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成名於上世紀60年代初的臺灣文壇，活躍於輿論場中心近50年之久；這既是個人“野蠻生長”的結果，亦源自20世紀臺灣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和思想潮流的塑造。在激進主義與保守勢力、傳統與現代、大中華理念與政治偏安、思想獨立與消費主義等一系列力量的激烈碰撞之下，獨一無二的李敖終於橫空出世。

文 | 劉怡

2005年9月28日，李敖在結束重返祖國大陸的“神州文化之旅”後，於香港出席新聞發佈會2005年9月

1949年5月12日傍晚，5649噸的“中興號”客輪長鳴汽笛，緩緩靠上臺灣基隆港1號混凝土碼頭。據上海地方誌辦公室主編的《沿海運輸志》記載，1946年11月才從美國購進的“中興號”，擁有當時國內少見的無線電音樂放送裝置、帶鋼琴演奏的休息室和八人一間的獨立盥洗室，僅內部裝修就花去法幣6億元，因此成為眾多國民政府高級軍政人員轉赴臺灣的首選交通工具。但對擠在露天甲板上的14歲少年李敖及其8位家人來說，這實在是一段毫無愉悅可言的航程：上海解放在即，他們已將房產低價拋售，把全部家當換成了不到9兩黃金，與上千名難民一起倉皇逃往陌生的小島臺灣。而類似的遷徙之旅，在12年裡已經是第三次。

1937年初，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以中學校長身份在偽滿洲國從事地下抗日活動的李敖之父李鼎彝，由於組織關係遭到破壞，被迫舉家南遷至北平。其時李敖尚不滿兩週歲。抗戰烽火燃燒至關內後，李鼎彝一度奉命打入華北偽政權，出任太原市禁菸局長。諜報工作的業績雖不煊赫，卻奠定了他追隨國民黨“正統”政權的基調。李敖在北平結束小學以及初一第一學期的學業後，於1948年冬隨父親南逃至上海，未及半年又登船再趨臺灣。其時倉促赴臺的前軍政人員與中小知識分子，數量多如牛毛。李鼎彝雖得官場舊交的幫襯，也只勉強覓得臺中第一中學中文科教師一職，收入有限，家計每每入不敷出。據李敖日後回憶，其時全家9口人被迫蝸居在一間面積30多平方米的木製宿舍內，“充滿了窮困與灰暗”，直到整整13年後始獲喬遷。

與經濟上的困頓相伴隨，政治上的前途不定更是其時籠罩在整個臺灣知識界上空的巨大陰影。朝鮮戰爭爆發之後，解放軍渡海而來的警報暫時被解除；國民黨政權經過大刀闊斧的“改造運動”，似乎又續上了偏安一隅的底氣。然而蔣介石將內戰失利的原因歸咎於黨內凝聚力不足，企圖以特務機關為工具，全面強化對執政集團內部以及民間社會的多維度控制。蜂擁來臺的軍政人員和黨務官僚，有相當一批被就此投置閒散，“終日書空咄咄，逢官必罵”，對當局充滿怨氣。據著名報人、“立法委員”卜少夫回憶，其時來臺諸公對“反攻大陸”早已喪失信心，遂移情於麻將、酒家，“今朝有酒今朝、狂歌當哭的場面不時出現”，一派消沉氣象。

大學時代的李敖在臺北郊外的碧潭風景區

赴臺之時的李敖，雖然僅是初中生的年紀，但因為少年早慧，已經通讀過《中山全書》、自由派雜誌《觀察》以及蘇聯作家革拉特坷夫的長篇小說《水泥》。就讀於臺中一中期間，他終日徜徉於學校圖書館，高中一年級即撰文推崇美國杜威的“進步教育”理念。因為反感臺灣暮氣沉沉的中學教育制度，整個高三李敖幾乎都在家中自學，1954年以同等學力考入臺灣大學法律系，未幾因興趣不合而休學，重考臺大歷史系。但最初的新鮮感過後，他又認為大部分來臺學者的“荒謬迂腐已經到了不成樣子的地步”，於是復又“自由自在自己讀書”。直至1963年以休學方式離開臺大歷史系研究所，李敖始終未曾取得任何正式文憑，實屬異數。

在1973年出版的文集《傳統下的獨白》中，李敖曾總結過自己青少年時代的心理狀態：對傳統的倫理教育感到極度不耐煩，認為這類教育只能滋生“鄉愿、好好先生、和事佬以及等而下之的巧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不能把咱們國家帶到現代化”。是故他有意培養自己一種“憤世嫉俗的氣概”，有時近乎宗教狂熱。1955年父親患病去世後，李敖堅持在葬禮上不磕頭、不燃紙、不流一滴眼淚，“獨自一人在傳統與群眾面前表現‘我往矣’的勇敢”。1961年考入臺大歷史系研究所之後，他更立志要“在環境允許的極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頑固們的駝背，讓他們皺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壓”。青年文人李敖，至此閃亮登場。

然而李敖之成為長久的文化明星、輿論焦點，又絕非單純的性格產物，他和時代潮流之間的“化學反應”亦不可割裂。青年時代他曾受教於中共地下黨員嚴僑，初蒙左翼思想的薰陶；加之固有的大中華文化觀念，對國民黨政權借“傳統文化復興”為名、行偏安威權之實的做派自是不屑一顧。而思想導師胡適與殷海光的影響，又使得他逐步從重溫“全盤西化”入手，倡導一種基於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現代文化理念，以抵抗國民黨當局的偽儒學“道統”。及至威權政體進入末期，李敖藉助大眾傳媒與商業消費的興起，將臺灣人關於自我身份認知的討論包裹在對蔣氏父子“家國病”的嬉笑怒罵之中，也因此成為名噪一時的文化商人。在20世紀臺灣的時間場中，外來者李敖最終嬗變為獨一無二的“李大師”，完成了他的生命體驗和自我塑造。

1982年2月，因非法侵佔罪被判服刑6個月的李敖走出監獄大門

胡適的遺產：“中”“西”之爭背後

小字輩李敖與“新文化運動之父”胡適的交往，始於就讀臺大後師長的引薦，關鍵事件則是李敖為《自由中國》撰稿。1948年國民黨兵敗大陸前後，出於關心國是、不滿南京政府倒行逆施的動機，以胡適、雷震、王世傑等在知識界著有威望，同時或多或少曾經“與聞國是”的學者型官僚為中堅，興起了鼓吹政治自由主義、企圖在國共之間探索“第三條道路”的嘗試。然俟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在地理安全上對臺灣的倚重使得蔣介石不必再忌憚國際壓力。在“改造運動”的名義下，吳國楨、王世傑、雷震等人或被迫出走美國，或被褫奪政府職務，無論言論與社會活動空間皆遭到強橫的打壓。胡適雖仍在1957年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但蔣氏父子對他不過是尊而不親，視之為學術文化界的一塊牌匾而已。蔣經國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演講時，甚至公開把矛頭指向胡適等人：“大陸就是‘自由’丟掉的，現在他們又來臺灣講‘自由’！”

萬馬齊喑之中，在政治上為自由主義發聲的責任，逐步轉移到了以前“總統府國策顧問”雷震為中心的《自由中國》雜誌社身上。雷震及其追隨者認為，竄奔臺灣的結局已經明示了蔣介石一黨、一人專政模式的失敗；國民黨欲在臺灣勵精圖治，就必須儘早結束一黨訓政，實現自由主義的民主憲政。50年代後期，《自由中國》不獨已成為臺灣島內傳播自由民主思想的輿論陣地，更有團結和動員自由派知識分子、向組建反對黨過渡的潛在苗頭出現。到1960年，雷震聯合吳三連、成舍我、陶百川、張佛泉、殷海光等72位社會名流和大學教授，開始著手籌組新黨，並公開反對蔣介石第三次參選臺灣地區領導人。當年9月，《自由中國》雜誌社遭到查封，雷震則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被判處10年徒刑，釀成轟動一時的白色恐怖。

雷震案爆發之後，胡適專程從美國返回臺北，面晤蔣介石為之求情。但蔣以半威脅的口吻回應稱：“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但是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雷震），不相信我們政府。”此後胡適飽受國民黨御用媒體的聲討，在精神上陷入極度痛苦和內疚的境地。1961年11月，在去世之前三個月，胡適在臺北一次學術會議上做了題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演講，明裡大張旗鼓地抨擊中國傳統文化逡巡不進、因循守舊，暗中影射國民黨缺乏現代民主精神，重新回到了42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題上。

青年李敖與胡適之間的紐帶，除去刊登於《自由中國》的《從讀〈胡適文存〉說起》一文外，大體集中於私人交往領域，殊少專門傳授。但在自由主義陣營旗幟凋零、胡適溘然長逝前後，李敖痛感胡適的門生故舊正在將他的形象鄉愿化，而忽略了其畢生堅持的自由主義主張。因此從1962年初開始，他連續在《文星》雜誌發表《播種者胡適》《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等多篇文章，開始按照他的理解重構胡適的思想形象。

在李敖看來，胡適在1919年以後有一大得、一大失。得者，他“對國家大事，訴諸理智而非情緒，重實證而反對狂熱”，致力於培植“非政治性的學術基礎”和“思想自由的批評風氣”，從不“為了目的熱，就導出方法盲”。胡適對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尋求獨立和長期發展科學乃至民主憲政的貢獻，終其一生“沒有迷茫，沒有轉變”，如同“好唱反調的烏鴉，確實具有遠見”，是“永不停止追求真理的國中第一人”。失者，胡適雖首倡“全盤西化”，但在隨後的數十年間卻大開倒車，花費了太多精力在東方學術的考證和辨偽上，“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把文史學風帶到了“遷腐不堪的境地”。他原本已經指出了“全盤西化”的正途，自己卻倒退回去，終究未能在臺灣這片文化沙漠中開鑿出甘泉。李敖認為，在胡適身上表現出的這種“委曲求全的微意”，充分顯示了他是“個自由主義的右派，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

童年李敖，攝於北平照相館

在批評了胡適的調和主義立場之後，李敖筆鋒一轉，終於亮出自己的鋒芒——歷數胡適的思想，“只不過是一個‘開放社會’所應具有的最基本必要條件”，“說他叛道離經則可，說他洪水猛獸則未必。甚至在某幾點上，我們還嫌他太保守、太舊式”。胡適對蔣介石百般讓步，仍不能為當局所容，這是“中國社會的大悲哀”。如今斯人已逝，中國思想界、知識界應當蓋棺論定，承認“胡適之是我們的偉大領袖，他對我們國家的貢獻是石破驚天、不可磨滅的”；同時也要繼承其遺志、繼續向前，用“我們的進步”向胡適“投擲我們的無情”。

距離新文化運動爆發整整43年後，李敖以紀念胡適、重提“全盤西化”為契機，明確宣示了反對國民黨當局借“復興傳統文化”“端正中國文化本位”之名，行威權統治的自由主義立場。明裡是惋惜胡適的保守倒退，箇中飽含的則是對逼迫胡適委曲退讓的蔣氏父子的尖銳質疑。誠然，此際李敖的行文已經暴露出他立論過於主觀獨斷、力道有餘而深度不足的先天缺陷，但敢於在高壓之下為胡適仗義發聲，已非常人能為之舉。這位小字輩也因此在60年代日益走向前臺，與國民黨政權及其文化代理人展開正面交鋒。

1953年，來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兩位領袖雷震（左）和胡適（右）在閒談

殷海光之死：《文星》沉浮記

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胡適研究專家沈衛威在《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一書中指出：1949年之後，在以胡適為精神領袖的臺灣自由主義知識人群體中，有兩個顯見的核心：其一為由雷震首倡，分別以殷海光和夏道平為兩大“文膽”的《自由中國》雜誌社；其二則為使李敖聲名鵲起的《文星》雜誌社。而殷海光身兼胡適門徒、李敖導師、臺灣政治自由主義第二代領袖的三重身份，無疑成為“鬥士”李敖更直接的引路人。

以研究邏輯學和科學哲學起家的殷海光，自國共內戰爆發起即兼任《中央日報》主筆，1948年曾以一篇振聾發聵的《趕快收拾人心》激烈抨擊國民黨當局的權貴政治和內外政策，因此蜚聲海內。來臺之後，他成為《自由中國》雜誌社鼓吹政治自由主義的頭號筆桿子，並時時教導弟子：“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至少必須具有獨自的批評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權威的自發見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勢力集體的氣象。”為遂其宣傳自由主義的初衷，殷海光滿腔熱情地翻譯出版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的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並秉持“五四之子”的立場，在“中西文化論戰”期間為李敖提供聲援。其時他已經因捲入雷震案而被臺大哲學系停職停薪，生活、精神雙雙陷入困頓，然猶以鼓勵的口吻盛讚李敖的成名雜文之一、1961年11月發表的《老年人和棒子》：“李敖所指出的問題確實存在於這個社會，並也存在於大家的潛意識層。這一事實經李敖的文章揭露，把大家本來存在於心目中、但卻不甚清晰的底片曬露出來，讓大家明白了各自心目中這一底片的形狀。”

與此同時，李敖正以《文星》雜誌為陣地，對淪為國民黨御用意識形態的儒家“道統”發動全面論戰。《文星》本是“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中常委蕭同茲之子蕭孟能與妻子朱婉堅在1957年創辦的一份綜合性月刊，1961年李敖成為主要作者之後，一舉將其專事報道文化藝術選題、甚少置喙當下社會的前期辦刊方針扭轉過來，直指時弊。繼公開悼念胡適之後，1961年春天，李敖又以《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病》《我要繼續給人看病》《中國思想趨向的一個答案》三篇長文為投槍，將方興未艾的“中西文化論戰”推向了最高潮。

在這三篇文章裡，李敖公開指斥中國人有盲目排外的“義和團病”、誇大狂的“中勝於西病”、熱衷比附的“古已有之病”、充滿謊言的“中土流傳病”、小心眼兒的“不得已病”、善為巧飾的“酸葡萄病”、蠱惑人心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病”、淺薄的“東方精神西方物質病”、意識空虛的“挾外自重病”、夢囈狂的“大團圓病”、虛矯的“超越前進病”這十一種常見的落後群體性意識，而其根源又有四端：一為“泛祖宗主義”，被太多歷史糟粕所束縛和牽制；二為“淺嘗即止的毛病”，不思系統學習西方現代化，只想投機取巧、淺嘗輒止；三是“和經濟背景脫節”，企圖把農業社會的守舊理念原樣照搬到現代工業社會；四是“不瞭解文化移植的本質”，一味強調“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不願下毅然革命的決心。而李敖為此開出的藥方是“一剪刀剪掉傳統的臍帶……向那些現代化國家直接地學，亦步亦趨地學，惟妙惟肖地學”，“死心塌地學洋鬼子”。

以今日的眼光觀之，這番言論實有民族虛無主義的色彩，未免矯枉過正。但在60年代的臺灣，它卻在不經意間點穿了國民黨當局執政邏輯中的二元對立：蔣介石父子“好談道德和正統”，“把狗肉當作羊肉販給別人吃”，自己卻須時時仰賴美援物資和美國的經濟輸血，“四維八德十三經二十五史雖多，可是還得靠人家援助”。在政府醞釀的經濟復興計劃和政治上的食古不化之間，存在著可怕的張力。在《老年人和棒子》中，他自信滿滿地對親近國民黨的臺灣本省上層喊話：“你們老了，打過這場仗，贏過、輸過，又丟下這場仗。”“當我們在奔跑，你們對世界的恐懼，不能把我們嚇倒。”“大老爺別來絆腳，把路讓開！”相較1948年殷海光帶有規勸性質的《趕快收拾人心》，已是毫無掩飾的戰鬥姿態。1965年12月1日，李敖再度在《文星》第98期發表《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一文，公開質疑當局的黨禁政策，終於招來滅頂之災。5天后，《文星》雜誌社與文星書店一道被勒令停業。次年7月，殷海光亦受李敖牽連，不獲臺大續聘，失去了講壇這方舞臺。

與評價胡適時一樣，李敖在回憶錄中自謂受教於殷海光的科班學問不多，亦不信他的那套邏輯學，然受其道德人格的感召則受用終身。他盛讚恩師有兩大優點，一為“有知識”，知道大江東流擋不住，臺灣非得自由民主不可；二為“無政治野心”，能時時維護理想主義的標準，不把自由民主當作爭取政治地位的手段。是故當殷海光身陷失去教職、且不被批准赴美國訪學的困厄處境之後，自身朝不保夕的李敖仍勉力為老師提供經濟支持，並在1967年主動安排殷海光接受胃部惡性腫瘤手術，使癌細胞的擴散被推遲了兩年半。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終因胃癌復發，在苦悶和寂寞中與世長辭，享壽不過49歲。直至臨終前，他仍堅信：“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義、矇昧主義、褊狹思想、獨斷教條作毫無保留的奮鬥。另一方面，我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愛的積極價值，我堅信，這是人類生存的永久價值。”殷氏在著述以外的作風並不以寬容民主著稱，相反在公開論戰中，還時時有咄咄逼人、不留餘地的傾向，這種強硬氣質也為李敖所繼承。在威權時代臺灣一元化的文化環境中，這種鬥士姿態自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而殷海光日後也被譽為“五四之後，除胡適以外，臺灣唯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李敖則自謂是繼胡、殷之後的第三代旗手。

“家國病”之辯：何謂中國

需要指出的是，從日後李敖的文論底色和思想傾向判斷，他實在是一位如假包換的大中華主義者、傳統文化本位者，而不似早年著述中的立場一般，對中國文化嗤之以鼻。但李敖自言他雖有家國情懷，卻無蔣氏父子刻意營造的“家國病”。他的傾向統一的立場以及其中的左傾底色，除去少年時代閱讀魯迅作品所獲的心得外，很大程度上來自高中時代的語文教師嚴僑的影響。嚴僑是《天演論》翻譯者嚴復的長孫，兩個妹妹分別嫁給臺灣望族鹿港辜家的長男辜振甫與資深報人、臺灣記者工會理事長葉明勳，在臺灣有著良好的社會關係。1950年，嚴僑從福州輾轉渡海來臺，以臺中一中的教職作為身份掩護，實為準備策應解放軍渡海的先遣人員。但就在同一年，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整個機關悉遭國民黨特務機關破壞，繼而朝鮮戰爭爆發、臺灣海峽成為天塹，嚴僑遂再不得回返大陸。儘管他的地下黨員身份始終不曾暴露，但仍因具有“匪諜”嫌疑，飽受軍警特務的騷擾，數度入獄。李敖自言在嚴僑及其父輩、祖輩身上看到了整整一部中國近代史。恩師口中中共政權與國民黨當局截然不同的平等主義色彩，尤其令他心馳神往。受此影響，李敖在少年時代即已對國民黨當局鼓吹的“反攻大陸”圖景嗤之以鼻。他更相信祖國大陸之於臺灣孤島的向心力：一種合乎邏輯的力量。

1967年，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夫婦應國民黨當局之邀，自美國遷往臺北定居

至於國民黨當局刻意營造出的“家國病”，即所謂“文化反攻大陸”，正是李敖長期討伐的對象。1950年冬，與李敖曾有私交的史學泰斗錢穆在臺北獲蔣介石接見，後者允諾自“總統府”辦公費下每月撥出3000港元，支持錢穆、張其昀、唐君毅等人興辦新亞書院（今香港中文大學前身）。嗣後在錢穆等人的引領下，雲集唐君毅、徐復觀等傳統派思想家的新亞書院隱隱已成為“文化反攻大陸”的前哨。1958年，四位與國民黨當局關係匪淺的新儒家學者唐君毅、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在香港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極言中國文化不僅有歷史價值，在現實條件下同樣可以煥發新生，對中國大陸推崇的馬克思主義以及胡適等人倡導的歐美自由主義則不無貶損。這一論調與蔣氏父子在臺灣鼓吹的“傳統文化復興”“中國文化本位”，可謂不謀而合。尤其是新儒家宣揚中國文化“並無專制傳統”，在吸納西學的基，又恰似在為蔣氏的威權統治緩頰。1967年錢穆赴臺後，蔣介石專門撥款在東吳大學校園內為他修築素書樓，錢穆亦恭維蔣氏“誠吾國曆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遭到李敖的當面責難。

1961年底，在“中西文化論戰”的導火索被點燃之後，《文星》雜誌以及“李大師”本人針對“家國病”的進攻終於全面開始。早年曾任職于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領有少將軍銜的徐復觀因為出頭攻擊胡適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第一個遭到李敖的痛斥，稱其為“誇大狂的病人”“學林張宗昌”。繼而有蔣經國情報系統背景的“立法委員”胡秋原也披掛上陣，在文章中給李敖扣上“胡適的鸚鵡”“文化太保”的帽子。李敖及其論友居浩然索性反其道而行，在1962年10月寫出長文《胡秋原的真面目》，指責胡秋原在1933年曾經參與過反對南京政府的“福建事變”，是“與虎謀皮的反動行為”。在“戒嚴”時期的臺灣，指責文人通共無疑是最厲害的殺手鐧；將國民黨走卒慣用的手法還施其身，無疑是李敖式的機敏。

1962年11月，胡秋原在氣急敗壞之下，正式向臺北地方法院控告蕭孟能、李敖侵害其名譽。1963年2月，徐復觀也加入戰團，聲言“如果和解不成”，將親自向蔣介石舉報文星書店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料叢書》。《文星》一方也不甘示弱，在依據“刑法”提出反訴的同時，還邀請李敖正式出任《文星》主編。李敖乘勝追擊，在1963年7月1日寫出長文《為“一言喪邦”舉證》，繼續攻擊胡秋原“不堪造就，竟然老羞成怒，老下臉皮來控告我”，甚至勸告對方“趁早投筆毀容，披髮入山”，嬉笑怒罵從容自若。

1988年10月5日，曾為李敖論敵的臺灣前“立法委員”胡秋原重返祖國大陸

從1961年底論戰全面爆發到1965年《文星》被迫停業，整整四年時間裡，李敖以一連串文章對臺灣黨政要人、學界名流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評。僅其中聲明較著者就有：前國民黨要員張其昀、陳立夫、陶希聖，“監察院”副院長劉哲，具有文人與政客雙重身份的胡秋原、任卓宣（葉青）、鄭學稼、陳啟天，以及新儒家掌門人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毛子水。“家國病”一派亦以《政治評論》《世界評論》和香港《民主評論》三本刊物作為平臺，發動言論反擊。至1967年，李敖終因早年與嚴僑謀劃偷渡返回大陸的事蹟被特務機關偵知，以妨礙公務提起公訴，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被判處1年徒刑、以軟禁方式進行。隨後又因為他掩護黨外政治活動家彭明敏出逃美國、並向國際輿論透露國民黨當局迫害政治犯的狀況，終於在1971年3月被捕，1972年8月以“臺獨罪”判處10年徒刑，至蔣介石去世後獲大赦出獄，實際服刑5年又8個月。

站在自始至終的“陸統”主義者立場上，李敖從來都視國民黨的軍事與文化“反攻大陸”為一丘之貉。他斷定殘山剩水的彈丸之島根本不可能孕育出任何“再造中華”的思想資源，勝負之數早已在體量差距之中決定。是故無論是蔣介石對新儒家的借重，還是錢穆、徐復觀等人鄭重其事的發聲，在他看來都帶有一種反現實的虛妄感，甚至富於喜劇色彩。而他本人竟因蔣介石之死不必繼續服刑，則尤屬喜劇的最巔峰了。

“文商”李敖：盛名之下

《文星》時期的李敖，身份不僅限於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某種程度上，他首先是當時臺灣首屈一指的出版策劃人和書商。蕭孟能對李敖的題材判斷力和“在刀尖上跳舞”的功夫給予充分信任，遂使文星逐步形成了“用雜誌強打，使書店上壘，以書店配合雜誌運作，形成思想大圍標”的系統運作模式。1965年臺灣共有22家出版商參加香港國際書展，共展出圖書1782種、27400冊。其中文星書店雖然僅佔210種，實銷數卻多達24535冊，接近臺灣參展圖書總銷量的九成，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1962年李敖與胡秋原的筆戰，因情節曲折、花絮不斷，直接將《文星》的單期印量由4000冊刷新為7000冊，對其他圖書亦有助推。日後李敖曾不無自得地承認：“文星結束時，我有了一戶32坪（約105.7平方米）的公寓房子，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

除去對經濟富足的追逐以外，人近中年，李敖的反威權鬥士形象究竟有幾分是時勢造就，幾分又是精心“運營”的結果，同樣耐人尋味。儘管李敖在回憶錄中對平生相識每多諷刺揶揄，但從少年時代起，他便樂於結交社會名流、政客豪紳，以拓展自己的關係網和知名度。從學界領袖胡適及其門生故舊，到國民黨軍政要人與其家庭成員，一概過從甚密。《老年人與棒子》一炮而紅後，甚至連陳誠也點名要接見這位文壇新秀，和他相談甚歡。而在《文星》時期的密友中，居浩然是國民黨元老、前“司法院”院長居正之子，蕭孟能之父蕭同茲則是北伐時期的老黨員，曾長期掌控國民黨宣傳機關。這些國民黨元老的權勢雖未必如日中天，畢竟有資歷與聲望在握，即使是蔣氏父子也須留出幾分情面。公眾名望、社會關係與高官長輩的組合形成了一種緩衝，使李敖縱然不得不頻繁出入法庭，卻少有斷送性命的憂患，自有一層隱性的保護罩。

同樣由時勢造就的還有臺灣政壇從70年代開始的“崔苔菁”（即“吹臺青”，指拔擢臺灣本省籍青年才俊，因其與當紅歌星崔苔菁為諧音而得名）進程。蔣經國自知長期經營臺灣已成必然之舉，故在官員的選拔上也日益倚重本省籍人士。而李敖當年曾經就讀、其父也擔任過教職的臺中一中恰恰是一所本省籍學生佔大多數的名校。20多年前與“李大師”同窗就讀的發小，其時已有多人位居國民黨中高層職位，李鼎彝的學生亦有不少已然平步青雲，對當年的同門師兄弟多少會手下留情一番。甚至連卷入“臺獨”案件的彭明敏，60年代也曾位列“臺灣十大傑出青年”，出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會代表團顧問。相較其他既無背景、又乏奧援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李敖縱使一度身陷囹圄，實際處境依然要好得多，至少不會有真正的性命之憂。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80年代初李敖的再度入獄，究竟是因為國民黨當局復行迫害，還是財產糾紛所致，成為一段眾說紛紜的公案。1977年4月，自稱“不按牌理出牌”的蕭孟能為了逃避文星書店結業後積欠的債務，與李敖簽下君子協定：“查李敖先生住所所有關於本人之字畫、書籍、古董、傢俱等（文件與信函不包含在內，系本人存寄，託李先生代為保管，未得本人書面之同意，任何人不得領取），均系本人移轉給李敖先生以抵償對其所欠債務者，應該屬李敖先生所有。特此證明。”1979年10月，準備前往智利躲債的蕭孟能又與李敖簽訂一份協議，委託對方代管“在臺個別或共同之全部與金錢財產有關事項”。然而1980年2月蕭孟能與女友王劍芬由智利返回臺北，卻發現自宅大門已被李敖更換門鎖，家中財物被洗劫一空，歸屬王劍芬所有的另一處房產也被轉移至李敖的新婚妻子胡茵夢名下。1981年，蕭孟能以非法侵佔罪對李敖提起訴訟，使後者再度入獄6個月，但財務仍未能全數索還。隨後數年間，李敖屢次僱傭記者、私家偵探和律師，對蕭孟能、王劍芬施以層出不窮的“捉姦”恐嚇和法律訴訟，終於迫使蕭孟能“自承懷疑之錯誤，並向老友李敖表示道歉”，繼而遠走海外。在這類財產糾紛上，李敖倒是頗有“全盤西化”的風骨，一釐一毫亦不願吃虧。

二度出獄之後的李敖，已經察覺到威權統治臨近收尾的總體社會氛圍，遂再度祭起雙重身份：一面以帶頭大哥的姿態團結黨外運動陣營，對國民黨行逼宮之勢。另一面，他再度祭出《文星》時代的舊章，以《千秋評論叢書》《萬歲評論叢書》的名義，發行政治評論月刊以及盤點蔣氏父子“黑歷史”的系列論著，再度名利雙收。誠如他最喜用以自道的兩句陸游看梅詩：“老子舞時不須拍，梅花亂插烏巾香。”可謂盡得風流。

然而後威權時代的李敖，在積累起足夠多的財富和足夠顯赫的名望之後，終於也無法再做到進退從容。一方面，公眾輿論的名利場已經由出版業轉移至電視行業；不能忍受掌聲零落的“李大師”遂也頻頻出鏡，迅速透支了積半世之功營造的神秘感和個人光環。另一方面，本土主義的日漸做大，使得臺灣本位主義的核心命題，漸漸偏離了中國大歷史的流向。始終以大中華主義者自居的李敖，最終也只能以遊戲的心態，在“立委”“市長”乃至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張揚其政見立場。昔日由時代和潮流造就的傳奇人物李敖，終於也倒在了時代的沙灘上，成為背景：畢竟，距離他以少年英雄的姿態橫空出世，已經過去50多年光陰了。

（參考資料：李敖：《傳統下的獨白》；李敖：《李敖回憶錄》；陳正茂：《從胡適到雷震、殷海光：自由主義在臺灣的浮沉》；高華：《論六十年代初臺灣中西文化論戰中的李敖》；張耀傑：《李敖與蕭孟能的“快意恩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