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初，筆者先後進南京第四中學求學。在該校西南角的語文教研組為一古老的四合院，青磚黑瓦，院井裡鋪著青磚，長著兩棵大樹。四合院面對龍蟠裡古街的前兩間房間舊為一小廟，當年四中基建部門為擴建語文教研組，特拆除了這個小廟。在清理“土地老爺”的塑像下的祭臺時，拆開一塊塊古磚突然發現裡面有口小棺材，約2尺長，1尺寬，棺材保存完好，令施工人員和圍觀者嘖嘖稱奇。因為在人們印象中極少見到這樣的事，所以都感到驚奇。那時筆者在去語文教研組取送作業本，恰巧目睹了這一幕，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印象中祭臺內很乾燥，灰土皆為灰黃色。小棺材靜靜地臥在那裡，誰也不敢貿然打開。後徵得校方的同意，施工工人取來錘子等工具打開小棺材，只見棺材內鋪著一層細綢子，正中躺著一具兒童的屍體。小古屍約有5歲左右，穿著青色的袍褂，頭上戴著一頂黑色瓜皮小帽，帽簷正中鑲著一顆玻璃珠子。在場的幾位工人皆以為那是一顆寶石，紛紛伸手去搶奪，後為施工隊長得到。後經珠寶商鑑定，那不過是顆玻璃球而已。筆者那時年齡尚小，對這一情景也感到驚奇，擠上前去仔細觀看，故而時隔半個多世紀仍留有很深的印象。由於祭臺很乾燥，棺材內外又可能放有檀香類香料，異香濃郁，使得那小古屍得以保持栩栩如生。那小古屍的雙目緊閉，面孔淡黃色，貌相甚為清秀。彷彿在沉睡，實際上已辭世多年。當時大家都急於搞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圍觀中的四中教職員工也都搞不清楚。那時人們的文物保護意識很淡薄，也沒有人向文物保管部門報告。施工人員出於謹慎，請教了龍蟠裡中段一位相傳是清代大文學家方苞的直系後人方策先生（那時他在龍蟠裡糧站工作，是位老會計。當地人傳說他對紅樓夢等古典名著頗有研究，是一位飽學之士）。他也很感興趣，就趕到現場仔細察看，對那口小棺材內的小古屍仔細端詳，沉思良久，卻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他去請教在南圖古籍部工作的陳方恪先生再做定論。
方策知道，陳方恪是個很有學問的人，且年歲較高，閱歷很廣。那時陳方恪就在龍蟠裡南圖古籍部工作，是一位專職研究員。後來筆者才知道陳方恪乃是民國名詩人陳三立的兒子。陳三立很有名氣，素有金陵詩壇門祖之稱。陳方恪本人也是位詩人，學識淵博，成名較早。上世紀50年代他家住在城西普陀路上一座非常漂亮的小洋樓，家裡堆滿了古書。在南京文史界有很多朋友，政府官員對他都很關照，同時他本人鑽研學問也有獨到之處。方策去拜訪時談及此事，他也很感興趣，於是就隨同方策前往200米外的四中基建現場察看。陳方恪看得很仔細，對那口小棺材反覆端詳，又看了棺木的質量和小古屍的衣著，得出了一個結論，這可能是舊時淫祀的犧牲品。陳方恪講，據他所知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一些地方就有淫祀之習，如西門豹治水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地方官府往往勾結民間惡勢力，重金買來童男童女，找來巫婆禱告，將被捆綁的兒童殺死或活活推入河水中用於祭祀傳說中的河神或者妖怪，以求一方平安。上世紀50年代我國的中學生語文課本中就有“西門豹治水”這篇範文。據陳方恪考證，那小廟中發現的那具小古屍年代距今並不久遠，大約只有六七十年曆史。而且據他所知南京乃是千年歷史名都，人文昌盛悠久，極少有此淫祀之陋習。據陳方恪講這極可能與光緒年間上元兩江知府塗中興有關，因為塗中興就是多次出現淫祀的江西萍鄉人。舊時湖南、江西邊遠深山老林中盛行淫祀，土豪劣紳徵得官府的允許，買來窮人家長得清秀的男孩女孩各一個，將他們打扮一新，而後灌湯藥毒死，拋入山林，或簡略埋葬在山神廟或土地廟中，用於供奉神祇。上世紀30年代文人黃峻有篇著作《花隨人聖庵摭憶》，陳方恪據此介紹：明清時期湘、贛、閩的深山老林屢屢出現各種淫祀，官府或縱容，或出個告示就了事，並不追究為首淫祀者的責任（黃峻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對於古文、經文皆有很深的功底。他在1937年抗戰初期因向日本人提供情報被處決，成為遺臭千年的大漢奸）。不過，他留下的著作《花隨人聖庵摭憶》因為有很高的文史價值，近年我國還在出版。陳方恪推斷這淫祀事件極可能與清末的塗中興有關，他對南京同鄉中因經營木材而致富的一些人搞的這次淫祀暗中縱容，否則就不可能出現如此荒唐的事情。
轉眼間半個世紀過去了，回想起這一幕，筆者很是感慨。陳方恪先生對這一淫祀事件的破解還是很有見地，因為他順理成章解開了這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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