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課堂上說，蔡鴻生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不僅學識淵博，具有“全景式的歷史思維”，而且還有十分高超的語言藝術，因此閱讀蔡先生的著作是一種享受，從未覺得文字有滯澀之感。蔡先生的作品既妙語連珠、詼諧幽默，又切中肯綮。當然，像這樣一位充滿睿智的學者，他有關治學經驗與方法的論述，不啻對初學者，對即便像我這樣已廁身學界有年的人也極富教益。因此通常我在課堂上推薦給學生閱讀的蔡先生的著作，除了《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廣州海事錄》等經典作品外，更多的是他有關治學經驗與方法的論著，諸如《學境》《學理與方法》《仰望陳演恪》《讀史求識錄》等均一一推介。當然，我也與學生一起學習，並將學習札記與學生分享。
在蔡先生所有有關方法論的論著中，《讀史求識錄》（以下簡稱《求識錄》）是最晚出的一種，也是有關方法論的討論最為集中的一種，因此值得特別重視。《求識錄》內容分上、下輯，上輯由蔡先生給研究生開設的“學理與方法”課程的授課記錄整合而成，核心之義是為了加深學生對“讀史求識”的理解；下輯則是與之相關的講談和文稿，其中涉及的部分問題的探討具有研究示範意義。因該書比較“薄”（按：“薄”是蔡先生著作的普遍特點，與現在有些人追求論著的“厚”形成鮮明對比），便於攜帶，一度成為我出差時的“機上讀物”，因此札記的有些內容是在飛機上完成的。
《求識錄》第一篇開宗明義“歷史研究要以人為本”。其中蔡先生說：“歷史學的功能就是幫助我們知人論世。‘知人’的‘人’，包括個體和群體；‘論世’的‘世’，包括時勢和時代。對歷史一竅不通，沒有間接經驗為借鑑，是知不了人，更論不了世的。”（9頁）可謂的論，而知人論世的最終目的是儘可能正確地探究歷史真像。
在此我想補充的是，“歷史研究”與“知人論世”其實也存在辯證關係：一方面，歷史研究能幫助我們提高知人論世的能力，另一方面，歷史研究者也必須懂得“人情世故”，必須“接地氣”，也就是說，不具備知人論世能力的人是做不好歷史研究的。後一層面的問題涉及歷史學的認識論問題。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認為，史料本身不會說話，使史料說話的，只能是歷史學家的學識水平或認識水平，水平越高，就越具有創造性，所闡釋的歷史事實也就越深刻；史學家不是被動地接受史料，而是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創造性闡釋史料。這與蘭克史學的認識論有根本區別。
蔡鴻生著《讀史求識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在我看來，史料本身還是能說一部分話的，但更多的話、更深刻的話，需要歷史學家替它發聲，這主要仰賴於歷史學家的認識水平和主觀能動性。那麼，如何提高歷史學家的認識水平和主觀能動性呢？從現實社會獲取“間接經驗”至關重要。換句話說，歷史學家仍然要通過“現實”這扇窗口來認識“歷史”。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如克羅齊所言，歷史是以現實生活作為參照系，過去只有與當前的視域相重合時才能被人所理解。這主要源於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從人類思維運動的基本規律來看，今人與古人雖然有不同，但也有相同和不變東西，因而現實與歷史始終存在密切的聯繫，現實與歷史總有“相重合”的地方。因此，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目的並不是強調實用主義的歷史觀，而是在強調認識歷史的基本路徑，即必須通過當下、通過現在來認知歷史。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不瞭解當下，不瞭解現在，就無法認識過去。而史學家想要通過“現實”這扇窗口來認識“歷史”，就必須熟諳“現實”、“知人論世”，即既要懂得“知”現實中的“人”，也要會“論”現實中的“世”。
王學典先生說，“歷史的洞察力更重要的是來自對現實生活的參與程度、深度。一個人連自己生活的社會都認識不清楚，你怎麼能指望他能認識清楚2000多年前的先秦社會呢？……希望大家不要上‘不食人間煙火’的當……保持對現實生活的高度關注，首先要當歷史的創造者，才能當好歷史的研究者。不瞭解人性的複雜，你如何研究歷史人物？對人性觀察的廣度、深度，影響你對歷史判斷的廣度、深度。古今中外人性是相通的，這是歷史研究得以進行的假定。沒有這個假定，我們就沒法研究先秦史、美國史。沒有比對人性的觀察、比對現實的觀察更能訓練洞察力的了。”（王學典《治學的功力與見識》，《中國研究生》2009年第8期）王先生是從訓練歷史洞察力的角度切入的，表達的其實是同樣的意思。
在《求識錄》“史與思”一篇中，蔡先生談到論文選題問題，他說：“選題應在學術史中去尋找。只有通過學術史的回顧，才能知道既往研究遺留的問題，包括沒有解決，或認識不足以至誤解的問題。選擇這些問題來研究，才有‘拾遺補缺’之功，不致完全重複或部分重複前人的勞動。……現在寫學位論文，按規定學術史回顧是不可或缺的，但要注意，是為選題而回顧，不是為回顧而回顧。徒具形式，於事無補。選題來自對學術史的回顧，才是有根之學。”（11頁）
這段話十分清晰簡潔地闡明瞭研究史回顧與論文選題之間關係，現實指導意義非常強，我以為初學者可以奉為圭臬。從目前我們系我所在專業的研究生的學位論文的寫作情況看，很多學生搞不清選題與學術史回顧之間的關係，以至於“為回顧而回顧”的情況普遍存在；同時，由於搞不清二者之間的關係，回顧的內容十分枝蔓，不能緊緊圍繞自己擬要研究問題展開回顧，因而這樣的研究史回顧基本上是無意義的。本人十分讚賞蔡先生把二者之間的關係梳理得如此清楚，這裡唯一需要補充的是，在我看來，由學術史回顧進行學術研究不僅僅是“拾遺補缺”，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學術創新的起點，同時也是創造新知的起點。從這個意義上講，正確的學術史回顧對於學術研究異常重要。這一點必須引起在讀研究生的足夠重視。
在《求識錄》“我們不提倡‘速成’”一篇中，蔡先生談到了“通”的問題，他說：“各個學科都要防止‘專而不通’的偏向，讀專門史的人‘作法自斃’。以前有人批評牛角尖式的學科分類是‘馬尾巴的功能’，但是我們不要畫地為牢，不能栽在‘專’上，要有通識的眼光。”（80頁）
“通識的眼光”，這馬上讓人想到陳寅恪先生“國人治學,罕具通識”的警示，看來蔡先生對這一警示的確是念茲在茲的。陳寅恪的通識觀，蔡先生理解為“全景式的歷史思維”。他在“中國學術三名著”這篇中談練內功時說，所謂“內練”，“用陳先生的概念來講，就是要有‘通識’。不只是‘識’，而且是‘通識’。所謂‘通識’，假如譯成現代概念，也許就是要有‘歷史感’，要有‘全景式的歷史思維’，不是抽象地、孤立地來講一件事情。……‘歷史感’就是要把‘歷史過程化’。”（59頁）在蔡先生看來，陳寅恪先生的通識、精思和發覆之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有全部呈現（蔡鴻生《仰望陳寅恪》，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5頁）。
在我看來，這是目前對陳寅恪通識觀最透徹的理解。從陳寅恪先生到蔡鴻生先生，“通識”早已成為他們的“共識”。在蔡先生看來，要“具通識”首先要有“通”的意識，這個“通”指專業領域的“貫通”。這涉及到“通識”與“貫通”之間的辯證關係。關於二者的辯證關係，我在《學理與方法的另一種呈現》（《上海書評》2018年12月14日）一文中已有所提示，這裡還想再重申一下：
“貫通”是“具通識”的前提，“貫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具通識”，不具備“貫通”能力則難以“具通識”；而“具通識”與提高史家的“識見”又是正相關的，只有“具通識”才能提高史家的“識見”。因此，優秀的歷史學家往往既具有強烈的“貫通”意識，更具有強烈的“識見”意識。“獨斷之學”是鄧廣銘先生終生追求的目標，“獨斷之學”即指史家要有“獨到的見解”，史家要有“識見”。他認為一個學者如果“不能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為鄉愿”，（鄧廣銘《鄧廣銘治史叢稿》自序，《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那就不足取了，應力求避免。
在《求識錄》“精神產品和精神家園”一篇中，蔡先生談到了“為文”的重要性，他說：“由於重道輕文……現在一些人寫文章或著書，不是沒有‘道’，但因為‘文’不行，表達不好，令人難以卒讀……今天，有必要適當強調 ‘文’的重要性。‘道’固然重要，但‘道’要‘文’來載。”他在《精神生產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再次強調“文字”必須“下很功夫”：“從心上到紙上的整個過程，表現為逐層減弱的趨勢，即想比說好，說比寫好……因此，文字表述必須下狠功夫，才有希望把思維所得的新意擠逼出來。”（蔡鴻生《學境》，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1頁）
事實上，蔡先生的確是“為文”的典範，即如前文所說，他的語言藝術十分高超。不止蔡先生如此，很多前輩學者都十分注意“文字功夫”的錘鍊。
這相當於“道”與“器”的關係，不能只重“道”而不重“器”，須知“器”是“道”的表現形式，無“器”則無以顯“道”。換句話說，“文字功夫”不過關最終會影響學術產品的質量。在我看來，學術產品的文字表達的基本要求是：準確、嚴謹、簡練。正是意識到“為文”的重要性，本人在平時訓練學生時也頗留意於此。實際情況是，寫作技巧缺乏和文字表達能力弱是普遍存在於在讀研究生身上的“能力短板”，“行文枝蔓”、“言不達意”、“夾敘夾議”、“雜亂無章”、“偏題跑題”等情況比比皆是，因而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我的具體做法，一是推薦一些文字功夫上乘的前輩學者的學術產品讓學生閱讀，通過閱讀揣摩他們的語言表達技巧，並進而讓他們試圖去模仿，我推薦的學者包括宿白、蔡鴻生、張廣達、榮新江等；二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前輩學者“為文”的經驗，如繆鉞先生的經驗。現將繆先生的經驗撮要介紹如次，與初學者共勉之！
蔡鴻生
繆鉞先生常說，“作文章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將學術寫作形容為“慘淡經營”。他曾引陸機《文賦序》“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晉陸機《陸士衡文集》卷一《賦一》，清嘉慶《宛委別藏》本）一語，指出“文事益進，則運思愈精；運思愈精，則求達益難”。可見其對自己的寫作要求之高。繆先生行文的基本原則是：簡明清暢，要言不煩。猶忌枝蔓蕪雜，為此必下“慘淡經營”的工夫。他又說，作文章最講究得體，即在一定的題目要求之下，哪些應當說，哪些不應當說，哪些應該多說，哪些應該少說，都需要斟酌，不能信筆亂寫。如果斟酌得好，則“輕重疏密，各得體宜”，就是好文章；如果信筆而寫，雜亂無章，繁簡有無都不合適，就是壞作品。為此他強調，作文之前一定要事先構思好（這段文字主要參考了羅志田《要言不煩：繆鉞先生論表述》，《讀書》2015年第2期）。
陸機所說的“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言不達意”、“言不盡意”，可見這一點自古至今都是“為文者”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從“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一句中，我們能感受到古人眼中“為文”的難度究竟有多大。陸機的說法似乎有些超出我們的想象，但這的確是古人“為文”的態度，也是事實。之所以有些超出我們的想象，說到底，是因為今天我們很多忙於製作“學術產品”的人並沒有充分認識到“文”的重要性（即沒有搞清“文”與“道”或“器”與“道”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嚴重低估“為文”的難度。繆鉞先生因對陸機的話有非常深刻的認識，因此才有“慘淡經營”、“文事益進，則運思愈精；運思愈精，則求達益難”的感嘆，這也正是他“為文”實踐的真實寫照。繆鉞先生通過自己的“為文”實踐，反過來又加深了他對陸機所言的體認。
對照繆、蔡二位先生的“為文”，可以發現有不少共性，首先，都簡明流暢、要言不煩；其次，他們的著作都很“薄”。由此看來，“壞作品”各有各的“壞”法，而“好作品”的“好”法則基本一致。
《求識錄》“仰望陳寅恪銅像”一篇，是蔡先生在陳寅恪銅像揭幕儀式上的致辭，其中第二段話，讀之為之動容：“面對著陳寅恪先生的宗師偉業，道德文章，我自知差距巨大，矮了半截，只有仰望又仰望。他生前授課，我坐在學生凳上仰望；他作古多年後，我寫《仰望陳寅恪》一書追念；今天在這個儀式上致辭，依然守‘仰望’之舊義，不敢哼‘走近’的時調。時時仰望，似乎比燒柱香更能表達對金明館主人的感念之情。”（95頁）
每次讀到這一段，不知為什麼，我的眼睛總會溼潤，且如鯁在喉，總想說點兒什麼。按照我的理解，這段話，一方面，是蔡先生在恪守“師道尊嚴”之舊義，是一個“弟子”向“先師”的最崇高的致敬，這一層意思無須多說；但另一方面，“仰望”一詞足以引起我們更多的思考。在這篇不足千字的致辭中，“仰望”一詞出現達十次之多，因此“仰望”絕對是這篇文字的要義所在。在先師面前，蔡先生的心跡展露無遺。我們看到的是，博學如蔡先生者，對陳寅恪先生仍始終抱持“仰望”之舊義，從不敢奢談“走近”的時調。因此我相信，蔡先生說“自知差距巨大，矮了半截”，絕對不是自我謙虛，而是肺腑之言，真正是一位智者的“自知之明”。蔡先生作為真正的智者，此時此刻再次展現出他的大智慧。因此我認為，蔡先生對陳寅恪先生的態度可以成為時下一些學者的警醒劑，因為在他們身上缺少的正是“自知之明”。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早已不知道自己究竟“幾斤幾兩”了。
蔡先生說，“學人更要抑制浮躁，‘浮躁’是學術上的‘幼稚病’”（80頁）。這句話非常具有現實意義，事實上，當下學術界這種“幼稚病”頗為流行。蔡先生在另外的場合對“浮躁”作了進一步解釋，他說，“浮躁就是輕浮加急躁，一浮躁就不可能踏實……只有‘潛’下去，才能進行腳踏實地的研究”（蔡鴻生《仰望陳寅恪》，219―220頁）。又說，“浮躁是對心靈的踐踏和背叛……任何短、平、快的登龍術，都與精神生產的歷史經驗不相干”（蔡鴻生《精神生產的歷史經驗》，《學境》，1頁）。看來“浮躁”的確是為學者的大忌。在此我還想補充的是，當下學術界還有另一種病，也很嚴重，那就是“狂妄症”。他們往往在某個領域小有成績輒“信心爆棚”，以為已“高處不勝寒”，於是“鳶飛戾天”之心日重，把自己當做待價而沽的“奇貨”，在學術市場“吊起來賣”，這都是“狂妄症”的具體症候。
在嚴肅的學者眼中，著書立說是一件非常艱辛的工作，但在這些學者眼中似乎不需要那麼艱辛。但坦率地說，這些學者靠印刷“等身”的著作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如果與那些“具通識”的前輩學者相比較，其間的差距，套用章炳麟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中的一句話就是，“不可以道里計”！為什麼“不可以道里計”呢？陳垣先生《致蔡尚思函》中作了回答：“欲成一專門學者，似尚需縮短戰線，專精一二類或一二朝代，方足動國際而垂永遠。不然，雖日書萬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飯，終成為講義的教科書的，三五年間即歸消滅，無當於名山之業也。”（《陳垣全集》第23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174―175頁）陳垣先生這句話仍有現實意義，因為現如今仍確有不少學者真如其後半句話所說這般操作，其與“具通識”者的差距自然“不可以道里計”了。“具通識”對人文學科的意義，錢鍾書先生歸納得很到位，他說，“人文科學的各個對象彼此係連，交互映發，不但跨越國界，銜接時代，而且貫串著不同的學科。由於人類智力和生命的嚴峻侷限，我們為方便起見，只能把研究領域圈得愈來愈窄，把專門學科分得愈來愈細。此外沒有辦法。所以，成為某一門學問的專家，雖在主觀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觀上是不得已的事。”（錢鍾書《詩可以怨》，《錢鍾書集·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129―130頁）存在上述兩種病症的人往往意識不到這一點，因而很容易把自己的學問從“專家級”自動升格為“通識級”。
當然，這兩種病症存在內在聯繫，因此很多人往往一身患二病。說到底，患這兩種病症的人主要是被眼前利益和功利心迷失了心智，即如中國科學院院士、古生物學家周忠和所言，“功利主義讓我們遠離了科學精神”（李豔《功利主義讓我們遠離了科學精神》，《科技日報》2018年6月21日），因而忘記了學問其實是“無底深淵”，不僅“學”無止境，“問”也無止境，因而他們已喪失對學問必須抱持的“敬畏之心”，必須抱持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態度。看來，不僅人文社科界有人染病，自然科學界也有人病得不輕。
患病或與環境有關，如學者所言，“如今的學術環境，使得學人一味在爭奪生存空間，校園政治大行其道，欲以小人之術謀君子之相，非但心術不正而已，學術上也只好橫溢斜出，鑿空蹈隙”（桑兵《桂子山從學瑣記》，原載《近代中國研究網》，此據《桂子先導》微信公眾號，2019年9月）。患病固然與環境有關，但也不能成為自甘墮落的理由。
說實在的，那些“信心爆棚”的學者的學問和識見，跟陳寅恪先生的相比，真的算不了什麼，用“幾分之一”來形容，實不為過。“信心爆棚”者與陳寅恪先生之間的差距，可以從陳寅恪的“貫通”能力，“發覆”能力以及“工具”的掌握能力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陳寅恪先生的“發覆”能力，蔡鴻生先生有透徹的解析（蔡鴻生《發覆的魅力》，《仰望陳寅恪》，66―74頁）。何炳棣先生對陳寅恪先生的評價可謂公允之論：“陳寅恪師國學根基之深厚、歐亞古代語言之具有閱讀之能力、中古史實制度考訂之精闢、詩文與社會史相互闡發之清新深廣，世罕其匹，自有公論。”（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322頁）何炳棣先生也是當今海內外公認的成就卓著的史學家。學識淵博如何、蔡二先生者，尚且有如此清醒的認識，尚且始終抱守“仰望”之舊義，況我輩乎？！
“陳寅恪”就坐在那裡一直默默地注視著我們，不知那些每天行色匆匆地從他身邊走過的“鳶飛戾天者”，何時才會“望峰息心”呢？
李伯重先生說：“我國學者寫的學術著作今天越來越被國際學界視為假冒偽劣而不屑一顧，也真令我們感到汗顏和悲哀。就此而言，我們中國學者實在有愧於我們的時代。”（李伯重《我們在學術上不能無所作為》，《海外漢學研究》微信公眾號，2018年6月）難道這些話還不足以振聾發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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