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杨玉璇的寿山石雕名品在境内外拍卖动则百万元起价，而往往以千万元的高价收拍。
寿山石雕名品在境内外收藏界地位也是如日中天。2001年，寿山石被定位福建省“省石”，2006年，寿山石雕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随后当选中国“国石”，而故宫更收藏有一万多件寿山石作品。
关于寿山石雕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如寿山石雕鼻祖杨玉璇的研究，更显迫切。
虽然他有不少的作品存世，但目前关于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艺术风格。原因在于历史上关于他生平的文字记载甚少，所涉的记载均只片言只语，或仅见之于他作品的铭文。另一方面，收藏界对于他的研究更重于探讨其雕刻技艺和真赝鉴赏。由此导致关于他的其它方面的研究几乎空白。
故宫博物院藏杨玉璇寿山石罗汉
一.关于杨玉璇研究综述
1.关于杨玉璇的历史文献记载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点，雕刻属于“雕虫小技”，几乎难见于正史记载。作为一名雕刻艺人，杨玉璇难得见诸于任何正史记载是正常的。
康熙版《漳浦县志》关于杨玉璇的记载，仅以26个字带过，这一方面应该是由于杨玉璇生逢“鼎革之际，频罗兵燹”，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杨玉璇对当时满清蛮族入关统治中原有强烈排斥倾向而导致当时县志不敢着笔太多。
但更主要的，应该是中国各地各姓的族谱或地方志，往往偏于对仕宦的着墨，一本族谱就是一本历代官宦清单。
一个伟大艺术家往往因此籍籍无名，这在中国古时的文化传统下或许是美德，但也导致关于杨玉璇的历史记载仅存蛛丝马迹，只见诸于当时极个别的杂记里。近些年，关于他的诸多研究也多是基于这些记载结合他存世的作品而展开的。
以下是目前能查到的见诸文献的关于他的一些记载：
周亮工(1612─1672).《闽小纪》“能以寸许琥珀作玲珑准提，毫发毕露，见者惊奇。”
周亮工.《印人传》卷三《张鹤千图章前》云“张鹤千日中，毗陵人，……。以予所见，海内工此技者，惟漳海杨玉璇玑，为白眉，予《闽小纪》中称为绝技，鹤千亦何让玉璇哉！……。玉璇年七十余矣，此技当恐终属鹤千耳。”
周亮工.《印人传》中“漳浦杨玉璇，名玑，工制纽，被誉为绝技，唯玉璇年七十余矣。”
周亮工.《印人传》中《书王文安图章前》“乃文安独留心图章……更留心于制钮，与漳浦楊玉璿、毗陵张鹤千齐名”。
清康熙37年陈汝咸重修的《漳浦县志》在〈杨玉璇传〉中记载“杨玉璇，善雕寿山石，凡人物、鸟兽、器皿，俱极精巧，当事者争延致之。”
“闽中七子”之一的高兆在《观石录》中记载“杨璿（也就是杨玉璇）作狐钮，项上微紫—神品。”
毛奇龄《后观石录》中记载过“一葡萄钮，一瓜钮。其钮为杨璇所制。葡萄、瓜，俱纯灰色，独取其白色而略渗微红色者为枝叶。其叶中蠹蚀处各带红黄色，浅深相接，如老莲画叶然。且嵌缀玲珑，虽交藤接叶，而穹洞四达，真鬼工也。”
《闽小记》中记述“闽中绝技五：会城去贪和尚之鬼工球，莆田姚朝士指环济机上之日晷，龙溪孙孺理一寸许之自鸣钟，漳浦杨玉璇一寸许三分薄玲珑准提像，福清郭去问一叶纸上尽书全部陶诗，笔墨仿欧阳率更。”
《闽中纪略》中记述“闽人雕刻天禄、辟邪、狮虎各纽，精如鬼工。按：清初漳浦杨璇，字玉璇，时称绝技。”
朱彝尊(1629─1709)的《寿山石歌》诗中有“是时杨老善雕琢，纽压羊马麏麚麙”，“杨老”即指玉旋。
清初学者高兆《观石录》则载“李某……印一枚，皎然如梨花薄初日，杨璇作纽者八九，韩马、戴牛、包虎出匣，森森向人，盘礴尽致，出色绘事。”
寂园叟的《说印》中，崇彝在〈说田石补〉一节记杨玉璇所刻的一件田黄蹲虎“重二两有半，其色浓若琥珀，虎作蹲式，茸毛拳屈，顾视如生，颌下有玉璇款。近闻为袁体明观察以千金市去。”
藏书家郭白阳“清初漳浦杨璇，字玉旋，时称绝技。又有周尚均名彬，制钮，外间刻写意山水，钮旁署名‘尚均’，体八分、阳文，或作‘周彬’，阴文，八分者，其工不及玉旋，而取径各有不同耳。”
张幼珊《寿山石考》载“(玉璇)凡刻人物，先镱后锥，后用刀修光，盖镱时已肖其粗形。锥以穿孔，刀以剔精。相石势雅正，及配巧色，颜面衣裳，无不具备，其巧思有过人者”。
《前尘梦影录》的作者徐康“印钮以尚均制作为第一，杨玉璇次之，皆国初名手也。余在申江得一红寿山石椭圆印，合长三寸，高二寸，上下相等，两面阳文，六龙皆五爪，中刻三凤形，阴文。侧首空处署款‘尚均’二字，八分书。”
夏敬观的《学山诗话》记载，韩约素曾经篆刻过一枚田黄小印，高不过半寸，钮则为杨玉璇所雕刻。夏敬观还特地为此印赋诗一首，曰“小章费尽磨碧手，钿阁精镌玉璇钮。漫嫌石量过轻纤，绝艺双双今罕有。东来海客苦搜寻，块两价重如黄金。估人贪大不取小，周人胡卢笑不禁。”
清人郑杰《药炉集》“余素有石癖，积三十年，大小得五百枚，皆吾闽先辈所遗留。钮多出之杨玉璇、周尚均二家所制。”
2.现代关于杨玉璇研究文献综述
国人对寿山石的开采和使用的历史渊远流长。1954年，考古学家发现人类对寿山石料的开采和使用，最早可以回溯到南北朝，但到宋时才形成“官取造器”并形成记载，宋以后，寿山石一度断绝使用，直至明朝才陆续有文人将之记录在案。
至明清鼎革之际，寿山石因工艺雕刻成为艺术品，而为文人和官宦甚至皇家所追捧，寿山石雕界更是群星灿烂，如杨玉璇、周尚、许旭、董沧门、魏开通、王矞生、魏汝奋等，而其中杨玉璇被尊为寿山石雕“鼻祖”，是寿山石雕界公认的宗师，特别是他开创的薄意雕法，开创和引领了寿山石雕行业的发展。
由于关于他的历史文献凤毛麟角，目前关于他的研究，多集中在根据他的存世作品对他的雕刻风格及艺术成就进行探讨，如方宗珪、陈石、陈锡铭、周金秋、陈哲、漆澜等人，或撰著或作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杨玉璇寿山石雕的艺术风格进行细致的研究。
关于他的生平，王毅霖在《杨玉璇寿山石雕的文化价值》、网友博文《寿山石雕大师杨璇的生卒年考》及陈锡铭在《清寿山石雕大家杨玉璇》等有限的几篇文章中，对他的出生年限进行了探讨。
在寿山石的传奇故事《大清双龙传》中，杨玉璇曾为官一方，任职浙江承宣布政司布政使，参与东林党，后因党争失志，隐入山林，醉心雕艺。但族谱及目前地方志和野史，都没有关于他为官的记载。如果真的任职浙江承宣布政司布政使，做为从二品的官员，明.《神宗实录》也应有所提及。因此，该记载也就只能当传奇故事欣赏。
康熙《鸳锦云章》（即“九读”印之“初读”）
二．关于杨玉璇的两个问题
1.关于杨玉璇的出生时间
在上述网友博文及王毅霖先生、陈锡铭先生发表的文章中，均对杨玉璇的出生年限进行考证，主要依据的都是上述周亮工（1612～1672）.《印人传》“漳浦杨玉璇，名玑，工制纽，被誉为绝技，唯玉璇年七十余矣”的这段记载。
王毅霖先生“考周亮工（1612～1672）及其《印人传》，周于1670开始编撰《印人传》并于1672年5月（康熙十一年）61岁时去世，此时的杨玉璇七十余岁，可见，杨玉璇的出生当为1600年左右或前几年。这种考证想来差距不会太远，无疑，这位名噪一时，声溢朝野的工艺师大致生于明代末期的万历年间，而主要活动于明末清初。”。
而陈锡铭先生认为“周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672年），享年61岁。《印人传》是中国第一部介绍篆刻家的著作。此书系周亮工所著，未及付梓即辞世，后其子刊行。以周60岁著书，当时杨72岁推算，杨长周12岁，杨玉璇当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如此推算或不准确，但误差应当不出数年”。
网友博文根据周亮工的这段记载，结合“《印人传》成书于康熙九年（1670年）前后，刻字时间为康熙十二年，即周卒后第二年，由其后人完成”，以及周亮工与高兆、朱彝尊的交往记录及诗词唱和的记录，认为杨璇“应岀生于明万历(1573年-1620年）中期。卒于淸康熙（1662年-1722年）初期。进入康熙时代他已步入暮年”。“因此，在尚未掌握更确切考据前，将杨璇大师的生卒年代，由“康熙年代”改为“明末清初”是较为确切，是有依据的。”
另，笔者根据清. 徐康 (1814—?)《前尘梦影录》所记载“印钮以尚均制作为第一，杨玉璇次之，皆国初名手也”推测，多尔衮1644年入关，同年清顺治称帝，如果杨玉璇是“国初名手”，那么应该时当壮年，由此推测，杨玉璇出生于明万历中期的判断也就合理。徐康出生于1814年，其记录可靠性还是比较强的。
上述关于杨玉璇的出生年限的推导应该是准确可靠的。
周亮工所著《印人传》共3卷，记录了作者鉴藏的宋代至明代旧印，撰写了59位明清篆刻家的传记。作者由金陵出游无锡、苏州、杭州、扬州诸地，访问印人，逐一记录，并成书于康熙九年（1670年）前后。
考虑到行程之远，访问印人之多，该书的撰写及访问有可能不只在周亮工五十九岁（1670年）时，“觉虚名之无益”，尽毁历年著作后，以1671年一年的时间内遍访诸地诸人而成书。也就是周亮工拜访张鹤千未必是在1671年成书当年，甚至更早，那么杨玉璇的大致出生年有可能提前至1595年左右。
即使无法得出精确的时间，但认为杨玉璇出生于1590-1600年的明万历中期年间，活跃艺坛的时期当在明末清初，是合乎逻辑和史实的。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周亮工这位贰臣，因满清而显赫，宦海沉浮，却在归衣山林后，最终因为杨玉璇等民间印人而留名历史，这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从上述考证的杨玉璇出生时间看，将杨玉璇与蔡世远 (1682～1733年)甚至蔡新（1707～1799年）牵扯到一起，认为杨玉璇跟随蔡世远到福州，时间上无法吻合。至于杨玉璇与黄道周（1585～1646）及蔡世远的父亲蔡璧 (1707年赴福州任鳌峰书院第一任院长) 是否有任何交集，未见诸文献，尚需考证。
而认为禁海迁界导致杨玉璇迁移福州并从事寿山石雕的说法，时间上也就不可能。明中后期至清中期，当时朝廷对沿海都有禁海政策，将禁海说成是杨玉璇的迁移原因，未免过于牵强。而迁界更是“顺治十八年（1661），用黄梧（漳州平和人）议，徙濒海居民入内地，增兵守边。”（《清史稿》），从时间上则更无可能。
杨玉璇田黄达摩
2.关于杨玉璇是否供职造办处
在相关的资料中，我们看到有观点认为杨玉璇供职于满清政府造办处，是内务府御工。理由是杨玉璇的作品有皇家气派，而且其作品多由皇家收集拥有。这种观点纯属猜测，是靠不住的，理由有多方面。
虽然满清蛮族入关统治中原后，顺治开设造办处，期间有停，后于康熙年间恢复，营运至一九二四年。造办处档案《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以及相应的御工名录如实地记录了各类宫廷制品的名称、来源、时间、规格、用料、开销、工序、去处以及皇帝的旨意，为清代工艺制作研究和文物鉴定提供了最直接可靠的依据。但以杨玉璇作品炙手可热的现在，从来没有人在档案里找出他供职造办处的记载。
再者，康熙版《漳浦县志》关于杨玉璇的记载“……，俱极精巧，当事者争延致之”，一句”当事者争延致之”就可以判断出他不可能供职于造办处！如果供职于造办处，不管是专供宫中用度的“养心殿造办处”，还是“内务府造办处”，其作品都专供皇亲贵胄，不可能“争延致之”，而该版本的县志，成书于康熙年，更不可能直接称呼“当事者”。
第三，具有皇室贵胄专供性质的造办处，在中国的历史颇为长久。李斯、管仲、范蠡、石叟等人曾在作品或产品上体现自己的名字，但前三者是督办的官僚，是基于责任而在作品或产品上体现自己的名字，如“李斯督造”等，而石叟则是纯粹的民间艺人。
从没有哪个朝代的造办处御工敢在作品上铭记或绣上自己的名字。你能想象，皇帝穿着一件绣有”张三”名字的龙袍吗？在那个时代，这肯是杀头的重罪。
现代社会，商标（铭牌），体现的是排它和自信。笔者认为，杨玉璇的作品背面刻有阴文“玉璇”字款，体现的更多是排它，而这种排它是基于对自己艺术成就深刻的自信，源于对满族入关后对汉民族烧杀掳掠的极度厌恶。通过在作品上铭刻自己的名字，无异于告诉满族人，要嘛你毁灭我，但你永远无法彻底拥有我。
其四，故宫库房里有众多寿山石明式人物作品，但几乎没有“清式”人物。很难想象，象杨玉璇这样的宗师，如果甘于委身清政府造办处，会没有一件“清式”题材的佳作传世。而现在能查到的“清式”题材寿山石雕就只有漆澜先生在他文章里提到的“满大人坐像”，以及传说中的“努尔哈赤坐像”（两者是否为同件，待考！）。
当时寿山石雕界的气节，是现在穿马蹄袖戴斗笠“祭孔”和民间声嘶力竭狂吼“向天再借五百年”现代这些汉族人远远比不上的，这是从上到下的民族精神沉沦。
故宫博物院藏清初寿山石雕刻“满大人”
其五，在《印人传》卷三《张鹤千图章前》“张鹤千日中，毗陵人，……。以予所见，海内工此技者，惟漳海杨玉璇玑，为白眉，予《闻（闽）小纪》中称为绝技，鹤千亦何让玉旋（璇）哉！……。玉璇年七十余矣，此技当恐终属鹤千耳”。
《印人传》由周亮工于1671年由金陵出游无锡、苏州、杭州、扬州诸地，访问印人逐一记录后编撰成书。
如果杨玉璇当时供职北京造办处，应有周亮工到北京拜访杨玉璇的路线记录。周称杨的技艺“为白眉”实属推崇备至，而张鹤却直接出语“鹤千亦何让玉璇哉！”，不管实际技艺如何，如果民间人士这样臧否内务府皇家御工，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有造次和犯上的嫌疑。
以周多年宦海沉浮的经历，肯定娴熟官场话语体系并熟知文字狱的端由，难免会有所忌惮，更不可能如此轻率地将此形成文字并记录在册。
据《潘主兰谈艺丛稿》记载，清康熙年间，浙江人许旭在福州专事印钮雕刻，以古兽闻名，人称“精鬼如工”。他被闽浙总督范承谟招为秀工，有大量寿山石上品被这位总督送往北京。现代关于杨玉璇曾为清廷御工一说，不排除是将《潘主兰谈艺丛稿》关于许旭的记载误传为杨玉璇。
至于杨玉璇的作品有皇家气派，《易经》中说：“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黄色在封建中国历来为皇家专享之色。笔者认为，对于善于在寿山石雕中“取色”的杨玉璇，这只不过是其对田黄这种黄色石料开相前的一点基本把握罢。
从漆澜先生《堂堂正气-明清寿山石古兽印钮、罗汉工刍议》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杨玉璇在寿山石佛像雕刻中的气派和格局主要是技艺的传承和创新，体现宗师的境界和风格，未必和皇家有必然的联系。
再说，康熙年间的杨玉璇，已经六十几岁，将届古稀之年，雕艺成就早已名动天下，其作品不仅在文人及官宦间争相传诵，更是被作为朝廷贡品而被追捧，满清又有何德政能让垂暮之年的大师放弃气节和操守，奔波千里进京委身御工坊呢？
很多人希冀通过和皇家造办处产生关联，希望籍此达到对宗师的拔高和肯定，但如此想法，就显得是对杨玉璇技艺历史地位的扭曲和对权贵的曲意逢迎。
杨玉璇田黄观音像
三．明万历时期闽中学子与寿山石
1.曹学佺与寿山石
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号石仓居士，福州洪塘人，明末官员、学者、诗人、藏书家，闽中十子之首。与丞相叶向高，状元翁正春，李贽、邓原岳，谢肇淛，陈介夫，陈荐夫等闽中文人均有往来。
曹学佺万历十九年（1591）中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会试落第后，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会试中，曹学佺以二甲五十名考取进士。早年经历宦海沉浮，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缢。曹学佺闻讯，投池自杀，为家人所救。次年，隆武帝在福州即位，曹学佺进见，被授为太常寺卿，不久迁礼部侍郎兼侍讲学士，后进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隆武二年（1646），清军进入福建，隆武帝被俘，绝食而死。九月十七日，清军攻陷福州，次日，曹学佺香汤沐浴，整顿衣冠，在西峰里家中自缢殉国。世事动荡，他终以身殉国，可谓是明末清初时最为典型的守节不移的文人代表。
关于寿山石，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比如“女娲遗石在人间”、 “凤凰彩卵留人间” 、“仙人遗棋子陈长寿捡石发大财” 、“高僧求石” 、“乾隆一梦” 、“蜂蜜化石” 、“田黄治病” 、“朱元璋夜宿芙蓉洞” 、“善伯篇” 、“寿山琪源洞石”和“广应寺和寺坪石”等，而清.施鸿保在《闽杂记》 中记载“明末时有担谷入城者，以黄石压一边，曹节愍公见而奇赏之，遂著于时”，《曹学佺买柴得田黄》这个故事由此在寿山石民间广为流传。就是这样一位历经明代三朝、沉浮宦海的文人，成为了与田黄结下不解之缘的第一人。
石仓园的建设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考绩时，曹学佺因其在四川任按察使期间”除残去贪”，得罪了蜀王，被罢职回乡。回到洪塘后的曹学佺便做起了明清文人归隐时最爱做的一件事—建筑私家园林“石仓园”。
关于石仓园的建设时间，陈超博士在其论文《曹学佺研究》中引证了很多资料后指出，石仓园的始建“具体的时间应该是1599年。”，“史料所言1613后’构’石仓园，理应做’扩建’之解。”
他的石仓园营建在洪塘的妙峰山下，既名为“石仓园”，曹学佺就凭己力搜罗各色奇石以充其实，也将更时间“宅”在园中，交游士子，肆意笔墨，品赏摩挲寿山石。《曹南宫学佺小传》记载石仓园宴饮时写道“宾友翕集，声伎杂进，享诗酒谈宴之乐，近世所罕有也”。
就在这样的觥筹交错或是吟诗作赋的文人雅集中，品赏文玩自然成为不可缺少的环节，其中必然包括品玩曹学佺所收藏的田黄石。备受文人肯定甚至推崇的田黄石，由于其天成的富贵之相和易于入印的质感，肯定被越来越多的文人所欣赏品鉴，也由此寿山石在闽中文学圈中“遂著于时”。
2.谢肇淛与寿山石
谢肇淛（1567-1624），肇浙，字在杭，福建长乐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科进士，官至广西右布政使，文学家，勤于著述，有诗文数十卷，著有《滇略》、《北河略》、《尘余》、《文海披沙》《五杂俎》等。
谢肇淛性格清朗适淡，与晚明性灵学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袁宗道、弟袁中道交游颇深，曾与袁氏三兄弟为首的文人在城西崇国寺组织“葡萄社”，品评诗文，论古说今。这种适淡的性格，也在他的很多传世诗词文笺中得到体现，如明.谢肇淛《佚题》诗“痴汉偏骑骏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间多少不平事，不会作天莫作天。”，这种性情在给妹婿兼好友郑孟麟的书信《寄郑孟麟》中，更是表露无遗。
“家室至。得手书甚慰，兼悉近况。水部自不恶，而河上翁尤不恶。俗言纷纷，但患贫耳！而贫非不佞所患也。……吾尝谓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为？何地不可居？如不知足，则卿相不已，必思帝王；帝王不已，必思神仙；神仙不已，必思作玉皇大帝。而元会运世、百六阳九之期，于心尚以为未足也。……”
本封家书，从行文措辞看属很私人的信件，谢肇淛袒露了真性情，也可看出谢肇淛和郑孟麟的私交非浅。
在谢肇淛诗词和游记中，留下不少关于寿山石和寿山寺的记载，也有同期文人留下不少关于他与寿山石的文字记载。
明.王应山(1531～?年)《闽都记》（谢肇淛作序）
……寿山在四都，与芙蓉、九峰二山对峙，去府城八十四里，唐光启三年建广应院，今废。。。。，惟艾绿者难得。
明.谢肇淛（1567～1624）《小草集》”艾绿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瓤红又次之，非艾叶绿为第一”。
清.高兆《观石录》＂谢在杭布政尝称之，品艾绿第一，卒叹其未见也。＂
清.毛奇龄（1623-1716）《后观石录》“明崇祯末，有布政谢在杭尝称寿山石甚美，堪饰什器。其品以艾叶绿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瓤红又次之。”
万历四十年（1612），谢肇制偕同徐兴公（1570-1642，字惟起，名（“火勃”二字合书））游寿山。谢肇制赋诗《游寿山寺》并作《游寿山九峰芙蓉诸山记》，徐兴公也做有诗《游寿山寺》。
徐兴公.《游寿山寺》：
宝界销沉不记春，禅灯无焰老僧贫。
草侵故址抛残础，雨洗空山拾断珉。
龙象尚存诸佛地，鸡豚偏得数家邻。
谢肇淛.《游寿山寺》：
隔溪茅屋似村廛，门外三峰尚俨然。
丈室有僧方辨寺，殿基无主尽成田。
山空琢尽花纹石，象冷烧残宝篆烟。
禾黍鸡豚秋满目，布金消息是何年？
谢肇淛虽说是文人，但他并不甘于仅仅把玩手里的寿山石，还冒险亲自游历了寿山及广应寺，写下《游寿山、九峰、芙蓉诸山记》，记载了寿山的偏僻、路途的艰险以及广应寺的衰败。
“行经数晷，无复有人形声，众皆惴惴然恐，久之。乃得田父问途，知寿山在眉睫矣。又十余里，始至。然畛隰污邪，茅茨湫杂，佛火无烟，鸡豚孳息，都无兰若仿佛矣。老僧头颅不剪，须鬓如雪，自言浙人也，住持廿九年矣，……”
“奚奴各劚数片，内之枕中。”
“沙弥击火炊黍，至日旰，乃得食。夜雨，复寒甚，众嚣然，竞往村中贳酒饮之。质明雨止，询舆人偃蹇 不肯前，至岐路，翩然径舁以归，比觉而追之，则无及矣。”
“陈伯孺、吴元化、赵子含俱无应者，独与陈汝翔、徐兴公策杖出井楼门，就笋舆，而僧明椿亦追至。”
在明末1600年间，闽中学子灿若群星，丞相叶向高，状元翁正春，邓原岳，谢在杭，陈介夫，陈荐夫等以及前后五子及闽中七子等群体，虽气质相异，但无论结社谈燕或赋诗交游，彼此都有一股同气相求的性情。但无论气节、事功、学问，曹学佺和谢肇淛都堪称其首，且交契殊深。
不管入仕前或入仕后，他们都经常招集同好，结社赋诗，宴游唱和。这不仅是两人有姻亲之谊（曹的长子曹孟嘉娶了谢的长女，是儿女亲家。），更重要的在于有相似的抱负和爱好。
“便须薄酌无供具，况复平交有布衣”，他们交游寒士，援引同调，一句“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更是吟唱出曹学佺这位大儒的气节与品格。他虽未必会热衷于与引车卖浆者、屠狗宰牛之辈交往，但应该不会耻于与与石雕文玩艺人的交往。
于是，寻找能对寿山石进行深度加工雕刻的能工巧匠，应该成为闽中文学圈中的寿山石爱好者如曹学佺、谢在杭等文人孜孜以求的梦想。
杨玉璇田黄罗汉
四．明万历时期杨玉璇的故乡
1.明万历时期的漳州月港
漳州地区在唐垂拱年间得到开发，在南北朝及南宋末年二次北方战乱带来的衣冠南渡后，作为福建的大后方，南迁的士族大大促进本地区的文化发展，并于明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
康熙.陈汝咸《漳浦县志》记载，有明一代，漳浦就有进士205名，其中有万历八年、十一年两榜各有7名漳浦人同科进士，这种现象在全国也是罕见的；万历间同时有林士章、朱天球、卢维祯三个漳浦人同朝尚书。
明景泰(1450-1456年)年间，漳州月港已经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尽管明初朝廷施行“海禁”，嘉靖四年更规定“凡双桅海船，统统扣留，即使不是贩卖番物，也以番物论，俱发戍卫边”。
但在东南地区，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在月港开设“洋市”，“准贩东西洋”，也因此促成漳州月港成了东南沿海对外经济贸易的中心，并在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达到鼎盛时代，成为东方主要海港。
16世纪90年代的明万历中期，此时尽管张居正早已辞去首辅，距离“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戚继光在兴化（莆田）击溃并几乎全歼倭寇主力已经过去近十年，遂了心愿的戚继光也已在1588年过世。宁夏之战役、播州之役、朝鲜战役这明万历年间三大战役也陆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虽然称不上四海偃宁，但张居正主导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正惯性地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明朝正处于万历中兴的年代。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贸易和对外交流的更加频繁和活跃，月港也成为“海舶鳞集，商贾成聚”的东方大港。此时的闽南族群，眼光已经不止局限于近在咫尺却波诡云谲的台湾海峡黑水沟，而是将眼光投向万里烟波之外的吕宋、爪洼、马喇甲等南洋诸岛，并与西班牙、荷兰等海上殖民势力在那里交汇和碰撞。
张燮（海澄人）.《东西洋考》、杨一葵（漳浦人）.《裔乘》、吴朴（诏安人）.《渡海方程》等著作，可以说是当时闽南人海外交流和拓展的汇总，也是指南。以至于顾炎武（1613-1682）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
2.明万历时期的佛昙镇
佛昙镇是漳州地区比较早开发的区域，唐. 陈元光有诗《晓发佛潭桥》“朝暾催上道，兔魄欲西沉。去雁长空没，飞花曲径深。车沿桥树往，诗落海鸥吟。马鬣嘶风耸，龙旗闪电临。峰攒仙掌巧，露重将袍阴。农唤耕春早，僧迎展拜钦。看看葵日丽，照破艳阳心。”。
杨姓做为漳浦县佛昙镇的望族，是跟随南宋败亡皇族南迁的国舅杨亮节次子杨世隆所繁衍的，并且后嗣科举鼎盛，正应了宋.解元.郑少嘉 《鸿江赋》云“登武功者佩虎头之符命，进文学者题虎榜之科名。诗书世泽，阀阅簪缨，泛观前代，历历可称”。杨氏祖先对教育的重视，导致后世名士贤人辈出，至明嘉靖和万历年间，更出现了杨守仁及杨一葵父子两进士。
佛昙港口
经济方面，在未实行围海造田及上世纪80年代围垦滩涂养殖之前，佛昙因土壤贫瘠农业落后，主要依托贸易及海外交流而发展。这里自古就有造船通番的习俗，有着很强的海洋文化氛围，佛昙人早已习惯“既享舟楫之便，尽历风波之苦”。
佛昙港是万历时期漳州地区的另一重要港口。佛昙井尾半岛的巡检司以井尾半岛及对面的白石为葫芦口卡住整个港口船舶的进出，而当时隶属佛昙的镇海卫及佛昙大坑村驻军的营台卫所，保证了佛昙水门渡做为整个佛昙湾区海外交流及货物集散的安全并辐射周边，驱动着整个湾区的发展。
在长时间里，佛昙港水门渡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枢纽，成为闽南众多特产货物和人员进出台湾、东南亚的一个必经之地，市井十分繁荣，手工艺发达。时至今日，仍经常有古代沉船或货物，如漳州瓷、平和克拉克陶瓷、德化陶瓷等，在佛昙外港被发现或打捞。
佛昙下坑村
杨玉璇的出生地佛昙镇下坑村，地处佛昙湾的东北角，该村主要以大荟山、芙蓉山及犁壁山（万历时称灵璧山，系谐音所误）三座山依“品”字形不规则排列构成，是佛昙杨姓开基祖最早的居住地，在围海造田并形成石尾埭及西埭之前，该村杨姓族人主要依山聚族而居。
其中的芙蓉山系由众多巨石堆集而成，形如芙蓉盛开，故称芙蓉山，“芙蓉茂盛”为佛昙古八景之一，芙蓉山西侧有一石洞，由几个巨石堆垒而成，本地发音谐似“加良石洞”，隐隐呼应着杨玉璇成名以后，隐居福州“外三山”芙蓉峰的加良山，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呼应。
根据佛昙文化研究会重新翻印的明万历.杨一葵著作《增订》所收集的《太乙山游记》一文，杨一葵居住地“东山所”应在芙蓉山南麓，距离游记中的太乙山约一二里之遥。而对面大荟山的海月岩更是香火旺盛，“雅颂声共梵音齐远，云和月随法鼓偕宣”，早晚佑护和慰籍着村民。
3.佛昙琥珀与水晶
中国的琥珀主产地在新生代第三系泥砂质及含煤系地层中，其次产于中生代的白垩系地层中，主要产地有辽宁、河南、云南、福建、西藏等省区，福建省的琥珀资源主要分布于漳浦至龙海一带，产于第三系佛昙群下部岩层中，琥珀矿体呈透镜状、似层状。
佛昙镇最早何时开采水晶和琥珀并无记载，但历史上曾是水晶和琥珀的产地。水晶的产地主要集中在佛昙镇石门村水库尾中陡地段（石门坑内水库），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曾经大量开采并外运外销，现矿井已经废弃。
而琥珀产地主要集中在佛昙镇官埔村和十字路（十二落）村，六七十年代，政府曾经组织大批农民进行开采和收购。时至近日，该地村民施工或种植，还偶尔能挖出琥珀。
下图为佛昙村民收藏的琥珀原矿。
当时佛昙经济发达及盛产原材料，吸引众多民间艺人从事水晶和琥珀雕刻，而贸易的繁荣及对外交流的频繁，又促使雕刻技艺提高和工艺改进，从而产生和培养了很多民间雕刻高手。
象杨玉璇一样没有走科举道路的年轻人，肯定会有部分人选择以雕刻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或许当年和杨玉璇一样学习和从事雕刻的很多年轻手工艺人，永远不会想到“此道与声诗同”，而杨玉璇如何选择福州之行与寿山石结缘，并最终成就“治一业，攻一器，足以传世行远而不朽。”（清.阮葵生《茶馀客话》）更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五．明中后期雕刻在闽南的传承和漳州工
在各行各业，大师永远是不世出的，有些天才人物如高峰一样，横亘在历史的人文天际线。这些大师往往是在付出了常人几倍的努力后，对艺术进行继承和创新才最终因缘际会而横空出世。
1．漆澜先生的研究和观点
雕刻艺术的技法和造型在宋代进入成熟时期，而宋室南迁以后，中国文化中心逐步往南迁移。福建本来偏居一隅，但到南宋时已成为大后方，相对安定的环境和繁荣的经济，大量的北方工匠都汇集到了福建（闽南）来，闽南地区在南宋以后成为雕刻方面的后起之秀。所以现在漳州、泉州一带的石刻，很多都是南宋时期的，它的造型法式、技法语言很多都是北方传过来的。
菏泽市博物馆藏 元·寿山石雕降龙、伏虎罗汉
上：翁孙相亲 下：牧童戏牛（佛昙民间收藏作品）
漆澜先生在《堂堂正气—-明清寿山石”罗汉工”刍议》一文中，通过对公元13世纪到公元16世纪期间，苏州甪直保圣寺杨惠之的唐代泥塑以及安岳、大足石窟的圆觉洞、毘卢洞北宋石刻等横跨多个朝代的诸多雕刻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晚明时代，伴随北方更为成熟、完备的雕刻技法和造型的传入，德化窑、漳窑及木雕、铜雕等已经很好地全面地吸收了北方雕刻的成果。漳州窑、德化窑的造型刺激和绪引了后来的雕刻风格。
根据考古出土的晚明精工石雕钮出土集中于漳州一带的状况，他指出，寿山石雕刻在闽南地区先行发展，在晚明或更早的元、明之际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早期德化窑、漳州窑瓷塑对于晚明清初印纽雕刻的发展演变至关重要。
左图：清初寿山石牧童戏牛文镇 右图：牧童戏牛图
2.晚明时期的漳州工
在晚明之前各行各业的工匠统统被归为“百工”，汉.王符“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
对工匠的产品只要求实用，而对于“精巧如鬼工”则认为“巧饰”而加以排斥。然而明末清初，经济的发展带来装饰趣味的兴起，随着闽南技师对北方雕刻技艺的继承和创新，文人雅士意趣更多地参与和渗透到雕刻作品中，雕刻技艺更显得细腻和精絶。
明代中期以后福建的铜铸造像、德化瓷塑、漳窑瓷塑都得到充足的发展，这在何朝宗（1522-1600年）、石叟等作品中可以看见。至明代中后期，玉、石、竹、木、牙文玩等漳州工雕刻的勃兴。
晚明漳州工的发展和普及，极大地促进佛昙琥珀和水晶石的雕刻，而早年身居佛昙从事雕刻行业的杨玉璇，无疑能接受到更多的技艺影响和交流机会。这种影响和交流也促进雕刻在佛昙的普及，时至20世纪80年代，佛昙民间还有不少的雕刻爱好者，其作品虽婪尾余香，盛景难再，然偶有开生辟秀，灵巧别裁，亦自可人。可以说这是漳州工余音近400年后在佛昙的回响。
杨守仁墓前文武翁仲
右：杨守仁墓前翁仲 中：何朝宗佛像 左：杨玉璇的寿山石雕
3.寿山石与琥珀及水晶石的特性
目前，耐用而又容易入刀的中国印章石材主要是四种：寿山、昌化、青田和大约三十年前发现的巴林。而寿山石又因为“柔而易攻”的属性更是备受青睐。不管寿山石的种类如何繁杂，它们都具有共同的属性，即质地脂润、光彩照人和可雕刻性。硬度在2.32～3.05之间，密度在2.71～3.1之间，优质的寿山石耐火度可高达1800℃。
水晶石是石英结晶体，透明、硬度高、折光好，大多数无色透明，少数因含不同的微量元素而呈现不同的颜色，天然水晶，对着光线都可以见到淡淡的均匀细小的横纹或柳絮状纹理。水晶石的硬度是7度，密度在2.22～2.65之间，熔点为1713摄氏度。
琥珀易碎，密度为1.08，比所有的矿物都要轻得多，能漂浮于饱和盐水。天然琥珀硬度很低，在2～3之间。
可以看出，水晶，琥珀和寿山石，三者的硬度均在2-3之间，就硬度而言，琥珀弱于水晶石，而寿山石硬度最高。早年精于琥珀及水晶雕刻的杨玉璇，转而从事“柔而易攻”的寿山石雕，在技法上是否更容易衔接和入手，以利于发挥其早年在琥珀和水晶石雕方面积累的技艺，需要雕刻方面的专家提供看法。
六．杨玉璇的族人和朋友圈
1.杨玉璇与杨一葵
在漳浦佛昙镇杨氏祖庙及金门官澳杨氏祖庙，分别挂着“父子进士”的牌匾，表彰的就是明万历年佛昙父子进士杨守仁和杨一葵。
杨守仁，明嘉靖四十四年年（1565年）中乙丑科范应期榜进士，官至广东海道副使，著有《严州府志》、《灵璧山赋》、《重兴陈公开疏河记》等传世。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朝廷评价功臣，参加宫廷鹿鸣宴。
杨一葵，杨守仁次子，明万历20年（1592年）中壬辰科翁正春榜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擅长诗文，著有《芙蓉馆集》、《豫章集》、《画脂编》、《云中边略》、《裔乘》、《海塘事宜》、《臆语》、《集语》、《夫见存笥》、《诗韵》、《经验良方》等，以上书籍除《芙蓉馆集》、《裔乘》、《诗韵》传世之外，其余均已佚失。
杨玉璇和杨一葵为下坑杨氏族亲。在本文“关于杨玉璇出生时间”一节，考证了杨玉璇的出生年间大约在1595-1600年左右。最新的考证，杨一葵出生于1567年农历9月24日，杨玉璇约略晚杨一葵一代人。少年时代的杨玉璇，没有选择从举业，而是选择务农之外的第三条路，学习手工技艺。
在闽南一带，本村出仕宗亲是非常注重对后辈的教育和提携，杨玉璇做为杨一葵的族亲，虽然没有从举业，也缺乏在诗词唱和上与杨一葵气烈相射，声响相附的能力，但作为一名醉心技艺并且学有所成的年轻人，是不难引起杨一葵注意的。
在《增订》中，可以看到杨一葵有非常多羁念家乡、友人及故旧的诗词，如《晋安怀家兄应卿》、《思家口占》、《思家》、《途中奉忆家兄二首》等，说明杨一葵虽然宦游四海，但与家乡及故旧的联系还是非常密切。
况且，杨一葵的父亲杨守仁，曾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参加宫廷鹿鸣宴，这无疑是杨守仁在子嗣教育及激励后进方面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和名誉。因此，可以认为杨一葵及其父做为当时佛昙杨氏的世家，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推荐或提携本村族亲杨玉璇是合情合理的事。
2.杨一葵和闽中学子
从杨一葵为官履历看，其任职之地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明.张九德在《增订》序文中也指出”先生早岁敭历燕赵吴楚之墟，踪迹遍天下”。不象其他学子履职中间或有间歇赋闲在家，杨一葵的为官历程从无间断，因此很难有更多的时间和其他学子交陪雅集，以期有更多的作品传世。
他的作品，更多的是结合为政地方的事务而著文，如四卷《云中边略》是他履职冀北道参议及负责作为万历朝战略国策的云中得胜市口“万虏易马”而著，明.王在晋在为杨一葵的著作《裔乘》序文中指出“公尝治兵西陲，大展云中……”就是指他这段履历。而《海塘事宜》则可以看成是他在万历40年前后，任职浙江守备道及随后转任浙江按察付使兼布政司右参议时，治理萧山海塘及潘家驯之后治理淮河的工作经验总结。
虽然目前笔者未发现杨一葵与闽中学子交往的具体文献记载，但杨一葵与曹学佺，谢肇淛等闽中文人，并非全无交集。杨一葵与谢肇淛同样为明万历20年（1592年）中壬辰科翁正春榜进士，做为同期进士，彼此间以后的仕途没有交集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他们不认识或没有交往，则不可能。
而且同期的状元翁正春，也是福州洪塘人，与曹学佺、谢肇淛及同为福州人的首辅叶向高等人在随后的仕途及赋闲时间交往密切。1592年的京试，年仅18岁曹学佺也曾晋京会考但落第，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年代，少年意气的曹学佺肯定会与杨一葵、谢肇淛等这些同为闽籍的学子有所交往。
在杨一葵.《增订》中，有一篇为自己著作所撰写的《诗韵序》，这也印证目前流传于世的一册《诗韵》确为孤本。该书为杨一葵汇编，郑孟麟订校，最早发现于山西广灵县宜兴乡，应该是杨一葵任职云中时带到当地。
该书订校者郑孟麟，名邦详，字孟麟，谢肇淛妹婿。杨一葵在《增刻》中，有很多诗与他唱和，从诗词的内容看，杨一葵和郑孟麟之间有非常密切的交往和关系。谢肇淛与郑孟麟交往的历史文献，除了前面引用的谢肇淛存世书信《寄郑孟麟》，还有诗《夏日郑孟麟招集九仙观噉荔支同赋数名诗》，另有谢肇淛密友徐兴公诗《十三日郑孟麟招集玉皇阁荔会分得数名诗》。
因此，有理由相信郑孟麟是杨一葵和谢肇淛共同的好友，他们之间是认识，并且可能存在密切的私人关系。
在《诗韵》册中杨一葵称呼郑梦麟为“社友”。明末的文人学子都喜欢结社，杨一葵在《增刻》的《梁甫吟略序》一文中称“…（梁甫）又与不佞结盟社，欢且久。…”，说明杨一葵虽然长期宦游，无法频繁参与活动，但还是有长期参与漳州文人结社的，但参与的是哪些诗社，笔者未考。
在陈庆元与于莉莉的《徐兴公与红云诗社-晚明文人雅集之一例》一文中，有提到郑孟麟积极参与品尝荔枝的红云社的活动，也不排除杨一葵有参与红云社，毕竟在明初引种入漳浦的乌石荔枝，也是名声在外的。
如果杨一葵参与的是类似红云社这样跨区域的具有诗社的结社，那么其与闽中学子的交流与关系更是非同一般。但这需要更多的资料佐证。
3.杨一葵和漳州学子
明末的漳州学子，人才辈出，结社集会，蔚然成风。万历年间，漳浦文人学者众多。但不同于吴 寀、林茂桂等漳浦籍官员与张燮、蒋孟育等同是漳州籍的文人学者结社交游，杨一葵由于长期宦游或者由于其著作佚失颇多无从考据，鲜有其与漳州学子诗词互动的文献记录。
在蒋孟育为杨一葵的《芙蓉馆集》所做的序文中，蒋孟育对杨一葵的文章诗词评价很高，与林德芬、吴亮恭、张绍和等并列，该序文也收集于蒋孟育的《恬庵遗稿》三十八卷。蒋孟育评论漳州历代诗歌时说到“……，以余知识旧漳，则林德芬、杨翘卿、吴亮恭，……，此即握管为文词，欲兴八代于豪端者也。”
杨一葵在《增刻》的《梁甫吟略序》一文开篇即“明兴二百余载，文治翔洽，我浦衣冠蔚起，修词奋藻，方驾二李何王间。至于隆万之际，彬彬盛矣。若林公悦、刘国徽兄弟并启大雅，而林德芬、胡以惠、吴亮恭诸公共播雄风。盖无不蹑青云之秀，赓白雪之才!”,说明杨一葵对这些同时代的漳浦学子不仅有所熟知，而且是赞誉备至！
4.万历时期漳州学子和闽中学子的交游
万历中期，漳州文人自称”东南才士”、“东南衣冠”，涌现出张燮（1574-1640年）、蒋孟育（1558～1619）、郑怀魁、吴 寀、林茂桂、林德芬、吴亮恭等著名的文人，他们早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订盟创立“霞中诗社（或称玄云社）”，并历时十多年。陈庆元及张倩雅在《东南才士文学群体意识的觉醒》对此有详尽的探讨。
这个时期的漳州学子在成立诗社后，与闽中文人或诗社的交流虽然称不上频繁，但彼此的关切却非同一般。曹学佺就留有与张燮诗词唱和的许多作品，包括《至日张绍和过访浮山堂同俞羡长谈艺》、《过湖夜归张绍和见访即别》、《浮山堂》、《张绍和孝廉北上谈别因及时事》、《淼轩诗稿》、《赠张绍和》、《西峰集》等。
在霞中诗社订盟二年后的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福州诗人曹学佺、徐兴公、林古度有闽南之行。冬，曹学佺一行入漳，与曹学佺同榜进士的郑怀魁邀曹学佺入漳霞社，曹学佺做诗《郑辂思招入霞中社》“……，一时人竞爽，千古道俱还。不是同声者，宁能到此间。”颇有一脉相逑，同声应气的情怀。
曹学佺还有《访陈贞铉遇陈元朋因游林氏园亭郑辂思张绍和后至分得神字》，以纪念其与漳州诗人的交往。二年后，即万历三十三（1605年），曹学佺同诗社的诗人王昆仲又到漳州访问诗社，张燮亲自接待并作诗《王玉生抵章见访九日携酌风雅堂用玉生韵》。蔣孟育和翁正春更是合著有《翰林院校阅训释南北正音附相法官制算法》二卷（蔣孟育撰 翁正春校）。
“千秋胜事属吾曹，翰墨场开足雅骚”，“诸子才名雄爺社，千秋事业起漳河”，张燮和郑怀魁等这些漳州学子，将文章看作不朽的千古事业，而与来自各方学子的交游，更是一桩盛事。当曹学佺与这些漳州学子宴游唱和时，免不了会提到自己从1599年开始置建的石仓园，以及石仓园里那些流光溢彩色，名流学士顾视珍惜，怀瑾握瑜穷日达旦的田黄等寿山石。
这些石料却因仅为原石料而难以真正深入闽中文人的内心，而委托当时以漳州工而名闻天下的漳州地区的圈中文人帮忙寻找和物色雕刻技艺过硬的能工巧匠加以雕琢，应该是一种合理的推测。
杨玉璇高山石雕慧可断臂像
5.杨玉璇的福州之行
综合上述的种种考据，有理由认为出生于佛昙下坑村的杨玉璇到福州与寿山石的结缘之路，来自于众多因素的巧合，也与其自身的后天努力分不开的。其成为寿山石雕鼻祖，是偶然，也是必然。
在宏大的叙事环境下，中国历史的变迁，几次的衣冠南渡，导致闽南地区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来自北方石雕的技艺，并适时地根据需要进行不断的创新。而佛昙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港口，发挥了其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糅合了来自包括海外和北方的很多文化元素，更为这种创新注入新鲜的基因。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及琥珀和水晶等矿产，又为这些创新提供土壤和温床，形成了一批具有非凡素养的雕刻技师，而年纪轻轻杨玉璇凭借“一技之微，亦足传人”的钻研精神，可能就已经名列其中。
福州包括田黄石在内的各色寿山石在万历中期的大量开采和为文人所赏识，则为寿山石的雕刻和工艺品化提出强烈的需求。寿山石雕刻技师需求的信息，则在闽中学子和漳州学子密切的交流与互动中得到传播。
而年轻优秀的雕刻技师杨玉璇做为杨一葵的族亲，无疑将更多地得到曹学佺等寿山石收集名家的垂青，于是杨玉璇等人的福州之行也就成为必然，再经过自己后天的持续努力，“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终至成为一代宗师。
“豪华荡尽，只有青山如洛”，寿山石虽贵为天价，但终究是把玩之物。很多大肆收集寿山石的商家巨贾，舞榭歌台，说不尽一时的繁华，到最后人去楼空，命运飘零，而杨玉璇宗师的精神和气节，则历久弥新，不断激励后人。正所谓“事业文章，随身销毁，而精神万古如新；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一日。”
杨玉璇作田黄瑞兽文镇
七．不足部分与后续研究。
由于关于杨玉璇的历史记载甚少，所以本文的研究侧重于在搜集和钩稽各种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推理。除对供职造办处一说进行考据与否定外，本文未对杨玉璇赴福州之后从事寿山石雕的历程及其晚年生活进行研究，期待更多寿山石文化圈、史学界、以及杨玉璇故乡佛昙的同仁能参与。
后续工作的突破，我认为可以通过从三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强对晚明清初同期著名的手工艺人群体及福建文人的研究；另一方面，寿山石文化圈的同仁可以从同期寿山石雕技艺的比较和传承，得出更多关于杨玉璇的历史信息；第三方面，也期待杨玉璇的故乡漳浦县佛昙镇能整理和提供更多的牵涉杨玉璇的文献和实物的资料，以资研究。
致 谢
本文在成文的过程中，得到佛昙文化研究会同仁的大力支持，也同时感谢杨阳腾兄的鼓励以及我的三姐杨阿芳，在此一并致谢！你们的支持让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走很远很远的路，探索很多未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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