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在本次武漢疫情防控過程中，關注的焦點之一曾是武漢封城以及封城以後所帶來的一系列併發問題甚至是混亂。
截止到目前，從公開的信息來看，包括疫情防控、醫護資源和居民生活保障等越來越有序，就像當地的著名作家方方說的，“武漢人最緊張最慌亂最恐懼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但是，因為本次突發疫情和包括“封城”在內的疫情防控措施對大城市治理帶來的挑戰，以及由此引發的新一輪關於中國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戰略進退問題的討論，不但沒有過去，可能才剛剛開始。
1、中國已經進入大城市時代
關於中國城市規模的劃分，最新的標準是2014年11月20日國務院發佈的《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國發2014第51號文件），新標準按城區常住人口數量將城市劃分為五類七檔：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為超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至1000萬的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萬至500萬的為大城市（其中3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大城市，100萬以上3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萬至100萬的為中等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的為小城市（其中20萬以上5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小城市，2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小城市）。
按照公開的數據，武漢2019年的常住人口超過了千萬，戶籍人口也超過了900萬，GDP1.5萬億元，接待國內外遊客3.19億人次，再加上其在中國大交通格局中的關鍵地位，以及在中國崛起、長江經濟帶、國家中心城市等戰略中的特殊角色，這使得武漢無論是從什麼標準來看，都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
武漢是貨真價實的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
武漢市長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央視採訪時曾表示，“一個超千萬人口的城市，採取封城，他們有的說在人類史上沒有，在人類的城市發展史上也沒有，但是面對今天疫情的威脅，我們把這個門關了，有可能把疾病阻斷了，但是在歷史上我們都會留下罵名。但是我們認為只要有利於疾病的控制，只要有利於人類生命安全，馬國強（武漢市委書記）說我們承擔什麼責任都可以，因為關門人民群眾對我們有意見，我們革職以謝天下，只要把疫情控制好我們都願意。”
由此可以看出，在面對要不要“封城”這一決策時，武漢市方面所遭遇的無奈和承擔的壓力，作為武漢市的主政官員，對於武漢這樣的大城市而言，不光知道疫情的蔓延會直接影響武漢的“死與生”，封城也可能直接影響武漢的“死與生”。
不過，與本次事件發生後再次出現的所謂中國應該重新思考大城市發展戰略，甚至主張限制發展大城市的觀點不同，在我們看來，姑且不說這次疫情的發生以及由此引發的防控困境與武漢作為大城市之間有沒有必然的關係，哪怕是從既有的中國城市化格局來看，對中國發展大城市的戰略否定都是不現實的——
中國的城市化已經不是要不要發展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問題，而是既有的城市格局表明，中國已經進入了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時代。比如，哪怕是按照城區常住人口200萬的人口標準，在2017年的時候，中國大城市的數量就已經達到53座，約佔全球大城市總數的四分之一，而最近這兩年，隨著搶人大戰在很多城市展開，多個城市宣佈已經進入千萬人口的規模，還有很多城市直接將千萬人口、萬億GDP和過千平方公里作為新的城市發展目標。
不僅是常住人口的規模越來越大，考慮到這些大城市的經濟活力、品牌影響以及旅遊發展，每年還有著大量的旅遊人口基數並還在快速增長，基本上都在常住人口規模的十倍以上，武漢2019年的時候就超過了30倍，這就使得這些城市的瞬間停留人口的規模比每年所發佈的常住人口的規模還要大。
中國的大國大城的格局已經形成
所以說，哪怕是從現有的發展結果來看，中國的大國大城的格局已經形成，而且，依然處在快車道上，還有越來越多的城市都奔跑在成為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的道路上，中國大城市時代已經是一個不可逆的事實，在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戰略思辨中，繼續爭論要不要發展超大城市，已經是一個偽命題。
只不過，我們應該更加清楚的認識到，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不僅代表了光榮與夢想，不僅意味著更多的創新機會、財富機會、溝通機會、就業機會等美好的東西，還意味著更多的突發危機和致命的傷害，就像我們在小城市時代一樣，在我們將其建設起來的同時，就應該做好應對這些突發危機的準備，就應該同時思考將這些大城市治理好維護好和發展好。
2、封城以後的武漢城市運轉啟示
事實上，在大城市的營造和治理中，減少和應對重大災害的能力提升和機制構建已經越來越受到國家和城市決策者的重視，但是，就這些年中國城市的表現來看，這一點正在構成對中國城市的重大挑戰，而且發生的頻率似乎有所提升，比如橋樑側翻、城市地陷、空中落物、化工廠爆炸、持續重度汙染、洪水災害，以及這次發生的病毒疫情，等等。這些印象和感知確實讓我們不得不慎重思考和評估，當我們的城市變得越來越大，看起來越來越現代的時候，是變得更安全了，還是變得更加危機四伏了？
這些危機的發生很多都是沒有任何先兆的，對人的傷害也是致命的，所以，很多時候被當做所謂的“黑天鵝事件”來解讀，但是，如果這樣的事件越來越多的發生，我們可能就需要用一種超越偶然性和僥倖思維來看待這些問題——包括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在內的城市安全問題，不再是黑天鵝事件，而很可能是一直都在那裡的“灰犀牛式”的挑戰。
另外就是，在這些突發的城市公共安全危機越來越頻繁的發生的時候，我們的城市公共治理能力以及應對突發災害和危機的機制和執行力，卻並沒有能夠讓我們放心，像這次武漢市和湖北省的前期表現，甚至讓人哭笑不得，甚至會成為中國乃至全球城市發展史上的負面案例之一。
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武漢市長曾用人類歷史上和城市發展史上前所未有來形容武漢的這次封城操作，這當然代表了這種重大公共決策的難度和挑戰，但是，考慮到我們正處在一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集中出現的時期，在城市治理領域，將有更多人類歷史上和城市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決策等待我們去面對，前所未有不是我們可以犯錯的理由，我們也沒有太多的機會去犯錯，而是需要盡最大的努力，發揮最綜合的智慧，利用最多元的條件和因素，對這些危機做出預判，並提前給出儘可能完善的應對機制設計，還要能夠在危機真的發生的時候，能夠有超強的執行力。這應該成為每一個大城市治理的常態。
當然，從武漢封城後的城市運行實際情況來看，讓我們驚喜的一點是，當政府所代表的公共資源無法滿足城市運轉需要時，基於現代通信基礎設施和像微信這樣的新型社交平臺，加上一些具有公共服務意識的志願者個人和組織，竟然快速的從零開始搭建起了一個精準的服務平臺和體系，並快速打通了與需要服務和救助的群體和個人的聯繫，為城市運轉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甚至效率更高，服務更精準。
這些志願服務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大多擁有更高的綜合素質，更強烈的家國情懷以及社會責任心，使得這種非常規的服務體系和平臺，不但提供了基礎保障功能，而且，最大限度的降低了疫情交叉感染的可能，與政府的管控目標是一致的。更有意思的是，當面臨越來越嚴厲的政府管控的時候，通過與政府部門的直接溝通，這種志願服務還與政府建立了良性的互動，實實在在地為政府分擔了很多困難。
這給我們帶來的另一個啟示是：在危機爆發的時候，徹底管控帶來的城市停擺不是我們的目的，而是希望能夠讓危機可控，但城市依然可以最大程度的正常運轉，最理想的狀態不是一封了之的休克式療法，而是在封與通之間找到平衡點，讓負面效果、個體誤傷降到最低。
在疫情孤島化防控的同時，讓城市和社會運轉依然正常
我們在此前的觀察文章中曾指出，面對疫情的蔓延，出於防控的需要，對城市作出不同尺度單元的孤島式防控體系的構建（包括封城），以便於在每個孤島單元內進行排查和救治，有很強的必然性。但是，也需要在構建這種孤島的同時，確保這些孤島的內部之間以及孤島內部與外部之間有必要的資源調配，以發揮協同效應，在疫情孤島化防控的同時，讓城市和社會運轉依然正常甚至更加活躍。我想，這也是我們應該從武漢封城事件中得到的大城市治理教訓和經驗之一。
通過武漢封城以後出現的這些讓人感動的案例，讓我們相信，通過現代通信技術和互聯網平臺，還可以精準地實現捐贈團體和個人與執行救助的團體和個人與需要救助的團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精準匹配和動態匹配，無論是效率還是信任構建的角度來看，甚至比傳統的官方救助平臺和體系都更優——當社交媒體上還在對紅十字會的捐助流程和收費傳言提出質疑的時候，這些自發性社會團隊的救助已經在高效的運轉了。面對城市公共危機的頻發，值得期待的是，經過多次演練和專門的培訓後，這些團隊和系統都或將變得更加成熟，作為城市治理主體的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對此有所認知，並能夠將這種新型的救助體系納入到城市新型治理模式中。
大國大城，大城大國。我們既有的大城市似乎還在變得更大，而且，考慮到大城市背後的一系列優勢，行政化資源配置方式在推動城市發展中的強勢存在，甚至是主導性的存在，可以預見的是，還將有更多的城市繼續尋求變得更大，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依然會是很多城市發展的目標。
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依然會是很多城市發展的目標
但我們也注意到，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城市，在繼續追求總體規模變大的同時，開始尋求內部的中等尺度和中小尺度的精細化管理創新，讓越來越多的便利化生活服務設施和公共危機的防範措施在更加合適的空間範圍內進行優化，希望能夠既享受到大城市的規模紅利，又能夠享受到中小城市的便利和安全。
還有就是，隨著包括智慧城市和生態城市等現代城市發展理念的推行，我們的城市管理者也開始從智慧和生態這樣的垂直領域的創新來重新對大城市的發展進行優化，比如，不但在整個城市空間內打通河流水系，還進行了更加系統的生態優化，整體性佈局和優化城市公園、公共綠地、城市森林、城市河流甚至立體的綠化空間等，從而重塑整個城市的生態系統。
這些基於垂直領域的新基礎設施構建和治理模式創新，加上多元空間尺度上的精細化管理創新，毫無疑問，正在使得我們的大城市的治理體系更加完善，治理能力進一步提升，讓我們在面對大城市的治理甚至是重大突發性危機時更有自信。
所以，我們沒有必要過度的為大城市的危機和治理而悲觀，積極的擁抱這個大城市的時代，盡力讓美好發生就好，就像武漢一樣，經歷此次危機以後，武漢還是那個武漢，而且，值得期待的是，應該會變得更好，再次面對新的危機和公共治理命題時，武漢將不再是那個多有慌亂的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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