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宗朱祁鈺（1428年9月11日—1457年3月23日），明朝第七位皇帝（1449年―1457年在位），明太祖朱元璋玄孫，明宣宗朱瞻基次子，母為賢妃吳氏，年號景泰（1450年—1457年）。
(明代宗朱祁鈺畫像)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駕崩。二月，朱祁鈺封郕王，奉藩京師。正統二年四月，行冠禮。
(《大明風華》中李昕亮飾演朱祁鈺)
正統十四年（1449年），朱祁鈺的皇帝哥哥明英宗御駕親征，留他為監國。結果爆發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瓦剌咄咄逼人。一時之間，朝野震驚，京城人人自危，甚至有的富戶準備轉移財產，個別大臣也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南京。
面對危機局面，大明朝堂之上圍繞是“戰”還是“遷”開展了紛爭。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八日，孫太后壓陣，監國朱祁鈺主持召開御前會議，商討對策。首先是翰林院侍講徐珵（即後來參與奪門之變的徐有貞），根據天象的變化首先提出遷都南京，以避刀兵。”南遷“之議，頗得一些大臣支持。于謙當即否定這項提議，認為皇陵、宗廟、社稷都在北京，不可輕易遷移；而且要以北宋為教訓，指責南遷是亡國之論。
(《女醫明妃傳》中黃軒飾演朱祁鈺)
正統年間，明英宗寵信宦官王振，大臣凡是有不利於王振者，非死即貶。如今皇帝被俘，王振被殺，眾大臣紛紛吐氣揚眉，甚至跪在午門外，要求監國朱祁鈺懲處王振餘黨。這時王振的死黨錦衣衛指揮馬順出來阻擋，當即被憤怒的群臣打死，並將王振同黨，王振外甥——王山也被當庭打死，史稱午門血案。朱祁鈺害怕想回宮去，于謙拉住他的衣袖，說王振罪當誅九族，馬順等罪當死，應不予追究。於是，朱祁鈺下令馬順等罪有應得，眾臣無罪。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八日，王文上書朱祁鈺，希望他以江山社稷為重，承繼大統。當時的皇太子朱見深年僅兩歲，為免主少國疑，于謙等大臣稟明孫太后，最終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九月擁立朱祁鈺為帝，改元景泰，遙尊明英宗為太上皇。同時大規模的清算行動展開，諸多的王振黨羽紛紛落馬。
朱祁鈺登基之後，還下詔邊關守將不得聽信瓦剌的藉口，使得瓦剌意圖用明英宗的名義騙取財物、騙開關門失敗。瓦剌氣急敗壞，發兵攻打北京。朱祁鈺任用於謙等人，組織北京保衛戰，整肅內部，調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終在同年十一月擊退瓦剌，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
突如其來登上皇位，大權在握，朱祁鈺也就不願意放手。北京保衛戰之後，明軍多次擊敗瓦剌。瓦剌首領也先見撈不到好處，便想放了明英宗，藉此求和。他想放，可是朱祁鈺卻不願意接。大臣建議朱祁鈺迎回明英宗，他不悅，說我本來不想當這個皇帝的，當初是你們逼著我當的。這個時候，于謙說，皇位已經定了，不會再更改，所以理當儘快接他回來。朱祁鈺見最得力的大臣都這麼說，只得說：“聽你的，聽你的。”便先後派遣李實、楊善出使瓦剌。派去瓦剌的使臣楊善隨機應變，竟將太上皇迎回，生米煮成熟飯，朱祁鈺也只好接受了這個事實，但即便如此在迎接的禮儀上，朱祁鈺也減了又減，明英宗抵達北京後，由安定門入城。之後，改乘法駕，入東安門，朱祁鈺自東安門出迎，行拜見之禮，明英宗答拜，互拉雙手，淚涕沾襟，相互推辭遜讓了許久。
將明英宗迎回了北京，朱祁鈺隨即把哥哥軟禁在南宮。一鎖就是七年。
明英宗迴歸之後，雖為太上皇，卻被軟禁在南宮。朱祁鈺從內心來講並不希望明英宗回朝，為防備明英宗與舊臣聯繫，對他的一舉一動，都嚴加防範。朱祁鈺接受太監高平的建議，將南宮的樹木全部砍伐，以防有人越過高牆與明英宗聯繫。
隨著帝位漸漸鞏固，朱祁鈺並不滿足，他不僅自己要做皇帝，而且希望自己兒子朱見濟能夠取代明英宗的太子朱見深成為皇位的合法繼承人，於是他為此賄賂朝臣。
土木之變之際，孫太后先立明英宗之子朱見深為太子，後立朱祁鈺為帝。孫太后的用意很明白：大明江山依然是明英宗的，朱祁鈺只不過是代理執政而已。由於太子是皇太后立的，朱祁鈺不得不慎重。他先試探頗有資歷的太監金英，說“七月初二日，是東宮太子的生日”。金英立刻回答，“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前者是朱見濟的生日，後者是太子朱見深的生日。
初步試探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朱祁鈺很是隱忍了一段時間。然而，他仍舊不停地試探，甚至賄賂朝臣，希望他們在重建儲君的問題上能站在自己這邊。終於換來宦官和朝臣的默認。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朱見濟並不是汪皇后的兒子，因此她並不同意丈夫的做法。她悍然爭辯，隨後被廢了皇后，打入冷宮。就這樣，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鈺把侄子朱見深的皇太子廢掉，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不想到了第二年，朱見濟就夭折。朱祁鈺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明朝信奉正統，認為皇位應該屬於英宗一系。貴州道監察御史鍾同曾言：“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同時兼陳一切弊政。朱祁鈺聞訊大怒，鍾同被下獄杖死。
朱祁鈺正當壯年，子嗣的問題在這個時候尚未顯得突出。可是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初，他突然得了重病，皇儲的問題再次擺上桌面。眾臣議論紛紛，一時之間，定不下來。十六日內宮傳來消息，說朱祁鈺病體康健了。於是眾臣準備第二天上朝的時候再商議皇儲問題。這一夜，爆發了奪門之變。石亨親眼看到了景泰帝的病況，估計其行將不起，便與徐有貞秘密策劃，準備迎請英宗復辟。之後，二人密稟孫太后，取得了她的懿旨。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七凌晨四更，石亨、徐有貞等人領軍打開長安門，接著迅速趕到南宮，請明英宗復登大位。到東華門，守衛大聲喝止，明英宗高喊：“我是太上皇！”東華門隨聲而開。明英宗堂而皇之進入大殿，五更時分，百官在午門外朝房等待朱祁鈺升朝，忽然聽到宮中鐘鼓齊鳴，宮門大開，徐有貞出來高聲宣佈：“太上皇復位了！”目瞪口呆的公卿百官在徐有貞的催促下，匆匆整隊入宮拜賀。朱祁鈺聽到鐘聲，問周圍的人說：“這是于謙嗎？”。周圍的人回答說：“不是，是太上皇”。朱祁鈺說道：“哥哥做皇帝了，挺好的。”
明英宗復辟當日即逮捕了兵部尚書于謙、大學士王文，並將一批大臣、太監下獄。隨即廢朱祁鈺為郕王，將其軟禁到西內永安宮。朱祁鎮復辟後兩三天，在朝堂之上對大臣們說，弟弟的病好多了，可以吃粥了。眾臣皆默然不語。一個月後，二月十七日（一作十九日）癸丑，朱祁鈺死去，死因不明，一說為被人殺害。正月二十一，明英宗改景泰八年（1457年）為天順元年。不久之後于謙等當初擁立朱祁鈺的大臣，紛紛被明英宗以謀逆之名，處死。景泰朝結束。
明英宗復位後，下詔指斥朱祁鈺“不孝、不悌、不仁、不義，穢德彰聞，神人共憤”。並廢其帝號，賜諡號為“戾”，稱“郕戾王”。這是一個惡諡，表示朱祁鈺終身為惡。按親王禮葬在北京西山。朱祁鈺因此成為明朝遷都北京之後，僅有的一個沒有被葬入帝王陵寢的明朝皇帝。
但成化年間，一些臣僚開始為朱祁鈺不平，他們認為朱祁鈺危難之時受命，削平惑亂，使老百姓安居樂業，功勞很大，卻諡以“戾”，很不公平。甚至有人責問，當時若不是朱祁鈺即位，瓦刺如何能退，明英宗如何能返京。
明憲宗雖然曾被朱祁鈺廢去太子地位，但對這位叔叔的功績還是相當理解。幾經周折，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下詔恢復朱祁鈺帝號，定諡號為“恭仁康定景皇帝”，並下令按帝陵的規格修飾陵寢。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景帝的功績。但明憲宗沒有給朱祁鈺全面平反，所定諡號僅為5字，而明朝其他皇帝的諡號都是17字，朱祁鈺在規格上較其他皇帝低，而且朱祁鈺還沒有廟號。
直到南明弘光時期，朱祁鈺才加上廟號代宗，並增加諡號到17字——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至此，朱祁鈺在禮儀規格上與明代其他皇帝平等了。他的歷史功績也稍稍為後人所知了。
主要功績
政治:穩定時局
由於連年的征戰和瓦剌的劫掠，在加上內地的水患，全國災區連連，饑民遍地，朱祁鈺針對內憂外患的局面，採取了積極措施，鞏固大明江山。政治上他廣開言路，招賢納士，清除閹黨勢力，穩定局面，重用於謙等賢臣，吏治為之一新。
軍事
軍事上，對於瓦剌的進攻趨勢，採取抵抗到底的策略，在於謙等人的協助下，籌集糧草，厲兵秣馬。重新組織新的戍軍，于謙先從所剩的部隊選拔10萬名戰士，並把他們組成五個團營；景泰三年（1452年），戍軍的兵力增加了5萬人，並被改組成10個團營。在徵募戍軍的過程中於謙還徹底改組了京師衛戍部隊的指揮機構。對戍軍的控制權原來由貴族和宮廷宦官分掌；戍軍中的每個營完全自主，分別受訓，並各由它自己的戰地將領統率。當來自各營的士兵必須共同作戰時，這種情況在戰場上會造成很大的混亂。在於謙計劃的安排下，每個團營由一個戰地將領統率，整個戍軍由一名從將領中選出的戰地統帥控制。對戍軍的監督到那時為止只由宦官負責，這時擴大到京師的官僚集團。
(于謙)
總之，朱祁鈺建立了統一指揮制度，並且加強了京師武將監督戍軍的作用。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之後瓦剌出現內訌，也先被殺，對明朝已經構不成威脅。
景泰二年（1451年），朱祁鈺派遣督察院文臣督管宣府、大同、薊州三地軍屯復墾。景泰三年（1452年），于謙提出“核丁法”，每年兩次由兵部和督察院聯合核查團營人數，防止官兵吃空額。景泰七年（1456年），命兵部武庫司設立“準樣圖”，明朝武器製造和發放有了標準管理。同時還清理了一批違法軍官。
發展經濟
經濟上朱祁鈺採取了舒恕的政策，對受災嚴重的山東、河南、山西等地區，給予了不同程度的減免稅負，並且賑濟災民，安撫流民。厲行節儉，減免宮廷開支，停止各類採辦，又下詔天下巡撫署理各省農桑事務，傾力發展經濟。
(明代宗朱祁鈺)
治理水患
朱祁鈺還派官員治理河患，消除水災，正統十四年（1449年）因主張朝廷撤出北京而失寵和此後擔任次要職務的徐有貞在景泰四年（1453年）提出了一份治水的詳細計劃，他被任命為僉都御史，被派去進行修復工作。他乘小船四出考察，以確定主要的出事地點，然後制訂一項複雜的施工計劃，讓許多獨立的勞動隊在不同地點和不同的時間施工，結果他僱了5.8萬名勞工勞動500天以上，他的計劃不僅僅是修復破損的堤壩；一條几乎長達100英里的河渠被鑿成，這樣，黃河的河水就可引入大清河，進而通過濟南府入海。為了保存大運河，他沿運河建成幾個集水池和水庫，它們裝有新式的水閘，以維持正常的供水。此外，他組成一個灌溉體系，使山東北部約200萬英畝的土地到到水源。整個體系在景泰六年（1455年）完成，並取得完全的成功。它在景泰七年（1456年）經受了災難性的洪水，並維持了34年。徐有貞受到厚賞，在景泰八年（1457年）被任命為副都御史。
(徐有貞)
文化一:制定《寰宇通志》
景泰五年（1454年）七月﹐朱祁鈺遣進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國各地﹐博採有關輿地事蹟﹐又命陳循﹑高谷﹑王文等總裁根據永樂年間集錄的地理之類的書籍、資料，編輯整理成書，至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書成，名《寰宇通志》。朱祁鈺親自作序，頒行天下。全書共一百一十九卷，分兩京、用布政司，司下轄府州縣，再分別立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勝、風俗、土產、古蹟、人物等三十門。系明代地方總志。
天順二年（1458年）﹐明英宗為不使朱祁鈺有修志之美譽﹐以它“繁簡失宜﹐去取未當”為詞﹐命李賢﹑彭時等重編《大明一統志》﹐以傳後世。天順五年（1462年）四月，《大明一統志》成，即毀《寰宇通志》版，因而傳世甚稀，1947年﹐鄭振鐸將其收入《玄覽堂叢書續集》印行。
文化二:景泰藍的盛行
景泰藍，又名“銅胎掐絲琺琅”，是一種瓷銅結合的獨特工藝品，製造歷史可追溯到元朝，明代景泰年間（1450年―1456年）最為盛行，朱祁鈺定年號為“景泰”，當下“景泰藍”中“景泰”之內涵，早已超出“大明景泰”的狹義概念，而被賦予更多美好的意味，如和諧、友誼、和平、繁榮、昌盛、如意、高雅、智慧等。而“景泰藍”的“藍”，也不單指藍色釉料，而是把所有的釉料統稱為“藍”，在此基礎上，衍生出“點藍”、“補藍”、“燒藍”等行業特有名詞；並且，幾百年過去，景泰藍的工藝一直保持著傳統的純手工製作風格，它的掐（絲）、點（藍）、燒（烘燒）、磨（光）、鍍（金），環環相聯，渾然一體，相互輝映，形成曼妙的“五步曲”。
民族:平定少數民族叛亂
從景泰元年（1450年）開始各地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導致糧食產量減少，再加上貪官汙吏的盤剝，西南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民變，朱祁鈺啟用王翱擔任兩廣總督，平定當地的少數民族叛亂。
朱祁鈺時期的基本問題是恢復穩定。軍隊的改革已經恢復了邊境的穩定。但是，15世紀50年代在內地省份出現了一連串少數民族叛亂。在長期受盜匪活動和地方非漢族居民動亂困擾的廣東和廣西，首先建立了一個由王翱領導的統一的指揮機構，在此以前，王翱先鞏固了東北邊境的防禦設施，後來成了吏部尚書。正統十四年（1449年）和景泰元年（1450年），貴州發生了大規模的起義。從景泰元年（1450年）至景泰三年（1452年），對貴州和湖廣省的瑤、苗少數民族進行鎮壓。景泰五年（1454年）四川南部發生起義，景泰七年（1456年）湖廣的苗族起義。
這種騷亂大部分限於南方的土著居住地區。是少數民族的起義，20世紀的歷史學家可能會把“平定”這些不安分的少數民族和反當局集團描繪為“無情的鎮壓”，而從中央政府的觀點看，這種“平定”卻是鞏固帝國以及建立有秩序的行政和漢族人統治的一個必要行動。
外交:勵精圖治
由於朱祁鈺和諸位老臣的勵精圖治，短短數年就使明朝挽回了頹勢，國勢蒸蒸日上，當時的朝鮮、越南、泰國、琉球等國紛紛來北京嚮明朝進貢。
當明王朝面臨危難之際，朱祁鈺重用於謙等大臣，反對南遷，高舉抗敵的旗幟，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抗擊並打敗了瓦剌，有效遏制了瓦剌南下的野心，鞏固了大明朝的江山，使得百姓免遭兵禍，功不可沒。同時，啟用正統以來被迫害的忠臣賢將，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朝野清明。維護了明朝的政治穩定，這一切都是不可抹煞的功績。已經當了八年皇帝，身份得到了全國的承認。
然而朱祁鈺戀棧權位，不但不思迎回已經被架空為太上皇的明英宗，還把他軟禁於南宮，八年之間不得出入。同時執意廢掉侄兒朱見深的太子之位，企圖讓自己的後人登上九五之尊的寶座。結果病篤之時，小人趁勢而發，倉促間，不能全賢名於一生，足可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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