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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有2000多年的修志傳統。正如江澤民《在上海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所說：“編修地方誌是我國特有的歷史傳統，在世界上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歷史上存留下來的舊志約8000多種，比其他典籍留存的總和還要多。20世紀80年代起至目前為止，第一輪新編志書已經基本完成，第二輪新志編修在全國陸續展開。首輪新編的省、市、縣三級志書共6000餘部，約合40億字；再加上4萬多部部門志、專業志、名山大川志、鄉鎮村街志以及地方的綜合年鑑等，成為前所未有的文化建設工程。豐富無比、巨大承載的新志和舊志資料，會對經濟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起到難以估量的作用，會對社會科學研究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一
地方誌資料為領導決策提供依據
“決策是人類社會實踐中一種固有的無所不在的重要活動，是人們為了達到或實現一個目標而進行的活動”，而“決策活動，是人們的重要職能，是一切個人或事業成敗、興衰的關鍵活動，對於一個組織和領導者來說則尤其重要”。領導機關和領導者的任務主要有兩條，瞭解情況和制定政策。瞭解情況，一要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二要查閱已有的文獻資料。地方誌是重要的地方文獻，志書的資料有其他文獻無法比擬的特點。它豐富翔實而沒有宣傳色彩，它系統完整而不是片面零碎，它真實科學而排除虛假水分。領導機關和決策者在決策前，要了解情況，要掌握相關資料，就必須查閱地方誌。
黨和國家領導人歷來重視地方誌資料。毛澤東主席在戰爭年代，每解放一個縣城，總是要找當地的縣誌看。1958年3月，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不僅自己調閱了大量的四川方誌，還輯選了部分方誌，推薦給到會的領導同志，提倡利用方誌，提高領導水平。2000年5月至2004年1月，朱鎔基總理和溫家寶、回良玉副總理先後到河北省豐寧縣考察工作時，均閱讀了該縣縣誌。2002年5月2日，全國人大林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林科院院長江澤慧一行來津考察工作時，特意向市領導索要天津的新編志書，他閱後高興地說：天津的志書編得很好，對了解天津的情況很有幫助。一些外國領導人也通過地方誌資料瞭解中國的情況。
決策者如果瞭解地方誌資料，就可做出正確決策。如黑龍江省饒河縣領導參照外地經驗，按照上級安排，決定大面積推廣烤煙和高產玉米的種植。經過二三年的實種，結果產量低、品質差，致使農民收入減少，並同政府產生了矛盾。縣裡組織有關專家，詳查了縣誌1939－1985年的氣象等資料，得出該地區不適宜種植烤煙和高產玉米的科學結論，從而糾正了原來不切實際的決策。
地方誌作為“一方之全史”，不僅全面記述一地的現實狀況，而且全面記述一地的歷史。它將一地的歷史和現狀，有機地連接了起來。地方誌資料可以證實歷史事實，解決現實中的問題。中央電視臺2006年1月中旬曾報道：某村有一個公路橋，由於年久失修，一名女學生不慎從橋上掉了下去，造成生活不能自理。家人先後找到3個有關部門，要求賠償。3個部門都推說不歸自己管理。家人委託律師告上法庭。律師依據當地縣誌記載，以該橋修建資料舉證，最後法院判定由公路管理部門承擔責任。使受害人得到經濟補償，並使公路橋得以修復。
地方誌資料，可以用以解決地域、山域、海域等爭端。位於江蘇省連雲港以東海面海州灣中的前三島（牛車山島、平山島、達山島），改革開放以來，在海洋捕撈、養殖方面的作用日益顯著，引發了蘇、魯兩省權屬爭端。1992年，國家海洋局專家考察組來到贛榆，要求贛榆縣地方誌辦公室提供相關史料，證明前三島歷史上即屬江蘇省，使糾紛得以解決。
地方誌資料，還可以提供國際事務的史證。2003年，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發生了震驚中外的“8•4”日軍侵華遺留毒氣彈洩露事件，市志辦及時向市委、市政府和領導報送了《關於侵華日軍陸軍化學研究所有關情況的報告》，為與日方交涉，提供了證據。
二
地方誌資料為科學研究提供史料
胡喬木同志曾經講過：地方誌“涉及許多學科，從歷史學、各種專門的史學、史料編纂學、自然地理學、歷史地理學，到人文地理學、經濟地理學（也可以作為人文地理學一部分）、社會統計學、社會學、民俗學等等”。這就是說，地方誌是綜合性的社會科學資料著述。地方誌書包含有各種社會科學著作，乃至自然科學著作所需的資料。正像有的專家說，新編地方誌會對社會科學研究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20世紀90年代中期，天津市紅橋區修志者在修志過程中發掘了大量的舊志和有關史料，做了深入的考證研究工作，證實中華名園水西莊是《紅樓夢》中“大觀園”重要原形之一，撰寫並發表了多篇文章，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認為這是紅學研究的突破性發展，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先生還專程來到紅橋區水西莊進行考察。著名歷史學家、浙江大學孫達人教授，根據《蘭溪縣誌》記載的有關同治《蘭溪縣魚鱗圖冊》及其收藏情況，於1998年在揚州召開的中國史學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介紹，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美籍著名經濟史學家趙岡，多次託人瞭解資料的詳細情況。
地方誌記述的是地方的資料，雖然沒有國史的大範圍、高層次，但是卻比國史的資料更深入、更細化、更具體。它的資料不僅可以涉及到省、市、縣，而且可以觸及到鄉（鎮）、村、街。國史中沒有的資料，地方誌中不但有，並且很豐富。所以研究地方的事物，就不能不用地方誌資料。
2002年7月，兩院院士、著名建築學和城市規劃學專家、清華大學吳良鏞教授對南通博物苑新館進行規劃、設計。他首先閱讀了《南通市志》“城市規劃”卷，然後找來相關資料和民國南通地圖進行印證，提出南通在中國近代第一個有完整城市規劃、城市建設的命題。市委、市政府隨即以“中國近代第一城”進行對外宣傳，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響。又如，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研究所研究員寶音，到河北省豐寧壩上，研究治理沙化，除了現場考察外，主要參考了豐寧縣志，圓滿地完成了國家和省科研項目《壩上沙質荒漠化土地整治與草場更新技術研究》，為防沙、治沙提供了重要的科研成果。
地方誌的另一特色是記述人物，其中包括人物傳、人物簡介、人物表、人物錄，還有“以事系人”的記載；所記載的人物不僅數量多，而且除了大人物以外，還有能工巧匠式的小人物，這是其他書籍相形見絀的。與鄭和同率龐大船隊下西洋的傑出航海家、外交家、軍事家王景弘究竟是哪裡人，這在各種書籍上、各類資料上都查找不到，困擾史學界300餘年。福建省漳平市地方誌辦公室在修志過程中，發現王景弘原來是龍巖地區漳平集賢裡香寮村人的資料，使王景弘的籍貫問題得到破解。又如元代紡織改革家黃道婆，在龍華鄉東灣村的墓地於“文化大革命”中被毀掉，1983年上海縣地方誌辦公室在編修縣誌時，向縣政府彙報後，其墓得以修復，並將收集到的有關資料，整理出版了《黃道婆研究》一書，成為全國迄今最為完整的一部研究黃道婆的著作。
地方誌記述事物的上限，一般從當地有建制開始，甚至還可以儘量上溯，其記述“縱不斷主線”，“橫不缺要項”。這就對考證歷史事物，有得天獨厚的優勢。1991年在四川廣元市中區鄧家坪發掘出了大批文物，中國社科院有關專家在市志辦的密切配合下，通過志書資料分析，證明這裡屬於新石器時代遺址，把廣元有人類居住的歷史，向前推進了幾百年。天津究竟什麼時間建城，幾百年來都沒有搞清。2000年7月，天津市委辦公廳為舉辦天津建城600年慶祝活動，徵詢市地方誌辦公室主任郭鳳岐的意見。郭鳳岐經過多方考證，在《明太宗實錄》中發現重要線索，並用天津現存最早的志書《天津衛志》等多部志書資料進行研究印證，天津建城的確切時間為1404年12月23日，建議以2004年12月23日作為天津設衛建城600週年紀念日，得到領導和專家的一致認可。
地方誌資料不只對社會科學研究有重要作用，對自然科學研究同樣具有重要價值。內蒙古通遼市科左後旗的《旗志》，對該旗傳統蒙醫正骨世家進行了記述，旗蒙醫正骨醫院原副院長、傳統正骨醫術繼承人包金山，結合西醫骨科理論，撰寫了10餘篇關於蒙醫正骨、手法扶位、夾板固定等學術論文，在國內和國際性學術會議上進行交流研討，使蒙醫正骨被載入《止海醫學百科全書》，科爾沁蒙醫正骨也名揚天下，旗蒙醫正骨醫院被國家權威部門定為“全國百家特色醫院”，並由旗（縣）級醫院升格為市（地）級醫院。遼寧省營口市史志辦公室於2004年成立課題研究小組，利用志書資料，採訪20餘位歷史見證人及家屬，研究並破解了70年前的“龍骨”事件之謎。為破除迷信，普及科學，擴大營口的知名度，做出了貢獻。地方誌工作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三
地方誌資料為經濟發展提供基礎材料
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地為把經濟搞上去，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採取請進來、走出去等多種形式，進行地情、國情宣傳，擴大招商引資，促進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效果。因為地方誌“特有的內容，特殊的文體，特別的書寫方式，使它不僅在國內宣傳上，而且在對外宣傳中，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它是很好的宣傳品，又不帶宣傳色彩；它是官書，又不是公文；它的內容實在而少水分，真實而不空泛，代表官方而又以民間著述出現；特別是其寓觀點、褒貶於記述之中，更易於為不同社會制度下、不同觀點的海外人士所接受”，“它不僅可以間接地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而且可以直接地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效勞”。
1984年10月，福建省平和縣在查閱舊志資料時，發現曾進獻朝廷的貢品“王官溪蜜柚”的資料，而該情況知者寥寥。他們將此資料報告縣領導，縣領導很快做出建立“王官溪蜜柚”生產基地的決定。1985年，由中央農牧漁業部、省農業廳、市農業局和縣共同投資60萬元，建起了生產基地。現在，該果品已行銷海內外，成為該省出口創匯的“拳頭”果品。黑龍江的《木蘭縣誌》出版後，根據志書中“香磨山的傳說”資料，縣政府於1992年決定開發建設“香磨山”旅遊區，現已初具規模，並被省旅遊局確定為省級旅遊景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籍華人張濱海來黑龍江饒河考察投資項目時，專門查閱《饒河縣誌》，瞭解該地情況。經實地考察，決定在該縣投資500萬元，建設集食宿、娛樂於一體的綜合性服務大樓。
地方誌資料為吸引外商，構建農村新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004年至2005年，在天津寶坻區投資的外商，就有30多人購買了《寶坻縣誌》。國家一級作家、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勞模、河南南陽市史志辦主任秦俊，利用當地豐富的方誌資源，先後出版小說10部，拍攝電視劇5部。其中《傷兵東四郎》一書，經中央領導李長春之手轉贈日本，在日本引起轟動。日方決定出資7000萬元人民幣，建立中日友好的太增植物園和南陽清酒廠。
地方誌資料為各地名特傳統產品的開發，提供了極具歷史價值的信息和依據。福建省上杭縣地方誌編修委員會，根據縣誌的記載，將境內紫金山在宋代康定元年（1040年）即有采金活動的資料信息，提供給地質部門。據此，閩西地質大隊先後進行了多次探察、勘察，確定以紫金山主峰一帶為金礦的重點範圍。2001年，紫金山成為國內採選規模最大的黃金礦山，產金量居全國黃金企業首位。泰寧縣方誌委，協助縣農業局查找傳統名產“泰寧烏雞”珍稀物種的史料，並向國家農牧漁業部申報珍稀家禽保護品種項目；在2002年的“九•八”廈門投資洽談會上，泰寧金湖烏鳳雞被確立為福建省高新技術開發重大項目。
浙江開化的龍頂茶，自明崇禎年間開始就成為貢品。20世紀50年代末，開化縣林業局茶葉特產科的同志根據志書記載，與當地老茶農一起按照傳統手工工藝進行試製。但此種工藝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而中斷。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重新進行研製。自研製成功批量生產至今，已先後獲43次部級以上大獎，2003年獲國家質檢總局原產地標記註冊，“開化龍頂”商標已成為該省著名商標。四川省井研縣的旱災，是制約農業持續發展的主要原因。縣誌辦根據地方誌記載的歷史情況，分析旱災發生的規律，找出原因。據此農業部門採取相應措施，實行旱地改制，做到3熟高產。這項改革獲農業部技術推廣成果一等獎，並在井研縣召開了全國南方9省旱地改制現場會。
四
地方誌資料為認識家鄉、熱愛家鄉提供教材
家鄉是人們的家庭世代居住的地方。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特別是有廣播、電視等現代化傳媒，使世界各地的人們，幾乎可以同時瞭解世界上的大事；但人們瞭解世界大事，並不意味著也認識了自己的家鄉。正如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主任張哲郎先生所說：“儘管鄉里之人多能詳知天下事，但能夠知曉本地歷史者卻反而寥寥可數。故在各地有識之士努力之下紛紛開始編寫地方誌。”
地方誌雖然不是瞭解家鄉的獨有載體，卻是介紹地情的專門載體；地方誌書資料是瞭解家鄉、認識家鄉，進而熱愛家鄉的最好的鄉土教材。1990年，河北省的《豐南縣誌》出版後，縣裡舉辦“知我豐南，愛我豐南”百題知識有獎競賽，不少題目出自《豐南縣誌》。參賽者有各級領導幹部，還有上至80歲的老人，下至十幾歲的小學生，活動歷時一個月。縣委書記王士義說：“利用縣誌搞縣情宣傳是個創舉，這樣的活動生動活潑，群眾樂於接受。”這次活動在全國方誌界產生了較大影響。1994年6月和1997年2月，蔣緯國先生在給親友的信中提到，他將浙江省的《奉化市志》，“正置書架上，當可隨時翻閱查考也”，並感慨說：“閱後不禁更鉤起思鄉憶往之情”。上海松江縣政協在海外聯誼會成立大會上，將新編的《松江縣誌》贈給與會的僑胞、港澳同胞。臺北松江同鄉會理事長朱登皋先生（原臺北國民黨當局交通部政務次長）感慨地說：“披覽之餘，對離別四十多年之故鄉，更多眷念。尤其對故鄉子弟，深感百年樹人之義，久離故鄉遊子，也應能盡綿薄於萬一。”此後，他發動在臺灣的同鄉，捐款設置故鄉子弟獎學金。
地方誌資料還為國際交流架起了信息橋樑。吉林省在徵集《吉林省志•人物誌》入志名單時，發現抗聯烈士張蔚華與金日成的特殊關係。張蔚華與金日成兩家是5代世交，他在抗日武裝鬥爭中，多次捨身救金日成，朝鮮非常重視他。經過大量考察調研，掌握並挖掘大批鮮為人知的史料，不僅豐富了吉林抗聯史和地方黨的歷史，也豐富了朝鮮的軍事和黨史內容，並促成了吉林省地方誌和朝鮮勞動黨黨史界的多次互訪和交流，為加強兩國的友好關係做出了貢獻。1992年8月，山東省副省長李春亭訪問韓國，韓國總統盧泰愚說他的祖籍在山東，希望幫助他核實。李副省長回國後，要求山東省史志辦公室迅速查詢。經查閱大量方誌、家譜和有關史籍，走訪盧姓的知情人，終於搞清了盧氏血脈源流和古盧國舊城遺址。2000年6月18日，韓國前總統盧泰愚及夫人金玉淑，到山東省清平縣平安店鎮盧莊村尋根，受到各級領導及村民的熱烈歡迎。1995年，福建省晉江市羅山鎮上郭村受菲律賓宗親柯芳楠的委託，請求晉江市地方誌辦公室幫助尋找菲律賓民族英雄、國父扶西•黎剎的高祖父南哥（柯南戈）的祖籍地。在晉江市地方誌辦公室維坤和泉州市地方誌協會楊清江的努力下，證實其原籍和出生地是中國福建泉州（刺桐）晉江羅山鎮上郭村。兩國有關媒體都作了相關報道，引起兩國社會的巨大反響。2000年5月19日，菲律賓共和國總統約瑟夫•埃斯特拉達到泉州晉江上郭村，參觀扶西•黎剎的史蹟，併為黎剎塑像奠基培土。1999年，韓國丁氏宗親會秘書長丁炳泰前去湖北南陽市，找到市委統戰部說，聽老輩人講，韓國丁氏的祖根在南陽，請幫助查實。南陽市史志辦公室的同志得到情況後，主動與其聯繫，經過多方查閱地方誌等資料，確定韓國丁氏的祖根在該市唐河縣的大河屯。韓國丁氏邀請市史志辦公室的同志到韓國訪問，並向唐河縣捐贈20多萬元人民幣。
1997年底、1998年初，天津市地方誌辦公室與南開大學地方文獻研究室，在天津舉辦了“中國（海峽兩岸）地方史志比較研究討論會”，臺灣、香港地區和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的史志專家，以及大陸有關省市的方誌學者60人參加。1998年11月，天津市地方誌辦公室組團，率大陸8個省市史志專家、學者32人，應邀赴臺灣參加“海峽兩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館學術研討會”，參加研討會的還有香港地區和美國、日本、加拿大、新西蘭等國的高層次學者，共有120人。這兩次地方史志研討會，利用大量地方史志資料，不僅交流了學術，而且進一步溝通了學者們間的感情，拉近了關係；特別是證實了海峽兩岸地方誌同宗源、人民同血脈、疆域同祖國的事實。
總之，地方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橫陳百科，縱述歷史，不僅是最全面的地情書，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地方誌書資料，在三個文明建設中，越來越發揮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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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地方誌辦公室出品
審校：吳輝軍 遊 勇
總編：李秋洪 鄧敏傑
※參考文獻：
《廣西地方誌》期刊2006年第3期，廣西地方誌辦公室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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