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人格是被父母弱化不能自主的，必須藉由人倫關係才能定義、組織和完成。這導致我們的家庭關係總是以別人的感受為中心而構建，即便是成年人，心理上也處於永恆的童年階段。
《囧媽》如約上線，在這個特殊的新年，以最特殊的方式。
一場母子的和解之旅，笑點、爆點、淚點，皆在意料之中。這是最典型的中國人的故事，也是我們最珍惜的、最在乎的、關於親情的故事。
因為拿錯了護照，徐伊萬陰差陽錯地扒上了前往莫斯科的K3火車，不得已地和媽媽開啟六天六夜的旅程。這六天，有爭吵、有誤解、有埋怨、有指責，但最終，母子相擁在一起。
導演徐崢希望通過這部電影，讓觀眾感受和了解母子之間如何去溝通、如何去表達以及如何去愛。
徐崢說：用喜劇去解構生活中的問題，歡樂才具有更深遠的意義。
但是，我認為電影不過是用了一個喜劇的形式、一個歡樂團圓的結局，卻始終無法解釋母子矛盾產生的根源，以及在現實生活中，倘若沒有刻意安排的劇情，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並化解父母子女之間的衝突。
下面我將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父母子女關係的特殊狀態，以及導致這種狀態的社會文化塑造理由，最後談一談這種傳統文化塑造所導致的中國人的人格缺失給生活帶來的影響。
01、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父母把子女當作必須持續餵養的“小寶寶”，一個人在父母面前處於永恆的童年狀態
父母對即使已經成年的子女，仍然繼續關心他們的起居，強烈地暗示他是一個沒有獨立判斷力的人，基本上把他當作是一個“性”還沒有萌芽的兒童，連婚姻戀愛也隨意干涉。
① 中國人將兒童當作成人，卻將成人當作兒童
在家庭中，母親對子女的照顧尤其側重身體化的需要：吃穿睡，當然吃為最主要內容。一個人即使到了三四十歲，在“慈母”眼中，仍然是一個必須常常用食物填塞的白白胖胖的“小寶寶”。
電影中的徐媽媽給兒子喂不完的小番茄，喝不完的紅豆水、綠豆水、薏米水，告誡兒子“申時喝水利膀胱”。然後先是一臉慈愛地給兒子吃了一整盒紅燒肉，轉身又說“不能再吃了，吃多了會得脂肪肝的。你看看你現在，臉橫著長，肚子大得像個孕婦一樣，難看死了，連你的身材都管不好，怎麼管的好家裡管的好公司啊？”
這種永遠將兒女當作是“小寶寶”的作風，可以用魯迅的一段話下評語：“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
父母永遠只是把孩子當作一具需要照顧的身體，而不是一顆需要撫慰、可以交流的靈魂。徐伊萬衝著媽媽喊：“在你眼裡我所有的事情都是問題，婚姻是問題，身材是問題，接不接電話生不生孩子都是問題，我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啊，我不是你養的寵物狗啊？”
中國傳統文化就有這樣一種：將成人重新放回依賴、沒有尊嚴、以別人為標準的、易於為外力控制的兒童時代的文化類型。
② 父母對子女的感情訓練，也不是準備使其獨立，而是使其永遠地對自己依附，中國人的依賴感如影隨形
現代心理學稱：媽媽是嬰兒的第一面鏡子，嬰兒從媽媽這面鏡子中確認自己的存在。
中國傳統文化裡的父母子女關係，更是中國人界定“自己是誰”的主要依據。在這種關係中，父母的需求壓倒子女的需求；父母對子女的定義，遠多於子女自己對自己的定義，這就造成子女順理成章地處於“永恆的下一代”的狀態中。
被徐媽媽管急眼了的徐伊萬大喊：“我要逃離，我要浪跡天涯！”徐媽媽的反應是：“浪跡天涯，你要跟那個女人嗎？你怎麼一點都不乖呀你？”
“自我”形成的過程是不斷和父母發生衝突、並最終走向分離的過程，如果讓一個“人”的自我完全盛開，他就會變成一個獨立的個體，在成人後母親就很容易變成“不親”的對象，加速實現與父母的斷裂。弗洛伊德所謂的“弒父娶母”，就是一個在心理方面“性”完全萌芽的個體對待父母的態度。
但是中國母親是接受不了子女的斷裂與脫離的，哪怕是徐伊萬酒後胡言亂語，徐媽媽也很生氣地指責兒子：“你瘋了嗎？你怎麼可以這樣跟媽媽講話？”這種母子的關係是不平等的掌管教化模式，中國父母教育子女時，是隻要子女洗耳恭聽，不得“還嘴”的。
中國人的母子之親是以個體的“性”的不成長為前提的，而且往往包含有許多依賴感的成分在內，對母親的需求就很清晰地只是一種孺慕之情。許多成年的男女仍然是“媽媽的乖孩子”，並不像是一個自成一體的獨立男人或女人，而是永遠地帶著“下一代”的烙印。
02、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人”是所有社會角色的總和，如果將這些社會關係都抽空了，“人”就被蒸發掉了
中國人只有在兩個人的對應關係中，才能對任何一方下定義，在傳統中國這類對應關係包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① 中國人傾向於用這些既定的關係去“定義”自己，而不是由自己去“定義”這些關係
由這些關係來“定義”自己，就會抹殺掉“自我”的傾向。“自我”既然遭抹殺，“個體”的生命力就變成必須由外力去制約的對象。中國人並不認為在這些具體的人際關係背後還有一個抽象的“人格”。
存在主義者認為：一個人只有從所有的社會角色中撤出，並且以“自我”作為一個基地，對這些外鑠的角色做出內省式的再考慮時，他的“存在”才開始浮現。
中國人的個體既然不是一個可以完全由自我調配的因素，如果不經由他人的“心”去組織的話就易趨於“亂”，徐媽媽面對春心蕩漾的兒子大喊“警鐘長鳴啊”就是這個原因。
對一般傳統教育出來的所謂“正經”的中國人來說，縱使有浪漫的衝動，心中也會感到一股無形的鉗制，一旦跨出了自身熟悉的關係就會感到很突兀，在面臨“定義”不明朗的男女關係時自然也就會很慌亂。
徐伊萬原本想和同樣被伴侶“棄如敝履”的俄羅斯姑娘娜塔莎來一段“露水姻緣”，準備“打破枷鎖做自己、做一些更瘋狂的事”，結果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做不到啊”。氣得娜塔莎罵徐伊萬：“你這個慫貨，你要學會放下，只有放下，才能柳暗花明，你敢不敢有一段新的人生？”
因此，中國人在發展兩性關係之前，總是傾向於先確定它的人倫性，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不是在開展了以後發揮一己的主觀能動性去左右它的去向。
② 父母都是按照在兩人關係中會“做人”的人格標準來培養子女，強調聽話和循規蹈矩的人格特質
徐媽媽責怪不想陪自己去莫斯科的兒子：“你媽這輩子就這點愛好，你怎麼就不能陪我去圓滿啊？”所以當徐伊萬決定補票，列車員極為認同地說“算你孝順”。
中國傳統文化類似宗教性的傳宗接代任務，是將自己控制人生的權力交給父母的。在這種安排下，不太需要由自己去掌握滿足個人慾望的程序，一切交由父母代勞，父母則可以完全置子女的真正歡喜於不顧。
徐媽媽旁敲側擊地讓兒子去做試管嬰兒，當兒子拒絕後，她又關心“那你們兩個是不是還住在一起呀？那住在一起都幹什麼了？那個事情還做不做啦？”當聽說是兒媳婦不要孩子，馬上就決定“那為什麼孩子出不來呢？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話，我去給她打電話啊！”當感覺兒子婚姻出了問題，會立刻告誡兒媳：“你們兩個互相之間，都要有犧牲的呀，要互相諒解！”
當氣急敗壞的徐伊萬告訴媽媽：“我的問題不要你來管，你再管我我就去跟娜塔莎生孩子！”徐媽媽說：“我是你媽啊，我不管你誰管你啊！”
中國傳統文化認為接受父母長輩的管束是好的，一個人很“乖”或者很“聽話”，說明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值得肯定的優秀人格。
03、我們每個人都是被傳統文化塑造出來的樣本，我們身上記錄了傳統的美好，也記錄了傳統的缺陷
中國文化把人設計成單薄感、缺乏安全感、依賴感的“小寶寶”的樣子。一個依照這樣的設計長大的人，一旦處於能“設計”下一代的位置時，也勢必會在下一代的成長過程中“做手腳”，按照同樣的程序去培養下一代的依賴感和後天性的無助感。
① 中國人的“個體”是一個缺乏精神性的身體，那份“情”不過是必須毫無保留地在別人的“身”上完成的項目
《玩偶之家》中娜拉說：在我是女兒與妻子之前，我先是一個人。
中國文化裡的個人只有進入世俗關係中，才能成其為“人”。他如果要做自我提升，也必須是用由內而外的方式，去將這種世俗關係重新肯定一遍並使它更臻於完善。
徐媽媽告訴兒子：“我和你爸是因為愛情走到了一起，因為這個我在新疆多呆了八年，但是婚姻生活和我想的太不一樣了。很多次我都想一走了之，但我一看到你就捨不得了，那天你跟我說，媽媽等我長大了我來保護你，那一刻我就告訴自己，我這一輩子就是為你而活著。”
因此做什麼都必須說成是為了別人才有合法性，一個人只是為自己是沒有合法性的。不論是父母還是子女，都必須把“自我”抹殺掉，擺出處處以對方為重的態度。說成為了父母，維持了父母對自己的制約作用；說成是為了子女，則是把下一代當作是永遠兒童期的孩子，這樣就維持了子女對自己的依賴感，延續了自己對他們的控制。
② 中國傳統文化行為傾向於把人變成工具，而不是當作目的，即使是在互相“關懷”的情形下，也不排除彼此利用的因素
中國子女將父母當“靠山”，父母把子女當作“防老”政策，養兒防老的構想是將人“工具化”的最原初模型，它決定了其後一切人際關係的模式。
一個人在還沒有出生，已經被父母計算好作為一種“保險政策”，不用說這個人未來就不可能為自己的生命負責。他受父母牽制，父母用他去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沒有機會為自己做出理性的規劃，更不能去爭取有利於自己成長的機會。每一代都被培養成依賴型人格，不能面對自己的人生，等到面臨老年與死亡，返回來再拿年輕人去做枕墊。
經濟學家陳志武指出，“傳統中國家庭忒以利益交換為目的了，一旦婚姻、家庭都成了實現生存概率最大化的工具，每個人都沒有自己，而只是為別人活著的工具。”
徐伊萬最大的憤怒，就是媽媽把自己當做可以按照她的意願任意打造的工具。所以他喊叫說：“在你心裡面住著一個幻想出來的兒子，他應該吃幾塊紅燒肉，臉上的肉是橫著長還是豎著長，什麼時候要孩子，膀胱幾點鐘排水，你全部都設定好了，你為什麼要鍥而不捨地改造我呢，這麼多年呢，難道你就沒有發現嗎，我並不是你想象中的兒子！”
徐伊萬代表的是西化了的下一代，在他們眼裡，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青春階段與年老過程，青春就要不受拖累地全面盛開，衰老死亡就應該自己勇敢地去面對，不能過分地拉扯孩子。
③ 中國人的“良知”不是要求超越世俗反而是融入世俗，個人“良知”的基礎基本上是童年階段制約的無限延長
基督教文化個人的“靈魂”只對上帝負責，它在世上的目的是為了超越世俗獲得救贖。在沒有靈魂超越文化符號的中國，一個人只有在人倫關係中才會“得救”，個人的“良知”也大半向具體的家庭成員和建立社會關係的熟人負責。二十四孝中“老萊娛親”的故事，就表達了一個人在父母面前的永恆童年狀態。
因為中國人的自我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寶寶，心理上自然脆弱易碎，一旦性急起來，要麼醜態百出，要麼整個崩潰。徐伊萬不能接受張璐的離婚請求，背後的心理因素是他從未真正的與媽媽精神斷奶。表面看起來他厭惡媽媽的過度控制，躲避媽媽，但實際上他缺乏分離的能力。因此為了不分手，他指揮著郭貼去搞各種惡作劇，完全就像是一個不講理又不懂事的孩子。
西方心理學家認為中國人是一種被“寵壞”的人格，一種自己不去理性地面對障礙，卻幻想對方會無限度地來遷就自己的狀態。所以張璐質問徐伊萬：“你心裡面長了一個幻想的老婆，她應該喜歡什麼，討厭什麼，該怎麼說話，你全都設定好了，你為什麼要鍥而不捨地改造我呢？都這麼多年了，你難道還沒有意識到我不是你想的那個人嗎？！”
徐伊萬是被媽媽過度兒童化的兒子，他又用媽媽約束他的方式轉而去要求妻子，張璐的指責也說出了他對媽媽的埋怨。他終於在媽媽面前大聲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我受夠了跟你呆在這個包廂裡面，我受夠了你的教導，我受夠了你的強迫症，還有你的疑心病……”
結語
在傳統的人倫關係裡，因為自我壓縮的人格，導致中國人的一生停留在兒童期。
徐媽媽最後終於意識到：雖然你是我的兒子，但是你也有自己的人生，我管你管多了，對不起。
中國傳統文化缺乏朝著“個體”的人格成長髮展自我的路徑，但現代文化的衝擊，已經讓我們越來越認識到：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每個個體都應該是完整的，愛不是控制和索取，愛是接納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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