更瞭解他自己，現在副處級以上幹部每年都要申報財產狀況等個人事項，我們在調研中瞭解到一個案例，有位地方政府官員有個長期處於休眠狀態股票賬戶，申報的時候忘記了，不久就接到有關部門的電話，告訴他某年某月開了股票賬戶，目前還有一千多元的餘額，沒有按照規定申報。今天政府官員的出行、用餐、支付、轉賬等等都會留下數字痕跡，在數字之眼監控之下，任何違規行為都無處遁形。

第五，從糾錯思維到迭代思維。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快速決策、快速行動、快速調整是互聯網時代克敵制勝的關鍵。

西方政治體制由於分權制衡、利益集團的滲透、冗長的程序、遍佈否決點（veto players），經常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而中國的分工體制能夠快速決策、有力實施，這使得它能夠快速響應時代的變動。

2013年11月,現任英國首相，當時的倫敦市長約翰遜體驗完中國高鐵，回國後在《每日電訊報》發表文章，大發感慨：

這條從北京到上海全長813英里(約合1300千米)的高速鐵路，沿途經過多個新建的漂亮的大理石車站，寬敞的大廳一塵不染——整個項目歷時多久？兩年！朋友們，是兩年！這是我們空談高鐵2號項目的時間，兩年間我們花費數億英鎊進行設計、協商、規劃，卻到現在還沒有鋪設鐵路。[4]

當然西方決策遲緩的一個原因是避免出錯，就是所謂的“民主是一種糾錯機制”，問題在於所有決策都不可能完美，都需要在決策質量與決策速度之間取得平衡。互聯網時代是一個瞬息萬變、以快打慢的時代，糾錯思維要讓位於迭代創新的思維，邊推進、邊學習、邊升級，實踐本身就是一種學習機制，就是一種應用場景的“制度訓練”與“政策訓練”，需要根據實踐反饋進行迭代創新，不斷打補丁，不斷升級，而不是陷入制度僵局。

中國已經形成了若干決策——實施的政策循環，包括：黨代會、中央全會、五年規劃、年度政府工作報告等，這些都是中國製度體系中的迭代創新機制。

從與西方制度競爭的視角看，有一個概念是“代差”——非線性的代際變化帶來的差距與差異，真正的顛覆者不是和你一個模子，但比你更好，更強大的競爭對手，而是那些現在看起來不起眼的，但是具有新一代的思維模式和做事方式的潛在對手。不但企業之間的消長是代差競爭，大國崛起的競爭也是代差競爭。

近代中國之所以在西方面前毫無招架之力，中華帝國體系在西方衝擊下崩塌，是因為對方是降維打擊。

而今天大勢發生了逆轉，進入互聯網時代，所有的國家制度與治理模式，都要做出調整與升級。而美國製度體系主要是工業時代的產物，雖然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但是很難自我革命與自我調整。中國共產黨是有互聯網思維基因的政黨，中國製度模式與治理模式具有互聯網時代治理特徵，很有可能逆襲而上，成為互聯網時代制度模式的典型。而中國的制度模式能夠很好的與互聯網的技術條件、組織形態與思維方式相結合，中國製度對於西方制度的超越，有可能會是升維超越，雖然今天這一點還看得不明顯，但是越隨著時間流逝，會越發顯得清晰。

[1]工信部：2020年前我國4G網絡覆蓋率將提高到98%，人民郵電報，2018-10-23。

[2] T.H. Marshall, citizen and social class, 1950,from: Inequality andSociety, edited by Jeff Manza and Michael 2009,W.W.Norton and Co.:New York.

[3]工商總局：我國市場主體過億戶 五年增加70%，人民網北京，2018年3月16日電。

[4]新華社倫敦2013年11月5日新媒體專電。

Editor's Note: In the "Symposium on Studying the Spirit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eld in November 22, 2019, Yan Yilong argued that in the Internet era when everything is interconnected and more and more intelligentized, information and data shall serve as new means of production, while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ization shall become the greatest productivity. If any governance model could represent, lead and liberate such advanced productivity, it will have a brigh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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