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泉州開元寺最早建於唐朝武后垂拱二年（686年，原名蓮花寺，後來屢次經過改名，先後被稱為興教寺、龍興寺。唐朝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下詔在全國各州各建一寺廟，均以年號命名，於是，這個寺廟就正式定名為開元寺。
關於這座寺院的來歷還有一個傳說：當年泉州有一個名叫黃守恭的人，他是軒轅黃帝的兒子有熊氏的後代。黃守恭在泉州為官，成為一方鉅富，有許多田地。一個名叫匡護禪師的僧人去向黃守恭要地建寺，黃守恭不給，並對禪師說：“你想要我的地，等到我後園的桑樹開蓮花，我就把地給你。”第二天，匡護禪師來見黃守恭，對他說：“你家後園的桑樹已經開出蓮花了。”黃守恭半信半疑，去後園一看，桑樹果然開滿蓮花。但是黃守恭反悔，不願給地，禪師便飄然離去，毫無蹤跡。可是黃守恭從此一病不起，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桑樹上的蓮花也整整開了三年。最後，黃守恭嘆息地說：那個匡護禪師不是普通人啊，就讓人四處尋找。這時，匡護禪師又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黃守恭便把自己的土地全部施予修作了寺院。
開元寺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一座重要古寺院。整座寺院南北長260米，東西長約300米。在寺院的中軸線上，從前往後依次有紫雲屏、天王殿、拜亭、東西兩廊、大雄寶殿、甘露戒壇、藏經大閣。中軸線的東側還有準提寺：中軸線的西側有功德堂、聖院。大雄寶殿前的東西兩側各有一座大石塔。這就是全寺的規模。
紫雲屏實際上就是一個大照壁，是在明朝萬曆四年（1576年）建造的。
天王殿實際上就是開元寺的山門，其面闊五間，懸山式頂，殿的左右兩側各塑了一尊天王像。
大雄寶殿也稱為柱殿，現存的建築是唐乾符四年（877年）重建的。後來，大殿在元代被毀，直到明朝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才又重建。殿頂為重簷歌山式頂，面闊九間，進深六間，高20米，總面積達到1387平方米，原有立柱100根，以梁簷柱減支根，柱子式樣有龍柱、圓柱、海棠柱，殿後兩根青石柱是婆羅門教的貴重遺物。
此處，值得重點闡述的就是這兩根古印度式樣的石柱。這兩根石柱製作得非常精美，柱面雕琢了印度式紋樣。它與大雄寶殿其他部分的裝飾藝術風格截然不同，並且和大殿的其他各根石柱造型、雕刻題材都有明顯的區別。因此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那麼，為什麼要使用這兩根印度式石柱？
1960年春，筆者在泉州調查古代建築時，對開元寺的這兩根石柱進行了考察。當時，承吳文良先生介紹，筆者看到了一批當地出土的印度式石刻，覺得非常新穎，它們是一些重要的資料。吳先生還談到在元代時，泉州有一座婆羅門教的廟宇，還曾經引文加以論證過。但是，這座婆羅門教廟宇的建築形式到底是什麼樣的？它與開元寺大雄寶殿的兩根印度式石柱的關係如何？這些問題還都需要進一步解決。
回京後，筆者翻閱文獻，又得知二十年前，北京輔仁大學的德籍教授艾克在南遊福建時就見過這兩根石柱，並對石柱的來源提出過一些看法。他甚至還將這些資料傳送給印度學者庫瑪拉耍彌。庫氏也曾經著文討論過這個問題。
開元寺使用的印度式石柱與古代這個地方的海外交通發展有很大關係。在唐宋元時，泉州是世界第一大商港，海外交通非常繁榮。特別是在宋元兩代，泉州的海外交通得到進一步發展，成為世界性的大型商貿港。各國商人、教士來中國的人數日益增多，政府在泉州還特意開闢了“番坊”以供他們居住，同時也修建了一些帶有外國風格的建築。
今天，從留在泉州的建築遺物以及石刻、墓葬來進行考察，在這些國外來的商人、教士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和歐洲人，當然也有很多印度人。他們來中國經商，傳教，建築房屋，就有可能帶來了中亞、南亞和歐洲的建築風格。只是現在這些實物大部分都被毀掉了，不能對它們進行全面地瞭解。
印度人信奉婆羅門教，他們很有可能在泉州也建造過婆羅門教的廟宇。筆者通過實地調查曾看到過一些遺物。因此，筆者認為在泉州曾經確實存在過婆羅門教的廟宇，不僅存在過，而且這座建築的規模還不小，應該是一座大型神廟。古婆羅門教建築在中國各地從未被發現過，從文獻裡也從來沒有查到過有在中國修建婆羅門教建築的記載。因而，元代在泉州出現的婆羅門教廟宇，這還是第一個，也有可能是僅有的一個。
關於這座婆羅門教建築的式樣，根據出土的石刻建築遺物（例如神殿臺基石、須彌座、石柱、各式石柱礎、石柱頭、石門框……）的尺度與式樣，以及古印度婆羅門教的神殿建築實物，可以推測出神殿建築的概略情況。但是，若作正式的復原圖，目前的資料還不夠，有待更多的石刻構件出土。現在初步認為，它是一座雄偉壯麗的石造建築
其平面可能是方形，轉角作折角式（從出土的轉角柱頭可以看出來），最下部分施用了臺基。臺基石下部的邊角處施寬壯的鼓肚式覆蓮瓣，中間刻有兩條方楞，最上一層為卷尖式的蓮瓣。這種出土的臺基石有千方以上，可知臺基周邊有多麼廣闊，因為它承託著全部建築。臺基以上再置須彌座，根據座的高低尺度不等，可能有2一3層，座的束腰刻有人面獸身像的獅子等紋樣，用束腰柱分間，圓柱刻有束腰線條數道，上下兩枋刻仰覆蓮瓣。
殿身： 東西南北四面及中心部分可能做成廊柱。靠牆面部分凸出半柱，這從出土的柱礎、柱頭都可看出來。柱礎有數種，其中的圓形礎石圓楞間夾著串珠，它連接在做成須彌座狀並有人面形雕刻的牆基上，可能是一種轉角柱的礎石；其中還有“雙柱”之柱礎石，做成兩個方形須彌座，上、下枋都有數層疊澀，座身刻蛇形圖案，可能用在正面牆面上。
礎石作成圓形、方形或者八角形。至於柱身，還是方形的多，或者是方圓相結合的，殿外的柱身雕刻比較簡單，殿內柱身比較複雜細緻。根據現存的與出土的幾根柱的柱身來看，則分上中下三段，每小段做成了方形，在四個表面刻有圓盤，盤上刻有印度神話故事，在每段的上下四角處都有束蓮之蓮花，這種做法在印度中世紀的神殿中就已經使用過了。泉州石柱的形象和這些石柱形象是一樣的。在柱頭分開的花樣較多：出土的轉角柱頭一端作捲雲狀，另一端是一束下垂著的粗壯蓮花，也有的在一個柱頭的兩側的花朵作為對稱式向下垂著。因此，吳文良先生稱這為“花朵式”柱頭。在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頭的種類很多，它的形式也是從印度傳來的，中世紀印度“烏耶勞爾”神殿的“卡那拉穆”柱十餘根，每個柱頭全做“花朵式”，個個都有束蓮向下垂著，非常生動。柱頭，柱身和泉州石柱相同，僅僅方塊上無圓盤雕刻溼婆神像。
在門廊內牆面上開門，門口高大，門框石厚重，下端雕刻武士、巨猴像。這種形制在印度常常用在獨立柱或倚牆柱的表面，也是在進門附近。“牟札菲甫爾”的“拉加撕昂”石柱雕一女神像，也是在最下端、上段刻八角形柱面，與此形制相仿，但是“拉加撒昂”石柱使用的年代更早。因此，泉州神殿用在進門之門框上更有可能。門楣作平口，以出土之石橫額為證，在印度實例中也都是平口的不做券門。牆面施用浮雕，間有大小神龕。
廊柱柱頭簷子之間置縱橫方向的梁枋，上鋪厚石板，做成寬壯的簷，簷上覆置二層或三層殿身。大廳的中心部分可能做穹隆頂，外表用石塊砌平，用一些有突出雕刻的石塊作為裝飾。在外觀上，可能不只注重一個立面，從四處望去都是很美的，猶如一座雄壯的方形樓閣。它由基座部分（包括臺基、基座）、殿身部分（數層在內）、殿頂部分（平臺、穹隆頂、雕像）三部分組合而成。整個形體雄厚有力，非常穩固。
由柱面可知，神殿的內部處理和牆面浮雕不像純印度式那樣複雜，但是比外牆面雕刻得豐富多了。有裸體女神、四臂神像、溼婆、金翹鳥等印度神話題材雕刻，以及各種紋樣的圖案（如蛇形圖案、半獸半鳥翼形圖案……）。神殿殿堂空間甚大，規模宏偉。在殿堂中間，列置雕琢精美的明柱至少有四根以上。它就猶如中國佛寺大殿中的金柱排列。至於柱面形式以及束蓮等，與印度“烏耶勞爾”神殿的“卡那拉穆”柱完全相同。但是從出土的東西看來，泉州婆羅門教神殿的浮雕比較粗獷大方，比印度實物要簡化多了，它不像印度神殿雕刻那樣細緻與煩瑣。
關於神殿的整體形象。與印度中世紀一些婆羅門教神殿，例如印度6世紀與14世紀之間的“馬來克丁”神殿（此為南印度“多來必答”式最早的神殿“亦爾巴克下”神殿、太陽神殿）的形式相似。但這神殿更近似於“烏耶勞爾”神殿：方形，獨立式，四面對稱，或由一殿與數殿組合而成，主要屋頂部分凸出，施用柱廊，獨立柱與倚牆柱柱面雕刻華麗。
神殿從下到上，從裡到外，全部用青色花崗石雕成，其結構方法也全用大型石塊安裝，尺度比例較大，主要形式與印度中世紀婆羅門教建築相仿。它除在花紋方面略帶有中國紋樣外，建築形象與中國建築毫無共同之點。吳文良先生說是一種爪哇日惹附近婆羅浮圖塔的式樣。筆者認為它與爪哇婆羅浮圖塔沒有相似之處。婆羅浮圖塔基壇面積龐大，上有三四層方壇，壇上列置無數小塔，中間一個大塔，和它在整體造型與個別處理上，都沒有共同的地方。爪哇7一8世紀建造的一些婆羅門教神殿，僅僅在細部雕刻方面與泉州神殿略有相似的地方，並不十分鮮明。
泉州婆羅門教神殿的浮雕，為什麼與爪哇的婆羅門教神殿略有相似之處？這主要是因為爪哇地區受婆羅門教影響較大，而爪哇與泉州相距不算遠，是海上交通的要道。因此，那裡的建築風格很容易傳到中國。
以上的論述是根據泉州出土的實物與印度建築史的實物，證明曾經在泉州建立過婆羅門教神殿，出土的石刻構件以及在殿內使用的花朵式柱頭就是重要證物。那麼開元寺大雄寶殿後簷石柱的來源就可以解決了，毫無疑問，它原是婆羅門教神殿內的東西，而後從神殿搬移到開元寺的。
元朝末年古婆羅門教神殿毀後，於明朝洪武年間重建開元寺大殿時，將兩根石柱移置於大雄寶殿後簷。這樣做不但保存了舊物，同時利用了舊料，而且放在後簷也不影響觀瞻。另外大雄寶殿的次間、稍間所有八角形柱，也是明代重修時加上的，增加了不少新柱，由此也可以得到旁證，證明當時確有加柱的事實。
此外，搬用婆羅門教神殿舊料使用的例子也有很多。例如泉州東街一處小巷裡，有一個住宅側面的外牆壁上還鑲砌一塊青色花崗石的雕刻，其圖案花紋也與這些構件相似，也是婆羅門教神殿的遺物。很多年以前在泉州城東北隅，距離開元寺不遠的小廟焚帛爐上也有兩塊石板砌於牆上。泉州海龍王廟中也有兩根石柱，但是圓盤中沒有神話的雕刻，另外在開元寺大雄寶殿前臺所砌的一圈須彌座，以及正門門額的幾處石料，也是與二柱同為婆羅門教神殿移來的。從這幾處也可以證明搬用神殿遺物在當時很普遍。
但是，艾克、庫瑪拉耍彌二人認為此二柱是開元寺大雄寶殿原來的構件，並且說明是明清時的摹擬之物，原摹本早已毀壞無疑等等。這些說法是錯誤的。首先是在其論文中引用文獻的錯誤，“《開元寺志》謂大殿始建於垂拱間，補修於1095年，毀於1155年，旋即復建，時或當在元代……”復建並非在元代，而是在宋代，宋更創支院百區，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武靈劉鑑又奏將支院合為一大寺，賜額“開元萬壽禪寺，至正間災，明洪武、永樂間漸次重建。艾克先生認為這兩根印度式石柱是元代重建時作品，其實元代並未重建開元寺。同時此二石柱也不是印度原物的中國模本，而是中國匠師的作品。它們以印度故事圖案為主題，也糅合了中國紋樣，出現以印度題材為主的混合式，而不是什麼“摹本”。艾克先生又說到，石柱為清乾隆年間所仿製。這更是荒唐。
庫瑪拉耍彌說：“然印度遺物中，與此種作風之最相似者，殆即13世紀錫蘭之藝術。惟以餘個人觀察，則觀有者，恐最早不過於明也。”泉州古印度婆羅門教神殿建立是在元代，石柱是元代作品，為什麼說最早不過於明也？當然無法回答。二先生所論證的年代、來源是錯誤的。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判斷此二石柱不是開元寺大雄寶殿原來的東西。它是從古婆羅門教神殿移來的，把它們運用在後簷柱上，無疑是對的，使之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與陳列，至今仍然完整如新。這兩根石柱，對中世紀宗教建築史的研究，特別是對元代建築史的研究，是一項寶貴的資料。
甘露戒壇在大雄寶殿的後面，建於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現在的壇寬22.6米，進深36.3米，面積為820平方米。殿頂正中內有藻井，其結構做法十分複雜，再加上如意鬥棋，飛天樂伎，建築工藝是十分複雜的。
鎮國塔（東塔）、仁壽塔（西塔）都是開元寺中的主要建築物。兩塔之間的距離大約有200米左右。
現在保留下來的東塔是一座五層石塔，塔高48.24米，整整用了十二年時間才建成。西塔從施工開始，用了整整十年時間才建成，塔高44.06米。這兩座塔初建起來時，全是木塔。但是，由於木塔不能長年抗風雨的侵蝕，所以到了明代重修時都改建成了石塔。這兩座塔都是八角五層的結構，至今保存得非常完好。在中國的石塔歷史上，這兩座塔是最成功的石造樓閣式塔。而且它們的施工時間長，石塊安裝加工都很細緻，尺寸合縫，做工精細，真是一對珍貴的寶塔。
此外，在寺院中還有一座五輪塔，有一層臺基，兩層基座，塔身為“窣堵波式”，上覆傘蓋（即塔頂），上還有石塔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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