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楊玉璇的壽山石雕名品在境內外拍賣動則百萬元起價，而往往以千萬元的高價收拍。
壽山石雕名品在境內外收藏界地位也是如日中天。2001年，壽山石被定位福建省“省石”，2006年，壽山石雕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並隨後當選中國“國石”，而故宮更收藏有一萬多件壽山石作品。
關於壽山石雕的歷史人物，特別是如壽山石雕鼻祖楊玉璇的研究，更顯迫切。
雖然他有不少的作品存世，但目前關於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藝術風格。原因在於歷史上關於他生平的文字記載甚少，所涉的記載均只片言隻語，或僅見之於他作品的銘文。另一方面，收藏界對於他的研究更重於探討其雕刻技藝和真贗鑑賞。由此導致關於他的其它方面的研究幾乎空白。
故宮博物院藏楊玉璇壽山石羅漢
一.關於楊玉璇研究綜述
1.關於楊玉璇的歷史文獻記載
按照中國的傳統觀點，雕刻屬於“雕蟲小技”，幾乎難見於正史記載。作為一名雕刻藝人，楊玉璇難得見諸於任何正史記載是正常的。
康熙版《漳浦縣誌》關於楊玉璇的記載，僅以26個字帶過，這一方面應該是由於楊玉璇生逢“鼎革之際，頻羅兵燹”，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楊玉璇對當時滿清蠻族入關統治中原有強烈排斥傾向而導致當時縣誌不敢著筆太多。
但更主要的，應該是中國各地各姓的族譜或地方誌，往往偏於對仕宦的著墨，一本族譜就是一本歷代官宦清單。
一個偉大藝術家往往因此籍籍無名，這在中國古時的文化傳統下或許是美德，但也導致關於楊玉璇的歷史記載僅存蛛絲馬跡，只見諸於當時極個別的雜記裡。近些年，關於他的諸多研究也多是基於這些記載結合他存世的作品而展開的。
以下是目前能查到的見諸文獻的關於他的一些記載：
周亮工(1612─1672).《閩小紀》“能以寸許琥珀作玲瓏準提，毫髮畢露，見者驚奇。”
周亮工.《印人傳》卷三《張鶴千圖章前》雲“張鶴千日中，毗陵人，……。以予所見，海內工此技者，惟漳海楊玉璇璣，為白眉，予《閩小紀》中稱為絕技，鶴千亦何讓玉璇哉！……。玉璇年七十餘矣，此技當恐終屬鶴千耳。”
周亮工.《印人傳》中“漳浦楊玉璇，名璣，工制紐，被譽為絕技，唯玉璇年七十餘矣。”
周亮工.《印人傳》中《書王文安圖章前》“乃文安獨留心圖章……更留心於制鈕，與漳浦楊玉璿、毗陵張鶴千齊名”。
清康熙37年陳汝鹹重修的《漳浦縣誌》在〈楊玉璇傳〉中記載“楊玉璇，善雕壽山石，凡人物、鳥獸、器皿，俱極精巧，當事者爭延致之。”
“閩中七子”之一的高兆在《觀石錄》中記載“楊璿（也就是楊玉璇）作狐鈕，項上微紫—神品。”
毛奇齡《後觀石錄》中記載過“一葡萄鈕，一瓜鈕。其鈕為楊璇所制。葡萄、瓜，俱純灰色，獨取其白色而略滲微紅色者為枝葉。其葉中蠹蝕處各帶紅黃色，淺深相接，如老蓮畫葉然。且嵌綴玲瓏，雖交藤接葉，而穹洞四達，真鬼工也。”
《閩小記》中記述“閩中絕技五：會城去貪和尚之鬼工球，莆田姚朝士指環濟機上之日晷，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自鳴鐘，漳浦楊玉璇一寸許三分薄玲瓏準提像，福清郭去問一葉紙上盡書全部陶詩，筆墨仿歐陽率更。”
《閩中紀略》中記述“閩人雕刻天祿、辟邪、獅虎各紐，精如鬼工。按：清初漳浦楊璇，字玉璇，時稱絕技。”
朱彝尊(1629─1709)的《壽山石歌》詩中有“是時楊老善雕琢，紐壓羊馬麏麚麙”，“楊老”即指玉旋。
清初學者高兆《觀石錄》則載“李某……印一枚，皎然如梨花薄初日，楊璇作紐者八九，韓馬、戴牛、包虎出匣，森森向人，盤礴盡致，出色繪事。”
寂園叟的《說印》中，崇彝在〈說田石補〉一節記楊玉璇所刻的一件田黃蹲虎“重二兩有半，其色濃若琥珀，虎作蹲式，茸毛拳屈，顧視如生，頜下有玉璇款。近聞為袁體明觀察以千金市去。”
藏書家郭白陽“清初漳浦楊璇，字玉旋，時稱絕技。又有周尚均名彬，制鈕，外間刻寫意山水，鈕旁署名‘尚均’，體八分、陽文，或作‘周彬’，陰文，八分者，其工不及玉旋，而取徑各有不同耳。”
張幼珊《壽山石考》載“(玉璇)凡刻人物，先鐿後錐，後用刀修光，蓋鐿時已肖其粗形。錐以穿孔，刀以剔精。相石勢雅正，及配巧色，顏面衣裳，無不具備，其巧思有過人者”。
《前塵夢影錄》的作者徐康“印鈕以尚均製作為第一，楊玉璇次之，皆國初名手也。餘在申江得一紅壽山石橢圓印，合長三寸，高二寸，上下相等，兩面陽文，六龍皆五爪，中刻三鳳形，陰文。側首空處署款‘尚均’二字，八分書。”
夏敬觀的《學山詩話》記載，韓約素曾經篆刻過一枚田黃小印，高不過半寸，鈕則為楊玉璇所雕刻。夏敬觀還特地為此印賦詩一首，曰“小章費盡磨碧手，鈿閣精鐫玉璇鈕。漫嫌石量過輕纖，絕藝雙雙今罕有。東來海客苦搜尋，塊兩價重如黃金。估人貪大不取小，周人胡盧笑不禁。”
清人鄭傑《藥爐集》“餘素有石癖，積三十年，大小得五百枚，皆吾閩先輩所遺留。鈕多出之楊玉璇、周尚均二家所制。”
2.現代關於楊玉璇研究文獻綜述
國人對壽山石的開採和使用的歷史淵遠流長。1954年，考古學家發現人類對壽山石料的開採和使用，最早可以回溯到南北朝，但到宋時才形成“官取造器”並形成記載，宋以後，壽山石一度斷絕使用，直至明朝才陸續有文人將之記錄在案。
至明清鼎革之際，壽山石因工藝雕刻成為藝術品，而為文人和官宦甚至皇家所追捧，壽山石雕界更是群星燦爛，如楊玉璇、周尚、許旭、董滄門、魏開通、王矞生、魏汝奮等，而其中楊玉璇被尊為壽山石雕“鼻祖”，是壽山石雕界公認的宗師，特別是他開創的薄意雕法，開創和引領了壽山石雕行業的發展。
由於關於他的歷史文獻鳳毛麟角，目前關於他的研究，多集中在根據他的存世作品對他的雕刻風格及藝術成就進行探討，如方宗珪、陳石、陳錫銘、周金秋、陳哲、漆瀾等人，或撰著或作文，從不同的角度對楊玉璇壽山石雕的藝術風格進行細緻的研究。
關於他的生平，王毅霖在《楊玉璇壽山石雕的文化價值》、網友博文《壽山石雕大師楊璇的生卒年考》及陳錫銘在《清壽山石雕大家楊玉璇》等有限的幾篇文章中，對他的出生年限進行了探討。
在壽山石的傳奇故事《大清雙龍傳》中，楊玉璇曾為官一方，任職浙江承宣佈政司布政使，參與東林黨，後因黨爭失志，隱入山林，醉心雕藝。但族譜及目前地方誌和野史，都沒有關於他為官的記載。如果真的任職浙江承宣佈政司布政使，做為從二品的官員，明.《神宗實錄》也應有所提及。因此，該記載也就只能當傳奇故事欣賞。
康熙《鴛錦雲章》（即“九讀”印之“初讀”）
二．關於楊玉璇的兩個問題
1.關於楊玉璇的出生時間
在上述網友博文及王毅霖先生、陳錫銘先生髮表的文章中，均對楊玉璇的出生年限進行考證，主要依據的都是上述周亮工（1612～1672）.《印人傳》“漳浦楊玉璇，名璣，工制紐，被譽為絕技，唯玉璇年七十餘矣”的這段記載。
王毅霖先生“考周亮工（1612～1672）及其《印人傳》，周於1670開始編撰《印人傳》並於1672年5月（康熙十一年）61歲時去世，此時的楊玉璇七十餘歲，可見，楊玉璇的出生當為1600年左右或前幾年。這種考證想來差距不會太遠，無疑，這位名噪一時，聲溢朝野的工藝師大致生於明代末期的萬曆年間，而主要活動於明末清初。”。
而陳錫銘先生認為“周生於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卒於萬曆二十六年（1672年），享年61歲。《印人傳》是中國第一部介紹篆刻家的著作。此書系周亮工所著，未及付梓即辭世，後其子刊行。以周60歲著書，當時楊72歲推算，楊長周12歲，楊玉璇當出生於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如此推算或不準確，但誤差應當不出數年”。
網友博文根據周亮工的這段記載，結合“《印人傳》成書於康熙九年（1670年）前後，刻字時間為康熙十二年，即周卒後第二年，由其後人完成”，以及周亮工與高兆、朱彝尊的交往記錄及詩詞唱和的記錄，認為楊璇“應岀生於明萬曆(1573年-1620年）中期。卒於淸康熙（1662年-1722年）初期。進入康熙時代他已步入暮年”。“因此，在尚未掌握更確切考據前，將楊璇大師的生卒年代，由“康熙年代”改為“明末清初”是較為確切，是有依據的。”
另，筆者根據清. 徐康 (1814—?)《前塵夢影錄》所記載“印鈕以尚均製作為第一，楊玉璇次之，皆國初名手也”推測，多爾袞1644年入關，同年清順治稱帝，如果楊玉璇是“國初名手”，那麼應該時當壯年，由此推測，楊玉璇出生於明萬曆中期的判斷也就合理。徐康出生於1814年，其記錄可靠性還是比較強的。
上述關於楊玉璇的出生年限的推導應該是準確可靠的。
周亮工所著《印人傳》共3卷，記錄了作者鑑藏的宋代至明代舊印，撰寫了59位明清篆刻家的傳記。作者由金陵出遊無錫、蘇州、杭州、揚州諸地，訪問印人，逐一記錄，併成書於康熙九年（1670年）前後。
考慮到行程之遠，訪問印人之多，該書的撰寫及訪問有可能不只在周亮工五十九歲（1670年）時，“覺虛名之無益”，盡毀歷年著作後，以1671年一年的時間內遍訪諸地諸人而成書。也就是周亮工拜訪張鶴千未必是在1671年成書當年，甚至更早，那麼楊玉璇的大致出生年有可能提前至1595年左右。
即使無法得出精確的時間，但認為楊玉璇出生於1590-1600年的明萬曆中期年間，活躍藝壇的時期當在明末清初，是合乎邏輯和史實的。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周亮工這位貳臣，因滿清而顯赫，宦海沉浮，卻在歸衣山林後，最終因為楊玉璇等民間印人而留名歷史，這也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從上述考證的楊玉璇出生時間看，將楊玉璇與蔡世遠 (1682～1733年)甚至蔡新（1707～1799年）牽扯到一起，認為楊玉璇跟隨蔡世遠到福州，時間上無法吻合。至於楊玉璇與黃道周（1585～1646）及蔡世遠的父親蔡璧 (1707年赴福州任鰲峰書院第一任院長) 是否有任何交集，未見諸文獻，尚需考證。
而認為禁海遷界導致楊玉璇遷移福州並從事壽山石雕的說法，時間上也就不可能。明中後期至清中期，當時朝廷對沿海都有禁海政策，將禁海說成是楊玉璇的遷移原因，未免過於牽強。而遷界更是“順治十八年（1661），用黃梧（漳州平和人）議，徙瀕海居民入內地，增兵守邊。”（《清史稿》），從時間上則更無可能。
楊玉璇田黃達摩
2.關於楊玉璇是否供職造辦處
在相關的資料中，我們看到有觀點認為楊玉璇供職於滿清政府造辦處，是內務府御工。理由是楊玉璇的作品有皇家氣派，而且其作品多由皇家收集擁有。這種觀點純屬猜測，是靠不住的，理由有多方面。
雖然滿清蠻族入關統治中原後，順治開設造辦處，期間有停，後於康熙年間恢復，營運至一九二四年。造辦處檔案《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彙》以及相應的御工名錄如實地記錄了各類宮廷製品的名稱、來源、時間、規格、用料、開銷、工序、去處以及皇帝的旨意，為清代工藝製作研究和文物鑑定提供了最直接可靠的依據。但以楊玉璇作品炙手可熱的現在，從來沒有人在檔案裡找出他供職造辦處的記載。
再者，康熙版《漳浦縣誌》關於楊玉璇的記載“……，俱極精巧，當事者爭延致之”，一句”當事者爭延致之”就可以判斷出他不可能供職於造辦處！如果供職於造辦處，不管是專供宮中用度的“養心殿造辦處”，還是“內務府造辦處”，其作品都專供皇親貴胄，不可能“爭延致之”，而該版本的縣誌，成書於康熙年，更不可能直接稱呼“當事者”。
第三，具有皇室貴胄專供性質的造辦處，在中國的歷史頗為長久。李斯、管仲、范蠡、石叟等人曾在作品或產品上體現自己的名字，但前三者是督辦的官僚，是基於責任而在作品或產品上體現自己的名字，如“李斯督造”等，而石叟則是純粹的民間藝人。
從沒有哪個朝代的造辦處御工敢在作品上銘記或繡上自己的名字。你能想象，皇帝穿著一件繡有”張三”名字的龍袍嗎？在那個時代，這肯是殺頭的重罪。
現代社會，商標（銘牌），體現的是排它和自信。筆者認為，楊玉璇的作品背面刻有陰文“玉璇”字款，體現的更多是排它，而這種排它是基於對自己藝術成就深刻的自信，源於對滿族入關後對漢民族燒殺擄掠的極度厭惡。通過在作品上銘刻自己的名字，無異於告訴滿族人，要嘛你毀滅我，但你永遠無法徹底擁有我。
其四，故宮庫房裡有眾多壽山石明式人物作品，但幾乎沒有“清式”人物。很難想象，象楊玉璇這樣的宗師，如果甘於委身清政府造辦處，會沒有一件“清式”題材的佳作傳世。而現在能查到的“清式”題材壽山石雕就只有漆瀾先生在他文章裡提到的“滿大人坐像”，以及傳說中的“努爾哈赤坐像”（兩者是否為同件，待考！）。
當時壽山石雕界的氣節，是現在穿馬蹄袖戴斗笠“祭孔”和民間聲嘶力竭狂吼“向天再借五百年”現代這些漢族人遠遠比不上的，這是從上到下的民族精神沉淪。
故宮博物院藏清初壽山石雕刻“滿大人”
其五，在《印人傳》卷三《張鶴千圖章前》“張鶴千日中，毗陵人，……。以予所見，海內工此技者，惟漳海楊玉璇璣，為白眉，予《聞（閩）小紀》中稱為絕技，鶴千亦何讓玉旋（璇）哉！……。玉璇年七十餘矣，此技當恐終屬鶴千耳”。
《印人傳》由周亮工於1671年由金陵出遊無錫、蘇州、杭州、揚州諸地，訪問印人逐一記錄後編撰成書。
如果楊玉璇當時供職北京造辦處，應有周亮工到北京拜訪楊玉璇的路線記錄。周稱楊的技藝“為白眉”實屬推崇備至，而張鶴卻直接出語“鶴千亦何讓玉璇哉！”，不管實際技藝如何，如果民間人士這樣臧否內務府皇家御工，在那個年代這已經有造次和犯上的嫌疑。
以周多年宦海沉浮的經歷，肯定嫻熟官場話語體系並熟知文字獄的端由，難免會有所忌憚，更不可能如此輕率地將此形成文字並記錄在冊。
據《潘主蘭談藝叢稿》記載，清康熙年間，浙江人許旭在福州專事印鈕雕刻，以古獸聞名，人稱“精鬼如工”。他被閩浙總督範承謨招為秀工，有大量壽山石上品被這位總督送往北京。現代關於楊玉璇曾為清廷御工一說，不排除是將《潘主蘭談藝叢稿》關於許旭的記載誤傳為楊玉璇。
至於楊玉璇的作品有皇家氣派，《易經》中說：“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黃色在封建中國曆來為皇家專享之色。筆者認為，對於善於在壽山石雕中“取色”的楊玉璇，這只不過是其對田黃這種黃色石料開相前的一點基本把握罷。
從漆瀾先生《堂堂正氣-明清壽山石古獸印鈕、羅漢工芻議》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楊玉璇在壽山石佛像雕刻中的氣派和格局主要是技藝的傳承和創新，體現宗師的境界和風格，未必和皇家有必然的聯繫。
再說，康熙年間的楊玉璇，已經六十幾歲，將屆古稀之年，雕藝成就早已名動天下，其作品不僅在文人及官宦間爭相傳誦，更是被作為朝廷貢品而被追捧，滿清又有何德政能讓垂暮之年的大師放棄氣節和操守，奔波千里進京委身御工坊呢？
很多人希冀通過和皇家造辦處產生關聯，希望籍此達到對宗師的拔高和肯定，但如此想法，就顯得是對楊玉璇技藝歷史地位的扭曲和對權貴的曲意逢迎。
楊玉璇田黃觀音像
三．明萬曆時期閩中學子與壽山石
1.曹學佺與壽山石
曹學佺（1574-1646），字能始，號石倉居士，福州洪塘人，明末官員、學者、詩人、藏書家，閩中十子之首。與丞相葉向高，狀元翁正春，李贄、鄧原嶽，謝肇淛，陳介夫，陳薦夫等閩中文人均有往來。
曹學佺萬曆十九年（1591）中舉人，萬曆二十年（1592）會試落第後，在萬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會試中，曹學佺以二甲五十名考取進士。早年經歷宦海沉浮，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縊。曹學佺聞訊，投池自殺，為家人所救。次年，隆武帝在福州即位，曹學佺進見，被授為太常寺卿，不久遷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後進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隆武二年（1646），清軍進入福建，隆武帝被俘，絕食而死。九月十七日，清軍攻陷福州，次日，曹學佺香湯沐浴，整頓衣冠，在西峰裡家中自縊殉國。世事動盪，他終以身殉國，可謂是明末清初時最為典型的守節不移的文人代表。
關於壽山石，有各種各樣的傳說，比如“女媧遺石在人間”、 “鳳凰彩卵留人間” 、“仙人遺棋子陳長壽撿石發大財” 、“高僧求石” 、“乾隆一夢” 、“蜂蜜化石” 、“田黃治病” 、“朱元璋夜宿芙蓉洞” 、“善伯篇” 、“壽山琪源洞石”和“廣應寺和寺坪石”等，而清.施鴻保在《閩雜記》 中記載“明末時有擔谷入城者，以黃石壓一邊，曹節愍公見而奇賞之，遂著於時”，《曹學佺買柴得田黃》這個故事由此在壽山石民間廣為流傳。就是這樣一位歷經明代三朝、沉浮宦海的文人，成為了與田黃結下不解之緣的第一人。
石倉園的建設
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考績時，曹學佺因其在四川任按察使期間”除殘去貪”，得罪了蜀王，被罷職回鄉。回到洪塘後的曹學佺便做起了明清文人歸隱時最愛做的一件事—建築私家園林“石倉園”。
關於石倉園的建設時間，陳超博士在其論文《曹學佺研究》中引證了很多資料後指出，石倉園的始建“具體的時間應該是1599年。”，“史料所言1613後’構’石倉園，理應做’擴建’之解。”
他的石倉園營建在洪塘的妙峰山下，既名為“石倉園”，曹學佺就憑己力蒐羅各色奇石以充其實，也將更時間“宅”在園中，交遊士子，肆意筆墨，品賞摩挲壽山石。《曹南宮學佺小傳》記載石倉園宴飲時寫道“賓友翕集，聲伎雜進，享詩酒談宴之樂，近世所罕有也”。
就在這樣的觥籌交錯或是吟詩作賦的文人雅集中，品賞文玩自然成為不可缺少的環節，其中必然包括品玩曹學佺所收藏的田黃石。備受文人肯定甚至推崇的田黃石，由於其天成的富貴之相和易於入印的質感，肯定被越來越多的文人所欣賞品鑑，也由此壽山石在閩中文學圈中“遂著於時”。
2.謝肇淛與壽山石
謝肇淛（1567-1624），肇浙，字在杭，福建長樂人。明萬曆二十年（1592）壬辰科進士，官至廣西右布政使，文學家，勤於著述，有詩文數十卷，著有《滇略》、《北河略》、《塵餘》、《文海披沙》《五雜俎》等。
謝肇淛性格清朗適淡，與晚明性靈學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袁宗道、弟袁中道交遊頗深，曾與袁氏三兄弟為首的文人在城西崇國寺組織“葡萄社”，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這種適淡的性格，也在他的很多傳世詩詞文箋中得到體現，如明.謝肇淛《佚題》詩“痴漢偏騎駿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這種性情在給妹婿兼好友鄭孟麟的書信《寄鄭孟麟》中，更是表露無遺。
“家室至。得手書甚慰，兼悉近況。水部自不惡，而河上翁尤不惡。俗言紛紛，但患貧耳！而貧非不佞所患也。……吾嘗謂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為？何地不可居？如不知足，則卿相不已，必思帝王；帝王不已，必思神仙；神仙不已，必思作玉皇大帝。而元會運世、百六陽九之期，於心尚以為未足也。……”
本封家書，從行文措辭看屬很私人的信件，謝肇淛袒露了真性情，也可看出謝肇淛和鄭孟麟的私交非淺。
在謝肇淛詩詞和遊記中，留下不少關於壽山石和壽山寺的記載，也有同期文人留下不少關於他與壽山石的文字記載。
明.王應山(1531～?年)《閩都記》（謝肇淛作序）
……壽山在四都，與芙蓉、九峰二山對峙，去府城八十四里，唐光啟三年建廣應院，今廢。。。。，惟艾綠者難得。
明.謝肇淛（1567～1624）《小草集》”艾綠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瓤紅又次之，非艾葉綠為第一”。
清.高兆《觀石錄》＂謝在杭佈政嘗稱之，品艾綠第一，卒嘆其未見也。＂
清.毛奇齡（1623-1716）《後觀石錄》“明崇禎末，有佈政謝在杭嘗稱壽山石甚美，堪飾什器。其品以艾葉綠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瓤紅又次之。”
萬曆四十年（1612），謝肇制偕同徐興公（1570-1642，字惟起，名（“火勃”二字合書））遊壽山。謝肇制賦詩《遊壽山寺》並作《遊壽山九峰芙蓉諸山記》，徐興公也做有詩《遊壽山寺》。
徐興公.《遊壽山寺》：
寶界銷沉不記春，禪燈無焰老僧貧。
草侵故址拋殘礎，雨洗空山拾斷珉。
龍象尚存諸佛地，雞豚偏得數家鄰。
謝肇淛.《遊壽山寺》：
隔溪茅屋似村廛，門外三峰尚儼然。
丈室有僧方辨寺，殿基無主盡成田。
山空琢盡花紋石，象冷燒殘寶篆煙。
禾黍雞豚秋滿目，布金消息是何年？
謝肇淛雖說是文人，但他並不甘於僅僅把玩手裡的壽山石，還冒險親自遊歷了壽山及廣應寺，寫下《遊壽山、九峰、芙蓉諸山記》，記載了壽山的偏僻、路途的艱險以及廣應寺的衰敗。
“行經數晷，無復有人形聲，眾皆惴惴然恐，久之。乃得田父問途，知壽山在眉睫矣。又十餘里，始至。然畛隰汙邪，茅茨湫雜，佛火無煙，雞豚孳息，都無蘭若彷彿矣。老僧頭顱不剪，須鬢如雪，自言浙人也，住持廿九年矣，……”
“奚奴各劚數片，內之枕中。”
“沙彌擊火炊黍，至日旰，乃得食。夜雨，復寒甚，眾囂然，競往村中貰酒飲之。質明雨止，詢輿人偃蹇 不肯前，至岐路，翩然徑舁以歸，比覺而追之，則無及矣。”
“陳伯孺、吳元化、趙子含俱無應者，獨與陳汝翔、徐興公策杖出井樓門，就筍輿，而僧明椿亦追至。”
在明末1600年間，閩中學子燦若群星，丞相葉向高，狀元翁正春，鄧原嶽，謝在杭，陳介夫，陳薦夫等以及前後五子及閩中七子等群體，雖氣質相異，但無論結社談燕或賦詩交遊，彼此都有一股同氣相求的性情。但無論氣節、事功、學問，曹學佺和謝肇淛都堪稱其首，且交契殊深。
不管入仕前或入仕後，他們都經常招集同好，結社賦詩，宴遊唱和。這不僅是兩人有姻親之誼（曹的長子曹孟嘉娶了謝的長女，是兒女親家。），更重要的在於有相似的抱負和愛好。
“便須薄酌無供具，況復平交有布衣”，他們交遊寒士，援引同調，一句“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更是吟唱出曹學佺這位大儒的氣節與品格。他雖未必會熱衷於與引車賣漿者、屠狗宰牛之輩交往，但應該不會恥於與與石雕文玩藝人的交往。
於是，尋找能對壽山石進行深度加工雕刻的能工巧匠，應該成為閩中文學圈中的壽山石愛好者如曹學佺、謝在杭等文人孜孜以求的夢想。
楊玉璇田黃羅漢
四．明萬曆時期楊玉璇的故鄉
1.明萬曆時期的漳州月港
漳州地區在唐垂拱年間得到開發，在南北朝及南宋末年二次北方戰亂帶來的衣冠南渡後，作為福建的大後方，南遷的士族大大促進本地區的文化發展，並於明中晚期進入鼎盛時期。
康熙.陳汝鹹《漳浦縣誌》記載，有明一代，漳浦就有進士205名，其中有萬曆八年、十一年兩榜各有7名漳浦人同科進士，這種現象在全國也是罕見的；萬曆間同時有林士章、朱天球、盧維禎三個漳浦人同朝尚書。
明景泰(1450-1456年)年間，漳州月港已經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儘管明初朝廷施行“海禁”，嘉靖四年更規定“凡雙桅海船，統統扣留，即使不是販賣番物，也以番物論，俱發戍衛邊”。
但在東南地區，明隆慶元年(1567年)，明政府在月港開設“洋市”，“準販東西洋”，也因此促成漳州月港成了東南沿海對外經濟貿易的中心，並在明萬曆年間(1573-1619年)達到鼎盛時代，成為東方主要海港。
16世紀90年代的明萬曆中期，此時儘管張居正早已辭去首輔，距離“封侯非我願，但願海波平”的戚繼光在興化（莆田）擊潰並幾乎全殲倭寇主力已經過去近十年，遂了心願的戚繼光也已在1588年過世。寧夏之戰役、播州之役、朝鮮戰役這明萬曆年間三大戰役也陸續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此時雖然稱不上四海偃寧，但張居正主導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正慣性地促進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明朝正處於萬曆中興的年代。
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貿易和對外交流的更加頻繁和活躍，月港也成為“海舶鱗集，商賈成聚”的東方大港。此時的閩南族群，眼光已經不止侷限於近在咫尺卻波詭雲譎的臺灣海峽黑水溝，而是將眼光投向萬里煙波之外的呂宋、爪窪、馬喇甲等南洋諸島，並與西班牙、荷蘭等海上殖民勢力在那裡交匯和碰撞。
張燮（海澄人）.《東西洋考》、楊一葵（漳浦人）.《裔乘》、吳樸（詔安人）.《渡海方程》等著作，可以說是當時閩南人海外交流和拓展的彙總，也是指南。以至於顧炎武（1613-1682）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
2.明萬曆時期的佛曇鎮
佛曇鎮是漳州地區比較早開發的區域，唐. 陳元光有詩《曉發佛潭橋》“朝暾催上道，兔魄欲西沉。去雁長空沒，飛花曲徑深。車沿橋樹往，詩落海鷗吟。馬鬣嘶風聳，龍旗閃電臨。峰攢仙掌巧，露重將袍陰。農喚耕春早，僧迎展拜欽。看看葵日麗，照破豔陽心。”。
楊姓做為漳浦縣佛曇鎮的望族，是跟隨南宋敗亡皇族南遷的國舅楊亮節次子楊世隆所繁衍的，並且後嗣科舉鼎盛，正應了宋.解元.鄭少嘉 《鴻江賦》雲“登武功者佩虎頭之符命，進文學者題虎榜之科名。詩書世澤，閥閱簪纓，泛觀前代，歷歷可稱”。楊氏祖先對教育的重視，導致後世名士賢人輩出，至明嘉靖和萬曆年間，更出現了楊守仁及楊一葵父子兩進士。
佛曇港口
經濟方面，在未實行圍海造田及上世紀80年代圍墾灘塗養殖之前，佛曇因土壤貧瘠農業落後，主要依託貿易及海外交流而發展。這裡自古就有造船通番的習俗，有著很強的海洋文化氛圍，佛曇人早已習慣“既享舟楫之便，盡歷風波之苦”。
佛曇港是萬曆時期漳州地區的另一重要港口。佛曇井尾半島的巡檢司以井尾半島及對面的白石為葫蘆口卡住整個港口船舶的進出，而當時隸屬佛曇的鎮海衛及佛曇大坑村駐軍的營臺衛所，保證了佛曇水門渡做為整個佛曇灣區海外交流及貨物集散的安全並輻射周邊，驅動著整個灣區的發展。
在長時間裡，佛曇港水門渡做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樞紐，成為閩南眾多特產貨物和人員進出臺灣、東南亞的一個必經之地，市井十分繁榮，手工藝發達。時至今日，仍經常有古代沉船或貨物，如漳州瓷、平和克拉克陶瓷、德化陶瓷等，在佛曇外港被發現或打撈。
佛曇下坑村
楊玉璇的出生地佛曇鎮下坑村，地處佛曇灣的東北角，該村主要以大薈山、芙蓉山及犁壁山（萬曆時稱靈璧山，系諧音所誤）三座山依“品”字形不規則排列構成，是佛曇楊姓開基祖最早的居住地，在圍海造田並形成石尾埭及西埭之前，該村楊姓族人主要依山聚族而居。
其中的芙蓉山系由眾多巨石堆集而成，形如芙蓉盛開，故稱芙蓉山，“芙蓉茂盛”為佛曇古八景之一，芙蓉山西側有一石洞，由幾個巨石堆壘而成，本地發音諧似“加良石洞”，隱隱呼應著楊玉璇成名以後，隱居福州“外三山”芙蓉峰的加良山，或許這就是命運的呼應。
根據佛曇文化研究會重新翻印的明萬曆.楊一葵著作《增訂》所收集的《太乙山遊記》一文，楊一葵居住地“東山所”應在芙蓉山南麓，距離遊記中的太乙山約一二里之遙。而對面大薈山的海月岩更是香火旺盛，“雅頌聲共梵音齊遠，雲和月隨法鼓偕宣”，早晚佑護和慰籍著村民。
3.佛曇琥珀與水晶
中國的琥珀主產地在新生代第三系泥砂質及含煤系地層中，其次產於中生代的白堊系地層中，主要產地有遼寧、河南、雲南、福建、西藏等省區，福建省的琥珀資源主要分佈於漳浦至龍海一帶，產於第三系佛曇群下部岩層中，琥珀礦體呈透鏡狀、似層狀。
佛曇鎮最早何時開採水晶和琥珀並無記載，但歷史上曾是水晶和琥珀的產地。水晶的產地主要集中在佛曇鎮石門村水庫尾中陡地段（石門坑內水庫），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還曾經大量開採並外運外銷，現礦井已經廢棄。
而琥珀產地主要集中在佛曇鎮官埔村和十字路（十二落）村，六七十年代，政府曾經組織大批農民進行開採和收購。時至近日，該地村民施工或種植，還偶爾能挖出琥珀。
下圖為佛曇村民收藏的琥珀原礦。
當時佛曇經濟發達及盛產原材料，吸引眾多民間藝人從事水晶和琥珀雕刻，而貿易的繁榮及對外交流的頻繁，又促使雕刻技藝提高和工藝改進，從而產生和培養了很多民間雕刻高手。
象楊玉璇一樣沒有走科舉道路的年輕人，肯定會有部分人選擇以雕刻作為自己的謀生手段。或許當年和楊玉璇一樣學習和從事雕刻的很多年輕手工藝人，永遠不會想到“此道與聲詩同”，而楊玉璇如何選擇福州之行與壽山石結緣，並最終成就“治一業，攻一器，足以傳世行遠而不朽。”（清.阮葵生《茶餘客話》）更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
五．明中後期雕刻在閩南的傳承和漳州工
在各行各業，大師永遠是不世出的，有些天才人物如高峰一樣，橫亙在歷史的人文天際線。這些大師往往是在付出了常人幾倍的努力後，對藝術進行繼承和創新才最終因緣際會而橫空出世。
1．漆瀾先生的研究和觀點
雕刻藝術的技法和造型在宋代進入成熟時期，而宋室南遷以後，中國文化中心逐步往南遷移。福建本來偏居一隅，但到南宋時已成為大後方，相對安定的環境和繁榮的經濟，大量的北方工匠都彙集到了福建（閩南）來，閩南地區在南宋以後成為雕刻方面的後起之秀。所以現在漳州、泉州一帶的石刻，很多都是南宋時期的，它的造型法式、技法語言很多都是北方傳過來的。
菏澤市博物館藏 元·壽山石雕降龍、伏虎羅漢
上：翁孫相親 下：牧童戲牛（佛曇民間收藏作品）
漆瀾先生在《堂堂正氣—-明清壽山石”羅漢工”芻議》一文中，通過對公元13世紀到公元16世紀期間，蘇州甪直保聖寺楊惠之的唐代泥塑以及安嶽、大足石窟的圓覺洞、毘盧洞北宋石刻等橫跨多個朝代的諸多雕刻作品進行比較分析後指出，晚明時代，伴隨北方更為成熟、完備的雕刻技法和造型的傳入，德化窯、漳窯及木雕、銅雕等已經很好地全面地吸收了北方雕刻的成果。漳州窯、德化窯的造型刺激和緒引了後來的雕刻風格。
根據考古出土的晚明精工石雕鈕出土集中於漳州一帶的狀況，他指出，壽山石雕刻在閩南地區先行發展，在晚明或更早的元、明之際就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早期德化窯、漳州窯瓷塑對於晚明清初印紐雕刻的發展演變至關重要。
左圖：清初壽山石牧童戲牛文鎮 右圖：牧童戲牛圖
2.晚明時期的漳州工
在晚明之前各行各業的工匠統統被歸為“百工”，漢.王符“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
對工匠的產品只要求實用，而對於“精巧如鬼工”則認為“巧飾”而加以排斥。然而明末清初，經濟的發展帶來裝飾趣味的興起，隨著閩南技師對北方雕刻技藝的繼承和創新，文人雅士意趣更多地參與和滲透到雕刻作品中，雕刻技藝更顯得細膩和精絶。
明代中期以後福建的銅鑄造像、德化瓷塑、漳窯瓷塑都得到充足的發展，這在何朝宗（1522-1600年）、石叟等作品中可以看見。至明代中後期，玉、石、竹、木、牙文玩等漳州工雕刻的勃興。
晚明漳州工的發展和普及，極大地促進佛曇琥珀和水晶石的雕刻，而早年身居佛曇從事雕刻行業的楊玉璇，無疑能接受到更多的技藝影響和交流機會。這種影響和交流也促進雕刻在佛曇的普及，時至20世紀80年代，佛曇民間還有不少的雕刻愛好者，其作品雖婪尾餘香，盛景難再，然偶有開生闢秀，靈巧別裁，亦自可人。可以說這是漳州工餘音近400年後在佛曇的迴響。
楊守仁墓前文武翁仲
右：楊守仁墓前翁仲 中：何朝宗佛像 左：楊玉璇的壽山石雕
3.壽山石與琥珀及水晶石的特性
目前，耐用而又容易入刀的中國印章石材主要是四種：壽山、昌化、青田和大約三十年前發現的巴林。而壽山石又因為“柔而易攻”的屬性更是備受青睞。不管壽山石的種類如何繁雜，它們都具有共同的屬性，即質地脂潤、光彩照人和可雕刻性。硬度在2.32～3.05之間，密度在2.71～3.1之間，優質的壽山石耐火度可高達1800℃。
水晶石是石英結晶體，透明、硬度高、折光好，大多數無色透明，少數因含不同的微量元素而呈現不同的顏色，天然水晶，對著光線都可以見到淡淡的均勻細小的橫紋或柳絮狀紋理。水晶石的硬度是7度，密度在2.22～2.65之間，熔點為1713攝氏度。
琥珀易碎，密度為1.08，比所有的礦物都要輕得多，能漂浮於飽和鹽水。天然琥珀硬度很低，在2～3之間。
可以看出，水晶，琥珀和壽山石，三者的硬度均在2-3之間，就硬度而言，琥珀弱於水晶石，而壽山石硬度最高。早年精於琥珀及水晶雕刻的楊玉璇，轉而從事“柔而易攻”的壽山石雕，在技法上是否更容易銜接和入手，以利於發揮其早年在琥珀和水晶石雕方面積累的技藝，需要雕刻方面的專家提供看法。
六．楊玉璇的族人和朋友圈
1.楊玉璇與楊一葵
在漳浦佛曇鎮楊氏祖廟及金門官澳楊氏祖廟，分別掛著“父子進士”的牌匾，表彰的就是明萬曆年佛曇父子進士楊守仁和楊一葵。
楊守仁，明嘉靖四十四年年（1565年）中乙丑科範應期榜進士，官至廣東海道副使，著有《嚴州府志》、《靈璧山賦》、《重興陳公開疏河記》等傳世。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朝廷評價功臣，參加宮廷鹿鳴宴。
楊一葵，楊守仁次子，明萬曆20年（1592年）中壬辰科翁正春榜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擅長詩文，著有《芙蓉館集》、《豫章集》、《畫脂編》、《雲中邊略》、《裔乘》、《海塘事宜》、《臆語》、《集語》、《夫見存笥》、《詩韻》、《經驗良方》等，以上書籍除《芙蓉館集》、《裔乘》、《詩韻》傳世之外，其餘均已佚失。
楊玉璇和楊一葵為下坑楊氏族親。在本文“關於楊玉璇出生時間”一節，考證了楊玉璇的出生年間大約在1595-1600年左右。最新的考證，楊一葵出生於1567年農曆9月24日，楊玉璇約略晚楊一葵一代人。少年時代的楊玉璇，沒有選擇從舉業，而是選擇務農之外的第三條路，學習手工技藝。
在閩南一帶，本村出仕宗親是非常注重對後輩的教育和提攜，楊玉璇做為楊一葵的族親，雖然沒有從舉業，也缺乏在詩詞唱和上與楊一葵氣烈相射，聲響相附的能力，但作為一名醉心技藝並且學有所成的年輕人，是不難引起楊一葵注意的。
在《增訂》中，可以看到楊一葵有非常多羈念家鄉、友人及故舊的詩詞，如《晉安懷家兄應卿》、《思家口占》、《思家》、《途中奉憶家兄二首》等，說明楊一葵雖然宦遊四海，但與家鄉及故舊的聯繫還是非常密切。
況且，楊一葵的父親楊守仁，曾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參加宮廷鹿鳴宴，這無疑是楊守仁在子嗣教育及激勵後進方面所能得到的最高獎賞和名譽。因此，可以認為楊一葵及其父做為當時佛曇楊氏的世家，只要有合適的機會，推薦或提攜本村族親楊玉璇是合情合理的事。
2.楊一葵和閩中學子
從楊一葵為官履歷看，其任職之地幾乎遍及大半個中國，明.張九德在《增訂》序文中也指出”先生早歲敭歷燕趙吳楚之墟，蹤跡遍天下”。不象其他學子履職中間或有間歇賦閒在家，楊一葵的為官曆程從無間斷，因此很難有更多的時間和其他學子交陪雅集，以期有更多的作品傳世。
他的作品，更多的是結合為政地方的事務而著文，如四卷《雲中邊略》是他履職冀北道參議及負責作為萬曆朝戰略國策的雲中得勝市口“萬虜易馬”而著，明.王在晉在為楊一葵的著作《裔乘》序文中指出“公嘗治兵西陲，大展雲中……”就是指他這段履歷。而《海塘事宜》則可以看成是他在萬曆40年前後，任職浙江守備道及隨後轉任浙江按察付使兼布政司右參議時，治理蕭山海塘及潘家馴之後治理淮河的工作經驗總結。
雖然目前筆者未發現楊一葵與閩中學子交往的具體文獻記載，但楊一葵與曹學佺，謝肇淛等閩中文人，並非全無交集。楊一葵與謝肇淛同樣為明萬曆20年（1592年）中壬辰科翁正春榜進士，做為同期進士，彼此間以後的仕途沒有交集是正常的，但如果說他們不認識或沒有交往，則不可能。
而且同期的狀元翁正春，也是福州洪塘人，與曹學佺、謝肇淛及同為福州人的首輔葉向高等人在隨後的仕途及賦閒時間交往密切。1592年的京試，年僅18歲曹學佺也曾晉京會考但落第，在“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年代，少年意氣的曹學佺肯定會與楊一葵、謝肇淛等這些同為閩籍的學子有所交往。
在楊一葵.《增訂》中，有一篇為自己著作所撰寫的《詩韻序》，這也印證目前流傳於世的一冊《詩韻》確為孤本。該書為楊一葵彙編，鄭孟麟訂校，最早發現于山西廣靈縣宜興鄉，應該是楊一葵任職雲中時帶到當地。
該書訂校者鄭孟麟，名邦詳，字孟麟，謝肇淛妹婿。楊一葵在《增刻》中，有很多詩與他唱和，從詩詞的內容看，楊一葵和鄭孟麟之間有非常密切的交往和關係。謝肇淛與鄭孟麟交往的歷史文獻，除了前面引用的謝肇淛存世書信《寄鄭孟麟》，還有詩《夏日鄭孟麟招集九仙觀噉荔支同賦數名詩》，另有謝肇淛密友徐興公詩《十三日鄭孟麟招集玉皇閣荔會分得數名詩》。
因此，有理由相信鄭孟麟是楊一葵和謝肇淛共同的好友，他們之間是認識，並且可能存在密切的私人關係。
在《詩韻》冊中楊一葵稱呼鄭夢麟為“社友”。明末的文人學子都喜歡結社，楊一葵在《增刻》的《梁甫吟略序》一文中稱“…（梁甫）又與不佞結盟社，歡且久。…”，說明楊一葵雖然長期宦遊，無法頻繁參與活動，但還是有長期參與漳州文人結社的，但參與的是哪些詩社，筆者未考。
在陳慶元與於莉莉的《徐興公與紅雲詩社-晚明文人雅集之一例》一文中，有提到鄭孟麟積極參與品嚐荔枝的紅雲社的活動，也不排除楊一葵有參與紅雲社，畢竟在明初引種入漳浦的烏石荔枝，也是名聲在外的。
如果楊一葵參與的是類似紅雲社這樣跨區域的具有詩社的結社，那麼其與閩中學子的交流與關係更是非同一般。但這需要更多的資料佐證。
3.楊一葵和漳州學子
明末的漳州學子，人才輩出，結社集會，蔚然成風。萬曆年間，漳浦文人學者眾多。但不同於吳 寀、林茂桂等漳浦籍官員與張燮、蔣孟育等同是漳州籍的文人學者結社交遊，楊一葵由於長期宦遊或者由於其著作佚失頗多無從考據，鮮有其與漳州學子詩詞互動的文獻記錄。
在蔣孟育為楊一葵的《芙蓉館集》所做的序文中，蔣孟育對楊一葵的文章詩詞評價很高，與林德芬、吳亮恭、張紹和等並列，該序文也收集於蔣孟育的《恬庵遺稿》三十八卷。蔣孟育評論漳州歷代詩歌時說到“……，以餘知識舊漳，則林德芬、楊翹卿、吳亮恭，……，此即握管為文詞，欲興八代於豪端者也。”
楊一葵在《增刻》的《梁甫吟略序》一文開篇即“明興二百餘載，文治翔洽，我浦衣冠蔚起，修詞奮藻，方駕二李何王間。至於隆萬之際，彬彬盛矣。若林公悅、劉國徽兄弟並啟大雅，而林德芬、胡以惠、吳亮恭諸公共播雄風。蓋無不躡青雲之秀，賡白雪之才!”,說明楊一葵對這些同時代的漳浦學子不僅有所熟知，而且是讚譽備至！
4.萬曆時期漳州學子和閩中學子的交遊
萬曆中期，漳州文人自稱”東南才士”、“東南衣冠”，湧現出張燮（1574-1640年）、蔣孟育（1558～1619）、鄭懷魁、吳 寀、林茂桂、林德芬、吳亮恭等著名的文人，他們早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訂盟創立“霞中詩社（或稱玄雲社）”，並歷時十多年。陳慶元及張倩雅在《東南才士文學群體意識的覺醒》對此有詳盡的探討。
這個時期的漳州學子在成立詩社後，與閩中文人或詩社的交流雖然稱不上頻繁，但彼此的關切卻非同一般。曹學佺就留有與張燮詩詞唱和的許多作品，包括《至日張紹和過訪浮山堂同俞羨長談藝》、《過湖夜歸張紹和見訪即別》、《浮山堂》、《張紹和孝廉北上談別因及時事》、《淼軒詩稿》、《贈張紹和》、《西峰集》等。
在霞中詩社訂盟二年後的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福州詩人曹學佺、徐興公、林古度有閩南之行。冬，曹學佺一行入漳，與曹學佺同榜進士的鄭懷魁邀曹學佺入漳霞社，曹學佺做詩《鄭輅思招入霞中社》“……，一時人競爽，千古道俱還。不是同聲者，寧能到此間。”頗有一脈相逑，同聲應氣的情懷。
曹學佺還有《訪陳貞鉉遇陳元朋因遊林氏園亭鄭輅思張紹和後至分得神字》，以紀念其與漳州詩人的交往。二年後，即萬曆三十三（1605年），曹學佺同詩社的詩人王昆仲又到漳州訪問詩社，張燮親自接待並作詩《王玉生抵章見訪九日攜酌風雅堂用玉生韻》。蔣孟育和翁正春更是合著有《翰林院校閱訓釋南北正音附相法官制算法》二卷（蔣孟育撰 翁正春校）。
“千秋勝事屬吾曹，翰墨場開足雅騷”，“諸子才名雄爺社，千秋事業起漳河”，張燮和鄭懷魁等這些漳州學子，將文章看作不朽的千古事業，而與來自各方學子的交遊，更是一樁盛事。當曹學佺與這些漳州學子宴遊唱和時，免不了會提到自己從1599年開始置建的石倉園，以及石倉園裡那些流光溢彩色，名流學士顧視珍惜，懷瑾握瑜窮日達旦的田黃等壽山石。
這些石料卻因僅為原石料而難以真正深入閩中文人的內心，而委託當時以漳州工而名聞天下的漳州地區的圈中文人幫忙尋找和物色雕刻技藝過硬的能工巧匠加以雕琢，應該是一種合理的推測。
楊玉璇高山石雕慧可斷臂像
5.楊玉璇的福州之行
綜合上述的種種考據，有理由認為出生於佛曇下坑村的楊玉璇到福州與壽山石的結緣之路，來自於眾多因素的巧合，也與其自身的後天努力分不開的。其成為壽山石雕鼻祖，是偶然，也是必然。
在宏大的敘事環境下，中國歷史的變遷，幾次的衣冠南渡，導致閩南地區很好地繼承和發展了來自北方石雕的技藝，並適時地根據需要進行不斷的創新。而佛曇作為一個開放性的港口，發揮了其兼收幷蓄的文化特點，在繼承和發展的基礎上，糅合了來自包括海外和北方的很多文化元素，更為這種創新注入新鮮的基因。
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及琥珀和水晶等礦產，又為這些創新提供土壤和溫床，形成了一批具有非凡素養的雕刻技師，而年紀輕輕楊玉璇憑藉“一技之微，亦足傳人”的鑽研精神，可能就已經名列其中。
福州包括田黃石在內的各色壽山石在萬曆中期的大量開採和為文人所賞識，則為壽山石的雕刻和工藝品化提出強烈的需求。壽山石雕刻技師需求的信息，則在閩中學子和漳州學子密切的交流與互動中得到傳播。
而年輕優秀的雕刻技師楊玉璇做為楊一葵的族親，無疑將更多地得到曹學佺等壽山石收集名家的垂青，於是楊玉璇等人的福州之行也就成為必然，再經過自己後天的持續努力，“技可進乎道，藝可通乎神”，終至成為一代宗師。
“豪華蕩盡，只有青山如洛”，壽山石雖貴為天價，但終究是把玩之物。很多大肆收集壽山石的商家巨賈，舞榭歌臺，說不盡一時的繁華，到最後人去樓空，命運飄零，而楊玉璇宗師的精神和氣節，則歷久彌新，不斷激勵後人。正所謂“事業文章，隨身銷燬，而精神萬古如新；功名富貴，逐世轉移，而氣節千載一日。”
楊玉璇作田黃瑞獸文鎮
七．不足部分與後續研究。
由於關於楊玉璇的歷史記載甚少，所以本文的研究側重於在蒐集和鉤稽各種歷史資料的基礎上進行推理。除對供職造辦處一說進行考據與否定外，本文未對楊玉璇赴福州之後從事壽山石雕的歷程及其晚年生活進行研究，期待更多壽山石文化圈、史學界、以及楊玉璇故鄉佛曇的同仁能參與。
後續工作的突破，我認為可以通過從三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強對晚明清初同期著名的手工藝人群體及福建文人的研究；另一方面，壽山石文化圈的同仁可以從同期壽山石雕技藝的比較和傳承，得出更多關於楊玉璇的歷史信息；第三方面，也期待楊玉璇的故鄉漳浦縣佛曇鎮能整理和提供更多的牽涉楊玉璇的文獻和實物的資料，以資研究。
致 謝
本文在成文的過程中，得到佛曇文化研究會同仁的大力支持，也同時感謝楊陽騰兄的鼓勵以及我的三姐楊阿芳，在此一併致謝！你們的支持讓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走很遠很遠的路，探索很多未知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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